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黃了六個月的荒原漸漸地生出了色彩，拖拉機紅色的身影最早出現在伸向遠方的大田裡。很快，猛躥的麥苗、搖曳的玉米苗、茂盛的大豆苗給大地披上了綠色的新衣，連隊西邊的草甸子也沒有辜負春天的陽光，給大自然獻上爭艷的百花。在全連開春工作計劃大會上，平日看上去橫眉豎眼的指導員，臉上漾着“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未戰先勝的驕傲，宣布：為了支援亞非拉，為了全世界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勞苦大眾都有飯吃，為世界革命早日成功，二十一連黨支部決定，機務排將在解凍期的百忙之中抽空再開發兩百垧荒地。

我對慶慶耳語：“你們機務排可別把挨着連隊最近的那片草甸子給開了啊，太美了那兒。”

“沒聽指導員兒說嗎？美麗的花朵不能當飯吃，真他媽小資！”慶慶罵我。

我使勁盯了她一眼：這人什麼時候也學會唱高調了，是不是快入團了。

清晨，朝陽在一馬平川鮮綠色的地平線上露出一個紅點，同宿舍人互相招呼：“大家快來啊，看日出。快點兒，快點兒。”大家站在宿舍門外，看着那紅點，越來越大，越來越紅，越來越亮，越來越圓，新鮮欲滴，濃烈如火。太陽的底端像融化的鋼水涌動着、顫抖着，捨不得與大地分離。突然，仿佛是下了最後的決心，朝陽一躍而起，我們都情不自禁鼓掌歡呼起來。這情景，天天看，天天愛，萬看不厭。

麥苗長到半尺長，我學着其他知青從地里拔一撮還連着種子殼的麥苗，寄給遠方的親朋好友，炫耀我們綠色的北大荒。

燒荒、追肥、間苗兒、打農藥、鋤草，不經意間，小麥長高了，變色了，成熟了。落日時分，我們肩扛鋤頭，走在麥地的田間小道上。漫天的晚霞輝映着無邊的金黃，晚風中麥浪起伏，眼前的景色美不勝收。有人帶頭唱起來：

江山萬里……

大家不約而同地忘情放歌：

閃耀着金色的光芒……

這一時，這一刻，忘了其他：生活美極了。

“馬毛了！”不知誰喊了一聲。

正在炎炎烈日下鏟地的人們抬起頭，轉過身往通向九號公路的沙土路上望去。遠遠地，轅馬拖着兩匹套馬瘋狂地向連隊的方向跑去，它們身後的車上載滿家具，上下顛簸、左右搖擺，揚起一條長龍似的塵土。跟車的王文柱和從外連搬家來的人被甩下車來，他們從地上爬起來，一個一瘸一拐，一個手捂傷臂，茫然失措地看着狂奔的馬車和撒了一路的鍋碗瓢盆、板凳被褥，無所適從。老錢坐在車上向後傾斜着身體，手裡還緊攥着馬韁試圖控制住局面。

司馬和臧海凝同時扔下鋤頭向路邊跑去，幾個老職工緊隨其後，我甩開鋤頭也跟着他們跑過去。

彩雲在我身後喊：“江瑞麗，你幹什麼去？！”

我沒理會。

沒等這一行人跑到路邊，轅馬突然衝下路基，大車歪陷在路溝里，老錢被摔出好幾米遠。

眾人將老錢就地扶坐起來，找回他的眼鏡。幾個老職工懂行似的這個摸摸腿，那個捏捏胳膊，連連說沒傷着骨頭。王文柱過來抓着轅馬的籠頭把馬車引迴路上。大家七手八腳地把塵土滿身的老錢扶上馬車，倚靠在沒甩掉的家具上。臧海凝主張立即送老錢上醫院，說萬一要是傷了骨頭可以立刻採取措施，老錢連連擺手：“不必，不必。”

司馬叫王文柱先把老錢送回家，然後通知衛生員周玫去他家給看看有沒有傷筋動骨。表情木訥的小王一聲沒吭，連頭也沒點一下，爬上車轅子，“駕”的一聲，趕着馬車向連隊營區走去。

