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苹托人給我捎來一個摺疊的便條，傳信的人把它交給我時，一副好奇的神情。可以肯定，她知道裡面寫的是什麼。

親愛的小麗：好久不見，十分想念。有時間，來我這兒，咱們聊聊吧。請給我一個機會。苹

短短的兩句話使我淚水漣漣，可這張小小的紙條讓我好幾天無所適從。宮苹要我給她“一個機會”，但她沒說給她一個機會做什麼，向我做一番辯解？向我道歉？不管怎樣，她顯然是在求和。

可我不知道該不該去她那兒，我不知道去了說什麼，我不知道見了面，會不會對她大發雷霆。她曾經是我的好朋友，但她奪走了我的愛。如果她是敵人或是素不相識的人還有情可原，可作為好朋友，奪我之愛是不可以原諒的。

仔細回想怎樣和宮苹、臧海凝一路走到今天，我慢慢意識到，從臧海凝成為豬號的常客到在江邊他強吻我和宮苹，曾經有過那麼多明顯的跡象。也許，臧海凝也跟宮苹一起單獨上過公園；也許，他也對她說了很多沾滿蜜汁的好聽話。他一直在我和宮苹之間挑選，而我卻置若罔聞、視而不見。

試想，宮苹一直就喜歡的臧海凝對她窮追不捨，她憑什麼沒有權利接受他？跟臧海凝之間幾乎每次都是多說幾句話便以不愉快而告終，我又有什麼權利霸着他？

理智告訴我不能全怪宮苹，感情卻不允許我認輸，嫉妒像貪婪的螞蟥緊緊地盤吸在我的心上。正如驕傲會使人落後，暴躁會使人愚蠢，狹隘會使人好鬥，猜疑會使人有失公允，嫉妒則會將朋友變成敵人。儘管我需要友情的依靠和力量，需要它給我生活的勇氣和希望，但我無法控制地恨宮苹，恨她的天分，恨她的美麗，甚至恨她的存在。

然而，儘管恨她，不能原諒她，習慣使然，有了高興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與她分享；遇到煩心的問題，我首先想到的是向她傾述。來到北大荒這麼多年，脾氣好、性情溫潤的她從來都像姐姐一樣關心愛護同齡的我；她不妒嫉我對錢薇的特殊感情，她像一條強壯的紐帶將慶慶和我拴在一起。否則，以我和慶慶個性，很可能不會有今天這樣牢不可破的友誼。

好幾個月沒聯繫了，我何嘗不知道生活中已經失去了很多，可是，這個台階實在是太高了，我一時半會兒還真下不來。

慶慶來信以她一貫的坦白耿直勸我跟宮苹講和。鬧什麼鬧？真沒出息，她在信中說。我把她的信撕了，回信對宮苹隻字未提。

彩雲叫我跟她一起去宮苹那兒坐坐，我說不行，還有別的事。

司馬上團部回來說宮苹病了，叫我去看望她，我說沒工夫。

潘姐告訴我，她跟宮苹聊起聽說臧海凝被關在鶴崗那邊笆籬子（監獄）里的事，說是跟刑事犯關在一起，人都說刑事犯最凶了，賊會欺負人，宮苹聽了使勁地抹眼淚兒。

“你們這幫同學之間還真挺有感情的。”潘姐話中有話。

“活該，倆都活該！”我惡狠狠地說。

潘姐可有了話把兒，一通地數落，毫不留情，“小江，不是我說你，人倆好，你跟着起啥哄？這種時候，作為朋友，你不但不安慰宮苹，還跟她鬧，小樣兒吧你。人家宮苹哪點兒對你不夠意思啦？為個看不見摸不着的男人，那麼多年的情分說扔就扔了，你咋變成賴皮毛子了，又不講道理，又小心眼兒！”

全連的人都知道我跟宮苹為臧海凝鬧崩了，真丟臉。不但如此，連潘姐都向着宮苹，這讓我受不了。

“你不知道，臧海凝本來是要跟我好的。宮苹大面上是口口聲聲的好朋友，暗地裡把他給搶走了，她傷害我自尊心的時候想到‘多年的情分’了嗎？”我還是抑制不住泛酸。

“哎呀媽呀，鬧半天臧海凝是這麼個朝三暮四的人。我要知道，早就叫你躲他遠遠兒的了。你咋這沒出息呢？啥自尊心不自尊心的，照我看，沒跟他好上是你的福氣。你跟宮苹鬧彆扭，傷了友害了情，怪不值得的。”

