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課鬧革命”一鬧就是一年多。孩子們還沒覺着“鬧”夠了呢，北京市革委會突然下達指示要全市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全市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小學生一窩蜂全都湧進了中學。

開學那天，我和宮苹、慶慶按老規矩一起上學校。慶慶一身不戴領章的正規男式國防綠特別精神，還是那麼愛說愛笑；宮苹的優雅中多了一絲淡淡的憂鬱。我們並肩故作矜持地走在胡同里，引得大人孩子，尤其是半大的男生，頻頻回眸。

一進教室就發現，胸前吊着一隻受傷的胳膊、旁若無人的臧海凝和這段時間紅得發紫的柳雲琴也在我們班。

“複課鬧革命”的主要課題除了開批判會寫大字報就是遊行，慶祝各種各樣的偉大勝利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表。不用記化學元素周期表，不用解幾何題，不用啃古文，更不用背外語單詞，進入中學不過是給這幫身心早已跑野了的小學生一個重聚的機會。

寫大字報，沒人給判分，跟玩兒似的。一年多來學會的新名詞這下子全派上用場了，把“跳梁小丑”、“一丘之貉”、“共誅之共討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徹底砸爛……再踏上一隻腳”、“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類的激烈詞藻像糖葫蘆似的串起來，就是一張大字報。遊行慶祝熱熱鬧鬧的挺開心，開批判會也好混，唯一怵頭的就是全年級十個班集合在一起聽工宣隊的師傅們訓話。

幾個“大老粗”指手畫腳，嗯嗯啊啊，一張嘴就是一串“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說四十分鐘，那個說一個小時，學生們就得在會議室堅硬的水磨石地上坐四個小時。這四個小時可不是好熬的：開始是褲衩粘在屁股上，然後是屁股奇癢無比。好不容易癢麻木了，全身的重量壓得坐骨神經疼痛難忍。這四個小時比十個小時還長，五百多個同學有的不停地挪屁股；有的一會兒伸這條腿，一會兒伸那條腿，有的索性抬起屁股半蹲半坐；有的小聲聊天，有的你捅我，我捅你地小玩鬧。會場裡亂糟糟的，和藹的工人師傅們卻不介意同學們的不恭，每個人挨排兒只管把他們要講的話重複至少十遍才肯罷休。

“真是的。”慶慶對我嘟囔說，“懶婆娘的裹腳布纏在車軲轆上了。”

小巧玲瓏的慶慶長得頗像個猴子：亮晶晶的小眼睛、小巧的鼻子，一張俏皮話連篇的嘴和短而尖的下巴都擠在一張窄長的小臉上。她搖着兩個總是梳不整齊的短辮，說話像開機關槍，哪兒有傷口往哪兒撒鹽，所以同學們叫她“小辣椒”。

我埋下頭去偷笑，宮苹詢問地看着我們，慶慶把話重複給她聽。宮苹矜持地笑了一下，用下巴和眼神向柳雲琴示意了一下。柳雲琴不愧為工人階級的好後代，會議室里如此躁動不安，她卻坐得筆管條直，十萬分認真地聆聽工人師傅的諄諄教誨。慶慶做了個鬼臉。

我捅了一下柳雲琴，探過身在她耳邊說：“琴子，好認真啊你。”

柳雲琴一本正經地說：“別鬧，好好聽。”

我討了個沒趣。暗暗責怪她，沒勁！

“複課鬧革命”的另一個課題是向貧下中農學習。

第一次參加支夏麥收，我們學農大軍背着自己打的背包，稀里糊塗地在泥濘的雨地里跋涉了整整一夜。直到旭日東升光芒萬丈，老師才找准了方位，帶領疲憊不堪的大隊人馬到達了目的地，同學們一個個像爛泥似的癱倒在老鄉家的土炕上。

農村的一切都是新鮮的。割了一天麥子，下工後，同學們還是精神十足地幫老鄉家挑水、掃院子、推碾子，坐在老鄉家炕上跟他們促膝談心，新奇和興奮令我樂不思蜀。

夏日天長，六點多鐘太陽還掛在半空中，平時在場院幹活的都是婦女，早已下工回家做飯去了，柴火的煙霧和氣味繚繞着謐靜倦怠的村莊。一條無精打采的黃狗懶懶地臥在糧囤的陰影里，時不時地張張疲睏的眼睛，連頭也懶得抬。除了幾隻其貌不揚的母雞咯咯地在場院邊上的土裡刨食，場院上一片寂靜。只有我們班裡十多個紅衛兵在土場院圍坐成一個圈，開會討論“吐故納新”。