說起王文柱，他和他媳婦在二十一連能算得上是一對兒特殊人物。

王文柱是從山東老家投奔一門遠房親戚來到北大荒的。他個子中等偏矮，身材不胖不瘦，白面圓臉，外加一雙深深的雙眼皮。若不是臉盤大了點，相當大的眼睛會顯得更大；也因臉大，那張大嘴反而不顯太大。按說，他算得上是個英俊的男人，可惜這麼個好相貌的臉既無生氣也不生動。他蔫了吧唧地不愛說話，走路幹活慢慢吞吞、有氣無力。他在馬號班跟車，總是縮頭縮腦地坐在車幫的一側，無神的眼睛裡透着呆滯的目光，一副傻傻的樣子，大家叫他“小王”。

小王的媳婦是東北人，長得人高馬大，有拔山扛鼎之力，也姓王，大夥叫她“大王”。小王出身好，但沒上過學，目不識丁，找不到對象。大王上過中學，但出身不好，也找不到對象。他倆的婚姻介紹人特地關照小王，跟大王見面那天在前胸的口袋裡插兩支鋼筆，以示在文化程度上他與大王匹敵。

見過面，大王覺得無比幸運。小王不嫌她出身不好，又有文化，人是矮了點，但是長得不黑也不寒磣，還送給她父母五百塊錢的彩禮——這是怎樣一筆巨財啊！婚後她才發現，小王不但不認字，那筆巨款也是東拼西湊借來的。還沒跟幸福生活的影子打照面呢，就得跟他一起起早貪黑艱苦奮鬥，一分一分地攢錢還債。她心裡憋着一口悶氣，飯燒糊了跟他鬧，水缸見底跟他吵，回家晚了不讓他進屋。

我親眼見過大王欺負小王。剛來的時候，有一次，我愣頭愣腦地去他家借水桶，一進門正看見大王一腳把小王從炕上踹到炕底下，嚇得我扭頭跑了。

小王有時候還被大王追得滿連隊跑。對這一切，小王只是忍着，從不跟人抱怨。別人提起來，他說這是命，沒什麼好怨的。開始，大王打小王，有人去勸架，還有人找賀指導員去拉架。指導員不拿它當回事，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只要打不死人，管他呢。有指導員的話墊底，大家把那兩口子幹仗當戲看。隨着時間的推移，大王心態越來越差，逮着誰跟誰過不去，成了連里有名的潑婦。全連的家屬她吵遍了，也打遍了，來不來就大呼小叫地要抱人家的兒子跳井去，也不管人家有兒子沒兒子。

吃晚飯的時候，我跟宮苹說：“今兒晚上豁出去了，一定得去看看老錢。”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宮苹說：“那我跟你一塊兒去看看他們吧，只要別待長時間耽誤我餵豬。”

老錢家柵欄門敞開着，虎子被拴在院子裡。屋門也敞開着，裡面傳出錢薇說話的聲音。我和宮苹進了屋，才發現這裡居然“客滿”。臧海凝坐在靠炕頭的炕沿上，一臉欲說不能的無奈表情——錢薇像個不喘氣的話匣子讓他插不上嘴。老錢在炕里斜倚着炕梢的被垛，老刁、小王和麻子孫長樹，每人吸着自己卷的煙，坐在炕沿上；書桌邊的椅子上坐着潘姐，司馬和後勤排的老韓頭站在書桌兩邊，錢薇站在屋地柜子前像演講似的指手畫腳地正在說着什麼。我在心裡點了一下名，樂了：黨團員、貧下中農、外加先進知青——這回柳雲琴可不能拿不分敵友當話把兒跟我和宮苹過不去了。

見我們進來，錢薇暫停剛才的話題，“宮苹，好多年不見了。”

“是好多年了。”宮苹有些不好意思。

潘姐站起來像主人一樣讓座，司馬朝我默契地點了點頭，老錢欠了欠身子表示招呼了我們。見又來人了，幾個站着的老職工讓位告辭，老韓頭也走了。其他人往兩邊稍微挪了挪屁股，我和宮苹便在臧海凝和老孫中間坐下，宮苹挨着臧海凝。

“稀客，稀客，薇薇，給兩位姑娘倒茶。”老錢催促說。

我們的出現打斷了他們正在進行的聊天，接不上剛才的話題，大家一時無語。

我打破沉寂，“剛才不是挺熱鬧的，怎麼我們一來變安靜啦？”

“知道恁要來，說恁壞話嘞。”老孫操着一口河南話說。

老孫跟我一個班，是個性格開朗愛說愛笑的人。

“別聽他的。”錢薇說，“宮苹，喝茶，今兒晚上我們家可儘是稀客了。”

