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曾提到，两千年前，一个叫耶稣的人率一班目不识丁的人创建的一个犹太小教如何能征服罗马日耳曼最后成为开创时代建立西方文明基石征服全球的第一宗教，这是一个如神一样的奇迹，今天如果说谁代表人类历史最先进的文明，必是基督文明，西方文明能够打败历史更悠久的东方文明就是因为基督文明能够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远超过佛教伊斯兰教的愚昧落后。

被上旁驯服的恺撒，被信仰征服的权力

作者题记：如果说，古希腊精神是西方文明的头脑，那么，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脏。没有头脑，西方就失去了创造力；没有心脏，西方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一、两希精神与西方文明

谈及西方历史上，不能不谈“两希精神”（古希腊和古希伯莱）对塑造西方文明的关键作用。希伯莱精神为理性的西方注入了信仰的虔诚，克服了享乐主义的放纵和悲观主义的虚无，培育出西方人直面生命悲剧的乐观勇气和直面人性罪恶的谦卑忏悔。古希腊精神为信仰的西方注入了理性的清醒和普世精神，克服了犹太教的反智主义的愚昧和魔法主义的迷信，也克服犹太教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成就了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和真理、普世道义与民族特性之间的竞争与平衡、贯通与圆融。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教是罗马人战胜希腊人的产物，是罗马人在应对外来文化冲击过程中，将外来文明纳入自己传统的成功尝试。希伯莱的一神教不仅为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使它在一种多元的对立中向前发展。中世纪的人与神、肉与灵的绝对对立，一方面培养了西方人的苦难意识和谦卑精神，另一方面又培养了西方人的虔诚、献身、负责等精神。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邪恶、懦弱。借助于一个绝对超验的信仰参照系，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为人类提供了自省意识，人对自身的怀疑、批判甚至否定，成功地抑止了人对自身的确信和赞美所养成的狂妄。

尽管黑暗，但人类从来没有过中世纪神学中的那种虔诚和谦卑；尽管无情，但人对自身从来没有过中世纪精神中那种自揭伤疤的残酷。西方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忏悔精神和自我批判，大都来自“两希精神”。或者说，古希腊精神是通过基督教的改造后才传给后代的。虽然，从文艺复兴到尼采主义的风靡，西方人以古希腊精神来否定基督教文化，然而，二者已经熔铸成一体化的西方文明，渗入到西方文化的骨髓及其制度的血液之中。

西方人对超验上帝的如醉如痴的虔信，既有古希腊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的注入，也不乏古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之沉醉。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普世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使之能够超越犹太教的狭隘性；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使基督教能够摆脱“反智主义”，避免基督教信仰陷于巫术迷信的泥潭。更重要的是，西方现代人的悲观主义对罪恶的勇敢正视和对苦难的深切体验，恰是来自教父时代的基督教的神学：“原罪”意识才是西方人的自省意识和忏悔精神的源头，也是现代的生命哲学和潜意识心理学的本体论源头。仅两点，基督教时代的精神、思想和制度，就值得人类永远珍惜。

如果说，古希腊精神是西方文明的头脑，那么，基督教信仰就是西方文明的心脏。没有头脑，西方就失去了创造力；没有心脏，西方就找不到道德方向。

二、罗马人对基督教的迫害

基督教信仰及其教义来自上帝对犹太人的默示——末日审判之日就是天国降临的秘密启示；基督教的教条和仪式来自耶稣个人的独特行迹和保罗等先知的布道福音；信徒的虔诚和赎罪观念来自耶稣殉难所带来的灵魂震撼，更来自信徒对圣子的复活及其永生的虔信——基督将降临且建立天国；基督教教会在西方的逐渐兴盛，承袭了罗马人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然而，罗马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接受来自犹太民族的基督教的，而是在迫害犹太人同时迫害基督徒。

罗马人曾经疯狂迫害过犹太人，继巴比伦人在公元前586年第一次洗劫圣城、焚毁圣殿、驱逐犹太人之后，公元70年和131年，罗马人两次大规模入侵犹太人的领地，再次焚毁重建的圣殿，两次共屠杀将近二百万犹太人。经过两次大劫难，侥幸活下来的犹太人，要么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要么先成为俘虏、之后成为奴隶。

由于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信仰团体，迫害犹太人的罗马人也必然同时迫害基督徒，基督教在西方的最初命运也极为悲惨。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上，基督徒被视为双重异教徒：既被犹太教正统视为异端，又被罗马人视为异教，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之死，就是犹太人和罗马人的共谋：犹太人把耶稣出卖给罗马当局，罗马执政官在狂热的犹太教徒的纵容下，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的300多年的时间里，基督徒的命运也像屡遭迫害犹太人一样，在持续的迫害中坚守信仰。基督徒对罗马迫害的反抗，也是来自犹太底层对罗马贵族的反抗。只不过，基督徒的反抗最终修成了正果，而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次比一次凶残，犹太人的反抗大都无果而终，直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达到凶残的极点。物极必反，遭遇过空前大屠杀的犹太人，二战后终于在美国的帮助下修成了独立建国的正果。

在当时的罗马，人们的信仰五花八门，罗马统治者对官方的正统宗教之外的其他信仰，并没有采取赶尽杀绝的政策，而是在逼迫其宣誓效忠罗马统治的前提下予以宽容。所有信徒，无论你信仰什么，都要服从罗马规定：必须通过某种仪式——比如在皇帝的雕像前烧香料——来表示对罗马皇帝的效忠，而拒绝效忠者将被监禁、鞭打、放逐乃至处死。在当时各种宗教的信徒中，唯有犹太人和基督徒拒绝这类宣示效忠世俗皇帝的仪式，于是，二者同时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如同二十世纪的极权国家，无论你信仰什么，都要宣誓效忠执政党政权一样。比如，在中国，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皆有官方操控的教会组织，各级神职人员由中共任命，不但要拥护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所谓“正部级主教”、“局级和尚”、“处级阿訇”，此之谓也。而由罗马天主教会任命的中国区主教则被官方视为非法，地下家庭教会也屡遭中共打击。但基督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绝非官方禁令所能压制住的。到目前为止，民间初步统计的基督徒已经高达七千万）。