值不值是我的事，誰也管不着。

沒有宮苹的生活缺少情趣，寂寞難耐，可我咬緊牙關一意孤行，認定往後就靠自己了。

秋去冬來，地凍江封，西伯利亞的大煙泡卷着紛紛揚揚的雪片無情無義地蕩滌着遼闊的荒原和小小的連隊。老錢說什麼也不讓錢薇留在家裡過冬，硬是把她送到縣醫院。

春節前，我回到北京探親。謝天謝地，爸爸媽媽終於在入冬前調回部里工作了。我打算好好地在北京多住些日子，超假頂多是不發工資唄。

媽媽到北京站來接我，我第一句話就問她是不是已經着手為錢薇安排到北京來住院的事宜。媽媽說，這件事不能急，要慢慢來。

“怎麼能不急，你沒看見她病得那樣。”我大聲分辯。其實，我已經好久沒看見錢薇了，間或向潘姐和司馬他們詢問她的病情，他們老說，還那樣。我把埋在心裡的歉疚一股腦兒地遷怒到媽媽身上。

還好，媽媽對我有耐心，她說剛回到部里，工作上還要熟悉一段時間，等部里分了房子，先把家安排好了才能接錢薇過來。那倒也是，這時才想起來，爸爸媽媽好不容易把幹校熬到了頭，回到北京卻把家給丟了。

部里沒有住房，他們在招待所分別住男女宿舍。我跟媽媽住在女宿舍，一個大房間裡老老少少小二十人，除了媽媽和幾個從幹校回來的，還有幾個從地方上調來的女幹部。其中大多數帶了孩子——從半大的到吃奶的，以及幫她們帶孩子的外地人裝束和做派的姨娘婆婆們。宿舍里一天到晚大人叫小孩哭，亂糟糟臭哄哄的，比連隊大宿舍還鬧騰。

不但如此，媽媽說，這張床我只能睡兩個禮拜，這還是她求爺爺告奶奶，好不容易才低三下氣地爭取來的。我的探親假一到期，她就得交床。

我一肚子的不情願，“要是我賴着就不走呢？”

“那不行，別人還等着住呢。”媽媽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

“多待幾天都不行？”環境雖然亂，我還是不想離開北京。

“不行！新調來的幹部沒地方住會影響部里的工作。”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我只好嘆口氣自認倒霉。要擱過去，至少還能上宮苹家蹭幾天，現在，沒戲了。

慶慶回京過春節，還說宮苹也在北京。年三十，她轉給我宮苹寫的紙條，約我上北海公園見個面。我一口拒絕，並正告慶慶少在中間瞎攪合。慶慶說我沒勁，我說她多管閒事；她推我，我搡她，差點兒認真起來。

初三那天，慶慶來招待所找我。

“明天中午陳勇請咱吃‘老莫’，怎麼樣？”

好啊，這倆搖身一變，會擺譜了。特小時候爸爸媽媽帶我去過一次莫斯科餐廳，至今記得那幢洋里洋氣的建築，掛着薄紗和天鵝絨窗簾的大窗戶、鋪着高級桌布的餐桌、柔軟舒適的靠背椅、叮噹作響的銀餐具，奢華得令人頭暈，連服務員都是外國人。可那叫什麼飯呀肉呀，一點兒都不好吃。

我故意賣關子，“俺個小農工，不知道‘老莫’大門沖哪兒開。”

“我領你去，還不成？不就是個小農工嗎，哪兒來那麼大架子？”她坐在我的臨時床上，兩腿懸空，腳搭在媽媽床上，鞋都沒脫。

“用不着你領，你當我真不知道呀。”我一邊說，一邊起身，抬起她的腳，往地上一放。她沒提防，差點兒從床沿上滑下去。

“得得，咱惹不起您小農工。”她嘻嘻哈哈地站起來，“那十二點，‘老莫’集合。我還有點兒事兒，先走啦。”

第二天十二點整，我推開“老莫”的玻璃門時，慶慶和陳勇已經在大廳里等候了。寒暄之間，目光射向我身後的慶慶的臉上忽然浮起一種怪怪的表情，我回一頭看，宮苹正向我們走過來。在小小的團部，我成功地迴避了她一年多，在偌大的京城，就這麼幾天，卻跟她碰個正着！“真不巧”的念頭剛閃過腦際，登時醒悟是誰在導演這齣戲。

我咬牙切齒地說：“你們也太不哥們兒了！”推開慶慶就要往外走。

手腳靈敏的慶慶兩手抓住我的胳膊，死死地不放，“小麗，真的，別走。”

我試圖扳開她的手，生氣地說：“放開，讓我走。”

陳勇說：“小麗，別這樣，讓人看見不好。”

沒轍，我只好作罷。我的目光和宮苹相遇，她的眼圈立刻紅了。我也鼻子一酸，吸足血的螞蟥終於棄我而去，仇恨的堡壘瞬時土崩瓦解。

“走，進去，咱們坐下聊。”陳勇一副男子漢大丈夫的口吻，一邊跟宮苹往餐廳裡面走去。

慶慶拉着我跟在他們後面。

那天，陳勇掏了不少銀子，可‘老莫’的飯是什麼味道我卻毫無印象。話其實沒說幾句，眼淚像流不完的河水，平生第一次嘗到了眼淚拌飯的滋味。走出‘老莫’的時候，連陳勇的眼睛都紅紅的。

