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8期

大卫．史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在1835年出版的《基督生平批判研究》中总结道：“我们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然湮灭了基督徒过往相信的、关于救主耶稣基督最重要且最宝贵的部份，根除了基督徒从信仰获得的生命力的动机，使他一切的安慰都枯萎了。18个世纪以来喂养人类的真理与生命的无限宝库，似乎无可挽回地消散了。至高超然者变得与尘土同等。上帝的恩典、人类的尊严，皆被剥夺。天地之间的连结，也被切断了。”（注1）

这本书断言，福音书出自迷信时代，而启蒙时代的人无法再视其为上帝启示的真理与史实，必须将之当作“神话”（mythus）来诠释。

史特劳斯深知，此举等于直接挑战基督信仰“最重要且最宝贵的部份”──上帝的话语！

巴刻：一生之爱，有增无减

恩师巴刻博士（J. I. Packer）在90年代追忆：“当年我发现，加尔文说，借由圣灵内在的见证，每个基督徒都经历到，圣经是上帝用权柄对他说话。我雀跃地想：从来没人这样教导过我！”

“我当时对加尔文一无所知，但他所讲述的经历，正是我自己长久以来的经历。”

“后来，我发现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说，圣经是他的主基督写给他的信。我的心又再次道出‘阿们’。”

“事实上，圣经引导基督徒所进入的普遍经历的一部份，正是圣经以上帝的权柄向我们的思想与意志发出挑战，使我们经历到自己里面无法否认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靠上帝恩典，这是我一辈子作为基督徒的经历──至今亦然。”（注2）

1958年，巴刻年仅32岁，获牛津大学博士不到3年，已以《基要主义与神的道》（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d of God）捍卫“圣经无误”，而名闻天下。历经60余载，老巴刻仍深爱上帝的话语，有增无减。

我们这时代，“圣经无误”给人一种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印象。许多圣经研究者因而妥协：“圣经记载仅管多处自相矛盾、不合史实，甚至在道德与神学上提出谬论，但上帝却不嫌弃这本书，仍藉它对我们说话，正如祂接纳我们这些不完美的罪人。”这使许多人觉得，坚持“圣经无误”，是一种没有怜悯的完美主义。殊不知历代圣徒坚持“圣经无误”，正因他们知道，无误圣经是罪人认识基督的唯一途径──这正是本文的立论。

许多人声称，当代保守福音派的“圣经无误论”，源于19世纪旧普林斯顿学派的基要主义，乃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产物。根据这种说法，19世纪前的基督徒并无“圣经无误”的概念，乃接受有误的圣经为上帝的话语。

此说与史实恰恰相反。“圣经有误，但上帝仍借着它说话”，或“圣经有误，但仍有其文化价值”的观念，才是来自于18、19世纪。此前，历代圣徒皆认为，圣经无误乃理所当然。

历代教会、圣徒：理所当然！

的确，当代保守福音派所表述的“无误论”，一部份源于19世纪旧普林斯顿学派。而旧普林斯顿学派也的确使用苏格兰常识哲学，来反驳启蒙运动对圣经权威的挑战。然而，“圣经当中没有任何错误”，对深爱上帝话语的历代圣徒而言，乃理所当然。

每个时代、每个文化，对于“谬误”有不同的侧重点与定义。因此，教会会在不同时代文化处境中，对各种“圣经有误论”作出不同的回应。当代福音派的“无误论”，是在20世纪处境中，表述历代教会一致立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完全可靠，没有任何谬误。

其实自由派学者大多同意，“圣经有误”的观念，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然而，20世纪的“新正统派”，想肯定“高等圣经批判”与“圣经有误论”，同时又想拥抱历代教会教义正统，因此发明了一种扭曲史实的理论：“圣经无误”是19世纪基要派产物。此前历代教会正统皆接受“圣经有误”，相信上帝使用“有误的圣经”对人说话。

 

特土良

当然，要在启蒙运动前的正统神学文献中找到“圣经有误”之语，是不可能的。新正统派学者费尽心思，终于在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第二世纪）的著作中，找到这段话：“四福音叙事顺序不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四福音在信仰上的本质内容上传达一致的信息。” （注3） 新正统派学者认为，这里的“不同”一词，意思就是“矛盾”。

