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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被上帝馴服的愷撒,被信仰征服的權力
送交者: 和諧之父 2017年07月17日03:11:31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劉曉波曾提到,兩千年前,一個叫耶穌的人率一班目不識丁的人創建的一個猶太小教如何能征服羅馬日耳曼最後成為開創時代建立西方文明基石征服全球的第一宗教,這是一個如神一樣的奇蹟,今天如果說誰代表人類歷史最先進的文明,必是基督文明,西方文明能夠打敗歷史更悠久的東方文明就是因為基督文明能夠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遠超過佛教伊斯蘭教的愚昧落後。

被上旁馴服的愷撒,被信仰征服的權力

作者題記:如果說,古希臘精神是西方文明的頭腦,那麼,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臟。沒有頭腦,西方就失去了創造力;沒有心臟,西方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一、兩希精神與西方文明

談及西方歷史上,不能不談“兩希精神”(古希臘和古希伯萊)對塑造西方文明的關鍵作用。希伯萊精神為理性的西方注入了信仰的虔誠,克服了享樂主義的放縱和悲觀主義的虛無,培育出西方人直面生命悲劇的樂觀勇氣和直面人性罪惡的謙卑懺悔。古希臘精神為信仰的西方注入了理性的清醒和普世精神,克服了猶太教的反智主義的愚昧和魔法主義的迷信,也克服猶太教狹隘的民族主義,從而成就了宗教與科學、信仰與理性、啟示和真理、普世道義與民族特性之間的競爭與平衡、貫通與圓融。

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教是羅馬人戰勝希臘人的產物,是羅馬人在應對外來文化衝擊過程中,將外來文明納入自己傳統的成功嘗試。希伯萊的一神教不僅為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使它在一種多元的對立中向前發展。中世紀的人與神、肉與靈的絕對對立,一方面培養了西方人的苦難意識和謙卑精神,另一方面又培養了西方人的虔誠、獻身、負責等精神。對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種純粹的超越性追求,對上帝的懺悔中有一種絕對的忠誠。正是天堂使人類意識到了人世的庸俗、邪惡、懦弱。藉助於一個絕對超驗的信仰參照系,基督教貢獻給人類的最寶貴的財富,就是為人類提供了自省意識,人對自身的懷疑、批判甚至否定,成功地抑止了人對自身的確信和讚美所養成的狂妄。

儘管黑暗,但人類從來沒有過中世紀神學中的那種虔誠和謙卑;儘管無情,但人對自身從來沒有過中世紀精神中那種自揭傷疤的殘酷。西方近、現代人所具有的職業精神、超越精神、懺悔精神和自我批判,大都來自“兩希精神”。或者說,古希臘精神是通過基督教的改造後才傳給後代的。雖然,從文藝復興到尼采主義的風靡,西方人以古希臘精神來否定基督教文化,然而,二者已經熔鑄成一體化的西方文明,滲入到西方文化的骨髓及其制度的血液之中。

西方人對超驗上帝的如醉如痴的虔信,既有古希臘哲學的形而上學精神的注入,也不乏古希臘人的酒神精神之沉醉。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普世主義對基督教的影響,使之能夠超越猶太教的狹隘性;古希臘的理性精神使基督教能夠擺脫“反智主義”,避免基督教信仰陷於巫術迷信的泥潭。更重要的是,西方現代人的悲觀主義對罪惡的勇敢正視和對苦難的深切體驗,恰是來自教父時代的基督教的神學:“原罪”意識才是西方人的自省意識和懺悔精神的源頭,也是現代的生命哲學和潛意識心理學的本體論源頭。僅兩點,基督教時代的精神、思想和制度,就值得人類永遠珍惜。

如果說,古希臘精神是西方文明的頭腦,那麼,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臟。沒有頭腦,西方就失去了創造力;沒有心臟,西方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二、羅馬人對基督教的迫害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義來自上帝對猶太人的默示——末日審判之日就是天國降臨的秘密啟示;基督教的教條和儀式來自耶穌個人的獨特行跡和保羅等先知的布道福音;信徒的虔誠和贖罪觀念來自耶穌殉難所帶來的靈魂震撼,更來自信徒對聖子的復活及其永生的虔信——基督將降臨且建立天國;基督教教會在西方的逐漸興盛,承襲了羅馬人的組織形式及其特徵。

然而,羅馬人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接受來自猶太民族的基督教的,而是在迫害猶太人同時迫害基督徒。

羅馬人曾經瘋狂迫害過猶太人,繼巴比倫人在公元前586年第一次洗劫聖城、焚毀聖殿、驅逐猶太人之後,公元70年和131年,羅馬人兩次大規模入侵猶太人的領地,再次焚毀重建的聖殿,兩次共屠殺將近二百萬猶太人。經過兩次大劫難,僥倖活下來的猶太人,要麼成為流離失所的難民,要麼先成為俘虜、之後成為奴隸。

由於基督教是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的信仰團體,迫害猶太人的羅馬人也必然同時迫害基督徒,基督教在西方的最初命運也極為悲慘。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上,基督徒被視為雙重異教徒:既被猶太教正統視為異端,又被羅馬人視為異教,基督教的創始人耶穌之死,就是猶太人和羅馬人的共謀:猶太人把耶穌出賣給羅馬當局,羅馬執政官在狂熱的猶太教徒的縱容下,把耶穌送上十字架。之後的300多年的時間裡,基督徒的命運也像屢遭迫害猶太人一樣,在持續的迫害中堅守信仰。基督徒對羅馬迫害的反抗,也是來自猶太底層對羅馬貴族的反抗。只不過,基督徒的反抗最終修成了正果,而幾千年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對猶太人的迫害一次比一次兇殘,猶太人的反抗大都無果而終,直到希特勒的種族滅絕達到兇殘的極點。物極必反,遭遇過空前大屠殺的猶太人,二戰後終於在美國的幫助下修成了獨立建國的正果。

在當時的羅馬,人們的信仰五花八門,羅馬統治者對官方的正統宗教之外的其他信仰,並沒有採取趕盡殺絕的政策,而是在逼迫其宣誓效忠羅馬統治的前提下予以寬容。所有信徒,無論你信仰什麼,都要服從羅馬規定:必須通過某種儀式——比如在皇帝的雕像前燒香料——來表示對羅馬皇帝的效忠,而拒絕效忠者將被監禁、鞭打、放逐乃至處死。在當時各種宗教的信徒中,唯有猶太人和基督徒拒絕這類宣示效忠世俗皇帝的儀式,於是,二者同時成為被迫害的對象。(如同二十世紀的極權國家,無論你信仰什麼,都要宣誓效忠執政黨政權一樣。比如,在中國,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皆有官方操控的教會組織,各級神職人員由中共任命,不但要擁護中共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都有相應的行政級別,所謂“正部級主教”、“局級和尚”、“處級阿訇”,此之謂也。而由羅馬天主教會任命的中國區主教則被官方視為非法,地下家庭教會也屢遭中共打擊。但基督教在中國的蓬勃發展絕非官方禁令所能壓制住的。到目前為止,民間初步統計的基督徒已經高達七千萬)。

從公元之初的羅馬皇帝提庇留、尼祿、多米提安到後來的哈德良、康德茂、迪奧克里先,無論他們是昏君暴君還是明主仁君,但在基督徒眼中,他們都是暴君,因為他們對基督徒的迫害一以貫之。古羅馬的知識精英也非常歧視基督教,比如,著名歷史學家塔西佗就認為:基督教是那些喪失理性的人們的怪誕信仰,充其量是另一個令人鄙夷的迷信崇拜,基督教的出現,為人類的可悲之處提供了又一例證。

