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第一聲“春雷”是震盪全國的“一打三反”運動，北大荒通常姍姍來遲的春天也人為地早早來到了。黨中央下達的《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像過篩子一樣一層層地下達到基層。到了連隊，只剩下“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確切地說，在連隊一級，權力完全集中在黨支部手中。鋪張浪費、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事只有連幹部才有可能，而他們是絕對不會幹這種事的。由於連隊裡不存在鋪張浪費、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現象，省略了“三反”便可以更好地集中力量打擊反革命。指導員在向全連傳達上級指示精神的時候一再強調：七十年代第一春已經開始，黨支部有決心有信心徹底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把“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運動進行到底。

動員會結束後，柳雲琴對我說：“走，上你們宿舍坐會兒去。”

我想拒絕，“我還得……”

宮苹打斷我，“你回宿舍吧，別跟我上豬號來了。”

慶慶帶着保鏢的口吻，說：“那我也上你們宿舍坐會兒。”

宿舍里只有我們三個人。我迅速地脫了鞋，爬上炕，靠在自己的鋪蓋卷上。慶慶也脫鞋上炕，靠在宮苹的鋪蓋卷上。柳雲琴磨磨蹭蹭地在炕沿上坐下，一副有話欲說又止的難受勁兒。從那天柳雲琴甩手走了以後，她跟我沒再聊過天。我故意不說話，等着柳雲琴開腔，而思緒在柳雲琴和宮苹之間遊蕩。我猛然意識到柳雲琴和宮苹倆人都變了，柳雲琴像一條褪去了皮的蛇——大了壯了，可還是她的本來面目；宮苹則從一個蛹變成了一隻蛾——跟小時候的她完全不一樣了。

屁股還沒坐定，柳雲琴直奔主題：“老錢的事兒怎麼着啦？”

我說：“什麼怎麼着？沒怎麼着。”

“來運動了，你可小心點兒，別跟那右派摻和在一塊兒。”柳雲琴一副先知先覺的架勢。

“我跟他摻和什麼勁兒？”我有點兒不耐煩。

“你見着錢薇了嗎？”她又問我。

我反問她：“見不見能怎麼着？”

“我是為你好。錢薇回來那天，我看見你跟司馬上家屬房兒來着。”

慶慶搶過話頭：“喲，琴子你行呵，干起雷子來啦，盯梢兒呀你？”軍人家庭出身的慶慶時刻準備着為朋友拔刀相助，多少也有點兒故意找茬跟柳雲琴過不去的勁頭。

柳雲琴說：“小辣椒，你又沒正經，我跟排長上家屬房兒的時候看見的。”

慶慶問：“你們上誰家來着？”

柳雲琴回答：“指導員兒家。”

慶慶說：“嗨，興你上指導員兒家不興小麗上別人兒家？”

柳雲琴理直氣壯，“那得看上誰家了。”

“小麗要也上指導員兒家不成了跟你搶茬兒了嗎？”慶慶振振有詞。

“我問小麗呢，你老跟着瞎打什麼岔？”柳雲琴急了。

慶慶越幫越忙。

謝天謝地，同屋的沈彩雲回來了。

看見柳雲琴，彩雲說：“柳雲琴，殷排長到處找你呢。”

柳雲琴騰地跳起來，跑出去了。

慶慶問我：“你跟司馬上哪兒啦？”

我笑着對慶慶說了一個無聲的，“錢薇”。

慶慶啪地一個巴掌打在我腿上。“和着我說了半天都是瞎話，你裝得跟沒事人兒似的，你怎麼沒告我？”

“要告你了，你不給說漏餡兒了才怪呢。”

“也算你倒霉，做賊的碰上截路的——趕巧兒了。那傢伙渾身都是眼睛，哪兒都少不了她。”慶慶的話說得我心裡直瘮得慌。

彩雲一邊鋪被子一邊漫不經心地問：“你們說誰呢？”

彩雲是非武裝戰士女生班班長，她是六六屆初中生，修長的身材，秀麗的臉龐，軟軟的聲音，加上一派大姐風範，平時除了宮苹和慶慶，我最喜歡跟她接觸，也很少有事瞞着她。

“沒說誰，不是咱們屋的人。”我因搪塞而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你不說我也知道，都是同學還不好好地互相照應，你們北京人之間怎麼那麼多事？”

“就是。”我真心真意地說。“你們上海青年特團結，真讓人羨慕。”

平時老練持重的彩雲搬到非武裝戰士宿舍那天一反常態哭得什麼都做不了。（搬宿舍那天，所有的非武裝戰士都哭了。有幾個男生好幾天沒出屋門，連上工都沒去。）她的兩個同學幫她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過來安排好，一直待到她平靜下來了才回去整理自己東西。

“可不是咋地？”慶慶學着當地人的語氣說。

我半開玩笑地說：“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樣也好。不然，要是北京的跟北京的抱團兒，上海的跟上海的抱團兒，還有本地的、哈爾濱的、天津的、溫州的，那咱們連隊不跟桂林山水似的儘是大山頭小山頭了嗎？”