然而，特土良在此使用的“不同”（拉丁文：variavit；英译：varies），并无“矛盾”之意。他在这部著作第一章的标题中，就用了这个字，说明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不会自相矛盾：“一些真实的对立张力存在于旧约与新约两个时代。这些‘不同点’（英译：variations）与同一位上帝却是一致而不矛盾的，是祂安排了这样的顺序。”（注4）

为何特土良如此强调新旧约众书卷不相互矛盾？原因是在特土良的时代，亚里斯多德逻辑是断定谬误的标准。特土良虽排斥希腊哲学，却接纳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无矛盾律”。特土良写道：“我坚持上帝的良善必须合乎理性（逻辑），因只有合理的善才是真的善。‘良善’本身不可能有任何非理性（不合逻辑）的瑕疵。”（注5）

对特土良而言，若圣经叙事顺序确实是上帝安排的，那么这些顺序上的不同，若造成逻辑上的矛盾，就等于声称上帝自相矛盾。特土良相信，“不同”不等于“矛盾”，良善的上帝不会自相矛盾。

马丁路德

新正统派亦经常声称，马丁路德认为圣经有误。（注6）这种观点，始于19世纪末自由派非主流学说。（注7）当时主流自由派都认为，路德主张圣经无误。（注8）路德清楚表明：“我已学会将‘可靠无错’的荣誉，单单归于那些被接纳为正典的书卷。我深相信这些作者当中没有任何一位有任何谬误。”（注9）

其实，这是宗教改革一致的立场。改教家布灵尔（Heinrich Bullinger, 1504-1575。编注）教导：“上帝在本性上是真实、公义、良善、圣洁、永生、恒在的。祂的话从祂口里而出，与祂本性相应，亦是真实、公义、毫无虚伪或谎言、无错误（ohne Irrtum）亦无邪恶的动机、神圣、良善、永生、恒在的。正如主耶稣在福音书中说：‘你的话就是真理。’”（注10）

加尔文

新正统派亦声称，加尔文从未主张圣经无误，因加尔文不信“逐字默示”的教义。

的确，加尔文并未详细探讨“默示”，但他清楚强调，引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话语，不能有误：“单是相信不能骗人或撒谎的上帝是可靠的，并不足够，除非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切从祂而出的都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真理。”（注11）

清教徒

有些新正统派学者甚至声称：17世纪清教徒都认为圣经有误，不过上帝仍藉圣经对人说话。（注12）然而，清教徒弗拉沃尔（John Flavel, 1627-1691。编注）表明：“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作为上帝所赐的独一准则，圣经……必须是完美的。”（注13）

若“完美”一词不够清楚，那么我们可聆听清教徒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编注）的解释：“所有的真理皆为真理，在其自身都是一样真的。如此，若所谓‘确定’指的是可靠、无错的真理（infallible truth），那所有的真理皆如此确定，而上帝所有的话都是真理……因为‘上帝不能撒谎’这真理，是我们确定的知识的基础。”（注14）

巴克斯特

或有人反驳：“就算这些历代信徒都说上帝的话语是真理、不会出错，但他们从未说‘圣经叙事都合乎史实’。‘历史无误’的观念，是19世纪的产物。”

的确，19、20世纪的“无误论”，为了回应19世纪自由派“历史主义”（historicism），特别强调“历史无误”。不过，这不代表“历史无误”是19世纪的产物。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编注）清楚说明：“假设我们知道这都是错误的，那么众人岂不都会鄙视并恨恶报导这些事的人吗？……我们可以确定，这整个历史都是真的，而圣经无误地报导这些事情。”（注15）

 

圣经”：启蒙运动的“致命割裂”

认为圣经有误，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基督教信仰，这是18世纪后才有的。17世纪，就连英伦经验主义者洛克（John Locke），在高举经验理性与自然科学、怀疑三一神论之余，都相信“逐字默示”，且信圣经所记载的神迹乃史实，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仅管洛克潜意识上高举人类理性过于圣经权威，但他仍相信：圣经既是上帝的话语，就不可能有误。因此他认为，整本圣经的内容，都不会与人类理性冲突（注16）。