古羅馬歷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尼祿(公元37-68),不但釘死了基督教的先知彼得和保羅及許多基督徒,而且發布命令:所有宣稱基督徒者一律處死。

多米提安皇帝(公元51-96)頒布命令:把所有基督徒驅逐出羅馬,不服從者死。

哈德良皇帝在羅馬人眼中應該算是明君,但他曾血洗過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聚居地,而且在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戮之後,還下令處決過多名基督徒。他下令用火燒死了德高望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

被譽為品行高潔的哲學家帝王奧理略(公元121-180),也逮捕並用酷刑把基督教的領袖折磨致死。他還下令:關在監獄裡的犯人,凡是否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全部釋放,而凡是自認為是基督徒的人全部處死。當時,在里昂舉行每年一度的慶祝會上,基督徒居然成為製造慶典高潮的活道具:基督徒犯人被帶進競技場內受審,當場表示改變信仰者被釋放,而仍然堅持基督信仰的人統統被施以殘暴的酷刑處死。而且,在對基督教的迫害中,受洗也是犯罪,數位基督教的主教因此而被處死或死於獄中,成千上百的基督徒被關入地牢,有的被砍頭,有的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有的在節假日裡拋給野獸吞食。

瓦萊里安皇帝的屠刀專門為基督教的領袖們準備,他先後處死過教皇西克斯圖斯二世和他的四位輔祭,還砍了迦太基主教的頭,把塔拉戈那的主教燒死。

開明的皇帝迪奧克里先,也在公元302年2月下令:沒收基督徒及其教會的財產,禁止基督徒擔任任何公職;拆毀所有基督教教堂,焚毀所有基督教書籍,解散所有基督教集會,一經發現集會就立即逮捕並處死。

在羅馬人對基督教的迫害中,馬克西米安皇帝最為兇殘,在他迫害下,直接被砍頭、被釘死、被亂棒打死的,已經算是死得不太痛苦的基督徒了,還有許多基督徒被施以各類酷刑後才處死。有的被用箭戳穿手指,有的被長時間倒吊起來,有的被挖出眼球,有的被熔化的鉛灌進喉嚨,有被四分五裂而死的。甚至把基督徒鞭打至皮開肉綻之後,把鹽和醋撒在傷口上,然後把肉一塊塊割下來餵野獸。最殘酷的處死方法,莫過於把基督徒綁在十字架上讓飢餓的野獸廝咬致死。

有的皇帝把基督徒按在燒紅的鐵椅子上活活烤死,也有皇帝下令把基督徒被帶入競技場受審,不改變信仰者將當眾被牛角頂死。

1999年8月寫於大連教養院
2005年7月整理於北京家中

【觀察】2005.07.07

三、基督徒的殉道式反抗

作為宗教民族的猶太人是極為頑強的,他們執着地堅持自己的信仰,拒絕在基督教的洗禮中洗掉自身的民族性,他們勇於承擔起壓迫,甚至為了堅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性而從容殉難。猶太人用以抵抗頻繁的外來壓力的勇氣,並不僅僅來自強烈的宗教信仰,更來自他們對自己的良知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堅守。

羅馬人把猶太人視為死不改悔的異教徒,因為猶太人為了堅守自己的信仰而對羅馬人的暴力統治進行的反抗,從未停止過。

發源於猶太教的基督教秉承了猶太人的不屈從傳統,基督教本身就誕生於猶太人基於一神教信仰對羅馬人的反抗之中。基督徒的反抗與猶太人反抗之間的不同在於:猶太人的反抗是武力為主而良知不服從為輔,而基督教反抗則以良知不從為主。自從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之後,這種社會底層對羅馬貴族統治的反抗,便走上了徒手信仰對暴力鎮壓的殉道式反抗的道路。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所言:“在歷史上,為爭自由而戰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猶太人那麼不屈不饒的,也沒有那麼以寡敵眾的。——甚至直到我們這個時代,猶太人為重獲自由而奮鬥,常常失去很多人,但從未喪失他們的精神或希望。”(《世界文明史?愷撒與基督(下)》,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P714;以下簡稱《下》)這樣的評價,自然也適用於早期基督徒對羅馬人的反抗。

在《聖經·新約》的記載中,耶穌僅僅是帶領目不識丁的一小隊底層人馬,向整個世界傳播上帝的福音並為此殉難。耶穌殉難標誌着因信稱義,即由愛到義的完成。《新約·馬太福音》第十六章記載了耶穌關於獻身於信仰的教誨:“若有人要跟隨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隨我。”正是背負着十字架的耶穌成為基督教的象徵——因為上帝愛人類,為人類的罪惡操心,最後獻出自己的親子,要將子民們“從罪惡里救出來。”(《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一章)

耶穌殉難之後,基督教歷史上最早的兩位傳道先知,也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尼祿是古羅馬最著名的暴君,他頒布過“凡發現基督徒全部處死”的命令。他在位時曾發生一場大夥,燒掉了羅馬城的三分之二,輿論指責尼祿是縱火犯。他為了洗刷自己,就把縱火罪栽贓到基督徒身上,進而對基督教進行了大規模的迫害。

據記載,當保羅被囚禁在羅馬之時,彼得也來到羅馬並成為建立教會的主角,兩人同在公元64年被尼祿釘死在十字架上,像耶穌一樣為傳播福音而殉道。後來,就在彼得殉教的地方建起了聖彼得大教堂,據說,教堂里珍藏着他的屍體。彼得留給基督徒的最著名箴言是:“不以惡報惡……最要緊是彼此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新約·彼得前書》)

保羅的殉教頗為曲折。保羅自稱具有雙重身份,既是猶太教徒又是基督徒,既是猶太人又是羅馬公民,“保羅”是他的羅馬名字,他的猶太名字叫“掃羅”。他深受古希臘哲學的影響,在他還是猶太教徒時,曾參與過剷除基督教新信仰的運動。他從猶太教大祭司那裡得到授權,急赴大馬色逮捕基督徒,但他快到大馬色的時候,來自上天的奇光籠罩了他,為榮耀上帝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迫害我?”上天的閃光向保羅啟示了死而復活的救主,耶穌對保羅的質問是救主親自來召喚自己的門徒,保羅從此皈依了基督。耶穌殉難於公元30年,保羅皈依於33年。皈依三年後,保羅在耶路撒冷與彼得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他把自己如何改信基督的經驗告訴了彼得,彼得向他講述了主耶穌的事跡和教訓。之後,保羅開始了他的三次傳道旅行。

保羅在公元47年開始第一次傳道旅行,49年到耶路撒冷參加使徒會議,開始第二次傳道旅行,從馬其頓至哥林多,寫下帖撒羅尼迦前書;51年在迦流被控告,52年離開哥林多,經以佛所去敘利亞;53年開始第三次傳道旅行,在以佛所住了三年;56年到哥林多過冬,寫下哥林多前書和後書。57年寫下羅馬書,並於同年來到耶路撒冷,而這是他殉教的開始。