“一起來的同學總是應該互相照應的嘍，跟‘抱團’不搭界的。‘抱團’是貶義詞，是無原則的，我們連里的小山頭可不是以地域為基礎的。”彩雲操着她的上海口音，慢慢的、軟軟的，很好聽。

慶慶朝我吐了一下舌頭，那意思：這回是你嘴欠。

我抱歉，說：“不是那意思，彩雲你別吃心。”我真的不是那意思，不過，連里有小山頭我也真不知道。

老刁領着非武裝戰士女生班在菜窖里捯白菜。大家帶來自己的小板凳，圍坐在小山兒一樣的白菜堆前，用鐮刀把白菜外面的爛菜葉砍掉。日光射進菜窖像舞台上的聚光燈只照亮菜窖口一小塊沒有演員的空地，菜窖裡頭掛着一盞光線微弱的馬燈。周圍黑黢黢的，瀰漫着一股沖鼻的潮氣混着爛菜葉的怪味。捯菜是個簡單的活，用不着多少光線。等眼睛習慣了黑暗，我反而感覺到一種莫名的安全感。鬱郁的黑暗包圍着這幫“可以教育的好子女”，暫時不用面對二十一連這個那麼小卻又是那麼沉重的世界。躲藏在這黑暗裡，我們的心靈可以得到片刻的喘息，片刻的放鬆。

隔着厚厚的棉手套，冰涼冰涼的白菜把手指頭凍得疼痛難忍。我的手指頭在手套里移來挪去尋找沒有濕透的部分，結果令人失望。想把手指頭攥在掌心暖一暖或放在嘴邊哈口熱氣，又怕耽誤幹活。沒人停手，沒人說話，我也不敢停手，不敢吭氣。

過了好半天，我實在是扛不住這樣沉悶的氣氛了，找了個話題：“那時候看《紅岩》，看到江姐受敵人的嚴刑拷打，不知道十指連心是什麼滋味，這回可真領教了。”

沒人接話茬兒，我討了個沒趣兒。

休息的時候，全班人馬一個接一個地爬出菜窖，回到白晃晃的陽光之下。菜窖旁邊是連隊的籃球場，大家把濕漉漉髒兮兮的棉手套放在陽光下，然後圍坐在籃球架底下，使勁揉搓着凍僵的手指。

老刁叫我：“江瑞麗，你來一下，我問你點兒事兒。”

我跟着老刁走到籃球場的另一端，老刁停下來問：“你家人跟錢之鐘認識？”

“嗯。”我低下頭，一隻腳神經質地踢着籃球架子的底部。

大概是沒想到我這麼痛快就認賬了，老刁停了一會兒才說：“這次‘一打三反’運動中，你要站穩階級立場，不要讓家庭因素干擾你自己的大方向。”

老刁語氣平和，沒有威脅的意思，但還是聽得出這次運動跟老錢有關。

“那是我們家的事兒，我沒跟老錢接觸過。”我撒了個謊。

“這幾個月，你幹得不錯。班裡、排里都看着，支部也了解。你注意點兒，別在運動中犯錯誤。”

我點了點頭，想：老老實實的幹活倒底是管用。我抬起頭，壯着膽子問老刁：“這事兒是文書跟指導員兒匯報的嗎？”

“匯報什麼？”老刁頭一偏，奇怪地問。

我說：“她看見一封信，是我們家人寫給老錢的。”

“小潘不會幹那種事兒，既然支部知道了，你注意就是了。”

這才想起來連里人傳說老刁在跟潘姐搞對象，我後悔自己又多嘴了。

老刁接着說：“有人提出讓你在全連大會上發言批判老錢。我跟他們說不必了。不過，分班排批判的時候，你要準備好發言。”

“發言？”我傻了，“我又不了解他，我哪兒知道他說過什麼反動言論。”

老刁指點說：“你注意聽聽全連大會上的發言就知道了。”

晚上吃完飯，我找到柳雲琴，問：“是你跟殷排長說的吧？”

柳雲琴立刻就明白了我指的是什麼，辯解說：“我是為你好。”

“你懂不懂尊重人？”

柳雲琴說：“我知道你不會向組織匯報那件事兒，我是為你好才跟她說的。”

“用不着你為我好。”說完，我趕快扭頭走了，怕控制不住自己會跟她打起來。

陰冷的軍人俱樂部里，老錢挺直身體微微地低頭面對大家站着。老錢在連隊是另類中的另類，然而他此刻的神情是坦然的，不像在一般批鬥會上，挨斗的人通常是聳肩縮背面掛哀傷。老錢既沒有自暴自棄的卑微，也沒有任人宰割的無奈。也許，在許多年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批判會中他早已練就了應對功夫——在狂亂中保持沉靜，以不變應萬變，以平穩的心理來應付每一個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也許，他並不在意面前烏壓壓的人群，因為他的心在一個遙遠的、除他以外沒有人可以抵達的地方。也許，他竟可以心平氣和地聽每個人發言，在心裡糾正批判發言人寫的不通順的句子、用得不合適的詞組、讀錯了的字、引用的不確切的成語和典故。也許，他的心在為批判發言人運用的幼稚、愚蠢的邏輯而遺憾。