18世纪

18世纪，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现象”与“本体”的鸿沟，否定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将上帝排除出人类理性范围。对他而言，上帝存在是人类道德判断的前提，但祂存在于可认知的世界之外，因此人不可能认识上帝。简言之，康德所建构的，是个无神的世界——上帝存在，但祂不存在于这世上。

20世纪

20世纪新正统派神学家托伦斯（T. F. Torrance）称此为“上帝与世界间致命的自然神论割裂”（“fatal deistic disjunction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可惜他自己亦未能解决此“割裂”（注17）。

前文提及的大卫．史特劳斯，正是在这种世界观下审视圣经，认为福音书所报导的神蹟都是“神话”——有些是以古代迷信世界观曲解历史事件，有些是凭空杜撰离奇事件。

对于这种“神话”观，我们要问：新约时代真的那么迷信吗？保罗为何要驳斥不信身体复活的人（参《林前》15）？原来，当时希腊知识分子与部份犹太人（撒都该人），都建构了“无神的世界观”：上帝存在，但祂不存在于这世上。而这种“割裂”，其实早在初代教会，就由“道成肉身”的福音证伪了。康德、史特劳斯这些以“启蒙”自豪的思想家，以为新约作者很迷信，岂不知启蒙运动想要颠覆的世界观，早已先颠覆了他们引以为荣的世界观。

间接话语？

到了20世纪，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也称圣经为“神话”。他认为圣经学者的责任，就是将圣经“去神话化”，拨云见日，找出“神话”所承载那超时间（timeless）的道（kerygma）。

巴特（Karl Barth）反对布特曼的观点，强调，上帝启示并非超时间，而是藉历史自我启示。因此他用“史诗”一词（saga），代替“神话”（注18）。然而，巴特也接受康德的世界观，认为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事物能直接启示上帝。诚然，上帝可“藉苏联共产主义、长笛协奏曲、茂盛的灌木，或死狗来对我们说话”。（注19）但这些属世的事物，本身并非上帝的话语，而是上帝用来对人说话的媒介之一。

巴特认为，圣经亦然，只不过圣经被上帝拣选，并赋予特殊权威，因此信徒当惯常从圣经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然而圣经本身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对启示的见证，在“见证启示”的事件中，才偶然“变成”上帝间接的话语（注20）。

对巴特而言，唯有基督是上帝直接的启示（注21），圣经并非绝对权威，只有“基督启示”才是绝对权威。

这种圣经观，深深影响了新正统派及部份福音派。然而我们要问：圣经若有误，那么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是哪个基督？我们发现，巴特的“基督”，与迦克敦信经所认信的基督（愈来愈多巴特学者反对用‘基本上属迦克敦’来形容巴特的基督论），及圣经字义上所论述的基督，相当不同。巴特的“基督”既非圣经的基督，那这“基督”是从哪里来的？

无误圣经──信徒的安慰、喜乐、颂赞

我升高三那年暑假，有位教会长辈告诉我：“圣经是可以批判的。不要以为圣经讲的就一定要信。”

对于叛逆的青少年，这何等令人振奋！我将这“好消息”告诉家母，她理性、平和地反问我：“如果圣经是可以批判的，那你还信什么？”

我立时语塞。若圣经有误，那我所信的基督，是哪个基督？

信妈妈的话

在牛津大学研究近现代神学、写完博士论文后，我更坚信，唯有无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才是真的基督。

读博士时，我内心某处曾暗暗希望，那些近代神学家及哲学家能说服我，让我也觉得圣经有误。但他们的神学困境，反倒让我更坚信圣经无误。母亲简单一句话，在我心中比巴特划时代的巨著更有份量。我并非“听妈妈的话”的孩子──我是很叛逆的。我相信了妈妈那句话，是因为圣灵内在光照我。

轻微忧郁症

2008-2009年，我在巴特主义大本营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入学时，有一小群福音派同学坚称圣经无误，我便与他们成为死党。一学期过后，他们全都接受了巴特主义圣经观，令我十分沮丧。

再加上气候、环境、个人因素，我患了轻微忧郁症。那时圣灵使我想起主的话：“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约》16：22）这是耶稣上十字架前对门徒的安慰，应许藉复活给他们无人能夺去的喜乐。