保羅來到耶穌撒冷後,受到那裡的弟兄們的熱情接待。當地的教會領袖勸保羅去聖殿行潔淨禮,以此來證明他對律法的遵從,求得反對者的諒解。於是,保羅帶着四個信徒進入聖殿。而來自亞西亞省的猶太人指責他污穢了聖殿,煽動一些人抓住他並準備殺掉他。恰好碰到一隊羅馬士兵來逮捕保羅,押送他到該撒利亞受審,羅馬巡撫腓力斯把他拘押了兩年。因為,保羅是羅馬公民,他要求到羅馬去上訴,被允許。他搭乘一艘商船去羅馬,經歷了14天海上風暴。據傳說,在保羅的乞福和鼓舞之下,船上所有的人都平安地上岸。3個月後,保羅抵達羅馬(約在公元61年),就是為了接受控告和尼祿王的審判。兩年後的公元64年,他與許多基督徒一起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後來,在保羅殉難的地方,同樣建起了聖保羅紀念堂。

保羅在被囚禁期間,經歷了許多痛苦不堪的折磨,但他用寫信來調節自己,寫出了四封著名的“獄中書信”。這些信件堪稱經典之作,既是基督教的經典,也是西方文學的經典,它們被保存下來,廣為流傳。其中有許多語錄成為著名箴言,比如:“字句是叫人死,精義是叫人活”。特別是關於“愛”的布道尤為著名,比如:“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因為全律法都包含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新約·加拉太書》。再如那段最著名的保羅箴言:“我能說萬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語言,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種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賙濟貧困,又舍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愛是恆久忍耐,又是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新約·哥林多前書》)

可以說,耶穌教導的“愛敵人”、“毋以暴力抗惡”與保羅關於“愛”的布道,完整地凸現了基督教反抗的特質:以一種“極端的愛”來融化“極端的恨”——暴力。從宗教的角度講,基督對同類的大愛的內在根據,不是人性本身的除惡揚善,更不是天生的惻隱之心,而是來自超人類的真神——上帝之愛。這種愛以信徒對上帝的無條件的愛為終極依據。在基督教中,耶穌之愛的根據是先驗的超越的絕對的,因而不可有絲毫懷疑。因為人是“原罪之身”,無論多麼善良的人和偉大的人,歸根到底都是負罪之存在。

在基督教反抗羅馬迫害的過程中,先是耶穌、之後是聖彼得和聖保羅,做出了殉教的榜樣,開啟了基督教徒的殉道歷史:為堅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為主而死的耶穌之道,不是恥辱而是榮耀。這種徒手反抗是一種極端的絕對的“不以暴力抗惡”——左臉被打,再送上右臉;其最鮮明的例證,不僅是耶穌等殉道者,也是每一大劫難後都有一部“福音書”誕生。比如,彼得和保羅殉難後,出現了一部名為“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書,它在《聖經?新約》中被稱為“馬可福音”,以復活的基督之福音和為主殉難的先知事跡,鼓勵基督徒在嚴峻的考驗中堅定信仰。再如,公元70年聖城耶路撒冷被毀之後,出現了“路加福音”,記載了耶穌關於聖城被毀的預言、耶穌為耶路撒冷的哀哭和給教徒的忠告。正是這些為苦難而作的“福音書”,構成的《新約》的主體文本。

公元二世紀最著名基督教主教德爾圖良說:“基督徒們,即便在受刑將死時,仍會感謝基督。”“殉道者的鮮血乃福音的種子。”基督教也留下了著名的《殉道者行傳》,其中記載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比如,公元203年,眾多基督徒在迦太基被囚期間自願殉道,其中有位年輕的母親,拒絕其父親懇求她改變信仰,而是自願在競技場中受審。她被一隻公牛掀翻在地,持劍的鬥士卻不忍對她下手,是她主動引導那位懷有憐憫之心的鬥士把劍刺向她的喉嚨。

換言之,如何面對迫害及其死亡,在刀劍的威逼下,是還以硬性的刀劍?還是施以柔性的道義?恰是對信仰者是否虔誠的最大考驗。耶穌的榜樣所示範的態度是:無論遭遇怎樣的暴力迫害,絕不對迫害者動刀劍,而只對迫害者堅定地說“不”,即便在左臉被打又送上右臉之時,仍然對施暴者堅定地說:“對不起,不!”並乞求主寬恕施暴者。

最初,你施以權力、金錢、美女的誘我改信嗎?

“對不起,不!”

繼而,你施以鐵鏈、監獄和酷刑的威嚇逼我改信嗎?

仍然是“對不起,不!”

最後,窮途末路的你拿出終極的懲罰,施以十字架上的死亡威脅,耶穌的回答不是哀求、更不是憤怒,而還是“對不起,不!”

在每一次說“不”的同時,都要乞求主寬恕惡人,以愛、寬容和堅韌的柔性來克服恨、狹隘和堅硬的剛性。

這個“不”,既是拒絕,也是施與。拒絕一切暴力和仇恨,施予信仰的大愛和寬恕。

所以,那些為了信仰而殉道的教徒,不僅會得到上帝的眷顧,也會得到基督教的嘉獎。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在論及基督教興盛的五大原因時,他強調的第一個原因就是“為信仰而殉難的激情。”他說:“基督教徒對這些殉教烈士出於感激之情的崇敬,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勝利的取得,逐漸進而變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聖經和先知也都理所當然地同樣享受到殉教者的殊榮。在聖彼得和聖保羅光榮死去150年後,梵蒂岡路和奧斯提亞路都因為有這些精神的墳墓、或更應說是有這些紀念物的存在,而遠近聞名。”(《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吉本著,黃宜思黃雨石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P635)

為信仰而死,不是死亡,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基於煽動復仇,而是基於傳播愛的福音。所以,為信仰而殉道:

不是死亡,而是復活;
不是奴役,而是自由;
不是受苦,而是享福;
不是終結,而是開端;

在這裡,愛的福音作為神賜的力量,使基督教對死亡的解釋突破了古希臘的“命運論”,凸現出一種愛對復仇、良知對暴力、自由對必然的超越。當古希臘哲學的“愛智慧”變成基督教信仰中的“愛上帝”,哲學中的理性真理就變成了信仰大愛,命運女神對生命的審判變成了上帝對人的俯身傾顧,塵世正義也就變成了上天恩典,人在得到上帝之愛的眷顧並在傳播愛之福音中死去,是復活,更是靈魂自由。

十字架昭示了“愛”的兩個維度,垂直的縱向維度,向上指向人對上帝的神聖之愛;平行的橫向維度,向下指向人對人的世俗之愛。這種人間之愛,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愛,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尊嚴,是在終極之愛中獲得自由。這種來自終極之愛的尊嚴和自由,才是現代法治的超驗源頭:“愛是不加害於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人的尊嚴和自由之得以確立,並不在人的理性狂妄之中,也不在人對自身力量的絕對自信,而在人對超驗價值的敬畏與謙卑,在人對上帝的絕對依賴。

儘管,人類本性中具有參與罪惡的先天性,但基督之愛是寬容的、無邊的、絕對的(從愛鄰人到愛敵人),不會遺棄任何人,並體恤所有人的軟弱和齷齪。由此,基督便具有的人神雙重性,道成肉身是神的成人,神的成人是人的成聖,人的成聖就是以短暫、有限之生命響應永恆、無限之召喚。在這裡,人與上帝之間的定約,不是功利性契約而是信仰契約——人對上帝的絕對信任。神與人之間的內在聯繫,不是經驗的歷史的事實性聯繫而是超驗的終極的精神性聯繫。惟其如此,人對上帝召喚的響應才會成就耶穌的奇蹟,這奇蹟才能昭示出塵世之人心向超越價值的無限可能性。

