（五）

如果说英国的“重商主义”是政府支持、保护、调节私人企业的市场活动，那么“美国学派”主导、监管市场活动的程度就要比“重商主义”重一些，而德国“历史学派”主导、监管市场活动的程度比“美国学派”又要重一些。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年）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他对德国后来发展的影响应当说不次于威廉一世和俾斯麦首相。

他36岁后在美国生活了五年，这期间他研读了汉密尔顿的著作，认同并发展了汉密尔顿的“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思想。同汉密尔顿等人一样，他的经济学思想和主张的很多方面是与亚当•斯密奠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这些相反之处主要有：

    (1)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视为由逻辑和数学推导出来的超越时空的普世定理。他认为各国的经济理论严重依赖于各国的历史和文化，是由经验和历史分析而来，他强调应该注重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社会现实。所以受他影响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历史学派”。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获奖者中有右派也有左派，但基本都是因研究市场、研究“由逻辑和数学推导出来的超越时空的普世定理”而获奖，没有人因为研究不少国家存在或存在过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而获奖，也没有人因为研究国有经济的作用而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60%以上是美国人，但并没有防止美国成为两次世界经济大危机发源地；德国只有一人因博弈方面研究而获奖，但这并不妨碍德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还不错。

(2)李斯特的经济学是一种“国家主义经济学（national economics）”，而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一种“个人主义经济学（individual economics）。李斯特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仅仅促进他个人的利益，有可能伤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例如奴隶贸易；而国家的经济行为促进全体公众的利益，但有可能损害某些个人的利益，例如修运河、铁路。李斯特主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私人的直接利益并不导致社会的最高利益”、“私人经济利益必须服从于维护、补充、加强国家。”

近代日本明确声称学德国，偏重于国家主义，在政府主导下兼顾稳定、发展、改革，因而“脱亚入欧”，成为亚洲近代唯一列强。我国近代派遣的考察团和留学生以去英美为多，又正赶上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美国的镀金时代，从光绪到康梁等人都受个人主义、自由放任那一套的影响较大（梁启超后来转为主张国家主义）。我国近代之所以长期处于混乱、动荡，最主要原因应当是自清末那伙皇族小爷起，就没有能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但个人自由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盛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建国后，我国总算能把国家凝聚在一起，但又学前苏联斯大林体制，强调统制、专政，个人只是作为驯服工具、螺丝钉而存在，严重压抑个人主动性。改革开放后，又赶上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又再次时兴个人自由主义那一套。也就是说，我国近现代一直没处理好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其实，无论西方文化还是我国文化，都有恰当处理国家和个人的思想传统，能不能继承发扬，那要看我们这代人的智慧和理性。

(3)同汉密尔顿一样，李斯特坚决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汉密尔顿和李斯特都指出：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是为强国服务的理论，会使后起国家永远处于落后、从属地位。李斯特强调：生产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按国际分工理论向国外购买廉价商品，眼下看起来比较划算，似乎可以增加财富；但从长远来看，将会阻碍德国工业发展。李斯特认为，国家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当国家还处于落后农业社会时，应进口工业制品和出口原材料；第二阶段是本国工业能力有了一定发展时，应保护本国工业发展，以免被更具竞争力的外国工业冲垮；第三阶段是当本国生产能力足够强时，再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我国直到文革结束前，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状态，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文革后，当领导人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后，获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但随后未能及时转入第二阶段，即“本国工业能力有了一定发展时，应保护本国工业发展，以免被更具竞争力的外国工业冲垮”，结果出现了过度依赖国外市场、被动服从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入主我国很多工业科技领域的偏差。

所幸这几年朝野大多数人已形成扩大内需、自主创新的共识，但对民族企业的保护扶持似乎还不够。我们看到，无论是老牌发达国家英美德还是二战后的法日韩，都是在政府保护扶持下发展起一批先进的民族企业。我们也有必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在政府保护扶持下发展起一批如现在搞的大飞机、国产操作系统等关键领域的自主、先进的民族企业，那时就可以转入第三阶段了，也可以高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了。

    （4）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主义意味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可以被视为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声。而李斯特和历史学派则一直注重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政策、注重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条件。看来有可能是在这一学派思想影响下、至少有一定关系，德国统一后，1881年，俾斯麦向帝国议会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宣布国家准备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三类：《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这三项法案分别于1883、1884、1889年实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具备完备社会保障的国家。俾斯麦也多次强力推出了保护劳工的法令，使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劳工立法的国家。俾斯麦虽然号称“铁血宰相”，也压制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但却声称：“在经济斗争中站在弱者一边是我效忠这一王朝的传统。”他也深信：“社会问题只有国家才能解决”。

    （5）李斯特主张有些经济活动由私人来办，有些经济活动由国家来办。他讲：“关于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国家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他自己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后来孙中山所讲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与李斯特的主张基本精神相通。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实践中，是有相当国有经济成分的。1871年德国统一后不久，就成立了帝国银行和帝国铁路局，把法国的战争赔款几乎都用来修了铁路，使德国政府拥有的铁路比重从30%猛增至90%。并且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对重要工矿企业实行国有化，特别是采矿、发电、制盐、森林、电信、金融等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政府拥有最大的矿山企业44座，大钢铁企业12家，国有资产占总资产的大约20%。而且在很多重要项目上，实行的是后来被我国称之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方式。