“都是老同學，何談‘稀客’？”臧海凝終於瞅准了機會插進話來，“百年修得同船渡，同窗好幾年恐怕也修了幾百年呢。”

聽不出臧海凝是故意咬文嚼字賣弄，還是在打趣活躍氣氛。趁着他們聊興重新恢復，我起身走到柜子前面，伸着脖子看牆上鏡框裡的照片。老錢年輕時還不如現在好看，儘管現在他也並不出眾，蔣阿姨可比我記憶中還漂亮。鏡框裡有年輕時的老錢和蔣阿姨的合影、錢薇小時候的留影、老錢和蔣阿姨跟別人的合影、蔣阿姨的單人照，還有一張兩寸見方的風景照。拍照的人顯然是個外行，照得景大人小，一般人不會有耐心去仔細端詳照片裡的每個人物。可我不由自主地輕輕“呵”了一聲，隨即警覺地回頭看了看屋裡的人。錢薇的眼睛裡閃過一絲讀懂的意會，其他人專注聊天，顯然沒在意。

我盡可以仔細地端詳這張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照片：爸爸、媽媽、蔣阿姨、錢薇和我在中山公園的筒子河邊，三個大人笑吟吟地坐在長椅上，兩個孩子站在大人們身後。那一天照相的情景真真切切地再現眼前：爸爸支好三腳架邊調焦距邊叫大家擺好姿勢，然後按了快門，快步走到事先留好的位置坐下。咔嚓一聲，五張笑臉永遠定格在方寸之間。

那是另一個世界，一個遙遠的、陽光明媚的、輕鬆快樂的、幸福蕩漾的世界。歲月像黑龍江的水一刻不停地流淌，時間像個高超的扒手，不動聲色地偷走了陽光明媚的昨天，偷走了輕鬆快樂的日子，偷走了那段腳步匆匆的幸福時光。

第二天鏟地的時候，老孫跟我說：“下晚兒，叫俺媳婦給老錢做點兒好吃的，恁給俺說說啥東西有營養嘞？”

我說，聽說東北出木耳，木耳是好東西。其實我並不知道木耳的營養價值究竟如何。

“中，中。去年冬天俺上山伐木，知青都買木耳，說是好東西，俺也買了一包，還沒動嘞。”

晚飯後，我坐在宿舍外窗戶底下吹口琴等着開班會，老孫着急忙慌地跑來叫我上他家。

一進門，只見老孫的媳婦秀蓮不知所措地站在灶台旁邊，鍋里鍋外、鍋台上下到處都是醬黑色的木耳。

“喲，怎麼啦？”我忍俊不禁。

“這東西咋活嘞？都跑出來了。”秀蓮又怕又笑地說。

我問她放了多少木耳。

秀蓮兩手比畫着說：“這麼一包，全放里了。俺還尋思呢，這東西乾巴巴的，啥吃頭，多放點兒水，煮軟點兒。往灶里添完柴禾，一抬頭，咋從鍋里跑出來了呢？嚇得俺不知咋辦好，趕緊叫老孫去找你。”說着也自覺可笑，她一手拽住我的胳膊，我們倆笑彎了腰。

“你怎麼做的？”我順手從鍋台上撿起一片木耳放進嘴裡，什麼味道也沒有。

“放水、醬油、鹽，煮唄。”

“蓮姐，下回我教你怎麼做。”

秀蓮吃吃地笑着說：“俺可不敢再碰這東西了，嚇人吧啦的。”

北大荒的盛夏，太陽西沉後總是涼爽的。我去場院找錢薇，遠遠地看見曬麥棚里，一對情侶迎着陣陣穿堂風，背對着連隊的方向，緊挨着坐在曬麥棚中間的一堆什麼東西上。估計是他們把裝着沒用完的老玉米種子的麻袋拖到曬麥棚中間當沙發了，這樣既涼快又不受蚊子的騷擾。我這才意識到，為迎接麥收，場院排已將曬麥棚騰空並打掃得乾乾淨淨。空蕩蕩的場院無需看守，錢薇不會在這兒，我轉身朝家屬房邊緣走去。