从公元之初的罗马皇帝提庇留、尼禄、多米提安到后来的哈德良、康德茂、迪奥克里先，无论他们是昏君暴君还是明主仁君，但在基督徒眼中，他们都是暴君，因为他们对基督徒的迫害一以贯之。古罗马的知识精英也非常歧视基督教，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认为：基督教是那些丧失理性的人们的怪诞信仰，充其量是另一个令人鄙夷的迷信崇拜，基督教的出现，为人类的可悲之处提供了又一例证。

古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尼禄（公元37-68），不但钉死了基督教的先知彼得和保罗及许多基督徒，而且发布命令：所有宣称基督徒者一律处死。

多米提安皇帝（公元51-96）颁布命令：把所有基督徒驱逐出罗马，不服从者死。

哈德良皇帝在罗马人眼中应该算是明君，但他曾血洗过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聚居地，而且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戮之后，还下令处决过多名基督徒。他下令用火烧死了德高望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

被誉为品行高洁的哲学家帝王奥理略（公元121-180），也逮捕并用酷刑把基督教的领袖折磨致死。他还下令：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凡是否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全部释放，而凡是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全部处死。当时，在里昂举行每年一度的庆祝会上，基督徒居然成为制造庆典高潮的活道具：基督徒犯人被带进竞技场内受审，当场表示改变信仰者被释放，而仍然坚持基督信仰的人统统被施以残暴的酷刑处死。而且，在对基督教的迫害中，受洗也是犯罪，数位基督教的主教因此而被处死或死于狱中，成千上百的基督徒被关入地牢，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有的在节假日里抛给野兽吞食。

瓦莱里安皇帝的屠刀专门为基督教的领袖们准备，他先后处死过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和他的四位辅祭，还砍了迦太基主教的头，把塔拉戈那的主教烧死。

开明的皇帝迪奥克里先，也在公元302年2月下令：没收基督徒及其教会的财产，禁止基督徒担任任何公职；拆毁所有基督教教堂，焚毁所有基督教书籍，解散所有基督教集会，一经发现集会就立即逮捕并处死。

在罗马人对基督教的迫害中，马克西米安皇帝最为凶残，在他迫害下，直接被砍头、被钉死、被乱棒打死的，已经算是死得不太痛苦的基督徒了，还有许多基督徒被施以各类酷刑后才处死。有的被用箭戳穿手指，有的被长时间倒吊起来，有的被挖出眼球，有的被熔化的铅灌进喉咙，有被四分五裂而死的。甚至把基督徒鞭打至皮开肉绽之后，把盐和醋撒在伤口上，然后把肉一块块割下来喂野兽。最残酷的处死方法，莫过于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让饥饿的野兽厮咬致死。

有的皇帝把基督徒按在烧红的铁椅子上活活烤死，也有皇帝下令把基督徒被带入竞技场受审，不改变信仰者将当众被牛角顶死。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
2005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5.07.07

三、基督徒的殉道式反抗

作为宗教民族的犹太人是极为顽强的，他们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在基督教的洗礼中洗掉自身的民族性，他们勇于承担起压迫，甚至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民族性而从容殉难。犹太人用以抵抗频繁的外来压力的勇气，并不仅仅来自强烈的宗教信仰，更来自他们对自己的良知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坚守。

罗马人把犹太人视为死不改悔的异教徒，因为犹太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对罗马人的暴力统治进行的反抗，从未停止过。

发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秉承了犹太人的不屈从传统，基督教本身就诞生于犹太人基于一神教信仰对罗马人的反抗之中。基督徒的反抗与犹太人反抗之间的不同在于：犹太人的反抗是武力为主而良知不服从为辅，而基督教反抗则以良知不从为主。自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之后，这种社会底层对罗马贵族统治的反抗，便走上了徒手信仰对暴力镇压的殉道式反抗的道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历史上，为争自由而战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犹太人那么不屈不饶的，也没有那么以寡敌众的。——甚至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犹太人为重获自由而奋斗，常常失去很多人，但从未丧失他们的精神或希望。”（《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714；以下简称《下》）这样的评价，自然也适用于早期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

在《圣经·新约》的记载中，耶稣仅仅是带领目不识丁的一小队底层人马，向整个世界传播上帝的福音并为此殉难。耶稣殉难标志着因信称义，即由爱到义的完成。《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了耶稣关于献身于信仰的教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正是背负着十字架的耶稣成为基督教的象征——因为上帝爱人类，为人类的罪恶操心，最后献出自己的亲子，要将子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耶稣殉难之后，基督教历史上最早的两位传道先知，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禄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暴君，他颁布过“凡发现基督徒全部处死”的命令。他在位时曾发生一场大伙，烧掉了罗马城的三分之二，舆论指责尼禄是纵火犯。他为了洗刷自己，就把纵火罪栽赃到基督徒身上，进而对基督教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

据记载，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之时，彼得也来到罗马并成为建立教会的主角，两人同在公元64年被尼禄钉死在十字架上，像耶稣一样为传播福音而殉道。后来，就在彼得殉教的地方建起了圣彼得大教堂，据说，教堂里珍藏着他的尸体。彼得留给基督徒的最著名箴言是：“不以恶报恶……最要紧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新约·彼得前书》）

保罗的殉教颇为曲折。保罗自称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犹太教徒又是基督徒，既是犹太人又是罗马公民，“保罗”是他的罗马名字，他的犹太名字叫“扫罗”。他深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在他还是犹太教徒时，曾参与过铲除基督教新信仰的运动。他从犹太教大祭司那里得到授权，急赴大马色逮捕基督徒，但他快到大马色的时候，来自上天的奇光笼罩了他，为荣耀上帝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上天的闪光向保罗启示了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对保罗的质问是救主亲自来召唤自己的门徒，保罗从此皈依了基督。耶稣殉难于公元30年，保罗皈依于33年。皈依三年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与彼得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他把自己如何改信基督的经验告诉了彼得，彼得向他讲述了主耶稣的事迹和教训。之后，保罗开始了他的三次传道旅行。