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殷向東和柳雲琴自然不甘落後。這會兒，她們坐在前排聽其他人的發言，還時不時地帶領大家呼口號。有的人羅列老錢的反動言論，有的闡述政治鬥爭理論。很明顯，列舉老錢反動言論的發言是支部安排的，空唱政治鬥爭高調的是各班排找來捧哏的。

“文革”以來，批鬥會司空見慣，但每一次參加我都有一種驚弓之鳥的感覺，今天尤為明顯。我坐在會場後面的角落裡，心像亂了節奏的鐘擺，不安地蕩來蕩去。

我跟老錢只有短短的接觸，但這短短的接觸卻在心裡產生跟他很熟很近的感覺，熟得使我替他難過，近得叫我替他擔驚受怕。過去，我一直相信反革命分子跟普通人不一樣。怎麼不一樣？我沒花過時間，也沒心思下功夫考慮這事。報紙上沒直說過，可就憑黨和人民對反革命分子使用的各種暴力和非暴力的專政，誰還不明白他們連人最起碼的尊嚴都不配有。“砸爛他們的狗頭”天經地義！可是，面前的老錢是個有血、有肉，有音容、有笑貌，有女兒的人。他笑起來的樣子坦蕩親切，一點兒也不陰險，跟電影裡的反動派太不一樣了！

在我的頭腦中，正常人和反革命分子之間的距離倏地拉近了，“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和“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兩句不容置疑的座右銘在我意識天平上失衡了。我同情一個反革命分子，這是不應該的，是大錯特錯的，可這份沉甸甸的同情實在揮之不去。不安寧的鐘擺擺動得越來越劇烈，腦子裡迴響起一片沒有節奏的嘀嗒聲。我豁地站起身來走向門口。

“哎，江瑞麗，幹啥去你？”宋副連長在門口攔住我。

我一手捂着肚子，脫口說：“上茅房，我倒霉了，肚子疼。”

宋副連長閃身讓道兒，然後在我身後嘟囔說：“肚子疼就肚子疼唄，還什麼倒霉不倒霉的。”

臧海凝從男廁所那邊出來，看見我朝廁所走來，站住了腳。待我走近，他問：“你看見錢薇了嗎？”

他的大嗓門和這個敏感的名字如雷炸耳，我站住腳，左右環顧，輕而又輕地“嗯”了一聲。

臧海凝年輕的面孔上寫滿了沉重的思慮，看上去長了好幾歲。意識到自己的嗓門過大，他放低了聲音，但並沒有刪繁就簡：

“中央這次‘一打三反’運動的主要精神是抓現行反革命，跟老錢這樣有歷史問題的人無關，咱們連這種搞法根本就不對。指導員傳達的文件里說得很清楚，要抓‘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批老錢說的那些話都是陳年的爛穀子，早都沒批頭了。根據咱們連的具體情況，應該抓對‘文革’、對上山下鄉運動、對抓革命促生產有怨言和有牴觸情緒的人，這麼搞是偏離鬥爭大方向。”

“你倒真聽得仔細、想得透徹。可咱們連有現行反革命嗎？”

“毛主席不是說了嗎，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是咱們連沒有現行反革命也不應該批判老錢。我敢肯定，批老錢大方向是錯誤的。”他的自信真讓人羨慕，“對了，我們武裝戰士從今天開始在老錢他們家周圍二十四小時站崗。告你一聲，暫時別去找錢薇。”

想起上次去老錢他們家，錢薇在門外謹慎的神態，我顫顫地問：“不是有人在看着他們家了嗎？”

“那是群眾監督，這不是來運動了嗎，得動‘武’字頭的了。”

他的話把我已經在往下沉的心一下子摁到了腳底板，前心後背涼冰冰的。我問：“你怎麼知道我去找錢薇來着？”

他一笑，說：“我聽說她回來了，知道你肯定得去看她。”

“連里人都知道我去找她啦？”

“那我哪兒知道。”

“對了，那些關於‘大方向’的話，跟我說行了，你可別到處亂說去。”我又反過來關心臧海凝。

“不說？不說該在我肚子裡下小崽兒了，那不更不可收拾了？”臧海凝絲毫沒有開玩笑的意思，“沒事兒的。文件的精神又不是我編的，有案可查。放心，他們搞不到二爺頭上。咱們連有本事的人現在都粉墨登場了，等着看戲吧。”

他轉身朝會場走去。

我在他背後說：“喲，什麼時候成二爺啦？”

臧海凝半轉身，腳不停步，玩世不恭地說：“天老大，我老二，地老三。”一邊指指天，指指自己，指指地。

他快步走了。一時間肚子疼得不能挪步，我用兩隻手頂着腹部，茫然地看着臧海凝的背影。連里誰是積極分子我知道，看什麼戲我卻琢磨不透。我用不着替他擔心，憑他的聰明，他的口才，還有那份自信也能一個頂十個，他吃不了虧。可是老錢呢？我對自己說：我要是錢薇，非得痛苦死了。人要是倒霉，喝口水也能給噎着。這話一點兒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