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有人在共识网就“政教分离”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激烈辩论；其中一位是李云飞阿訇（兼任清真寺昭元师范教师，伊斯兰教历史学者）。另一位是徐进博士（法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有意思的是，自称“中共党员，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相信科学”的徐进博士明显地不认同伊斯兰的信仰；李云飞阿訇则打着“批判极左”或“宗教自由/依法治国”的旗号，以及引用西方历史/美国人的某些观念等。特此把这些文章copy在本人的博客，以供继续反思。】

转帖共识网就“政教分离”的辩论之三：不能用极左思维理解“政教分离”（李云飞）http://wap.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26&typeid=26&id=5607

　　共识网给笔者发来一篇徐进先生题为《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的文章，说是对拙文《“政教分离”如何被滥用》的反驳。笔者也见到了其他一些反驳的文章和言论，但相比而言，徐先生更有对话的必要，故撰此文。

　　笔者之所以拿“南橘北枳”的例子，就因为对中国的“政教分离”有所认识，知其与西方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所以并不存在徐文标题所言的“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教分离”原则”的问题;这句话应该对站在徐文立场上的同志们去讲，尤其是那些持极左思想看待“政教分离”和我国宗教政策的人。

　　徐文称，“西方国家实施政教分离是基于16-17世纪痛苦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教训”，“是为了防止宗教对政府和政治的干涉”。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对历史的推论和想象，是以历史来作为验证唯物主义和发扬无神论思想的工具，与事实不符，也与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认知不同。

　　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是近代西方历史进程的一环，当其在16世纪末肇端的时候，并不存在对当下社会“现代性”内容的预设;现代社会及其特质，比如对宗教的反动、“祛魅”、无神论，都是后续历史发展中自然演化出的形式，并非政教分离时期就设定好的奋斗目标。相反，西方如果没有宗教，近代以来所有对人类史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运动，我们都不会看到。如“文艺复兴”，在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看来，这是个反宗教的文化运动，是历史“进步”的象征。实则，“文艺复兴”时期众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为宗教而作，该时期出现的众多重量级的人文学者并不反对宗教。

　　“宗教改革”更不是反宗教的社会运动，改革的目的是反教会，改革的动机是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新教先驱，他们与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传统主义是一致的，在宗教上的操守甚至比天主教徒还要严格，所不同之处仅在于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态度。至于后来的新教徒在信仰上的分化，比如“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屈从，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另当别论。

　　“三十年战争”也不是“为了防止宗教对政府和政治的干涉”而打，当时参战诸侯，不是天主教国家就是新教国家，没有现代所谓的“世俗政权”。战争中当然充斥着利益和霸权，这是政治的基本特征，但总体上是为了争取宗教自由，为了“教随国立”，即二百二十四个诸侯国能够自行决定各自辖区的宗教，以及新教徒能够在以天主教为国教的诸侯中享有宗教自由。

　　徐文对西方社会在实行“政教分离”后列举的，“许多国家规定不得按宗教信仰来组织政党，不得在选举中打出宗教口号，未经允许在公共场所不得举行宗教仪式或实施宗教行为(比如传教)，不得穿着带有宗教意味的特定服饰”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出身于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U)，该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大的政党之一。美国总统在演讲中常用的一句台词是：“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在美国，传教是自由的。与徐文这种反宗教思维完全不同的是，在实行政教分离的民主国家，任何宗教行为都受“宗教自由”原则的保护，对其做出任何限制都是非法的。

　　徐文将现代各国政府奉行的“宗教自由”，理解为“是世俗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宗教信徒的宗教行为”，并不认为这是在保护基本人权。这种言论及思维，正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在开篇中所批判并宣示的：“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徐文称：“中国政府干涉的是个人的宗教行为，而不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没有实施宗教行为的自由;而政府有干涉个人宗教行为的权利和权力，但没有干涉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能力。”照此说来，我国的宗教自由，仅仅是在人民脑海中想象的自由，而无实践和行动可言。这种言论，将是美国政府“中国2016年人权报告”的最好素材，授他国攻击我国政府不尊重人权、干涉宗教的口实。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宗教观早已从“鸦片论”、“长期论”、“相适论”走到今天的“依法治国”。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对立已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在政治行动上“可以而且必须结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

    借用徐玉成先生对徐文的一段点评来结束拙文：“仍然以宗教鸦片论作为中国宗教政策的立论基础，停留在德国俾斯麦时代和苏联东欧30年以及中国的文革时代。向一切宗教宣战的意味很浓。文章结尾的豪言壮语，令人感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这种普鲁士社会主义的空想应该缓行。”

    （李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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