保罗在公元47年开始第一次传道旅行，49年到耶路撒冷参加使徒会议，开始第二次传道旅行，从马其顿至哥林多，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1年在迦流被控告，52年离开哥林多，经以佛所去叙利亚；53年开始第三次传道旅行，在以佛所住了三年；56年到哥林多过冬，写下哥林多前书和后书。57年写下罗马书，并于同年来到耶路撒冷，而这是他殉教的开始。

保罗来到耶稣撒冷后，受到那里的弟兄们的热情接待。当地的教会领袖劝保罗去圣殿行洁净礼，以此来证明他对律法的遵从，求得反对者的谅解。于是，保罗带着四个信徒进入圣殿。而来自亚西亚省的犹太人指责他污秽了圣殿，煽动一些人抓住他并准备杀掉他。恰好碰到一队罗马士兵来逮捕保罗，押送他到该撒利亚受审，罗马巡抚腓力斯把他拘押了两年。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他要求到罗马去上诉，被允许。他搭乘一艘商船去罗马，经历了14天海上风暴。据传说，在保罗的乞福和鼓舞之下，船上所有的人都平安地上岸。3个月后，保罗抵达罗马（约在公元61年），就是为了接受控告和尼禄王的审判。两年后的公元64年，他与许多基督徒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在保罗殉难的地方，同样建起了圣保罗纪念堂。

保罗在被囚禁期间，经历了许多痛苦不堪的折磨，但他用写信来调节自己，写出了四封著名的“狱中书信”。这些信件堪称经典之作，既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西方文学的经典，它们被保存下来，广为流传。其中有许多语录成为著名箴言，比如：“字句是叫人死，精义是叫人活”。特别是关于“爱”的布道尤为著名，比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新约·加拉太书》。再如那段最著名的保罗箴言：“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语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赒济贫困，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新约·哥林多前书》）

可以说，耶稣教导的“爱敌人”、“毋以暴力抗恶”与保罗关于“爱”的布道，完整地凸现了基督教反抗的特质：以一种“极端的爱”来融化“极端的恨”——暴力。从宗教的角度讲，基督对同类的大爱的内在根据，不是人性本身的除恶扬善，更不是天生的恻隐之心，而是来自超人类的真神——上帝之爱。这种爱以信徒对上帝的无条件的爱为终极依据。在基督教中，耶稣之爱的根据是先验的超越的绝对的，因而不可有丝毫怀疑。因为人是“原罪之身”，无论多么善良的人和伟大的人，归根到底都是负罪之存在。

在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过程中，先是耶稣、之后是圣彼得和圣保罗，做出了殉教的榜样，开启了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这种徒手反抗是一种极端的绝对的“不以暴力抗恶”——左脸被打，再送上右脸；其最鲜明的例证，不仅是耶稣等殉道者，也是每一大劫难后都有一部“福音书”诞生。比如，彼得和保罗殉难后，出现了一部名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书，它在《圣经？新约》中被称为“马可福音”，以复活的基督之福音和为主殉难的先知事迹，鼓励基督徒在严峻的考验中坚定信仰。再如，公元70年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出现了“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关于圣城被毁的预言、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和给教徒的忠告。正是这些为苦难而作的“福音书”，构成的《新约》的主体文本。

公元二世纪最著名基督教主教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殉道者的鲜血乃福音的种子。”基督教也留下了著名的《殉道者行传》，其中记载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殉道故事。比如，公元203年，众多基督徒在迦太基被囚期间自愿殉道，其中有位年轻的母亲，拒绝其父亲恳求她改变信仰，而是自愿在竞技场中受审。她被一只公牛掀翻在地，持剑的斗士却不忍对她下手，是她主动引导那位怀有怜悯之心的斗士把剑刺向她的喉咙。

换言之，如何面对迫害及其死亡，在刀剑的威逼下，是还以硬性的刀剑？还是施以柔性的道义？恰是对信仰者是否虔诚的最大考验。耶稣的榜样所示范的态度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暴力迫害，绝不对迫害者动刀剑，而只对迫害者坚定地说“不”，即便在左脸被打又送上右脸之时，仍然对施暴者坚定地说：“对不起，不！”并乞求主宽恕施暴者。

最初，你施以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我改信吗？

“对不起，不！”

继而，你施以铁链、监狱和酷刑的威吓逼我改信吗？

仍然是“对不起，不！”

最后，穷途末路的你拿出终极的惩罚，施以十字架上的死亡威胁，耶稣的回答不是哀求、更不是愤怒，而还是“对不起，不！”

在每一次说“不”的同时，都要乞求主宽恕恶人，以爱、宽容和坚韧的柔性来克服恨、狭隘和坚硬的刚性。

这个“不”，既是拒绝，也是施与。拒绝一切暴力和仇恨，施予信仰的大爱和宽恕。

所以，那些为了信仰而殉道的教徒，不仅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也会得到基督教的嘉奖。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论及基督教兴盛的五大原因时，他强调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信仰而殉难的激情。”他说：“基督教徒对这些殉教烈士出于感激之情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胜利的取得，逐渐进而变成了宗教的崇拜；那些最出色的圣经和先知也都理所当然地同样享受到殉教者的殊荣。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光荣死去150年后，梵蒂冈路和奥斯提亚路都因为有这些精神的坟墓、或更应说是有这些纪念物的存在，而远近闻名。”（《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635）

为信仰而死，不是死亡，而是殉道；殉道，不是基于煽动复仇，而是基于传播爱的福音。所以，为信仰而殉道：

不是死亡，而是复活；
不是奴役，而是自由；
不是受苦，而是享福；
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在这里，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使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突破了古希腊的“命运论”，凸现出一种爱对复仇、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当古希腊哲学的“爱智慧”变成基督教信仰中的“爱上帝”，哲学中的理性真理就变成了信仰大爱，命运女神对生命的审判变成了上帝对人的俯身倾顾，尘世正义也就变成了上天恩典，人在得到上帝之爱的眷顾并在传播爱之福音中死去，是复活，更是灵魂自由。