天早黑了，蒼涼的原野上空一輪圓月躲在厚厚的雲層後面，隱隱約約地露出暗紅色的一團，像是近在咫尺，快走幾步跳起來就能夠到。在朦朧月色的掩護下，我溜進錢薇家。

在錢薇的小後屋裡，她坐在炕里，我懶得脫鞋，又不能久待，便坐在炕沿上。我把秀蓮和木耳的故事講給她聽，一邊說，一邊笑得岔了氣。

錢薇說：“你看吧，北大荒人就是這麼淳樸善良，我們家那書桌就是團部木匠老陳給打的。前年老陳媳婦做大手術急需一筆錢。我爸聽說以後，給掏了一多半。過後，老陳不但把錢全還清了，還非要給我爸打個家具作為酬謝。我爸說不必了，他不聽，還問我爸到北大荒以後最想念的是什麼，我爸脫口而出想有個書桌。他二話沒說，打完了，還親自把書桌和椅子送到我們家，那是我們來二十一連之前的事兒。”

“難道那些人不怕被人說他們政治覺悟低，跟右派分子不分你我，劃不清階級界限？”我心生疑惑。

“大多數老職工才不管什麼政治不政治、右派不右派呢。他們文化程度不高，講不出什麼大道理，可是，只要你對他們好，他們就對你好。人活在世上，圖的就是個將心比心，你說是嗎？”

我想不通，一個人怎麼能同時又是反革命分子又是能將心比心的好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能既表達我的疑慮又不傷害錢薇的自尊。

錢薇似乎猜到我的困惑：“咱們光知道，只要是反革命就都得一棒子打死。就為我爸的事兒，我跟我媽反覆討論過。那時候，我媽就一口咬定：一個人的政治見解與一個人良心的善惡是不能畫等號的。我那時候小，怎麼也不明白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後來到北大荒來了，跟我爸生活在一起，看見他的為人處事，覺得我媽的話真對。”

我不懂，“你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的政治見解和一個人良心的好壞不是一回事兒？”

“當然不是一回事兒！”錢薇堅定地回答，“太不是一回事兒了，一個人的政治見解是經過反覆學習、反覆思考、反覆驗證得來的理論性的東西。良心是每個人自己的道德標準，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情感。一個善良的人也許毫無政治見解，但是一個有政治見解的人都一定有自己的道德標準。”

這本應出自一個六十歲過來人之口的話從一個十六歲少女嘴裡說出來，不由得使人質疑它的可信程度。我腦子裡好像是裝了一鍋粥，站起身，下意識地走了幾個舞步——我這人就這樣，腦袋裡一糊塗，腿腳就閒不住。

“‘芭蕾舞大師’，你們那同學臧海凝……”見我顯然不理解她剛才的話，錢薇換了話題。

男生在一起愛議論女生，女生在一起也愛議論男生。

“不也是你的同學來着嗎？”我打斷她。

“他上場院來找我過。”

“是嗎？”我意味深長地說，“我可記得那會兒你特崇拜他。”

錢薇沒理會我，“那是猴兒年馬月的事兒了。你別說，我現在還真看不慣他那副桀驁不馴的樣子了，你跟他熟嗎？”

我覺得沒必要跟她說我和臧海凝之間發生的事，只說起畢業以後，我們幾個人曾一塊兒玩兒過，算是關係不錯。

“其實，臧海凝在學校表現挺不好的，打架、拍婆子那種事兒他都幹過，可總有女生的眼神兒圍着他轉。不過，他確實是知識面特廣。別人看書，看完了就完了，他能講得頭頭是道兒的。那時候上中學實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練兵活動’，上語文課，他給全班講毛主席的《沁園春·雪》，連老師都給鎮了。”我邊給錢薇介紹，同時自己也在梳理着對臧海凝的認識，“他這個人思維敏捷，駕馭語言的能力與眾不同，看問題有獨到之處，目光也很犀利。雖然跟他在一塊兒，你老得聽他那沒完沒了的白乎，可並不覺得霸道，還挺願意跟他一塊兒聊天什麼的。可是吧，跟他在一塊兒心裡也特緊張，老有一種他在以他的標準衡量你、評價你的感覺，就連一個字說得不準確他也得給你挑出來。而且，不管什麼話題，不管他說的有道理沒道理，他那種壓倒一切的自信，把別人給鎮得一點兒自信都沒了。”

“這種極聰明、極自負、極有口才的人，一般對女孩子很有吸引力，光是那張嘴就能俘獲不少女孩子的芳心，比如你。”錢薇笑起來，第一次笑得像小時候那樣開心，那樣無憂無慮。

“去你的，什麼芳心不芳心的。”我坦白地說，“臧海凝說我不開竅兒，也許我是不開竅兒。可是，跟他在一塊兒，怎麼說呢？我老覺着，就好像咱們小時候，一感冒咳嗽，大人就給煮冰糖梨吃，再好吃的梨一煮就一點兒都不好吃了。可是，那湯還是好喝的，跟臧海凝接觸就好像有點兒那樣似的。反正……咳，我說不清楚。”