這種徒手信仰對暴力強權的反抗,在聖·奧古斯丁的神學中得到了系統的闡述,他把耶穌殉難事件概括為“基督徒的良知權利”,進而與人的自由勾連起來,從神學的開啟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傳統,對西方人爭取自由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影響極為深遠。從16世紀的新教改革之父路德到1848年美國作家梭羅,從印度聖雄甘地到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從南非大主教圖圖到捷克的良心哈維爾……這些人類典範所踐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則,無一不帶有耶穌殉難的色彩。

來自天父而又歸於天父的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是開端,也是終結”。耶穌完成了上帝之愛的道成肉身,為世人提供了因愛稱義的榜樣,使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變成了上帝之愛和自由權利之間的神秘關聯:“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新約·加拉太書》)正如H.J伯爾曼所言:“為美國憲法中的一系列權利條款奠定基礎的,就主要不是啟蒙學者們美妙的理論,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羅馬的勇敢實踐,是十七世紀清教徒保衛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無畏抗爭。”(參見《法律與宗教》,伯爾曼著,梁治平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999年8月寫於大連教養院
2005年7月整理於北京家中

【觀察】2005.07.11

四、基督教的勝利

上帝的聖愛還只是一種啟示或召喚,需要人的響應,耶穌殉難是開創性的最偉大的響應,以後的基督教史也是教徒的殉難史。正是在堅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勵下,遭遇種種殘酷迫害的基督徒們,非但沒有被世俗帝國的恐怖統治所降服,反而越發堅定了信仰,愈發蔑視世俗強權,不屈不饒地用信仰反抗暴力。一面是無數基督徒死於世俗統治的濫殺,一面是基督徒隊伍的不斷擴大和內部組織及其秩序的逐漸完善。最終,手無寸鐵的信仰者戰勝了仰仗暴力的世俗統治者。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所言:“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齣戲能比這偉大,這些少數的基督徒連遭數位皇帝壓迫、輕蔑,不屈不饒地忍受所有的考驗,默默地添加人數,當地人混亂時,他們卻在內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詞對抗武力,以盼望對抗殘暴,最後擊敗了這個歷史上最強盛的帝國。愷撒與基督在鬥技場上對勢,勝利終屬於基督。”(《下》P859)

對此,以赫赫武功而馳名世界的拿破崙也深有體會,他曾說過:“你知道世上最令我震驚的是什麼嗎?就是武力的無能……最終武力總是被思想征服。”(轉引自《克里姆林宮的鐘聲》,‘美’楊菲力著,李永成等譯,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2002年版P109)

在基督教徒對迫害的反抗和對信仰的堅守之中,公元2世紀中葉,《新約》正典形成;3世紀,基督教會得以蓬勃發展;公元261年,羅馬皇帝加列努斯發布了第一個容忍基督徒的訓令,承認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的合法存在,下令全數歸還基督徒被沒收的財產。之後,又經過幾十年的迫害與反迫害的拉鋸戰,到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基督之愛終於征服了愷撒之劍,不僅獲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而且被君士坦丁大帝確立為國教。

在與統治意大利的馬克森提烏斯的爭權奪利中,統治高盧的君士坦丁之所以最終取得了勝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贏得了基督徒的效忠。據記載,君士坦丁轉向基督教的契機頗具傳奇色彩,公元312年10月27日,在羅馬以北九英里外的地方,君士坦丁率領軍隊與馬克森提烏斯的軍隊對陣。就在戰火即將燃起之前的某天下午,君士坦丁突然看到一個發光的十字架懸在空中,上面用希臘文寫着“勝利在這個標記中(en toutoi nika)。”第二天早晨,他又在夢中接到一個指令,讓他在自己的士兵的盾牌上弄一個X標誌,在標誌中間用一條直線穿過並彎轉到上面——這就是基督的記號。他起床之後,按照夢中標誌做了一面旗幟(以後就成為後期羅馬帝國的軍旗),旗上織有Christ的第一個字母和一個十字,他就舉着這面旗幟奔赴前線。他的軍隊中有大量基督徒,當他揮舞這面基督標誌的太陽旗時,作為軍隊統率的君士坦丁就與作為士兵的基督徒發生了共患難同生死的關係,軍隊的凝聚力和勇敢陡然劇增,他也自然贏得了那場戰爭,勝利地進入羅馬,成為西羅馬帝國的統治者。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公元325)在米蘭會面,二人共商統治帝國的謀略。由於君士坦丁是在基督徒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權,所以,他頒布的第一項法令就是為了鞏固各地基督徒對自己的支持。於是,君士坦丁頒布了讓基督教永遠感謝的《米蘭赦令》。該赦令不僅重申了加列努斯訓令對基督教的寬容,並將這寬容擴大到所有宗教;赦令還強制要求歸還基督徒被沒收的財產。

之後,為了穩固他與李錫尼的聯盟,君士坦丁儘管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李錫尼,但雙頭統治不可能長遠,二人很快再次陷於爭權奪利之中。公元314年,君士坦丁率軍擊敗李錫尼之後,除了色雷斯地區之外,羅馬帝國的西部地區大都在君士坦丁的統治之下。李錫尼將自己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基督徒對君士坦丁的支持,就在自己統治的亞洲和埃及恢復了對基督徒的迫害。他把基督徒趕出宮殿,逼迫士兵改信其他宗教,禁止人們參加基督教的禮拜,禁止任何在城內舉行的基督教儀式,不服從的基督徒就將失去一切。

基督教的護衛者君士坦丁開始幫助東部的基督徒,為此他率領13萬軍隊與李錫尼的16萬軍隊展開決戰,最後以君士坦丁的勝利而告終。李錫尼先受降並被赦免,之後又以陰謀叛國罪被處死。這次勝利使君士坦丁統一了羅馬帝國,並成為羅馬帝國的唯一統治者——君士坦丁大帝。他召回了所有被李錫尼驅走的基督徒,歸還了他們的權利和財產。對於基督教的以後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宣布自己為基督徒,並要求他的臣民與他一起接受這一新信仰,基督教由此成為國教。在他任內,頒布了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命令:

1,給予基督教徒和教會的財產以合法地位,允許教徒和教會擁有土地、遺產繼承權,並把殉教者的遺產全部留給基督教會。

2,制定成文法,賦予了各地的主教在各自的教區內獨立進行審判的權力,使基督教成為一個擁有自己的法律的審判團體,也就等於間接承認了教會法律的相對獨立性。

3,命令把國內錢幣上的異教徒頭像全部除去,重刻上與任何宗教無關的圖象和文字。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措施,等於首開政府在信仰上保持中立的先河。

4,在各地興建巍峨堂皇的基督教教堂,僅僅聞名遐爾的教堂就有:羅馬德拉特蘭的聖約翰大教堂(St John Latern)和聖彼得大教堂(St Peter‘s),耶路撒冷的復活大教堂(又稱“聖墓大教堂”the Holy Sepulchre),伯利恆的聖誕大教堂(the Nativity)。他還建立了最初的基督教圖書館,讓人編寫第一部《教會史》。

5,君士坦丁在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也開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異端宗派的集會並焚毀其會堂。