十字架昭示了“爱”的两个维度，垂直的纵向维度，向上指向人对上帝的神圣之爱；平行的横向维度，向下指向人对人的世俗之爱。这种人间之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是在终极之爱中获得自由。这种来自终极之爱的尊严和自由，才是现代法治的超验源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所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之得以确立，并不在人的理性狂妄之中，也不在人对自身力量的绝对自信，而在人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与谦卑，在人对上帝的绝对依赖。

尽管，人类本性中具有参与罪恶的先天性，但基督之爱是宽容的、无边的、绝对的（从爱邻人到爱敌人），不会遗弃任何人，并体恤所有人的软弱和龌龊。由此，基督便具有的人神双重性，道成肉身是神的成人，神的成人是人的成圣，人的成圣就是以短暂、有限之生命响应永恒、无限之召唤。在这里，人与上帝之间的定约，不是功利性契约而是信仰契约——人对上帝的绝对信任。神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是经验的历史的事实性联系而是超验的终极的精神性联系。惟其如此，人对上帝召唤的响应才会成就耶稣的奇迹，这奇迹才能昭示出尘世之人心向超越价值的无限可能性。

这种徒手信仰对暴力强权的反抗，在圣·奥古斯丁的神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他把耶稣殉难事件概括为“基督徒的良知权利”，进而与人的自由勾连起来，从神学的开启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传统，对西方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影响极为深远。从16世纪的新教改革之父路德到1848年美国作家梭罗，从印度圣雄甘地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从南非大主教图图到捷克的良心哈维尔……这些人类典范所践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则，无一不带有耶稣殉难的色彩。

来自天父而又归于天父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开端，也是终结”。耶稣完成了上帝之爱的道成肉身，为世人提供了因爱称义的榜样，使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变成了上帝之爱和自由权利之间的神秘关联：“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挾制。”（《新约·加拉太书》）正如H.J伯尔曼所言：“为美国宪法中的一系列权利条款奠定基础的，就主要不是启蒙学者们美妙的理论，而是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反抗罗马的勇敢实践，是十七世纪清教徒保卫其信仰和良心不受侵犯的无畏抗争。”（参见《法律与宗教》，伯尔曼著，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
2005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5.07.11

四、基督教的胜利

上帝的圣爱还只是一种启示或召唤，需要人的响应，耶稣殉难是开创性的最伟大的响应，以后的基督教史也是教徒的殉难史。正是在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励下，遭遇种种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们，非但没有被世俗帝国的恐怖统治所降服，反而越发坚定了信仰，愈发蔑视世俗强权，不屈不饶地用信仰反抗暴力。一面是无数基督徒死于世俗统治的滥杀，一面是基督徒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内部组织及其秩序的逐渐完善。最终，手无寸铁的信仰者战胜了仰仗暴力的世俗统治者。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言：“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饶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添加人数，当地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以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下》P859）

对此，以赫赫武功而驰名世界的拿破仑也深有体会，他曾说过：“你知道世上最令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的无能……最终武力总是被思想征服。”（转引自《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美’杨菲力著，李永成等译，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年版P109）

在基督教徒对迫害的反抗和对信仰的坚守之中，公元2世纪中叶，《新约》正典形成；3世纪，基督教会得以蓬勃发展；公元261年，罗马皇帝加列努斯发布了第一个容忍基督徒的训令，承认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合法存在，下令全数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拉锯战，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基督之爱终于征服了恺撒之剑，不仅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而且被君士坦丁大帝确立为国教。

在与统治意大利的马克森提乌斯的争权夺利中，统治高卢的君士坦丁之所以最终取得了胜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赢得了基督徒的效忠。据记载，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的契机颇具传奇色彩，公元312年10月27日，在罗马以北九英里外的地方，君士坦丁率领军队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对阵。就在战火即将燃起之前的某天下午，君士坦丁突然看到一个发光的十字架悬在空中，上面用希腊文写着“胜利在这个标记中（en toutoi nika）。”第二天早晨，他又在梦中接到一个指令，让他在自己的士兵的盾牌上弄一个X标志，在标志中间用一条直线穿过并弯转到上面——这就是基督的记号。他起床之后，按照梦中标志做了一面旗帜（以后就成为后期罗马帝国的军旗），旗上织有Christ的第一个字母和一个十字，他就举着这面旗帜奔赴前线。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徒，当他挥舞这面基督标志的太阳旗时，作为军队统率的君士坦丁就与作为士兵的基督徒发生了共患难同生死的关系，军队的凝聚力和勇敢陡然剧增，他也自然赢得了那场战争，胜利地进入罗马，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公元325）在米兰会面，二人共商统治帝国的谋略。由于君士坦丁是在基督徒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所以，他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为了巩固各地基督徒对自己的支持。于是，君士坦丁颁布了让基督教永远感谢的《米兰赦令》。该赦令不仅重申了加列努斯训令对基督教的宽容，并将这宽容扩大到所有宗教；赦令还强制要求归还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

之后，为了稳固他与李锡尼的联盟，君士坦丁尽管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李锡尼，但双头统治不可能长远，二人很快再次陷于争权夺利之中。公元314年，君士坦丁率军击败李锡尼之后，除了色雷斯地区之外，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大都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之下。李锡尼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基督徒对君士坦丁的支持，就在自己统治的亚洲和埃及恢复了对基督徒的迫害。他把基督徒赶出宫殿，逼迫士兵改信其他宗教，禁止人们参加基督教的礼拜，禁止任何在城内举行的基督教仪式，不服从的基督徒就将失去一切。

基督教的护卫者君士坦丁开始帮助东部的基督徒，为此他率领13万军队与李锡尼的16万军队展开决战，最后以君士坦丁的胜利而告终。李锡尼先受降并被赦免，之后又以阴谋叛国罪被处死。这次胜利使君士坦丁统一了罗马帝国，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他召回了所有被李锡尼驱走的基督徒，归还了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对于基督教的以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并要求他的臣民与他一起接受这一新信仰，基督教由此成为国教。在他任内，颁布了对基督教的日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命令：

1，给予基督教徒和教会的财产以合法地位，允许教徒和教会拥有土地、遗产继承权，并把殉教者的遗产全部留给基督教会。

2，制定成文法，赋予了各地的主教在各自的教区内独立进行审判的权力，使基督教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法律的审判团体，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教会法律的相对独立性。