“複課鬧革命”後，全市的中學都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取代了先前共青團和少先隊的位置。出身好，至少是沒什麼“黑五類”和反革命嫌疑的、表現好的同學就可以被吸收為紅衛兵，個別出身不好但表現突出的也有可能被破格納入紅衛兵組織。學校里採用軍隊編制，一個教學班是一個排，五個排是一個連。造反、“破四舊”時代的紅衛兵則是“老兵”，因犯錯誤，退出了歷史舞台，並已經轉型成為響應偉大領袖號召鐵心務農的知識青年。

新近進入中學的這批學生中，連排學生幹部必須是紅衛兵，當上紅衛兵的同學不外乎是參加課外的毛著學習班和成為在集會、遊行時被指定領呼口號的積極分子。無論如何，能當上紅衛兵、戴上紅袖章是一種榮耀，被認可，前途看好。進中學不久，慶慶和柳雲琴第一批加入了紅衛兵，我是第二批加入的，屬於新鮮血液。當上了紅衛兵的同學個個珍惜自己的紅袖章，人人努力當個好紅衛兵，所謂“吐故納新”會，一般都只是討論“納新”人選，並無“吐故”的內容。

慶慶發言說：“我覺得吧，宮苹同學有很多優點。比如，她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感情很深，能認真領會毛主席的‘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的教導。她尊重老師、尊重同學，班裡交給她的事兒，都一絲不苟地去做。她總是積極支持班裡紅衛兵幹部的工作，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革命活動。大批判的時候積極投稿，爬梯子刷大字報；示威遊行和慶祝遊行的時候扛大標語舉旗子，從來不叫累；下鄉勞動的時候積極肯干，手給鐮刀拉了，也不找衛生員包紮一下。下工以後，還經常幫房東老鄉挑水、掃院子、抱孩子，不怕髒不怕累。她很注意改造世界觀，體現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雖然她出身不好，但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是自己選擇。她用實際行動表現出她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所以我認為，她夠格當一名紅衛兵。”

這番話怎麼說是我和慶慶事先商量好的。我是新紅衛兵，由慶慶提名，我只要附合、支持她就行了。她一邊滔滔不絕，我一邊頻頻點頭。

慶慶像背書一樣說完了這番話後，大家沉默着，仿佛在考慮慶慶說的話，衡量宮苹符合不符合做紅衛兵的標準。

柳雲琴舉了一下手，說：“我來簡單說兩句吧。我覺得，像宮苹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嬌小姐受其家庭影響很深，需要接受紅衛兵組織和革命群眾的長期考驗，我們目前還不能認定她是不是個革命派。”

慶慶曾告訴我，上次紅衛兵討論“納新”我的時候，也有人提了宮苹的名，就是因為柳雲琴的激烈反對，才導致宮苹落選。

男同學陳勇折中地說：“其實，咱們六九屆很快就要畢業了，‘長期考驗’是不現實的。”

慶慶接茬說：“就是！等畢業以後走上社會，那才是面對‘長期考驗’呢。”

除了發言的三個人，其他人低頭看地或抬頭望天，面無表情。我懷疑，柳雲琴是不是也和他們私下裡定好了攻守同盟，連主持會議的紅衛兵排長也默不作聲。

柳雲琴反駁道：“那不一樣，宮苹出身不是一般的不好，她爸畏罪自殺，罪加一等。”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她，差一點兒脫口而出：胡說八道！

“他爸自殺她支持了嗎？她要是支持這樣的行為，她不得跟她爸一塊兒自殺啦，憑什麼就得一棒子打死？”慶慶真是個好樣的，不惜為朋友兩肋插刀。

“支持沒支持都得接受長期考驗，她身上有階級烙印。”柳雲琴嘴也不軟。

慶慶提議：“事關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咱民主點兒行不行？要不，舉手表決。”

我明白，宮苹在班裡人緣很好，慶慶心裡尚存一線希望。

主持會議的排長這才像起死回生，說：“行，那就舉手表決吧，同意吸收宮苹的舉手。”

只有我、慶慶和另一個女同學把手舉起來。慶慶看了陳勇一眼，他也舉起手來。

“不同意的舉手。”

其他同學包括柳雲琴和排長都舉起手來，有的毅然決然，有的猶猶豫豫。

會議結束了，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

慶慶沮喪地說：“走，咱散散心，逮癩蛤蟆玩兒去。”

我們倆回到下午幹活的田邊，田埂之間的水渠里有黑色的小蝌蚪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順着田埂走了一會，沒看見癩蛤蟆。

我說：“癩蛤蟆都是晚上叫，是不是天黑了才出來？”

“可能吧。”慶慶失望地說，“可是晚上黑燈瞎火的，怎麼逮癩蛤蟆呀？”

一提起癩蛤蟆，我就渾身不舒服，本來就不敢碰，所以並不失落。我倆坐在地頭，慶慶好像還在想轍。

我滿腦子都是剛才開會的事，“宮苹她爸根本就不是畏罪自殺，是心臟病發作死的，我當時在場來着。”