近些年，清末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发展民族工业方式受到一些市场自由主义者的抨击、否定。但从美德日俄清等国实践中看，特别是在交通、基础设施、钢铁、煤炭、矿产、军工等领域，“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方式。近些年经合组织推荐的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模式，其实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

政府主导和部分国有化并没有妨碍、反而有利于德国的活力和创新。到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结束，德国所获诺贝尔科学奖人数超过了英美法俄四国的总和。这时期的德国和美国同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不如美国，但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应该说优于美国，工业、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是世界第一。

（六）

德国也有类似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美国镀金时代那种市场自由主义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那就是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特别是财经专家布吕宁1930年被任命为总理后，面对恶性通货膨胀，他推行了严格的被称之为“自行清理（leave-it-alone liquidationism）”的市场自由主义反通胀政策，内容主要有：大幅减少政府开支，完全取消政府提供的失业保险金，对伤病和养老的补贴也大幅度减少，迫使物价、租金和工资都减少20%，指望私人资本和市场发挥作用。他的政策引起更大的混乱和不满，虽然他辩解说在局势好转之前会恶化一段时间，但如同“休克疗法”一样，只见“休克”、不见“疗法”。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德国民主党主席Anton Erkelenz指责他的政策是：“由于害怕死亡而自杀。所造成的损失比20年战争赔偿还大。”最后连大企业主也不支持他了，而是转而支持公开主张权威、集权的希特勒。

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是1933年初上台的。希特勒上台后推行的“经济建设纲领”与罗斯福上台后推行的“新政”基本精神和内容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政府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兴办公共工程提高就业率、适度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增加有效需求等。但人们指出：到1938年底，德国的失业率几乎降到了零（失业人数不到四万），国民生产总值为1928年的一点八倍，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而美国到1938年底，失业率还高达百分之十九，产出也未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应当指出的是，1938年是“新政”受到国会干扰、罗斯福又急于平衡预算削减政府开支而造成的“罗斯福萧条”年份。在此之前的几年，“新政”还是很有成效的，尽管不如同时期的德国。）原因在哪？

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希特勒上台后继承第二帝国传统，加强国有化，国有资本股份占国民总资本的比重由1932年的13.2%上升到1939年的约20%（248亿马克）。而且希特勒重新有效控制了帝国银行即中央银行（这是那时很多国家政治家想做而没做到的事，直到现在，美联储仍然只有20%的股份属于联邦政府），也掌握了部分金融资产。这样，希特勒就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来扩大政府开支，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国有经济也更能执行政府政策，投资也比较积极。而美国没有国有经济传统，罗斯福筹集资金只能提高税收，把美国最高税率由24%提高到了79％，要么就借国债，这样效果既差又容易引起不满。

当然，希特勒本人对经济似懂非懂、一知半解，最多只是有一个大致意向。（但也不能说希特勒毫无自己主见，例如他曾讲：外贸赚货币是笑话，货物只能换货物。）实际经济操盘的是当时的经济部长、经济天才沙赫特，他后来因反对希特勒的经济军国主义化而被解职。希特勒搞侵略战争、种族灭绝是后来的事情，但其执政的最初几年可以说是经济建设的成功案例之一。

弗莱堡学派是二战后期形成的一个反纳粹主义的经济学流派。这一学派认为应该在自由放任和严格的政府管制之间寻找一条理想和完善的中间道路。他们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政府起监督、干预、引导、调控的作用，而且政府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保障和适度的社会福利，所以这一学派形成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被称为“社会市场主义”。认同弗莱堡学派的路德维希•艾哈德战后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在任达14年，随后又出任1963-1966年的联邦总理，所以社会市场主义成为了德国直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即使左翼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离社会市场主义也不会很远；特别是在社会政策方面，两党差距不大。

当然，无论是弗莱堡学派内部还是社会市场主义者内部，也都有左右不同的倾向：有些人更注重政府作用，有些人更注重市场作用。但就整体来讲，社会市场主义实际上仍基本延续了历史学派的传统，但稍向右转，比较强调发挥私人企业主和市场的作用，不大强调国有经济，所以奉行社会市场主义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属于中右翼政党，尽管不是很右。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政党联盟，一个是中左翼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另一个是中右翼政党组织“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是“国际民主联盟”会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社会党国际”会员，更关注劳工利益和社会再分配，支持部分国有化。德国主张市场自由主义、类似于美国共和党右翼的政党是自由民主党，长期为第三大党，从未单独执政，在2013年大选中，更是只获4.8%的选票，低于5%的门槛，而被排除于联邦议会之外。

德国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比美国左翼的民主党要更“左”一些，德国中右翼的基民盟和基社盟比美国右翼的共和党也要“左”一些，而同美国共和党右翼一样“右”的自由民主党在德国不大受欢迎。所以，德国整个国家比美国要“左”一些。但应当说也正因为此，德国的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都比美国要好一些。

不过，目前执政的基民盟和基社盟毕竟是中右翼政党，而且总理默克尔本人也比较右倾一些，注重私有化和市场化，并实行紧缩政策。近来有评论认为“德国的经济正在失去动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