6,在基督教發生內部的教派分裂之時,君士坦丁對建立統一的基督教做出了開拓性貢獻。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亞城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教會性的宗教會議,確立了基督教的統一信條,為日後的教會統一性奠定了信仰的和組織的最初基礎。這次會議,共有318位各地的主教前來參加。因病未能親自與會的教皇希爾維斯特一世(Silvester)也派代表出席了會議。君士坦丁在會議上致詞,呼籲基督教的團結和統一。最後,會議頒布了經君士坦丁認可的統一信條:“基督徒只信一神,全能之父,萬物的創造者。耶穌基督,天父之子,乃天父所生而非所造,基督與天父同質。聖子是為拯救人類才來到人世,道成肉身而成為人,他受死,3天后復活、升天,將審判地上所有的活人和死人。”參加會議的318位主教中,只有兩位拒絕簽字。於是,兩位主教和其他拒絕承認這一信條的教徒,不僅遭到教會詛咒,並被逐出羅馬。之後,君士坦丁頒布了對基督教內部異端的禁令:凡是不符合這一信條的主張全是異端,異端的書籍一經發現必須焚毀,私藏者將被處死。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帶領隨從、工程人員和神職人員,在拜占庭港附近劃出了大片土地以建新都。他招募了數千的工人和藝匠,修建行政大廈、宮殿、住宅、城牆、碉堡和豪華而巨大的競技場;他從羅馬上百個城市中徵集眾多著名雕刻品來裝飾這座新都,廣場和街道都飾以噴泉和柱廊,新都的規模只有舊都羅馬可以媲美。他在解釋之所以要建如此巨大的新都時說:我聽命於上帝的意志,我將繼續前進,直到先我而行的不可見的上帝停了下來。

公元330年5月11日,“新羅馬城”被正式確立為東羅馬帝國的首都,此後年年舉行盛大慶典。從此,異教信仰和基督教異端被中止,以基督教為標誌的延續千年的中古時代開始了。史學家對中古時代的基本共識是:這是東方精神逐漸擊敗西方武力的時代,也是基督教信仰逐漸統治西方人靈魂的時代。

但是,在政治上,君士坦丁恢復了絕對君權,他制定了以皇權為主導的君士坦丁憲章。該憲章賦予了皇帝以絕對權力,雖然,東西羅馬城的兩個元老院具有審議、立法和判決之權,但皇帝對元老院的所有決定都具有否決權。這樣,元老院已經淪為皇帝的顧問委員會,高級官員的選任全部出自皇帝之手,皇帝的意志便是最高法律,他的任何行政命令都可以立法。而且,這位基督教皇帝為了顯示皇權的神聖和威嚴,特地要獲得教皇的加冕和擁戴,首開教皇加冕王位的傳統。

公元337年前夕五旬節,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有人說給他洗禮的是一位牧師,也有人說為他澆聖水的是希爾維斯特主教。受洗後不久,他便安詳地去世。據說,他之所以特意安排在臨終前受洗,是希望洗儘自己一生的罪惡和污穢。這位享年64歲、在位30年的偉大帝王的安葬儀式的最莊嚴之處,不在其奢華巨大的排場,而在於所選定的地點:儀式在君士坦丁堡的十二使徒紀念碑旁舉行,該紀念碑建在城內最高山上的使徒教堂內。如此安葬,暗示着羅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就是耶穌的第十三位使徒,在宗教上享有與十二使徒並駕齊驅的崇高地位。

從此以後,在羅馬教廷看來,古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只有兩位,一位是將古羅馬推向鼎盛期的奧古斯都大帝,另一位就是把基督教立為國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了。然而,基督教的勝利藉助於君士坦丁大帝的庇護,也就必然使基督教的發展一直處在世俗王權的陰影之下,在漫長的王權和教權之間的爭鬥中,也大都是王權占上風。所以,得勝的基督教並沒有取得相對於世俗權力的真正獨立。直到十一世紀的教皇改革之後,基督教才真正取得了制度化的獨立。

君士坦丁死後,他所建立的東西兩都為帝國埋下了分裂的隱患,隨着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薩克遜人等蠻族的相繼入侵,羅馬城及整個意大利遭到了大洗劫,羅馬城五度被蠻族占領,三次被圍攻,及至查士丁尼皇帝(公元482-565)趕走了蠻族之後,這座一度曾經有過上百萬人口的最偉大城市,只剩下40萬人,其中的一半人要靠教會的賑濟才能活下來。米蘭城曾經被蠻族毀滅,居民全部被屠殺。蠻族入侵者把羅馬城的幾百個雕像融化後用於製造武器。元老們大都死於戰火,貴族政治失去了依託。

儘管,查士丁尼皇帝在趕走蠻族之後,企圖統一已經陷於分離的羅馬帝國,為此不惜向教皇妥協,以達成東西教會的統一,將主要異端派別納入統一的信仰帝國。然而,西羅馬教會拒絕了查士丁尼,東西帝國的分裂已經不可避免,昔日的帝國行省也得到了更大的自治權力,現代民族國家崛起的種子隨之萌生。

東西兩帝國的基督教之命運的不同在於:西羅馬帝國逐漸開始了政教分離的過程,聖。奧古斯丁的神學,劃分了“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間的絕對對立,闡發了宗教效忠高於世俗效忠的良知原則,並對塵世權力作出前所未有的貶損:再偉大的君主仍然是罪惡之人,再好的塵世秩序也不過是“盜亦有道”。所以,他的神學為政教分離奠定了系統的觀念基礎,也成為西羅馬基督教的主導性神學。經過幾百年的奮鬥,教會爭取獨立於世俗王權的不懈奮鬥,終於在11世紀結出了教會獨立的制度果實,並演變出社會結構上的宗教與世俗的二元化,進而形成了政治制度上的自由憲政。

而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始終奉行政教合一,以優西比烏斯為代表的東方基督教神學與以聖。奧古斯丁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神學完全不同。在東方基督教的規範教義中,沒有“雙城”之間的絕對差別,也沒有世俗權力與教會權力之間的分離,而只有政教合一的神學:人間如同天堂,皇帝是上帝在塵世的代言人,皇權的世俗統治就是再現上帝的天上統治。所以,西方基督徒把拜占庭模式稱為:“凱撒式的教皇統治。”也就是說,在東羅馬帝國,凱撒這個世俗的最高統治者同時也是教皇、主教和教會的最高統治者。在之後漫長的歲月中,東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合一傳統及其絕對君主專制很少有過鬆動,阿拉伯人對拜占庭帝國的征服和伊斯蘭教的興起,進一步鞏固了東方世界的政教合一的傳統,而且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延續至今。

儘管,從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拜占庭帝國也有過局部的輝煌,商貿通道遠達中國和印度,亞歷山大城、雅典、君士坦丁堡的科學、哲學、教育也一度興盛,特別是在藝術上的成就,留下了著名的“拜占庭風格”。然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延續千年的拜占庭帝國內,東方基督徒包括希臘人、敘利亞人、科普特人、亞美尼亞人……在5-6世紀期間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分立教派,希臘語主宰拜占庭教會。從9世紀開始,東方基督教的擴張主要在斯拉夫人地區,如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俄羅斯,並形成以基輔為中心的東正教。與此同時,政治停滯、官場腐敗、民權萎縮,由繼承權之爭引發的太監陰謀和宮廷政變……便成為帝國為絕對權力付出的必然代價。1024-1264年,拜占庭曾被十字軍占領,1453年5月29日被土耳其人攻陷,聖索菲亞大教堂變成了清真寺,基督教的東羅馬帝國被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所取代。

1999年8月寫於大連教養院

五、基督教的普世性——愛人類高於愛祖國

基督教之所以能夠從一種底層的、地方的、猶太人的宗教逐漸征服了羅馬帝國的上層和城市,並最終變成一種無分猶太人和外邦人、也無分高低貴賤的普世宗教,即由一種特選的宗教變成世界宗教,就在於基督教經歷過一個“非猶太化”的過程。基督教保留了猶太教的一神教和絕對虔敬的傳統,但又與猶太教有着鮮明的區別:

1,猶太教中,只有猶太人才配作上帝的選民,上帝也只屬於猶太民族,獲得神恩的機會只限於亞伯拉罕的後代。而在基督教中,整個人類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恩惠遍及世界,被普遍地賜給希臘人、羅馬人和野蠻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自由人與奴隸,男人與女人。耶穌說:“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翰福音》)聖保羅說:“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新約·加拉太書》)也就是確立了超越民族國家的普世性統一信仰及其教會。

2,上帝不是嫉妒、報復和怨恨的耶和華,而是十字架所昭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之愛。在《舊約》中,復仇的上帝代表着正義,救主大都是統治者或征服者,是手握權力的君王,是政教合一的化身(比如,摩西和所羅門),而在《新約》中,愛的上帝才是正義的化身,救主是徒手的先知,是無權無勢的殉道者,僅僅是信仰的化身,只靠傳播福音來征服人的靈魂(比如《新約》中的耶穌、彼得、保羅、約翰等)。所以,基督教西方才會逐漸走向政教分離的二元社會。中世紀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 公元1225-1274)在論及基督教的道德戒律時指出:第一戒律是關於人與神的“盡心盡性盡意愛你的上帝”。第二戒律是關於人類自身的“要愛人如愛己”。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列夫·托爾斯泰在1910年9月7日致印度聖雄甘地的信中說:“愛,即人類靈魂向着合一的驅動力以及由此帶來的人類彼此順服的行為,代表着最高也是唯一的人生律法,這是每個人都從他(她)的心靈深處知道並感覺到的(我們在兒童身上尤其清楚的看到這點),也是他(她)在介入人類思想的謊言系統前所明白的。這律法為所有(印度人的,中國人的,猶太人的,希臘人的和羅馬人的)哲學所宣揚着。我認為這愛的律法在基督那得到最清楚的宣揚,……基督教國家和所有其它國家之間的區別只在於: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清楚而確定地給出愛的律法,而基督教的追隨者嚴肅地認同這一律法。”

3,在《舊約》中,上帝造人和萬物,而人的類始祖卻偷吃了禁果,觸犯了上帝,被天父判定為人的原罪,並被逐出伊甸園。上帝的震怒,甚至到了要毀滅他所創造的世界的強烈程度,決定用洪水毀滅這個已經敗壞的世界,只給人類留下一葉方舟和極為有限的生靈,也就是為人類保留了向善的種子。這些種子登上唯一的救生工具諾亞方舟之後,洪水便自天而降,一連下了40個晝夜。自“諾亞方舟”的漂泊開始,人類便走上了無盡頭的塵世的苦難歷程。同時,上帝對人類的考驗也極為殘忍,讓亞伯拉罕獻出親子來證明其對救主的信賴。而在《新約》中,上帝非但沒有懲罰罪惡累累的人類,反而獻出自己的親子來承擔塵世苦難,也為人類贖罪。所以,“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到父那裡去。”(《新約·約翰福音》)

如果說,《聖經·舊約》中的上帝,主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復仇的上帝”的話,那麼,耶穌和其他先知對猶太經典《聖經·舊約》做了創造性的全新詮釋,主要由記載耶穌的形跡和布道的四大福音書構成的《新約》中的上帝,就是超越任何單一民族的“普世上帝”,也就是“愛與寬容的上帝”。上帝不是某一國家或某個皇帝的神,其福祗也絕不只限於某一特定的地區或某一特殊的人群,上帝是全人類的神祗,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穌之愛惠及所有人,從不會遺忘任何一個角落,也不會遺棄任何一個子民,哪怕是低賤者、病患者、殘疾者、罪者、妓女、污吏……所以,在基督徒看來,羅馬人只有狹隘“愛國心”,而沒有寬廣的“愛人類之心”;羅馬人的信仰僅僅是世俗國家的統治結構及其儀式的組成部分,其最高道德標準不是敬畏普世性上帝,而只是效忠皇帝及其帝國。基督徒之愛卻超越了任何國家或民族之愛,是一種普遍的由“愛上帝到愛人類之心”。基督教是與國家政治相分離且超越世俗社會的普世宗教,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屬於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屬於任何統治國家的“愷撒”。羅馬的世俗統治對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因為爭奪有形財富,而是為了獲得基督徒對王權的效忠;而基督徒對羅馬人的反抗,更不是為了財產等世俗利益,而是為堅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信仰高於世俗的權力、財產、理性的效忠原則。於是,當基督徒寧死也堅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對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時候,超驗信仰對世俗權力的抗衡就已經開始。在基督徒看來,其他異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世俗國家之上的,而基督教信仰則建立在純粹的宗教之上。

4,西方基督教的這種垂顧底層的普世精神,只講信仰而不講貧富、國籍和種族,也被傳教士帶入了中國。在此,請讀者原諒我插入一斷關於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簡短評述,意在使國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草根性和普世性。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是從底層開始,中國教民的主體自然是底層民眾。據記載,中國的第一個基督徒是廣東肇慶人,此人因全身長滿癩瘡而被家人拋棄,早期來華傳教的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神父發現此人時,他正掙扎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羅神父把他帶回住所,治療數月,終於復原。神父救人的善心感化了此人,使他成為中國的第一基督徒。以後,皈依基督信仰的國人大都是底層民眾,農村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貧苦農民,城鎮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紳貶為遊民的小手工業者,如挑夫、園丁、木匠、剃頭匠、學徒,還有就是那些鰥寡孤獨,無怪乎當時的福建將軍英桂說:“各省入教者,大率無識鄉愚。”李鴻章更認為:“教士專於引誘無賴窮民,貧者利其資、弱者利其勢、犯法者利其逃捕。”(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P508、516)

兩位滿清高官對教民的鑑定,起碼從四個角度反映了早期中國教民的特點:

滿清權貴對基督教的仇視和對教民的鄙視。

B,教民主要由貧困、弱勢、愚昧、孤獨的人和無賴、不法之徒構成。

入教的主要原因是基於物質功利的需求,而不是基於靈魂救贖的信仰。所以,李鴻章指出的“三利”大致不錯。比如,先入教的教民勸說同村人入教的理由是:“入了教就可以增壽添福,所有地糧只納正銀,不必再完耗銀,一切差徭可以全免,打死人命也不抵償,犯了尋常的罪並一切官司,縣官不能傳問,就可內府提審,入教的人坐着對質,不入教的人跪着聽審。”(《謠言與近代教案》,蘇萍著,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版P150-151)當然,利用教民身份作惡事的人也不在少數,霸田奪財、強賣強賣、欺男霸女、欠債不還、搶劫強姦……最具破壞性的中國教民之惡行,當數“太平天國”的揭竿而起,歷時十年之久的征戰,蹂躪了半個中國。

D,基督教在中國的吸引力,是慈悲情懷和強大實力相結合的結果:為了傳播福音,傳教士們既有善心、錢財和技術賑濟貧困、治病救人、收養孤兒、開辦學校,又有來自西方列強的母國背景來對抗官府、伸張正義和保護弱者。於是,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當時中國,傳教士成為弱勢群體的保護者,教會成為底層民眾逃避官府迫害的庇護所。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現代中國知識精英非常排斥基督教,20世紀二十年代,發生在現代中國的“非基運動”,其主體大都是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共掌權以來,以暴力專政為後盾,以思想改造為手段,用人格神毛澤東代替上帝及先知,對國人的靈魂進行強制性的無神論改造。當代中國的基督徒,要麼作為獨裁政權的傀儡工具,要麼被無神論的中共政權所壓制所迫害。改革以來,中共的無神論意識形態逐漸破產,而民間教會及其教徒卻自發成長,儘管中共對民間宗教仍然進行壓制,但遍布全國各地的民間家庭教會和民間教徒的殉道精神,已經使中共政權的操控和鎮壓感到力不從心。