錢薇笑得更厲害了，“你要不是愛上他了才怪呢。”

回到宿舍，柳雲琴和會計小李子正靠在炕沿上咬耳朵，看樣子，她們也剛回來。見我進屋，湊在一起的腦袋好像是被兩隻無形的手一下子扒拉開了，兩個人的臉上都印着竊賊分髒時被人抓住的尷尬。這段時間，我和柳雲琴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原以為她真的是看上了司馬。我跟司馬一個排，下地幹活的時候在一起聊天談笑是常事，柳雲琴肯定是看見或聽說了，因此妒火中燒。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司馬跟誰都有說有笑的，她憑什麼光盯着我？此刻這才恍然大悟，今晚去錢薇家時，我被人盯梢了。

走到自己的鋪位，我沒像平時那樣迅速鑽進蚊帳，而是靠着炕沿邊，雙手抱在胸前，挑戰似的看着柳雲琴，全不顧被外面的風趕進室內的蚊子肆無忌憚地向我發起的攻擊。

柳運琴忍不住了，問：“看什麼呢？”

“看你呢，你長得俊。”我故意挑釁。

“今兒晚又上哪兒浪去了，你？”柳雲琴惡狠狠地回敬我。

“王八蛋！”我從牙縫裡擠出三個字。

“你他媽是右派孝子賢孫！”柳雲琴急了。

一股熱浪直衝頭頂，我不顧一切地撲過去，一把抓住柳雲琴。我們倆抱在一起，扭打起來。正要邁步出門的小李子，聞聲趕緊回過頭來拉架，卻被柳雲琴一拳擊中眼睛。腳底下的水盆被柳雲琴踢翻了，我一隻腳踩在一個水盆里，另一隻腳踩在地上的泥湯子裡。我用一個胳膊肘招架對方的扑打，一隻手抓住柳雲琴的頭髮，並使勁用身體把她頂在炕沿上動不了窩。柳雲琴一隻手死死地抓着我的頭髮，另一隻手攥着我的衣服，還能抬起的一隻腳朝我亂踢。

彩雲跳下炕來一邊拉架一邊說：“鬆手，鬆手，你們倆都鬆手。你們好意思嗎？哎呀，別打了啦！”

潘姐也從蚊帳里爬出來，着急地說：“別打了，別打了，有話好好說。”

彩雲、潘姐和小李子跟我和柳雲琴扭在一起，連滿屋的蚊子都亂了陣腳，胡亂地相互衝撞找不到人血人肉，其他人從蚊帳里伸出頭來驚愕地看着我們。

翌日，全團開始麥收大會戰。排壟的時候，我正好挨着臧海凝。

“嘿，還是氣兒足好幹活。”臧海凝提起我剛剛打好的麥捆顛盪着在我身後說，“這捆兒打得真夠結實的。”

“……”我無話可說。

見我沒反應，臧海凝又奚落我，“看不出來，你也會玩兒‘武’的？”

我沒好氣，“沒你會，誰也沒開瓢兒斷胳膊。”

臧海凝“哼”了一聲，不理我了。

從前一天晚上打架到第二天早上三點鐘爬起來割麥子，還不到八個小時。看來，倆女生打架的事已經盡人皆知。此時我更恨柳雲琴了：我從來沒跟任何人動過一個手指頭，從來沒與任何人發生過任何衝突。每次當我意識到有產生矛盾的苗頭，總是繞着走，忍讓為懷，避免激化。我想不通昨晚自己怎麼就沒壓住火兒？悶着頭割我的麥子，不想搭理任何人。

中午休息的時候，彩雲找我談話，問我對昨晚發生的事有什麼想法。

“沒什麼想法。”我還在賭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她先招我的，全屋裡的人都聽見了。”

“可是你先動手的，這是你的不對。”

“她是文攻，我是武衛。她是團員，又是班長，應該用高標準要求她自己。我要是不對，她更不對。”

平時，我最不愛聽人們根據一個人的出身，或是團員、黨員，幹部還是普通小農工，來對號入座核定“標準”，老覺得這麼一“根據”，人便被分成三六九等了。可這會兒，為了搶占主動，“高標準”三個字便脫口而出。

