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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beiqian 2013年05月14日11:13:55 于 [彩虹之约] 发送悄悄话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运动--历史及反思(姚西伊,中国神学研究院中文院訊,2011-01~02)
http://www.cgst.edu/Publication/Bulletin/Chinese/2011JanFeb/index.asp

 
基督教在近代与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面貌之一,即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代表和传播者。两百多年的基督教在华史上,这个形象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但始终存在。故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作用,似已成为定论。
 
其实,考诸历史,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颇为复杂,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甚大变化,而且教会内外不同群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多有差异。本文旨在从宏观的角度指出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希望促使人们对这一课题的思考更趋深入。
 

一、十九世纪的影响──空前绝后
 
自明清耶稣会起,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身份就是双重的:福音的使者和文化的使者。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国门,迫使这个古老的国度走上近代转型的不归路。而整个十九世纪,在中国从器物、制度、到思想层面一步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西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报章、学校等机构,几乎是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管道,西教士也充当了西学东渐最重要的桥梁。
 
十九世纪西教士普遍存在一种思想:基督福音与西方文明是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源泉,后者是前者的果实,二者相辅相成,应该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携手并进。因此,传福音与社会服务和改造性的事工和谐并举。

 在中国,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69-1919)、丁韪良 (W.A. P. Martin, 1827-1916)、林乐知 (Young J. Allen, 1836-1907) 等一小批西教士,对后者情有独钟,用力最勤。林乐知在“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一文中,极力论证基督信仰可助中国实现富强:故基督教传至中国,若能上行下效,认在天有独一之神,认耶稣为独一之中保,救世之主,认上帝为天父,即万民皆为弟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人不失为万物之灵,物各出其天生之利。政有与道相合者,则振兴之。俗有与道相违者,则革除之。国家增其权,民众广其识。如此而有不富强者,吾不信也。
 
在昔欧洲诸国,当未闻道之先,其愚拙情形,亦如今日之中国。今为中国计,唯有基督之道足以救人。……自今以往,吾知中国穷而思变,不得不求助于基督之圣教,为导民之正路,兴国之大原矣。

中华为东方之望国,……若更崇基督之教,以为出治之本。人尽以敬天者爱人,岂不可以爱人者兴国乎?……今日之可以欲兴即兴,虽富国强兵,而能期于一旦者,基督圣教之救世也。[1]
 
林乐知的这段文字可谓经典。在这种基督教救世思想的指导之下,自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差会倾注大量人力物力,举办教育、医疗和出版事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的社会改革。
 
王尔敏教授说:“西洋教士来华传教,对中国最大贡献,实在于知识之传播,思想之启发,两者表现于兴办教育与译印书籍发行报刊,自十九世纪以来,凡承西洋教士之直接熏陶与文字启示之中国官绅,多能领悟领会而酝酿醒觉思想。同时举凡世界地理,万国史志,科学发明,工艺技术,亦多因西洋教士介绍而在中国推广。”[2] 更有部分传教士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或舆论鼓动,或出谋划策,或参政议政,直接卷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当中,充当了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可以说,十九世纪后半期,传教士对西学的介绍和引进,以及中国社会改革的参与是全方位的:从实业、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到教育、媒体、政府与社会机构的设置,再到近代思想观念与价值的传播。
 
当然,十九世纪在华的西教士大多以传播基督教为其核心使命。对他们来说,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参与只是辅助手段。戴德生 (Hudson Taylor, 1853-1905) 及其领导的中华内地会可说是此派的代表。故此,李提摩太等人在西教士群体内始终是少数。但是,李提摩太等人对福音与西方文明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确是西教士们的共识。

西教士所引进和举办的近代文教卫生事业,即使在传教事业当中处于次要位置,在当时的传统中国已属开天辟地之举。因此可以说,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近代化运动,西教士总体而言是站在最前列的一股先锋力量。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时为最突出,所达到的高度可谓空前绝后。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的吊诡
 