眾所周知,天主教是以梵蒂岡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只有信仰而無有國界是其主要信念之一。中共政權居然狂妄到在“天主教”前加上“愛國”的定性,這本身就有違天主教的基本教義,無異於褻瀆上帝。

正是這種普世信仰催生出統一的普世教會,也只有這樣的具有世界統一性的教會組織,才具有抗衡世俗國家權力的力量,政教分離才有可能從教義變成現實,也才能從信徒的良知反抗演變出制度化抗衡。雖然,西方政教分離的二元社會結構的制度化,要等到中世紀的十一世紀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革命才開始形成,但從基督教誕生之日起,基督徒基於信仰至上的理由對羅馬世俗統治的持續反抗,早已自發地開啟了西方歷史上的政教分離過程。

結語:信仰征服的偉大意義

羅馬法學家耶林曾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滅亡,宗教隨着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見《羅馬法的精神》)

然而,在我這個生活於無神論傳統國度里的人看來,信仰的征服與法律的征服一樣長久,甚至可以說,沒有基督教的信仰征服,西方的法治傳統決不會是今天的模樣,西方社會也很難生長出作為主流文明的自由憲政。而且,基督教早已越過西方的疆界而向整個世界迅速傳播。在世界五大洲中,歐洲是基督教的傳播之源,美洲以及大洋州早在殖民時代就是基督教的福地(北美以新教為主,南美以天主教為主),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和亞洲人也逐年增加。在亞洲人口最多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傳播,甚至基督教最重要節日“聖誕節”,也正在變成中國年輕人們最青睞的節日。

回頭再說耶林的三大征服。

武力征服,主要是從公元前509年羅馬共和國建立到公元前146年,羅馬將自己的統治擴張到希臘和北非。公元前201年-146年(與秦帝國的建立在同一時段),羅馬用武力征服了希臘的同時,也被希臘文化所征服,開啟了古羅馬的“希臘化時代”。有人甚至說,希臘化是羅馬精神達到的第一個高峰。作為征服者的羅馬,也曾抗拒過希臘文化,驅逐過伊壁鳩魯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學家,禁止上演希臘式的諷刺喜劇,執政官加圖也曾立志向希臘影響及腐敗宣戰,但最終以失敗告終。來自古希臘的新神祗、無與倫比的哲學智慧和偉大的文學藝術,為這個野蠻的部落式共和國帶來了文明。

法律征服,主要發生在羅馬帝國對外擴張和高度統一之時,古羅馬的體制和法律隨着愷撒之劍而傳播,殖民地的政制和法律大都是對古羅馬制度的移植。儘管,羅馬帝國的歷史上有過事實上的單一君主制時代(如奧古斯都大帝時代),但羅馬制度架構在整體上絕非中國式的單一皇權專制,而是一種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相混合的共和政體,古羅馬共和國的諸多制度一直存在着發展着,最終形成了雛形的三權政體:執政官代表君權,元老院代表貴族權力,平民會議及保民官代表民主權力。此外,古羅馬在不同的時期還為西方貢獻了十二銅表法、有限選舉、監察制度、關於財產權的法律……等等,以羅馬法為標誌的制度遺產,就是混合共和制度的產兒,它對西方政治文明的演進起到過非常正面的作用。羅馬法是近、現代西方法律的古代藍本,為西方帶來了“憲政法治”秩序。

信仰征服,始於基督教的創建,為西方帶來了精神革命。基督教興盛於大一統的羅馬帝國開始走向衰敗之時。北方蠻族的入侵、內部的暴虐統治、腐敗奢侈、權爭陰謀和底層反抗,已經失去道德方向的羅馬帝國,強大的武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災難。正是血腥戰亂、征服世界和勝利後的道德墮落,為後來的基督教禁欲主義的崛起準備了精神土壤。所以,古希臘後期所產生的悲觀主義,也在其征服者身上找到了用武之地,悲觀主義在帝國內像瘟疫一樣流行。恰在此時,斯多葛主義、新柏拉圖主義和希伯萊《聖經》的結合,向陷於苦難深淵的羅馬人提供着靈魂的安慰。特別是,以《新約》為代表的基督教對人世的苦難和罪惡的神學解釋,滲入羅馬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細節之中。

信仰征服的首要意義在於:

首先,促成了西方社會的二元結構。人們一面注視着世俗強權的威力,那是肆無忌憚的征服、陰謀、冒險和享樂,一面仰望着神聖十字架上的鮮血,那是基督教所宣揚的沒有盡頭的苦難、禁慾、懺悔和贖罪。塵世的王權及其肉慾享樂與神界的神權及其靈魂苦行,共同構成了一個頗具張力的二元世界:在思想上是理性真理和信仰啟示之間的較量,在現實中是世俗王權與教會神權之間的爭權奪利。這種二元對立的思想及權力格局的出現和形成,也就是愷撒與上帝之間的衝突及其制衡,對基督教時代的西方、也對近現代西方的制度演進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藉助於強大的經濟、先進的技術和優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經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展,而且一直持續到當代世界。

如果說,古希臘人的生活還是浪漫熱戀中的冒險,以及對無常命運的悲劇性體驗,那麼,羅馬人的生活頗似婚姻中的享樂,以及對世俗婚姻生活的日久生厭。所以,古希臘的神並不與人世對立,天堂是現世生活的繼續,以宙斯為代表的諸神都有強烈的凡人慾望,都想享受俗世的幸福生活,甚至達到縱慾的程度。而接受了基督教的羅馬人,他們的神與人世對立,上帝是看不到面容的神秘存在,天堂是對現世的徹底否定。人類為上帝所造,人類只能從自己的形象中猜測上帝。人類始祖犯有原罪,人世間充滿了苦難和罪惡,上帝的拯救通過替代方式降臨人世——獻出了自己的親子——殉難的耶穌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在絕望中找尋希望,在無助中得到依靠,在血光中祈禱和平,在有限中追隨無限,在短暫中收穫永恆,在束縛中見證自由,在死亡里成就復活……而這一切超驗意義上的精神境界,全部來自耶穌的受難與復活:十字架上的大愛、虔信、公義和真理。

其次,基督教為西方法治傳統提供了超驗基礎。法律如若要形成穩定的普遍的規則,必須具有超越權宜之計的恆久信念和形式規則。在基督教成為古羅馬的國教之後,信仰便成為法治秩序的超驗基礎:1,法律來自上帝的意志,乃基於愛並服務於公益的善法,《摩西五經》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來自愷撒,就很容易變成主要服務於統治者意志的惡法。2,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會被尊重、被自願服從,整個社會才能具有以遵紀守法為榮的公共意願。否則的話,法律要麼變成“惡法”,只服務於統治者的意志;要麼形同虛設、被法律之外的潛規則代替。3,在法律的技術層面,教會法的創立源於世俗的羅馬法,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世俗法的發展和完善,兩套法律的二元並存,固然免不了相互之間的對立和競爭,但更重要的是相互的制衡、借鑑、滋養。(參見:《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第二章,[美]伯爾曼著,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信仰征服的重要意義還在於維護西方世界的精神統一。在世俗意義上,古羅馬帝國的統一傳統與北方蠻族的分離勢力之間的武力衝突,促成了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分裂(東西羅馬的分裂),也是民族國家走向獨立的開始;但在屬靈意義上,拜占庭帝國對西羅馬的挑戰和威脅,促成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團結,造就了西羅馬天主教的梵蒂岡權威。教權之下的統一信仰及統一教會,等於在另類意義上延續着昔日的統一羅馬帝國。換言之,羅馬帝國在武力上敗給了蠻族,基督教卻在精神上馴服了野蠻人,使之逐漸變成文明人。儘管,近代以來,歐洲各地紛紛脫離羅馬帝國,取得了獨立民族國家的地位,但那只是世俗政權意義上的獨立,而在屬靈的信仰世界,教權對人的靈魂仍然具有無遠弗界的控制力量。儘管,基督教在近代出現了內部分裂,宗教改革運動使基督教分裂為新教和天主教,但在面對西方之外的世界時,羅馬教廷在宗教上仍然具有的統一性權威,代表着帝國式統一傳統的延續。基督教的這種世界性的教權統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下來。