3，命令把国内钱币上的异教徒头像全部除去，重刻上与任何宗教无关的图象和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措施，等于首开政府在信仰上保持中立的先河。

4，在各地兴建巍峨堂皇的基督教教堂，仅仅闻名遐尔的教堂就有：罗马德拉特兰的圣约翰大教堂（St John Latern）和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耶路撒冷的复活大教堂（又称“圣墓大教堂”the Holy Sepulchre），伯利恒的圣诞大教堂（the Nativity）。他还建立了最初的基督教图书馆，让人编写第一部《教会史》。

5，君士坦丁在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也开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异端宗派的集会并焚毁其会堂。

6，在基督教发生内部的教派分裂之时，君士坦丁对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教会性的宗教会议，确立了基督教的统一信条，为日后的教会统一性奠定了信仰的和组织的最初基础。这次会议，共有318位各地的主教前来参加。因病未能亲自与会的教皇希尔维斯特一世（Silvester）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君士坦丁在会议上致词，呼吁基督教的团结和统一。最后，会议颁布了经君士坦丁认可的统一信条：“基督徒只信一神，全能之父，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天父之子，乃天父所生而非所造，基督与天父同质。圣子是为拯救人类才来到人世，道成肉身而成为人，他受死，3天后复活、升天，将审判地上所有的活人和死人。”参加会议的318位主教中，只有两位拒绝签字。于是，两位主教和其他拒绝承认这一信条的教徒，不仅遭到教会诅咒，并被逐出罗马。之后，君士坦丁颁布了对基督教内部异端的禁令：凡是不符合这一信条的主张全是异端，异端的书籍一经发现必须焚毁，私藏者将被处死。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带领随从、工程人员和神职人员，在拜占庭港附近划出了大片土地以建新都。他招募了数千的工人和艺匠，修建行政大厦、宫殿、住宅、城墙、碉堡和豪华而巨大的竞技场；他从罗马上百个城市中征集众多著名雕刻品来装饰这座新都，广场和街道都饰以喷泉和柱廊，新都的规模只有旧都罗马可以媲美。他在解释之所以要建如此巨大的新都时说：我听命于上帝的意志，我将继续前进，直到先我而行的不可见的上帝停了下来。

公元330年5月11日，“新罗马城”被正式确立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年年举行盛大庆典。从此，异教信仰和基督教异端被中止，以基督教为标志的延续千年的中古时代开始了。史学家对中古时代的基本共识是：这是东方精神逐渐击败西方武力的时代，也是基督教信仰逐渐统治西方人灵魂的时代。

但是，在政治上，君士坦丁恢复了绝对君权，他制定了以皇权为主导的君士坦丁宪章。该宪章赋予了皇帝以绝对权力，虽然，东西罗马城的两个元老院具有审议、立法和判决之权，但皇帝对元老院的所有决定都具有否决权。这样，元老院已经沦为皇帝的顾问委员会，高级官员的选任全部出自皇帝之手，皇帝的意志便是最高法律，他的任何行政命令都可以立法。而且，这位基督教皇帝为了显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特地要获得教皇的加冕和拥戴，首开教皇加冕王位的传统。

公元337年前夕五旬节，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说给他洗礼的是一位牧师，也有人说为他浇圣水的是希尔维斯特主教。受洗后不久，他便安详地去世。据说，他之所以特意安排在临终前受洗，是希望洗尽自己一生的罪恶和污秽。这位享年64岁、在位30年的伟大帝王的安葬仪式的最庄严之处，不在其奢华巨大的排场，而在于所选定的地点：仪式在君士坦丁堡的十二使徒纪念碑旁举行，该纪念碑建在城内最高山上的使徒教堂内。如此安葬，暗示着罗马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就是耶稣的第十三位使徒，在宗教上享有与十二使徒并驾齐驱的崇高地位。

从此以后，在罗马教廷看来，古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只有两位，一位是将古罗马推向鼎盛期的奥古斯都大帝，另一位就是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了。然而，基督教的胜利借助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庇护，也就必然使基督教的发展一直处在世俗王权的阴影之下，在漫长的王权和教权之间的争斗中，也大都是王权占上风。所以，得胜的基督教并没有取得相对于世俗权力的真正独立。直到十一世纪的教皇改革之后，基督教才真正取得了制度化的独立。

君士坦丁死后，他所建立的东西两都为帝国埋下了分裂的隐患，随着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萨克逊人等蛮族的相继入侵，罗马城及整个意大利遭到了大洗劫，罗马城五度被蛮族占领，三次被围攻，及至查士丁尼皇帝（公元482－565）赶走了蛮族之后，这座一度曾经有过上百万人口的最伟大城市，只剩下40万人，其中的一半人要靠教会的赈济才能活下来。米兰城曾经被蛮族毁灭，居民全部被屠杀。蛮族入侵者把罗马城的几百个雕像融化后用于制造武器。元老们大都死于战火，贵族政治失去了依托。

尽管，查士丁尼皇帝在赶走蛮族之后，企图统一已经陷于分离的罗马帝国，为此不惜向教皇妥协，以达成东西教会的统一，将主要异端派别纳入统一的信仰帝国。然而，西罗马教会拒绝了查士丁尼，东西帝国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昔日的帝国行省也得到了更大的自治权力，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种子随之萌生。

东西两帝国的基督教之命运的不同在于：西罗马帝国逐渐开始了政教分离的过程，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划分了“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间的绝对对立，阐发了宗教效忠高于世俗效忠的良知原则，并对尘世权力作出前所未有的贬损：再伟大的君主仍然是罪恶之人，再好的尘世秩序也不过是“盗亦有道”。所以，他的神学为政教分离奠定了系统的观念基础，也成为西罗马基督教的主导性神学。经过几百年的奋斗，教会争取独立于世俗王权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1世纪结出了教会独立的制度果实，并演变出社会结构上的宗教与世俗的二元化，进而形成了政治制度上的自由宪政。