彩雲嚴肅地說：“這種時候玩弄字眼是沒有用的，這件事我已經跟排長匯報了。你得在班會上做個檢討，要深刻，輕描淡寫是過不了關的。別弄不好，讓人給你上綱上線說你破壞麥收大會戰。”

我還是不服氣，“我根本就沒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那樣。柳雲琴實在是欺人太甚了。要不是她滿嘴噴糞，我何至於理她？”

“柳雲琴有她的責任，她會在團員會和班排長會上講清楚。一個巴掌拍不響，她說她的，你不理她，不就沒事了，你還是要檢討一下自己是不是個人主義傾向太厲害了。有個事，我早想跟你談談，可是一直沒有機會。正好，現在擺到桌面上來了。你跟錢薇的來往說明你在政治上大方向不明確，繼續這樣跟她接觸下去，會犯錯誤的，我想你自己知道應該或不應該跟什麼樣的人近乎。”

“我們從特小就是好朋友。來連隊都快一年了，我總共才見過她兩三次，談不上近乎。”彩雲是上海人，“近乎”這兩個字用得不太恰當，我乘機鑽了個空子。

“一次都嫌多。”彩雲也是個不吃素的，“現在你父母不是已經澄清不是‘五一六’了嗎？你應該積極靠攏組織，爭取早日入團。不管怎麼樣，首先得在政治上把好關。跟錢薇接觸對你很不利，你得注意這個問題。”

“我好好幹活還不夠，還要怎麼着？再說了，我親眼看見黨員、團員還有貧下中農什麼的上她家去看老錢呢。”我委屈地分辯。

彩雲苦口婆心，“工作上，你沒有嬌驕二氣，能吃苦耐勞、樂於助人，這一點可嘉，但是不看路的老黃牛很有可能走錯路。你想想看，什麼能比你的政治前途更重要？在連隊不像在家的時候。在大城市，回到家，你跟誰接觸旁人不大會知道的，下面的話就不用我說了。”

彩雲這番話是為我好，儘管她沒有表白這一點。彩雲的父親是上海市房管局的一把手，“文革”的鐵掃帚將他掃進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垃圾堆”。也許是因為親眼目睹過父親從天上摔到地下的悲劇，她在政治上是一個極其謹慎的人。除了沒當上武裝戰士，謹小慎微的法寶將她保護得結結實實。但是彩雲的謹慎並沒有使她變得僵硬古板不近人情，她依然善解人意，並在靈魂深處保持着善解人意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晚上，我躺在蚊帳里，頭上被柳雲琴抓掉一大把頭髮的部位還在隱隱做痛。政治到底是個什麼鬼東西？我的怨恨從柳雲琴轉移到了這個與“前途”緊密相連的抽象名詞上。這鬼東西毀了老錢，毀了錢薇的媽媽，毀了錢薇，現在又來折騰我。

麥收大會戰打響之前，慶慶的拖拉機就已經開始從早上四五點鐘下地拉康拜因割麥子，直到到晚上八九點鐘才收車。那天，她回到宿舍聽說我跟柳雲琴幹仗的事，高興得顧不上脫掉油漬麻花的機務服，就風塵僕僕地跑來找我。柳雲琴不在宿舍——她的蚊帳還沒放下來。慶慶呼地一把撩起我的蚊帳，髒兮兮的頭和上半身鑽進來，旁若無人地說：

“好姐們兒，可替我報仇解恨了。”

“哎呀，髒死了。去去去，你把蚊子都放進我蚊帳里來了。”我沒好氣兒。

“算了吧你，少跟我擺譜。哎，等休大禮拜，咱們上香瓜兒地，我請客，管你夠。”

今年夏天，連里的香瓜兒大豐收，一個人兩毛錢就能在地里隨便吃。畢竟是多年的好朋友，慶慶知道我最喜歡吃香瓜，不過，那也沒讓我覺得心裡好受點。

我一邊往蚊帳外推她一邊奚落她：“得得得，兩毛錢就請客啦，真摳門兒。”

“嘿，倒是想請你吃回鍋肉呢，可惜我不會變戲法兒，您就湊合點兒吧。”

慶慶根本不理會我的“嫌棄”，索性一轉身坐在我腦袋旁邊，半拉屁股在枕頭上半拉屁股在炕沿上。沒咒念，我只好起身，把枕頭從她屁股底下拽出來，讓她坐舒服了。

“我怎麼替你報仇解恨啦？”我不耐煩地問她，一面拍打跟她一起鑽進來的蚊子。

“你忘啦？咱剛來的時候，在團部，‘疤瘌臉’跟我犯賤。”