“真的？”慶慶扭過頭來瞪着我，“那你怎麼沒在會上當眾揭露她造謠呀？”

“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說。”我自知理虧，“大概是被琴子不依不饒那厲害勁兒給嚇的吧。”

“真沒用！”

我心裡充滿了對宮苹的內疚，卻又禁不住埋怨要不是她和柳雲琴之間產生了矛盾，哪至於我和慶慶這麼枉費心機地替她評功擺好，於是說：“原先她倆關係那麼好，我真不明白她們倆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兒。”

“知道嗎？”慶慶神秘兮兮地說，“早先，琴子她們家是給宮苹她們家看大門的。”

我說：“那肯定得是解放前的事兒了，那會兒宮苹還沒出生呢。”

她白了我一眼，“真不開竅，此一時彼一時。懂不懂什麼叫階級鬥爭？要是宮苹她們家人得罪過琴子家的人，宮苹家所有的人都得承擔責任。”

經她這麼一說，我忽然意識到，按照她的說法，自己家也是被鬥爭的對象，但我家也不是大地主、大財主啊，怎麼會被鬥爭呢？還有錢薇家也沒有做過什麼大壞事啊？真是搞不懂，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有了！”慶慶忽然計上心頭，抓住我的膝蓋使勁一搖。

我還在糊裡糊塗地瞎琢磨，一時沒反應過來，“啊？”

“等回校以後，咱們去找‘屎殼郎’，跟他提議搞個“紅衛兵廣播站”，由宮苹當廣播員。這樣，他就可以特批宮苹為紅衛兵了。”

“屎殼郎”叫史克強，是本校“老高三”學生，家庭出身三代血統工人家，校“革委會”副主任、“紅委會”主任。“文革”以來，不管是造反“破四舊”、批鬥牛鬼蛇神、革命大辯論還是複課鬧革命歡迎新生入校，他都一馬當先。當了校領導的他並不高傲，很快地跟我們這批入校不多久的學生打成一片。同學們給他起外號不過是淘氣，並無惡意。我和慶慶、宮苹跟他都挺熟的。

“嗨，各村兒有各村兒的高招兒。”我熱烈響應，“到時候啊，咱們這麼跟他說……”

我的話還沒說完，慶慶霍地起身向前一撲。她趴在田埂邊，兩隻手捂在地上，輕輕地將兩隻手分開一個縫朝裡面看了一下又趕快合上，然後小心翼翼地捧起她的獵物，慢慢站起身來。我湊過去，從慶慶沾滿泥土的手指縫裡看見一隻翠綠翠綠的小青蛙，青蛙脖子下面一鼓一縮的好像因為被人逮着了生大氣呢。

她順手撿起一根麥秸插到小青蛙的屁股里、把小青蛙舉到嘴邊、開始往麥秸管里吹氣。她做得那麼熟練、那麼理所當然，看得我目瞪口呆，實在殘忍。沒一會兒，小青蛙就被她折騰死了。然後她裝摸作樣、大發慈悲似地聲明要找塊“風水寶地”把死青蛙埋起來。

忽然，一個聲音在我們背後響起:“你們倆幹嗎呢？”

轉過身，臧海凝和陳勇在看着我們。問話的是陳勇，天曉得他們在這兒已經站多久了。陳勇跟慶慶住一個部隊大院，他小學上的是“八一學校”，中學就近分配才到了一個班上。

“沒幹什麼，就想挖個坑把這青蛙給埋了。”慶慶說。

“這青蛙死在路邊了。”明知道他們也許早聽見我們說的話，我還是畫蛇添足地加了一句。

“別裝啦，我們看見那青蛙是怎麼死的了。”陳勇笑着說。

“那還明知故問。”慶慶戧了他一句。

“考驗考驗你們唄！這麼禁不住考驗。”臧海凝說，他那一臉冷傲清高的神態真讓人受不了。

“用不着你考驗。”我也甩給臧海凝一句。

“得得，沒什麼大不了的。別傷了和氣。”陳勇打圓場。

我對慶慶說：“咱們在哪兒挖坑兒？”

臧海凝主動表示，“我們幫你們挖吧。”

回到我們住的老鄉家，慶慶躺在炕上忽然說：“呃小麗，一個青蛙怎麼變出倆王子來了？”

我們倆咯咯地笑起來，別的同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們。

回到學校不久，“紅衛兵廣播站”成立了，宮苹和另一個班的一個男生當上了紅衛兵廣播員，柳雲琴對我和慶慶的態度明顯有所改變。我有些不安，可慶慶說在一個班不過是暫時的，頂多再過一年輪到我們這一屆畢業分配，就各奔東西了，這會兒操那麼多心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