而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始终奉行政教合一，以优西比乌斯为代表的东方基督教神学与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神学完全不同。在东方基督教的规范教义中，没有“双城”之间的绝对差别，也没有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的分离，而只有政教合一的神学：人间如同天堂，皇帝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皇权的世俗统治就是再现上帝的天上统治。所以，西方基督徒把拜占庭模式称为：“凯撒式的教皇统治。”也就是说，在东罗马帝国，凯撒这个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教皇、主教和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合一传统及其绝对君主专制很少有过松动，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和伊斯兰教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东方世界的政教合一的传统，而且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延续至今。

尽管，从君士坦丁到查士丁尼，拜占庭帝国也有过局部的辉煌，商贸通道远达中国和印度，亚历山大城、雅典、君士坦丁堡的科学、哲学、教育也一度兴盛，特别是在艺术上的成就，留下了著名的“拜占庭风格”。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内，东方基督徒包括希腊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在5-6世纪期间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分立教派，希腊语主宰拜占庭教会。从9世纪开始，东方基督教的扩张主要在斯拉夫人地区，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并形成以基辅为中心的东正教。与此同时，政治停滞、官场腐败、民权萎缩，由继承权之争引发的太监阴谋和宫廷政变……便成为帝国为绝对权力付出的必然代价。1024-1264年，拜占庭曾被十字军占领，1453年5月29日被土耳其人攻陷，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被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所取代。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

五、基督教的普世性——爱人类高于爱祖国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底层的、地方的、犹太人的宗教逐渐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上层和城市，并最终变成一种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无分高低贵贱的普世宗教，即由一种特选的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就在于基督教经历过一个“非犹太化”的过程。基督教保留了犹太教的一神教和绝对虔敬的传统，但又与犹太教有着鲜明的区别：

1，犹太教中，只有犹太人才配作上帝的选民，上帝也只属于犹太民族，获得神恩的机会只限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在基督教中，整个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恩惠遍及世界，被普遍地赐给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自由人与奴隶，男人与女人。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圣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新约·加拉太书》）也就是确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性统一信仰及其教会。

2，上帝不是嫉妒、报复和怨恨的耶和华，而是十字架所昭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之爱。在《旧约》中，复仇的上帝代表着正义，救主大都是统治者或征服者，是手握权力的君王，是政教合一的化身（比如，摩西和所罗门），而在《新约》中，爱的上帝才是正义的化身，救主是徒手的先知，是无权无势的殉道者，仅仅是信仰的化身，只靠传播福音来征服人的灵魂（比如《新约》中的耶稣、彼得、保罗、约翰等）。所以，基督教西方才会逐渐走向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 公元1225-1274）在论及基督教的道德戒律时指出：第一戒律是关于人与神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第二戒律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要爱人如爱己”。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910年9月7日致印度圣雄甘地的信中说：“爱，即人类灵魂向着合一的驱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彼此顺服的行为，代表着最高也是唯一的人生律法，这是每个人都从他（她）的心灵深处知道并感觉到的（我们在儿童身上尤其清楚的看到这点），也是他（她）在介入人类思想的谎言系统前所明白的。这律法为所有（印度人的，中国人的，犹太人的，希腊人的和罗马人的）哲学所宣扬着。我认为这爱的律法在基督那得到最清楚的宣扬，……基督教国家和所有其它国家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清楚而确定地给出爱的律法，而基督教的追随者严肃地认同这一律法。”

3，在《旧约》中，上帝造人和万物，而人的类始祖却偷吃了禁果，触犯了上帝，被天父判定为人的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上帝的震怒，甚至到了要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强烈程度，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人类留下一叶方舟和极为有限的生灵，也就是为人类保留了向善的种子。这些种子登上唯一的救生工具诺亚方舟之后，洪水便自天而降，一连下了40个昼夜。自“诺亚方舟”的漂泊开始，人类便走上了无尽头的尘世的苦难历程。同时，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也极为残忍，让亚伯拉罕献出亲子来证明其对救主的信赖。而在《新约》中，上帝非但没有惩罚罪恶累累的人类，反而献出自己的亲子来承担尘世苦难，也为人类赎罪。所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新约·约翰福音》）

如果说，《圣经·旧约》中的上帝，主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复仇的上帝”的话，那么，耶稣和其他先知对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做了创造性的全新诠释，主要由记载耶稣的形迹和布道的四大福音书构成的《新约》中的上帝，就是超越任何单一民族的“普世上帝”，也就是“爱与宽容的上帝”。上帝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个皇帝的神，其福祗也绝不只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特殊的人群，上帝是全人类的神祗，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稣之爱惠及所有人，从不会遗忘任何一个角落，也不会遗弃任何一个子民，哪怕是低贱者、病患者、残疾者、罪者、妓女、污吏……所以，在基督徒看来，罗马人只有狭隘“爱国心”，而没有宽广的“爱人类之心”；罗马人的信仰仅仅是世俗国家的统治结构及其仪式的组成部分，其最高道德标准不是敬畏普世性上帝，而只是效忠皇帝及其帝国。基督徒之爱却超越了任何国家或民族之爱，是一种普遍的由“爱上帝到爱人类之心”。基督教是与国家政治相分离且超越世俗社会的普世宗教，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属于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属于任何统治国家的“恺撒”。罗马的世俗统治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因为争夺有形财富，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对王权的效忠；而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更不是为了财产等世俗利益，而是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信仰高于世俗的权力、财产、理性的效忠原则。于是，当基督徒宁死也坚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对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时候，超验信仰对世俗权力的抗衡就已经开始。在基督徒看来，其他异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世俗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信仰则建立在纯粹的宗教之上。

4，西方基督教的这种垂顾底层的普世精神，只讲信仰而不讲贫富、国籍和种族，也被传教士带入了中国。在此，请读者原谅我插入一断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简短评述，意在使国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草根性和普世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底层开始，中国教民的主体自然是底层民众。据记载，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挣扎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神父救人的善心感化了此人，使他成为中国的第一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贫苦农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还有就是那些鳏寡孤独，无怪乎当时的福建将军英桂说：“各省入教者，大率无识乡愚。”李鸿章更认为：“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逃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P508、516）