沒想到大大咧咧的小辣椒還挺記仇的，要是這會兒宮苹和錢薇也來一塊兒起鬨，那不成“打冤家”啦？！

麥收大會戰救了我，事情沒鬧大。一天十幾個小時與天公奪糧耗盡了人們身上所有的精力，班裡沒人為琢磨我的檢討深刻不深刻而浪費寶貴的休息時間，輕而易舉順利通過。

聽說柳雲琴在團員會上痛哭流涕，表面承認錯誤實則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潘姐說：“連里好久沒人鬧騰了，殷向東樂不得找個人整整。也就是你跟柳雲琴干的仗，換個人你試試？你沾了柳雲琴的光，才躲過這一劫。要說，你應該感謝她。”

“感謝她？做夢！換個人我還不可能幹這一仗呢。”

老刁和司馬領着大地排在五號地割麥子。五號地離連隊走路單程就得一個小時，回連隊吃午飯、休息還不夠走路的工夫，連里派人把包子和菜湯送到地里。飯後，大家把麥垛合幾而一，儘量架高，三三兩兩地躲在麥垛的影子裡避曬。有人躺在地上用草帽遮着臉睡覺，有人坐着把頭埋在支起的膝蓋里打盹，有人靠在麥垛上揮手驅趕着那些肉眼不易看見卻無孔不入的小咬聊天，有人伏在另外一個人的肩上給人掏耳朵，那架勢頗像動物園裡一個猴子給另一個猴子抓虱子。

司馬和老刁把三個麥垛摞在一起。老刁躺在地上，沒有紅五星的軍帽扣在臉上，上半截身子在影子裡，下半截身子在陽光底下。

司馬坐在老刁旁邊磨鐮刀，他的臉被太陽曬得紅通通的。我走過去，問他磨完後能不能將磨刀石借我使使。

司馬用胳膊肘示意了一下身邊地上躺着的兩把別人的鐮刀，“放這兒，我給你磨。”

“不用。你磨完了，我自己來。”我趁勢在他旁邊坐下，忍不住釋放情緒，“你說，這人和人怎麼這麼不一樣？”

“人和人要一樣了那還叫人嗎？”司馬隨意地回答。

我說：“就是。有的人專門愛在連領導那兒打小報告，有的人有得是機會，但是絕不干那種事兒。”我覺得司馬肯定知道我說的都是誰。這話，我不怕老刁聽見。我已經了解老刁了，他表面上挺厲害的，實際上是一隻披着狼皮的羊——實打實的善主。

“咱們連有這樣的人嗎？”司馬不想玩兒真的。

“當然有！你說為什麼？”我偏要較這個真。

他想了想，像是考慮要不要認真對待我的問題，斟酌着字眼說：“人嘛是各種各樣的。有的人急於追求進步，善於理解領導意圖，也許有些……那個，可是他們的主觀願望不見得是想傷害任何人。他們覺得那樣做是正確的才去做的，其實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我幾乎叫起來，“你可真實在。人傷害了你，你反過來去理解人家，那還有完沒完啦？傷害人的人永遠傷害人，受傷害的永遠受傷害。我算看透了，有的人傷害別人是一貫的。你不知道，過去琴子……”

司馬打斷我的話問：“那你說怎麼辦？”

“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我想都沒想地回答。

“於是就大動干戈？”

“不是那意思……”我不好意思了，“那天，我也不知道怎麼了，一股火兒上來，什麼都忘了，現在咱們連的人就差當面兒管我叫‘潑婦’了。”

“想讓人管你叫‘潑婦’你得多干幾場架才行，尤其得去找王文柱家的‘河東獅吼’干兩仗才能有資格當‘潑婦’。”司馬拿我開涮。

“什麼‘何東時候’？沒聽說過。”

司馬笑起來，像老師教小學生一樣一字一頓地說：“河東獅吼：江河湖海的‘河’，東西南北的‘東’，獅子老虎的‘獅’，小江愛吼叫的‘吼’。”

“什麼呀？不明白。你是咬文嚼字兒，還是罵人不帶髒字兒？”

“意思是說小王他媳婦賊拉嚓（言行粗野，厲害）。”

