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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10月间，太平洋战争正接近最后的转折点，但在中美这两个主要抗日大国之间却发生一起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在中国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的坚持下，10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中止了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当时担任的国军参谋长和盟军中缅印战区司令的职务，并让他48小时之内离开重庆。没有像艾森豪威尔、施瓦茨科普夫从欧洲、波斯湾凯旋归来的欢迎仪式，史迪威回到华盛顿时陆军部只悄悄地安排了两个参谋去机场接机。时值总统选举前夕，罗斯福正在争取第三次连任，所以马歇尔提醒史迪威不要接见媒体，不要发表任何谈话，以免给总统添麻烦。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有“中国的救星”之美誉，可是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却中途被召回，这无疑对他的职业前程带来了消极后果。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史迪威就因病去世了。

毋庸讳言，史迪威事件对中美关系也造成了某种负面影响。我们知道，社会历史的发展就好像是一个滚动的球体，任何外力都可能改变它前进的方向。在上世纪40年代里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从表面上看，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共产党打赢中国内战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事后则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大概不会有什么“中缅印战区”，那么也就不会有史迪威这么一个角色了；如果不是美英加入到太平洋战争中来，中国早晚会被日本人吞并、殖民，而蒋、毛都会是日本人的战俘；如果不是美国投了原子弹，日本人不会那么突然投降，那么民国政府也许就能从容布局，收拾中原后再光复东北，这样，共产党也就不会那么快就夺得大陆天下。大事作用如此，小事情一定也不例外。

2014年10月19日是史迪威被召回70周年。回过头去看，史迪威被召回虽然只是非常一个细小的外力，但谁能说它没有拨动中国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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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从1911年开始，他一共5次来华担任公职，在中国生活了超过 十年时间，能够流利使用中文，这在当时美国高级军事将领中不多。史迪威是1942年3月到达中国，44年10月离开，主要在缅甸统领中国的远征军和日本人作战。他秉正、刚毅，忌恶如仇。43年在印度训练中国部队时他用中文给中国军人训话，要他们为祖国而战，其情感人至深。他甚至把自己的大儿子约瑟夫·史迪威中校和女婿伊斯特布鲁克上校也调到中国战区任职，让人觉得他简直把支援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就当成了他自己的事情。在接到总统“召回令”离职之前，他没有忘记告诉蒋介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好。了解了他的经历之后，没有人对此提出疑议。

但史迪威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直接涉入了中国的事务，所以这70年来，美国、台湾和大陆三地各界对“史迪威现象”的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出版的史书、传记、论文等林林总总，读不胜读，其中最早的材料出自于史迪威本人的努力。

在被召回之后到他去世的两年里，史迪威负责编纂了《中缅印战区史》（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这部史料共分3个部分48章，包括了缅甸战役、兰姆加尔、中印公路、空军、租借物资等各方面的报告和文电，并加上了说明和概述。书中在阐述他的职权问题时史迪威认为，由于蒋介石的干涉和插手，致使他的指挥权有名无实：他既不能制定战略，也不能发号施令和指挥作战。他还批评美国政府在支援蒋介石的同时，没有要求他承担相应的义务。

1946年史迪威去世后不久，他的太太请前《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把史迪威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时期的日记以及部分信件编纂整理，以《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之名于1948年出版。翻译中文时，书名被改成《史迪威日记》。这本书对了解史迪威在重庆时期的内心活动很有帮助。史迪威在日记中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响尾蛇”，他常常用“贪婪”、“偏执”、“愚蠢”来形容蒋介石的为人，他甚至把休假后回到重庆比作“又一次踏上了粪堆”，他那希望“和朱德一起干”的说法也是从这本《日记》中流传开来的。

50年代初，美国陆军军史作家查尔斯·罗马努斯(Charlies F. Romanus)和莱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合作完成了《史迪威的中国任务》、《史迪威的指挥问题》和《中缅印战区的最后岁月》（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Time runs out in CBI）三本巨作。这两位作者1937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入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重庆和印度专职从事军队历史的收集和写作工作。他们从46年开始着手编著这三本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中缅印战区的历史，侧重记叙了史迪威事件发生、形成的原因和过程，给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框架。它属于二战期间中缅印战区官方战史的研究成果，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正因为他们的努力，后来人对史迪威事件的史实背景没有多少分歧。