分手時，陳勇說：“來，兩個小朋友，拉拉手。”儼然一副大首長風範。

我和宮苹像聽話的孩子，兩隻手握在一起，不好意思地對笑起來。

“這就對啦！”慶慶宣布大獲全勝，“以後不許再嘔氣鬧彆扭了啊。誰鬧打誰五十大板，不見紅不罷休！”

知道這話是沖我說的，大過節的，饒她一馬。

幾天以後，我和宮苹準備結伴回東北，慶慶又從北戴河趕回來為我們送行。跟以前一樣，還是我們三個人，漫步在長安街上。走在寬闊平坦的長安街上，對常年往返於坑坑窪窪鄉間土路的人來說着實是莫大的享受。

隨着年齡的增長，慶慶原本窄長的小臉和擠在一起的五官長開了。一身合體女式軍裝使她看上去儼然一副自信老成的女兵模樣。雖一張口，還是原來那個快嘴利舌的小辣椒，但言行中多了幾分幹練與成熟，真乃“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要不是‘文革’，咱們這撥人該是大學生了。”慶慶還敢明目張胆地說風涼話，“其實，‘文革’不‘文革’的，我也考不上大學，我是替你們倆虧得慌。”

宮苹綿綿地說：“你用不着替我虧，不‘文革’也輪不上我這樣兒出身不好的上大學。”

我藉此機會抱怨：“小時候想學攝影，你說有多傻，長這麼大了，連個照相機摸都沒摸過。”

宮苹說：“那有什麼傻的，那時候哪知道後來的事兒？”

那倒是，我在心裡承認。

“知道嗎？”慶慶又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像咱們這樣的中產階級都以車代步了。”

“盡瞎謅。”我說，“沒準兒你是中產階級，我可是修地球兒的小農工，宮苹也不過是個隨時都有可能被貶回豬號的基層廣播員兒，跟你不是一個階層。你好好當你的中產階級，有機會再往高着點兒攀。下輩子，俺倆揭竿而起，革你的命。”

慶慶說：“得了吧，就你倆這小樣兒，連個臧海凝都看不住，還革命呢？不是我踩乎你們倆。”

“臧海凝不自量力，活該！”一提起臧海凝我還是氣不打一處來，顧不得宮苹就在旁邊。

慶慶說：“他那叫‘耗子動刀窩兒里反’，你想呀，他所說的並沒有反黨的意思，只不過是嫌建設新農村的步伐慢了點兒。”

“怎麼沒有？他說知青雖然學會了種地，卻沒有真正學到更多的知識，那不就是反對上山下鄉運動？”我可不情願給他“減刑”。

宮苹神情恍惚地說：“這會兒銷聲匿跡，是死是活都沒人知道。”

慶慶說：“哎喲喂，我的姑奶奶，還念念不忘吶？人真是賤！”雖然一副鄙夷的口吻，卻又緊接着反過來安慰宮苹，“不過呀，你也甭擔心，他死不了，大不了遭點兒罪。有他們家老頭子的牌兒護着呢，早晚能出來。讓他吃吃苦頭，殺殺他的銳氣不是件壞事兒。”

我又回到了二十一連，我的荒僻簡陋的避風港。這裡有我看慣了的色彩單一蒼涼荒蕪的原野，聞慣了的像裊裊霧靄般籠罩營區的柴火的氣息，聽慣了的來自天南地北各種各樣的口音，喝慣了的清涼甘甜的井水，還有坐慣了的潘姐和秀蓮家的熱炕頭，宿舍里有真正屬於我的一方三尺之地。更別提，連隊裡有錢薇，雖然我已經半年多沒見到她了。

然而，我越來越感到這個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避風港實際上只是一個毫無家庭色彩的家，這個我不得不回來的避風港不過是在我心裡祈盼是暫時，而身外分明是永久的家，這個有着關愛我的人的避風港又是一個無時無刻不讓我感到悵惘壓抑的家。

在北京的時候，慶慶一天到晚眉開眼笑、快快樂樂。她說，剛入伍的時候她就和陳勇約法三章，不入黨就不結婚。療養院新近給他們分了房子，他們很快就要結婚了，他們就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小窩了。誰想到這倆人會這麼有出息？“喲，共產黨員了，你行啊！”我嫉妒地推了慶慶一把，“小辣椒，祝賀你們倆！”還是宮苹會說話。看慶慶美得屁顛兒屁顛兒的樣子，我羨慕極了。連宮苹都有屬於她的廣播室，什麼時候我也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窩？哪怕它像錢薇的斗室一樣狹小，只要它真正屬於我，擁有屬於我的溫存和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