如果说从晚明开始,西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影响呈上升趋势,到戊戌变法时期达登峰造极,那么,至二十世纪初则开始下降,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是大大式微。
 
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由中国政府或民间人士举办的教育、医疗、媒体等事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会很快失去其输入西方文化最重要管道的角色;二是形形色色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世俗思潮传入中国,并广为流传,对宗教提出怀疑、批判和挑战,打压了宗教发展的势头。有论者指出:林乐知等人对戊戌变法的推动既是英美传教士影响晚清现代化运动的高潮,同时也是其影响走向衰落的起点。20世纪的中国人不再容忍西学笼罩一层基督教的“圣光”,而一旦传教士丧失作为西学传播者的特殊身分,恢复其本来的宗教面目,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必然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西学的传播虽然有助于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情绪上的仇视,但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进化论思想却反过来成为20世纪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抵制宗教迷狂的有力武器。[3]
 
公平地说,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基督教的文教事业继续扩张,仍然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到“五四”之后,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世纪上半期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教会内。自由派(又称现代派、新派)与基要派(又称保守派、福音派、属灵派)对于“何为教会的核心使命"产生了严重分歧。前者受“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鼓吹教会应以更积极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服务来彰显基督的精神;后者则坚持“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社会事工,而是更加完全地传讲和活出基督的福音。”[4] 其结果是,二者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态度和参与的差别愈趋明显,可说大大超出了李提摩太与戴德生的时代。
 
不过,在自由派和社会福音派阵营内,对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倾向于英美模式,有的倾向于苏俄模式;后者的代表人物如吴耀宗。到四十年代中、后期,对英美模式的批判越来越激烈。
 
到了19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基督教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管道完全被堵死,而且连其历史贡献也被一笔抹杀。继续革命的呼声和不断政治运动的浪潮,淹没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全面推进“四个现代化”。此后三十年,经济高速的增长,社会与文化发生巨大变化,追求“现代化"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旧梦被重拾,并加速追赶。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思想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思想界的空前活跃。经历了前三十年的封闭状态之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年青一代,带着对官方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怀疑、批判和反叛,急于放眼世界,了解西方思想界的动态和成果,为个人和国家的未来寻找新的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国人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时代。那个十年颇类似“五四”时代,也是启蒙的年代。诚如汪晖著名的文章中所言:“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富有活力的是中国的‘新启蒙主义思潮’;……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5] “一般来说,八十年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地相信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6]
 
文革结束,理想和信念大厦坍塌之后,蜂拥而至的是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其中也包括基督教。这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既然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参照样本是西方,而与西方物质文明紧密相连的文化和思想,特别是作为其信仰根源和支柱的基督教,二者的共生关系更不容忽视。汪晖注意到,八十年代,“一些敏感的年轻学人以基督教伦理为依据,提出中国现代社会思想中的价值问题和信仰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也明显地配合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7]结果是,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基督教热,产生了一批所谓“文化基督徒。”与此相伴的,则是基督教会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不但恢复了合法身份,而且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时期。
 
总之,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放到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来考察,不难发现,这时期与十九世纪颇有几分类似,即基督教都与西方现代文明联系起来,成为西方文明在中国的象征,或传播的管道。当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对基督教作为现代化中介的认可与兴趣,主要限于思想意识层面,远远不能与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从思想到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广泛影响同日而语。但是,考虑到教会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所遭遇的坎坷,基督教与现代化的关系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在国人心目中的极大弱化之后,竟在八十年代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与强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吊诡。 
 
三、当今的格局──舆论分裂
 
基督教与现代化相对而言融洽相处的时期,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从那之后至今,中国大陆从思想和文化界到社会经济,又进入了一个反思、争辩、分裂的大动荡、大整合时期。
 
首先是在政治方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走出来,社会上下对中国向何处去凝聚成共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得到广泛拥护。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迅速市场化,高速增长,国力大为增强,对世界开放的程度亦非往昔可比。但相伴而生的,则是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恶化。