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成功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开始朝背离台湾，靠拢大陆的方面倾斜。当时正在美国执教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应召回台，根据尚未解密的“大溪档案”纂写《史迪威事件》。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发布访华公告，三天后“中央社”报道了《史迪威事件》一书出版的消息。该书从民国政府的立场分析和论证了蒋史之间的矛盾，暗喻美国方面正在重演出卖蒋介石这个老朋友的旧剧。在梁敬錞这本书里，他特别整理、刻画了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 Davies）以及经戴维斯招募的、当时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John S. Service）对史迪威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梁敬錞从辩护国民党的立场出发，在美国和大陆学界以批评蒋介石占主体的史迪威研究中，表达了另外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声音。

1967年，美国一位通俗历史作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为史迪威写传记，四年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以下简称《史迪威》（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出版，次年（1972年）获得了的普利策奖。塔克曼在书中大量引用了经白修德整理的《史迪威文件》中的材料，她自己在该书《前言》中也坦陈史迪威的日记是她的主要材料来源，因此使得该书的视角和立场非常明显。白修德仰慕史迪威，对蒋介石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因此《史迪威》一书难免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很难把它看作是一半严肃的历史读物。正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该书《序》中指出：“塔克曼主张把历史看成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说服力。”费正清还说：“巴巴拉·塔克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不过批评者认为这正是《史迪威》这本书的弊病所在。塔克曼在她的书里提出了不少缺乏事实依据的结论，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那些结论在40年代末期或许还能找出一些理由去支持，可是二十多年后则显得非常苍白和虚弱。

另外，从85年到2007年之间，《史迪威》在大陆先后有三个版本。之所以会有重复翻译、重复出版的情况发生，是因为该书对蒋介石的负面刻画正好符合49年之后大陆对历史文宣的口径。反复翻译、出版的结果是这本书给中文读者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些年大陆的学术机构和很多大学历史系学生涉及那段历史的论文，基本无法脱离塔克曼的基调，这大概可以算是给史迪威事件本身已经具有的悲剧的意义上又蒙上了额外一层悲剧色彩，实在不应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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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曼（1912-1989）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银行家，出版商。她的外祖父曾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和墨西哥大使，他的舅舅出任过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在她毕业于波士顿一个私立女子文理学院那年，塔克曼就陪同她的祖父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费正清说：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们中的自由派领袖”，所以塔克曼“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了。

塔克曼没有接受做历史研究的专业训练，但是这并不阻碍她的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自愿到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担任研究助理，在日本东京工作了一年。1935年，在她父亲买下来即将破产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后，塔克曼成为该杂志的驻外国记者，37-38年她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对军事题材产生了兴趣。结婚后，她退出记者生涯，闭门写作。她一共写了11本书，其中两本获得普利策奖，《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她的写作风格，《犹太妇女档案》（Jewish women's Archive） 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虽然她写的是历史事件，但是塔克曼和专业史学界的关系并不和睦。她自己说，没有学术职称和研究生学历对她是一个好事：“这救了我，如果我有博士学位，它只会扼杀我的写作能力。”她认为现今的历史学家过于注重细节（over-detailed），写了很多没有可读性的历史，而她则更喜欢采用文学的方法：“作家的目标是、或者应该是怎样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这个网站还称塔克曼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只不过是写了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对过去产生了兴趣的东西。

《犹太妇女档案》网站对塔克曼上述的评价比较苛刻。但是，如果那些评价是客观的，那么，在《史迪威》书里读到下面这些评论和见解就不足为奇了。

比如塔克曼评论总统罗斯福：（虽然）马歇尔和史迪威的言之凿凿，但这都无法改变罗斯福的态度。他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虚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于对战后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她评论蒋介石：重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制定任何阻止日军进攻的防御计划，这位委员长的才干主要是政治而不是军事上。他最精锐的师没有用来打日本，而是驻扎在北部靠近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前沿阵地上。评论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党派，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体，有国家的各种特征——如政治组织，领土控制和军队。他们充满活力，正在成长。评论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缺少抵抗日军的意愿，因为中国人觉得他们打日本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该轮到别人打了，而中央政府则想把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 评论“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国民党命令新四军转到北方，而新四军在转移的过程中，国民党在1941年1月对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让人们想起了1927年终上海发动的政变。