“去，一邊兒待着去，誰吃飽了撐的跟她較勁兒。”我用胳膊肘狠狠地捅了一下司馬以示抗議。

司馬收起玩笑面孔，擺出老大哥風範，“每個人的性格里都有積極的一面和消極的一面，對吧？這你得承認。”

“那當然。”

司馬循循善誘，“我這麼說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微妙的。你跟有的人在一塊兒很長時間還是毫無共同語言，跟另外一個人卻能一見如故，暢所欲言，能互相理解。同樣的道理，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的，跟有的人在一起你總是謙和的，可是跟另外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你性格里猜疑、好鬥和其他齷齪的一面會占上風——儘管你這人性格的主流本來是善良的、積極的。就比如你跟柳雲琴幹仗那事兒，雖然你是個感情比較外露的人，但生性並不好鬥，可那天，你怎麼會跟她幹起來了？”

“不是過去了的事兒嗎？別老揪着不放。”我反感不光彩的舊事被重提。

“來來，別耍小性兒，咱們不是在探討問題嘛。你問我的問題我回答了，輪到我問你了。”

“不是跟你說了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那天怎麼了。”

“那你現在想想。”

司馬從來不戴帽子，一頭厚而蓬鬆的軟發在太陽光下變成了深褐色，密密麻麻的汗珠擠在腦門上，也顧不得擦一把。他側着身體，伸出手，兩個指頭捏着我的草帽邊往上抬了抬，眯縫着眼睛看着我的臉。

我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他跟彩雲應該是一對，一個像個大哥哥，一個像個大姐姐，都那麼善良，那麼真誠。

麥垛的影子越來越小。老刁還一動不動地躺着，火辣辣的太陽無情地暴曬着他的全身，貪婪地吮吸着他身體裡的水分，似乎要把他曬成人干。

我盯着司馬磨刀的動作，左手向前攥着鐮刀把，鐮刀尖頂在他腳上的農田鞋的鞋幫子上，右手拿着磨刀石貼着鐮刀一上一下。大粒的汗珠開始往下掉，落在他手上、鐮刀上或是磨刀石上。他時不時停下往鐮刀上吐口吐沫，然後再接着磨。這樣一上一下、一下一上像迷魂藥似的把我的自信全給磨沒了，連自己都覺得想說的話有些沒譜，卻又心有不甘。

沉吟好一會兒，我索性來了個胡攪蠻纏，“琴子是個惡魔，把我這個善良的人變得跟她一樣惡毒了。”

“你看你，又不嚴肅了。”司馬嗔怪。

我敷衍道：“怎麼啦？你不是挺愛開玩笑的嗎？好好好，那你說呢？”

司馬認真地說：“我是這麼看的，儘管她沒想要控制你的情緒，但是當你的情緒波動到你控制不了的時候，你就變得被動了，你的情緒實際上被她控制了。這時候，你的心態失去了平衡，做出了與你性格主流不相符的事情。”

“那我怎麼着？讓她盡情地擠對？”

司馬說：“看，你又不冷靜了。她說什麼、做什麼是她的事兒。你站得正，坐得直，幹嗎那麼被動？”

我又動氣了，“我不覺得被動，我覺得氣得慌。”

“就是因為‘氣得慌’，所以心態失衡，就變得被動了，看來你還是沒明白我的意思。”

三把刀都磨完了，司馬向我伸出手說：“拿來，我給你磨。”

看他滿頭的大汗順着太陽穴往下流，我用胳膊肘一擋，說：“不用。”

他把磨刀石遞給我，偏着頭，眯着眼睛，拿起磨完了的鐮刀用右手大拇指試着每一把刀的刀刃。

我接着他剛才的話茬說：“我明白。說來說去，不還是人跟人不一樣？你是說惹不起躲得起，叫我別跟她置氣。哼！我才不躲她呢。”

司馬看着我，搖搖頭，說：“你呀，還是個孩子。”

“才不是呢！”

我舉起鐮刀，正要像司馬那樣往上吐吐沫，老刁忽地坐起來說：“有些事情是原則問題，不該躲，想躲你也躲不了；有些事情不是原則問題，你去計較反而降低你自己的人格。”然後，他站起來，手一揮說，“走，喝口水，幹活去。”

我吃驚地看着他。司馬鄭重地點了一下頭，好像是說，現在明白了吧？他站起來，跟在老刁後面。

我也趕緊站起來跟上去，嘴裡喊着：“哎，我刀還沒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