两位满清高官对教民的鉴定，起码从四个角度反映了早期中国教民的特点：

满清权贵对基督教的仇视和对教民的鄙视。

B，教民主要由贫困、弱势、愚昧、孤独的人和无赖、不法之徒构成。

入教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质功利的需求，而不是基于灵魂救赎的信仰。所以，李鸿章指出的“三利”大致不错。比如，先入教的教民劝说同村人入教的理由是：“入了教就可以增寿添福，所有地粮只纳正银，不必再完耗银，一切差徭可以全免，打死人命也不抵偿，犯了寻常的罪并一切官司，县官不能传问，就可内府提审，入教的人坐着对质，不入教的人跪着听审。”（《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P150-151）当然，利用教民身份作恶事的人也不在少数，霸田夺财、强卖强卖、欺男霸女、欠债不还、抢劫强奸……最具破坏性的中国教民之恶行，当数“太平天国”的揭竿而起，历时十年之久的征战，蹂躏了半个中国。

D，基督教在中国的吸引力，是慈悲情怀和强大实力相结合的结果：为了传播福音，传教士们既有善心、钱财和技术赈济贫困、治病救人、收养孤儿、开办学校，又有来自西方列强的母国背景来对抗官府、伸张正义和保护弱者。于是，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当时中国，传教士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教会成为底层民众逃避官府迫害的庇护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知识精英非常排斥基督教，20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现代中国的“非基运动”，其主体大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共掌权以来，以暴力专政为后盾，以思想改造为手段，用人格神毛泽东代替上帝及先知，对国人的灵魂进行强制性的无神论改造。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要么作为独裁政权的傀儡工具，要么被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所压制所迫害。改革以来，中共的无神论意识形态逐渐破产，而民间教会及其教徒却自发成长，尽管中共对民间宗教仍然进行压制，但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家庭教会和民间教徒的殉道精神，已经使中共政权的操控和镇压感到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只有信仰而无有国界是其主要信念之一。中共政权居然狂妄到在“天主教”前加上“爱国”的定性，这本身就有违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无异于亵渎上帝。

正是这种普世信仰催生出统一的普世教会，也只有这样的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教会组织，才具有抗衡世俗国家权力的力量，政教分离才有可能从教义变成现实，也才能从信徒的良知反抗演变出制度化抗衡。虽然，西方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要等到中世纪的十一世纪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革命才开始形成，但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基督徒基于信仰至上的理由对罗马世俗统治的持续反抗，早已自发地开启了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分离过程。

结语：信仰征服的伟大意义

罗马法学家耶林曾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见《罗马法的精神》）

然而，在我这个生活于无神论传统国度里的人看来，信仰的征服与法律的征服一样长久，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征服，西方的法治传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西方社会也很难生长出作为主流文明的自由宪政。而且，基督教早已越过西方的疆界而向整个世界迅速传播。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是基督教的传播之源，美洲以及大洋州早在殖民时代就是基督教的福地（北美以新教为主，南美以天主教为主），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也逐年增加。在亚洲人口最多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传播，甚至基督教最重要节日“圣诞节”，也正在变成中国年轻人们最青睐的节日。

回头再说耶林的三大征服。

武力征服，主要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希腊和北非。公元前201年－146年（与秦帝国的建立在同一时段），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的同时，也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开启了古罗马的“希腊化时代”。有人甚至说，希腊化是罗马精神达到的第一个高峰。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也曾抗拒过希腊文化，驱逐过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禁止上演希腊式的讽刺喜剧，执政官加图也曾立志向希腊影响及腐败宣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来自古希腊的新神祗、无与伦比的哲学智慧和伟大的文学艺术，为这个野蛮的部落式共和国带来了文明。

法律征服，主要发生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和高度统一之时，古罗马的体制和法律随着恺撒之剑而传播，殖民地的政制和法律大都是对古罗马制度的移植。尽管，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有过事实上的单一君主制时代（如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但罗马制度架构在整体上绝非中国式的单一皇权专制，而是一种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相混合的共和政体，古罗马共和国的诸多制度一直存在着发展着，最终形成了雏形的三权政体：执政官代表君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权力，平民会议及保民官代表民主权力。此外，古罗马在不同的时期还为西方贡献了十二铜表法、有限选举、监察制度、关于财产权的法律……等等，以罗马法为标志的制度遗产，就是混合共和制度的产儿，它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起到过非常正面的作用。罗马法是近、现代西方法律的古代蓝本，为西方带来了“宪政法治”秩序。

信仰征服，始于基督教的创建，为西方带来了精神革命。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正是血腥战乱、征服世界和胜利后的道德堕落，为后来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崛起准备了精神土壤。所以，古希腊后期所产生的悲观主义，也在其征服者身上找到了用武之地，悲观主义在帝国内像瘟疫一样流行。恰在此时，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希伯莱《圣经》的结合，向陷于苦难深渊的罗马人提供着灵魂的安慰。特别是，以《新约》为代表的基督教对人世的苦难和罪恶的神学解释，渗入罗马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细节之中。

信仰征服的首要意义在于：

首先，促成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结构。人们一面注视着世俗强权的威力，那是肆无忌惮的征服、阴谋、冒险和享乐，一面仰望着神圣十字架上的鲜血，那是基督教所宣扬的没有尽头的苦难、禁欲、忏悔和赎罪。尘世的王权及其肉欲享乐与神界的神权及其灵魂苦行，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张力的二元世界：在思想上是理性真理和信仰启示之间的较量，在现实中是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之间的争权夺利。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及权力格局的出现和形成，也就是恺撒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及其制衡，对基督教时代的西方、也对近现代西方的制度演进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

如果说，古希腊人的生活还是浪漫热恋中的冒险，以及对无常命运的悲剧性体验，那么，罗马人的生活颇似婚姻中的享乐，以及对世俗婚姻生活的日久生厌。所以，古希腊的神并不与人世对立，天堂是现世生活的继续，以宙斯为代表的诸神都有强烈的凡人欲望，都想享受俗世的幸福生活，甚至达到纵欲的程度。而接受了基督教的罗马人，他们的神与人世对立，上帝是看不到面容的神秘存在，天堂是对现世的彻底否定。人类为上帝所造，人类只能从自己的形象中猜测上帝。人类始祖犯有原罪，人世间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上帝的拯救通过替代方式降临人世——献出了自己的亲子——殉难的耶稣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在绝望中找寻希望，在无助中得到依靠，在血光中祈祷和平，在有限中追随无限，在短暂中收获永恒，在束缚中见证自由，在死亡里成就复活……而这一切超验意义上的精神境界，全部来自耶稣的受难与复活：十字架上的大爱、虔信、公义和真理。