如果說,“條條大道通羅馬”,只是在世俗國家的意義上象徵着昔日的古羅馬帝國,那麼,“座座教堂通向梵蒂岡”,歷經數代而不斷,至今依然象徵着天主教的世界性統一。正如英國偉大的政治領袖溫斯頓?邱吉爾所言:“羅馬帝國滅亡以後,獲勝的野蠻人也同樣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雖然他們並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教義和神靈的啟示。一條紐帶聯接着歐洲各個民族。一個世界性機構遍布所有國家,它無比強大,而且是羅馬時代倖存下來的惟一成為系統的機構。這一機構的首腦是羅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職的形式,恢復了羅馬皇帝已經喪失的權威。”(《英語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顛的誕生》,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怪不得有人戲稱:“梵蒂岡的世界性權威就是宗教領域的‘聯合國總部’。”然而,梵蒂岡對世界各地天主教會及其信徒的權威之有效,遠非紐約聯合國總部對各成員國的權威所能比擬。因為,梵蒂岡的統一權威具有悠久的超驗的神聖傳統,而聯合國的權威僅僅是二戰後的經驗的俗世產物。

從基督教發展史的角度講,普通猶太人耶穌所創立的基督教,最初只是從猶太教分裂出來的宗教小團體,基督徒象猶太教徒一樣,遭遇到羅馬統治者長達300多年的持續迫害,但這種發自草根階層的宗教最終征服了羅馬的統治階層。因為,基督徒具有對一神教上帝的絕對虔誠,也具有拒絕向羅馬皇帝效忠的殉道精神,所以,基督教必然征服羅馬人和其他西方人的靈魂。猶太人耶穌不僅以自身的殉難和復活成為上帝的聖子,也逐漸成為羅馬的貴族和普通人的新信仰。

在此意義上,基督教信仰對世界的征服,乃歷經苦難的猶太民族的最大幸運。

在我這個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義者看來,無論《新約》中的耶穌其人及其神跡是真是假,對於猶太人和基督教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歷史事實上的虛妄並不能否定和貶損精神信仰上的奇蹟,猶太人耶穌個人的殉難象徵着整個猶太民族的大劫難,耶穌的復活象徵着幾近被滅絕的猶太教通過轉化為基督教的復活——信仰的復活。這一殉難和復活通過道成肉身的方式,見證了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也見證了神聖價值的“道成肉身”,即上帝之愛在人間的顯現。也就是說,上帝,絕非虛幻的救主而是人間的精神實在。耶穌之殉難,不僅是為了見證聖父的啟示和象徵性地傳播愛、悲憫、寬容的福音,更是為了象徵性地承擔起人世的苦難和人的原罪。由此,基督教先是改寫了古羅馬人的精神品質、歷史進程和社會結構,繼而塑造了整個西方的文化及其制度,並通過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和近、現代的殖民主義擴張,而開始了一個幾百年的向全世界傳播的過程。

西方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既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信仰之戰,更是羅馬帝國企圖恢復昔日大一統輝煌之戰。雖然,四次十字軍東征的軍事結果皆不如願,但對於凝聚和鞏固整個西方的基督教權威而言則居功至偉,使歐洲人之間的認同感與日俱增。正是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西方人的別稱就變成了“基督教信徒”或“信仰基督教的同道”。“這個名詞使人們首次有了自己的正式稱呼,它既指基督教信仰又指整個基督教世界,很快普遍流傳開來。”(參見:《牛津基督教史》第六章《基督教文明》,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張景龍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更重要的是,與十字軍東征平行進行的宗教改革運動,開啟了制度化的教權與王權的二元社會結構,由此才真正奠定了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文藝復興之後的幾百年間,基督教隨着地理大發現而進入非西方世界,基督教占領了美洲大陸並導致了新教北美的迅速崛起,進而通過武力殖民和經濟擴張向非洲和亞洲擴張。也許,對於傳教士們來說,武力殖民有違於愛的福音,但世俗化的強大武力和發達經濟,無疑為基督教向世界的傳播提供了物質支持。所以,基督教的傳播是伴隨着鐵血的歷程,是西方殖民者對非西方民族的侵略、掠奪和踐踏,傳教士為傳播福音而付出的代價和犧牲,根本無法平衡殖民地人民所遭遇的屠戮和掠奪。這樣的鐵血擴張直到二戰之後才有所改變。當自由美國代替大英帝國而成為西方領袖之後,武力殖民才基本上被和平演變所取代,理性化世俗化的現代化過程,也使基督教越來越融入世俗化的自由主義價值之中;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傳播,也越來越作為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一部分加入到全球化進程之中,不僅是經濟的全球自由化,而且是政治的全球民主化。

對於二戰後基督教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而言,特別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召開的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在此次公會議上,羅馬教廷對其政治理念做出巨大修正,標誌着基督教信仰與自由主義憲政理念之融合的完成:1965年,梵蒂岡頒布了《宗教自由宣言》,明確承諾放棄了關於“持謬見的人無任何權利”的信仰歧視的傳統教義,把只屬於基督徒的權利和良知修正為“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和人人有責任追隨其良知”。“這一重大的決定不僅使天主教會與新教主流教派一致起來,而且使天主教徒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毫無保留地參加到民主社會的決策過程之中。”(《牛津基督教史》P602)

也就是說,基督教及資本主義文明具有強烈的擴張性,先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二戰後的美利堅新帝國,其擴張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領演變為資本的擴張和福音的傳播(道義擴張),基督教為西方文明的擴張意識注入了“傳播上帝福音”的道義動力,其世俗化進程表現為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在“資本”為了利潤而進行的無遠弗界的擴張中,虔誠而富於獻身精神的傳教士,也不惜歷盡千難萬險地傳播福音,甚至於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傳教士的足跡。

進入20世紀之後,人類歷史富於戲劇性的發展證明:自發形成於特定地區的市場經濟和基督教,二者之所以具有難以遏制的擴張性,就在於它們與人性的內在適應性。所以,西方文明逐漸顯露出其普世性品質,被越來越多的其他地區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變成難以抗拒的歷史大勢,順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上帝說:相信我,惡棍將變成義人。

基督徒的良知說:守護信仰,惡治會變成善治。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托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斯通:《蘇格拉底的審判》(董樂山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約翰·麥克曼勒斯主編:《牛津基督教史》(張景龍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信仰的時代》(幼獅文化公司譯,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
甘地:《甘地自傳》(杜危吳耀宗合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蘇萍:《謠言與近代教案》(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版)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999年8月寫於大連教養院
2005年7月整理於北京家中

【觀察】200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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