社会问题的积累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终于在九十年代下半导致了改革共识的破裂,思想界和社会上对“改革"提出空前的质疑。中国大陆一位体制内的学者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处于中国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8]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利益冲突,一场围绕着现代化和改革事业,乃至国家前途的大辩论在思想界、甚至中共党内展开。从缅怀毛泽东时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到兼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的“新左派,”到鼓吹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再到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围绕着改革的评价、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和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可谓众说纷纭,各不相让。
 
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倾向和向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学习,在思想界锋头甚健;到九十年代,反对模仿西方、主张探索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左倾声音,则明显升高。九十年代至今,越来越强烈的呼声,是质疑与批评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对中国之适切性,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虽然这场大辩论至今尚未根本改变政府政策的大方向,但这种利益、认识与舆论分裂的格局,至今未改。
 
朱学勤曾在一篇短文中,对以上两派的立场做了简明的概括与对比:
 
第一,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没有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开放。
 
第二,对社会弊病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今天的社会弊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已出现过,是“西方病”、“市场病”,中国不能重演。自由主义认为,……当下的中国社会弊病,更不能简单比附为外来的“西方病”、“市场病”,而是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甚至压制后者所产生的“中国病”、“权力病”。……
 
第三,如何解决社会弊病?“新左派”朋友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甚至“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拨转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错误态势。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从法国革命起源的近代左派政治文化,……是一条历史的岔路。……只有把改革延伸到政治体制,……才能既解决社会公正,又尽可能避免中国历史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上诸端,关键在“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的。[9]
 
“新左派”阵营内流派众多,但朱学勤大致点出了他们的共同立场取向。“新左派”在九十年代的崛起,是思想界和社会上思考与情绪转向的标志。近年来,在民间舆论上弥漫最广、表现最强的仇富、反西方、反精英(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的情绪与论调,一方面直接反应了群众对改革三十年所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不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之后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类的言论流行,在在透露着中国应该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的要求。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认为:“中国不能沿着西方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独特的道路。”[10]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近着《中国向何处去?》,副标题就是“走别人走对了的道,不走别人走错了的路。”他在“总论”部分指出:“所走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走错了,我们就可能跌入社会政治动荡、经济低速发展、人民长期不富裕、国家竞争力不强等发展得‘中国陷阱’之中。”[11] 他分析了前三十年改革的成就与失误之后,大声疾呼“我们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上要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他对发展模式的改变,工业增长、税收政策和政府管理诸方面,都提出了建议。[12]
 
从种种迹象来看,当今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和社会上的共识之一,恐怕就是“过去的现代化道路已难以为继,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如前所述,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共识的大背景之下,基督教因与西方现代文明联系,而在社会精英当中赢得了一些听众。这种联系在1990年代更有所强化。这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学者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界的广为流传大有关系。“文明冲突论”以基督教来为西方文明定位,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为西方文化精神代表的传统形象。另外,学界当中比较认同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新教伦理”说的学者们的鼓吹,以及海内外基督界部分人士出于传教的目的的宣传,都起到了作用。
 
然而,199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成为有争议的事,而基督教也受到牵连,以致遇到种种的非议和抨击。换句话说,基督教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如今在中国变成了它的负资产。随着九十年代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全面回潮,文化保守主义的迅速崛起,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各种动作中,往往透露出对基督教的敌意,对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担忧。基督教常被定性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是“外教”、“洋教”,是西方强势文化(所谓软实力)、价值观、乃至政治图谋的急先锋和工具,是对中国人民族身份、文化传统、甚至国家安全的威胁。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蒋庆断言:“由于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遇时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西方民族的精神),基督信仰就必然会同代表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处于紧张冲突状态。”[13] 山东大学教授颜炳罡的话更能反映持这种立场者的心态和动机:
 