其次，基督教为西方法治传统提供了超验基础。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必须具有超越权宜之计的恒久信念和形式规则。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信仰便成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1，法律来自上帝的意志，乃基于爱并服务于公益的善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2，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3，在法律的技术层面，教会法的创立源于世俗的罗马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世俗法的发展和完善，两套法律的二元并存，固然免不了相互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但更重要的是相互的制衡、借鉴、滋养。（参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二章，[美]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信仰征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维护西方世界的精神统一。在世俗意义上，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之间的武力冲突，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分裂（东西罗马的分裂），也是民族国家走向独立的开始；但在属灵意义上，拜占庭帝国对西罗马的挑战和威胁，促成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团结，造就了西罗马天主教的梵蒂冈权威。教权之下的统一信仰及统一教会，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统一罗马帝国。换言之，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尽管，近代以来，欧洲各地纷纷脱离罗马帝国，取得了独立民族国家的地位，但那只是世俗政权意义上的独立，而在属灵的信仰世界，教权对人的灵魂仍然具有无远弗界的控制力量。尽管，基督教在近代出现了内部分裂，宗教改革运动使基督教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但在面对西方之外的世界时，罗马教廷在宗教上仍然具有的统一性权威，代表着帝国式统一传统的延续。基督教的这种世界性的教权统一，直到今天仍然保留下来。

如果说，“条条大道通罗马”，只是在世俗国家的意义上象征着昔日的古罗马帝国，那么，“座座教堂通向梵蒂冈”，历经数代而不断，至今依然象征着天主教的世界性统一。正如英国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纽带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然而，梵蒂冈对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因为，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超验的神圣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经验的俗世产物。

从基督教发展史的角度讲，普通犹太人耶稣所创立的基督教，最初只是从犹太教分裂出来的宗教小团体，基督徒象犹太教徒一样，遭遇到罗马统治者长达300多年的持续迫害，但这种发自草根阶层的宗教最终征服了罗马的统治阶层。因为，基督徒具有对一神教上帝的绝对虔诚，也具有拒绝向罗马皇帝效忠的殉道精神，所以，基督教必然征服罗马人和其他西方人的灵魂。犹太人耶稣不仅以自身的殉难和复活成为上帝的圣子，也逐渐成为罗马的贵族和普通人的新信仰。

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信仰对世界的征服，乃历经苦难的犹太民族的最大幸运。

在我这个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无论《新约》中的耶稣其人及其神迹是真是假，对于犹太人和基督教而言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事实上的虚妄并不能否定和贬损精神信仰上的奇迹，犹太人耶稣个人的殉难象征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大劫难，耶稣的复活象征着几近被灭绝的犹太教通过转化为基督教的复活——信仰的复活。这一殉难和复活通过道成肉身的方式，见证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也见证了神圣价值的“道成肉身”，即上帝之爱在人间的显现。也就是说，上帝，绝非虚幻的救主而是人间的精神实在。耶稣之殉难，不仅是为了见证圣父的启示和象征性地传播爱、悲悯、宽容的福音，更是为了象征性地承担起人世的苦难和人的原罪。由此，基督教先是改写了古罗马人的精神品质、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继而塑造了整个西方的文化及其制度，并通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近、现代的殖民主义扩张，而开始了一个几百年的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

西方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既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信仰之战，更是罗马帝国企图恢复昔日大一统辉煌之战。虽然，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结果皆不如愿，但对于凝聚和巩固整个西方的基督教权威而言则居功至伟，使欧洲人之间的认同感与日俱增。正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西方人的别称就变成了“基督教信徒”或“信仰基督教的同道”。“这个名词使人们首次有了自己的正式称呼，它既指基督教信仰又指整个基督教世界，很快普遍流传开来。”（参见：《牛津基督教史》第六章《基督教文明》，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更重要的是，与十字军东征平行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制度化的教权与王权的二元社会结构，由此才真正奠定了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

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间，基督教随着地理大发现而进入非西方世界，基督教占领了美洲大陆并导致了新教北美的迅速崛起，进而通过武力殖民和经济扩张向非洲和亚洲扩张。也许，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武力殖民有违于爱的福音，但世俗化的强大武力和发达经济，无疑为基督教向世界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支持。所以，基督教的传播是伴随着铁血的历程，是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民族的侵略、掠夺和践踏，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根本无法平衡殖民地人民所遭遇的屠戮和掠夺。这样的铁血扩张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当自由美国代替大英帝国而成为西方领袖之后，武力殖民才基本上被和平演变所取代，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化过程，也使基督教越来越融入世俗化的自由主义价值之中；基督教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也越来越作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部分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不仅是经济的全球自由化，而且是政治的全球民主化。

对于二战后基督教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而言，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在此次公会议上，罗马教廷对其政治理念做出巨大修正，标志着基督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宪政理念之融合的完成：1965年，梵蒂冈颁布了《宗教自由宣言》，明确承诺放弃了关于“持谬见的人无任何权利”的信仰歧视的传统教义，把只属于基督徒的权利和良知修正为“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和人人有责任追随其良知”。“这一重大的决定不仅使天主教会与新教主流教派一致起来，而且使天主教徒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毫无保留地参加到民主社会的决策过程之中。”（《牛津基督教史》P602）

也就是说，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其扩张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传播（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市场经济和基督教，二者之所以具有难以遏制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与人性的内在适应性。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上帝说：相信我，恶棍将变成义人。

基督徒的良知说：守护信仰，恶治会变成善治。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信仰的时代》（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甘地：《甘地自传》（杜危吴耀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999年8月写于大连教养院
2005年7月整理于北京家中

【观察】2005.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