我知道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报这话的乃是圣灵。于是我每晚用大量时间读经，思想主耶稣的复活。上帝的话语每天安慰我，更新我，带领我渐渐走出忧郁。我深体会到诗人为何如此爱慕上帝的话语，对上帝说：“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诗》119：148）（参曾劭恺，《没有人能夺去 ——喜乐的真义》，《举目》60期，可点击底部阅读原文阅读该篇文章，编注）

如何不火热？

读经时，我知道圣经作者的报导没有任何失误，因此我可以全然信靠这话语的权威。我思想彼得如何3次不认主，而主3次问他：“你爱我吗？”他迫不及待从船上游到岸边、想要与主在一起的心情，深深激励了我──我知这没有任何杜撰的成份。我思想空坟墓旁，耶稣向马利亚显现。以马忤斯路上，耶稣向门徒显现，离开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路》24：32）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有时读经似乎是件枯燥的差事，但当我们想起“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太初有道”（参《约》1：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参《约》1：14）、“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8：1）、“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参《罗》8：33）、“爱里没有惧怕”（参《约一》4：18）、“我必快来”（参《启》3：11）这些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若这些宣告与报导有虚构或错误，我们还能如此火热地发出赞美吗？正如我此处所见证的经历，若有任何虚构或错误，被读者得知，读者还会接受我的见证吗？恩师巴刻博士那句名言说得好，“神学的目的就是赞美上帝”（The purpose of theology is doxology）！他毕生捍卫“圣经无误”，正是因为“圣经无误”是我们认识上帝、赞美上帝的前提。若圣经有误，那我们信的基督是哪个基督？我们的火热，与北韩那些被愚弄而崇拜最高领袖的人，有何区别？被圣经感动，与被矫情小说感动，又有何区别？若圣经有误，我们每人随己意建构神学，又如何引导自己与别人敬拜三一真神呢？

注:

1. David Strauss,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Volume 3, trans. George Eliot (London:Continuum, 2005), 396. 笔者译。2. J. I. Packer,Truth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cripture in the Christian Life (Downers Grove:IVP, 1999), 77. 笔者译。3. Tertullian, FiveBooks Against Marcion, IV.ii. 笔者译。4. 同上，IV.i.5. Norman Geisler,Inerranc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0), 310. 笔者译。6. 例：J. K. S. Reid,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 AStudy of the Reformation and Post-Reforma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London: Methuen, 1957), 72.7. Julius Kostlin,The Theology of Luther in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nner Harmony, 2Volumes, trans. Charles Hay (Philadelphia: Lutheran Publication Society, 1897).8. 例：Adolf von Harnack, Outlines of the Historyof Dogma, trans. Edwin Mitche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561f.9. WA, 2. 618. 笔者译。10. HeinrichBullinger, “Die Erste Dekade,” in Heinrich Bullingers Hausbuch: EineUntersuchung über die Anfänge der reformiertenPredigtliteratur, ed. W. Hollweg (Gießen: Münchowsche Universitätsdruckerei, 1956), p. 365. 笔者译。11. Institutes3.2.6. 笔者译。英译：“It is not even enough to believe that God istrustworthy, who can neither deceive nor lie, unless you hold to be beyonddoubt that whatever proceeds from him 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truth.”12. 例：Jack B. Rogers, Scripture in the WestminsterConfession: A Problem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or American Presbyterianism(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7).13. The Works ofJohn Flavel, Vol. 4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8), 144. 笔者译。14. Practical Worksof Richard Baxter, Volume 4 (London: John Childs and Sons), 74. 笔者译。15. 同上。16. 见John Locke, The Reasonableness ofChristianity in Works, Volume 6 (London: Rivington, 1824).17. T. F. Torrance,Space, Time and Resurrection (Edinburgh: T&T Clark, 1976), 2.18. Die KirchlicheDogmatik I/1, 55; 英译 55。笔者译。19. 同上, 113; 英译 119-120。笔者译。“Die Bibel wird also Gottes Wort in diesem Ereignis”；英译：“The Bible, then, becomes God’s Word in this event.”20. 对于巴特主义圣经观，笔者在《巴特主义“不可能的任务”：拒绝圣经无误的“神”学？》一文，有更详细的阐述。见周功和主编，《圣经真的没有错吗？圣经底本无误论的再思》（台北：华神出版，2013），p. 311-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