关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塔克曼说：蒋介石急切想要得到美国可以给他的军火、金钱和供给，但这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而是为了总裁他认为对自己国家至为重要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这就为他和史迪威之间的长期斗争埋下了伏笔。关于史迪威召回这一事件的原因，塔克曼则在她书的《开篇》里开宗明义：基于当时日军新一轮的进攻和整个中缅印战区的局势，罗斯福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来统帅所有的中国武装力量，这样的提议对蒋介石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易接受的。所以蒋介石用拖延、讨价还价的办法来拒绝，直到要求美国方面撤换史迪威。塔克曼这里指出的其实是非常非常表面的现象。

事实上，蒋史之间只有很短几天的“蜜月”，而随后冲突几乎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矛盾主要围绕这么几个方面：史迪威到中国来，他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史迪威和蒋介石究竟什么关系？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具有绝对的指挥权？谁来管理支配租借物资？什么才是远征缅甸的战略和对待中共的态度立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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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美国陆军部最初拟定派往重庆的人选不是史迪威，而是第一集团军少将司令休·德拉穆（Hugh A. Drum）。接到通知后，德拉穆将军带着几十个参谋赶到华盛顿领命。他主张：自缅甸攻泰、越，占河内及海防，打开通华运输线，建立强大空军。马歇尔告知：美国尚无大批军事援华之准备，目前只在训练，装备华军，维持中国作战。当知道美国陆军不会有任何作战部队在中国登陆、他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之后，德拉穆拒绝接受这个任命。（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22页）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这才考虑史迪威。

那时史迪威也在华盛顿，因为他正在准备指挥珍珠港事件后美军计划的第一场战争——在法属西非登陆的“布莱克计划”（Plan Black），然而计划很快就被改变。根据美英之间刚刚确定的“欧洲第一”的战略，美军作战目标改成到离欧洲更近的卡萨布兰卡登陆，代号叫“体操运动员”（Gymnast）。可是，当阿卡迪亚会议（Arcadia Conference ）结束时，“体操运动员计划”也被推迟，史迪威几个星期来的准备工作都落空了。

在当时陆军9位军级军官中，史迪威被认为是具有主动性和决断性而名列前茅。“乔，你还有24小时来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马歇尔对他说。一战期间，马歇尔和史迪威相识于法国，他们后来又在中国一起共事，马对史信任有加，史迪威后来多次晋级重用都是由马歇尔一手提拔。马歇尔也想让史迪威担任作战指挥的职务，德拉穆拒绝的理由也同样适合史迪威，所以才流露了一些无可奈何的意思。马歇尔问史迪威：是否认为这次中国使命有把握取得实质性结果，史迪威回答：“是的，如果让我指挥的话。”马歇尔问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史迪威说，问蒋介石吧。几年后史迪威和麦克阿瑟也有一个这样的对话。麦克阿瑟问他愿不愿意做他的总参谋长，史迪威答到“不”，他说自己是个战地指挥官。麦克阿瑟再问：愿不愿意带一个集团军？史迪威说，只要能够跟部队在一起，哪怕一个师也行。

显然，蒋史之间后来发生的矛盾，陆军部在挑选、确认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这个职位时已经就埋下了。这里面包含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史迪威具有指挥部队进攻打仗的技能，但他是否适合做辅助他人的参谋长？作为受命到前线指挥部队参谋长，史迪威是否还愿意继续接受他上级的指令？到过中国也懂中文是否就一定了解中国、能够同中国人共事？这些问题当时史迪威和陆军部恐怕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他们都知道一个美国人在别的国家指挥打仗可能会有的很多具体问题，但是他们都希望蒋介石会完全遵照美方的设计行事，可是这个设想后来没有完全发生，那么责任在谁呢？

塔克曼说：“史迪威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担任一个供需官的角色，也不认为自己这个‘参谋’只是为了达成中国的意图的工具。他把自己看成一个战士，其使命和意图就是打败敌人，为此他需要一支部队”。在缅甸，部队他有了，但是出师不利。失败时除了检讨军事方面的原因，也需要其他方面经验和智慧，而那些则正是史迪威欠缺的。他有良好的愿望，却不能胜任使命，实在可惜。

注：本文引用的史实、时间、地点除注明出处外，均来自塔克曼《史迪威》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