……从繁华都会到穷乡僻壤,面对基督教信众的滚滚大潮,面对文化基督徒以各种名目对基督教的张扬,面对国外基督教势力对中国的隐性渗透,人们不禁要问,儒家在哪里?……在中国,基督教还有公开的,合法的道场,各地神学院还在培养着年轻的神职人员。……然而在中国大陆,在儒家的故乡,在儒学发源地,哪里有儒家?哪里有儒家的道场?请国人关注儒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我们民族培养元气。……在道术已裂、方术兴起、诸子纷争、百家争鸣的今天,儒家不应当有所作为吗?[14]
 
这里,传统文化维护者们强烈的危机感跃然纸上,基督教在他们那里的定位和定性也是再清楚不过了。当前,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相当的市场。持这类看法的中国知识分子(或称“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极少直接指斥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但往往把基督教视为西方文化影响和扩张的一部分,这其实还是“侵略工具论”的延续和变种。这类陈腔滥调的死灰复燃,说明当今国人对西方大国及其文明的抵触和质疑在增高,而对基督教的怀疑也在增长。  
 
四、展望未来──突显先知式的核心使命
 
回顾过去,我们必须承认,自明清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大致上是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输入与扩张同步,并常起到桥梁和管道的作用。而在不同的时期,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中介作用有强弱之别;十九世纪晚期可说是最高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看作是小高峰,其他时间则较弱。
 
至于国人对基督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角色的认知,则是多变、复杂、且具争议。在引进西方现代科技和人才培养方面,基督教的贡献多半得到肯定,但在介绍和推广西方现代思想、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看法则是见仁见智者;甚至“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类的论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15]
 
可见,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有时紧密,有时薄弱;有时重要,有时次要。对基督教群体内部不同的派别来说,对这种联系的认可、支持和参与也有很大不同。无论从信仰立场、历史事实和实际效果诸方面来考虑,基督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都要小心地加以处理。
 
在大部分国人的眼中,基督教直到今天还是与西方现代文明结有不解之缘,这现象与海内外基督教界在中国大陆所倡导的一些说法有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基督教界曾非常强调基督教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贡献,这在启蒙思想的氛围之下,确实有相当的吸引力。但在今日大陆一片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呼声之下,若继续提倡这类说法,会对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形象造成什么后果,便值得三思。
 
其实,基督教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核心使命。在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对现代化事业所做出的种种贡献,只是在履行其核心使命时的副产品。我们在充分肯定这些贡献的同时,如果把推动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转型有意或无意地混同于教会的核心使命,重拾十九世纪传教士中间盛行的“福音与文明携手论”,则是不恰当的,也会毫无必要地把基督教拖入到当今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混战之中。
 
在本质上,基督教的核心信息是给普世万民的,超越文化、民族的界限。基督教对东、西方的文明都显出反思能力,能够对之发出先知式的批判、引导声音。一旦基督教在中国只能以西方文化代表和现代文明传播者的面貌出现,那么,基督教怎能摆脱“洋教”的形象,摆脱作为某种特定文明工具的身分,而获得国人的真正尊重呢?

 

(本文也曾发表于“中国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原大学,2010年10月)
 
 
注:

1.氏着,“基督教有益于中国说,”《万国公报》第八十三册(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载《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 1998), 130-131页。
 
2.氏着,“序,”载《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81), 3页。
 
3.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 1997), 459页。
 
4.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 1920-1937》(香港:宣道, 2008),44-45页, 255页。
 
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15页。
 
6.同上,20页。
 
7.同上。
 
8.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北京:人民日报, 2010), 22页。
 
9.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思潮:“新左派”及其影响》,261-262页。
 
10.周光召,“中国不可能按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新思维》,(北京:科学, 2010), 4页。
 
11.《中国向何处去?》,24页。
 
12.同上,39-40页。
 
13.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 2003), 428页。
 
14.颜炳罡,《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大,2005年),27页。
 
15.参看陶飞亚, “文化侵略源流考,”载《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 2005), 103-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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