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天，我手裡攥着一封剛剛收到的家信興沖沖地跑去找老錢。進了院，我忍不住大聲叫起來：“錢伯伯，錢伯伯！我媽來信了。”

虎子正在院子陰涼里打盹，聞聲顛兒顛兒地跟在我後面跑進屋裡。

老錢在燒火做飯。

“錢伯伯，先別做飯，看這個。”我不由分說地把他拉到屋裡，指着信上第一段，說，“您看，您快看。”

老錢不慌不忙地在炕沿上坐下，兩手捧着信，讀着，臉上沒有表情。

我靠在他身邊炕沿上，伸着脖子又把那一段關於中央即將給右派摘帽的最關鍵的字句仔細地看了一遍，興奮地說：

“要平反了，要給您平反啦！”

老錢抬起頭來看着窗外，沒說話。捧着信的手慢慢地落在膝上。

“錢伯伯！”我禁不住抓住他的手臂搖了搖，像個小女孩跟爸爸撒嬌一樣。

他不動聲色地把信還給我說：“不曉得這消息可靠不可靠？”

“可靠，肯定可靠。”我充滿自信地說，“我媽不是那種什麼都聽什麼都信的人，她可謹慎了。既然她說叫我給您通個信兒，她肯定核實過的，肯定沒錯兒。”

“……”

“到時候，咱們辦好手續一塊兒回北京。烏拉！”

我雙手舉在頭上，雀躍歡呼着，在屋裡轉起圈兒來。我已經好幾個月沒這麼高興過了。我心靈里緊閉的門窗終於開了一條縫兒，陽光穿過縫隙透進來，一顆希望的種子絕處逢生。

“你先別激動，聽我說。”老錢冷靜地說，“你的手續已經快辦妥了，該走就走，不要耽擱。給幾十萬右派平反談何容易！就是辦手續恐怕都要有一個很長的過程。另外，我這把老骨頭，回北京還能幹什麼？”

站在老錢面前，我尷尬地意識到自己對他感受的忽視。他的心在發疼，疼得非常厲害，疼得使他窒息，疼得讓他無法立即接受這突如其來好消息的刺激。他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過早離去的蔣阿姨和錢薇，是他那不知去向的兒子。他心靈里那緊緊關閉的門窗沒那麼容易撬開，他千瘡百孔的心難以被這遲來的消息激活。

想到這些年他經歷的屈辱、痛苦、孤寂和無望，誰能彌補？拿什麼彌補？我很悲傷：如此人生，如此命運，如此悲劇就發現在我身邊。我很氣憤：時光不能倒流，一紙平反抹不去老錢失去的七千三百個日日夜夜；還不了他失去的家人；填不平他心裡那個巨大的空洞。生活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

本來，我是準備在翻開一本新日曆的時候回到北京，可是不知老錢在場部使了什麼招，九月初我的回城手續就辦好了。像當年一窩蜂來到北大荒那樣，沒有什麼繁文縟節，趨之若鶩，我又將跟在大家後面一窩蜂地去了。要走了，我卻覺得恍然若失。在這之前，提到走，都是跟別人有關的事情，現在，隊裡的老職工、家屬和剩下的知青已經在互相通告又一個告別者——我的名字了。就要離開了，我卻不急着走，甚至不情願走。

我每天到江邊去，江水一如既往默默流淌，冷漠地面對人世間發生的一切喜怒悲歡。在那片小樹林裡，我輪換着在司馬和錢薇墓前呆呆地坐着。

早秋的風像司馬的手，撩動着我兩隻齊肩的短辮。我揚起臉回味他的柔情，尋覓他的溫存，可是什麼也感覺不到。

小樹林嘩嘩的聲響仿佛錢薇喃喃的話語，咻咻不息，我費力去聽，可辨不清錢薇說得是什麼。

陰間與陽界、生命與死亡之間的不相通恐怕是人類最大的、最無奈的、最無法解脫的遺憾。

我告訴司馬，我和錢薇有血緣關係。我想，得知這個秘密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我告訴錢薇，她爸爸即將得到平反，回到祖國的心臟。我想，得知這個消息她也一定會十分欣慰。

我對司馬說：再見了，我永遠的摯愛。

我對錢薇說：再見了，我親愛的姐妹。

到了九月中旬，我不能再賴下去了。

暑氣已過，清晨是涼颼颼的。大地里一望無際、深綠色的大豆進入了最後的生長階段。我坐在老錢的馬車上，潘姐和秀蓮堅持要送我去場部搭小客車，一邊一個，像是押送我的差解。

好像回北京就不過日子了似的，我把鋪蓋、被子和冬裝全都留給了秀蓮，只帶了個手提包、一個油桶和一個托上海知青在上海買的淺灰色的馬桶包。手提包里裝着用衣物裹着的五斤白糖和二十幾斤去年的大豆，油桶里是秀蓮給我帶回家的幾十個雞蛋。馬桶包里，宮苹送給我的紅圍巾里裹着一個裝滿了豆油的塑料油桶。

潘姐和秀蓮跟老錢議論着今年大豆結莢密不密，籽粒飽滿不飽滿。老錢說他看過了，今年大豆收成不會差。潘姐說隊裡如果今年盈利多，多分點兒紅，她得叫老刁帶她回趟興城。

進入場部家屬區了，潘姐正沒完沒了地囑咐我到家後給她報平安，老錢忽然示意她暫停，大廣播裡正在播送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

中共中央批轉《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一字一句，言之鑿鑿。

我和潘姐歡呼起來，秀蓮先是一愣，然後也跟着拍手叫好。

老錢終於不再是政治的侏儒了，他又能直起腰來了，歷史終於還他本來面目了。然而，他淒婉地搖了搖頭，什麼也沒說。當年，從革命群眾到反革命分子只一步之遙，然而，從反革命隊伍回到革命群眾行列，這條路他走了整整二十年。這是多麼艱難、多麼坎坷、多麼漫長、多麼讓人心碎的二十年啊，是啊，他能說什麼呢？

我兩手一撐車幫子，跳下車來喊着說：“錢伯伯，我不走了，等您辦好手續，咱們一塊兒走。”

家屬區里一大群狗一齊跑過來朝我汪汪地叫，見我既不害怕，也沒工夫搭理它們，便一個個悻悻地搖着尾巴懶散地走開了。

老錢吆喝着停住馬車，厲聲說：“那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今天必須走。”

我雙手往懷裡一揣，向後退着說：“不，我等您一塊兒走。”

潘姐跳下車來勸我：“你放心走，俺家‘老大’不會耽誤老錢頭的事兒。”

“不，我要護送他回北京。”

“啥時候學會耍小孩子脾氣啦？快，快，一會兒趕不上小客兒了。”潘姐提醒我。

秀蓮也說：“快點兒，快點兒。誤了小客，我看恁上哪旮睡覺去？”

我撲哧笑了，“上你們家呀，我鋪蓋捲兒在你們家呢。”

潘姐和秀蓮連拖帶拽地把我拉上馬車。

柳雲琴已經在客車站等着為我送行。

我不失時機地對柳雲琴說：“怎麼樣，琴子？老錢自來就是個受害者。我的直覺沒錯吧？！現在你必須答應我，有工夫常替我去照看照看他。”

“沒問題。你放心吧。”柳雲琴滿口應着。

我坐在小客車最後一排位子上，轉過身向車窗外的老錢、潘姐、秀蓮和柳雲琴搖手再見。他們開始倒退、越來越遠。我走了，錢薇，還有司馬，永遠永遠永遠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