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篇小說：流浪者之歌 |
| 送交者: 流浪者之歌 2018年03月12日06:50:40 於 [戀戀風塵]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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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歌
梵 臥 林
1
車子開出賀家灣，不到5分鐘，就來到了官渡河橋畔。
古老的石橋依然流淌着千年不變的官渡河河水，唱着它自己的歌，無視人世間的滄桑。不遠處，古老的貴州桐梓縣城，影影綽綽地在眼前浮現。那條進城必經的泥巴路早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條筆直寬敞的柏油馬路。
我不由回想起五十年前，曾經跟隊裡的幾位“插兄”，在那塵土飛揚的泥巴路邊，穿着破衣爛衫，戴着壓得低低的斗笠，向縣城的居民兜售自留地里剛摘下的番茄和四季豆，換幾個銅板，好買點鹽巴和醬油回知青點，應對日常所需。那種身無分文、充滿屈辱的“賤民”生活，只有當過知青的這一輩，才知道它的辛酸。有人說，知青時代的蹉跎歲月是“青春無悔”的往事。我怎麼覺得，“無悔”兩字是那麼的沉重，壓得脊梁都挺不起來。反倒是王佑貴作曲並演唱的《我們這一輩》，才是表達知青心聲的肺腑之言。
官渡河水的潺潺聲，打斷了我的思緒。回到車裡，繼續朝昔日的城關鎮駛去。
這次回國，終於下定決心，踏上了重返當年插隊的桐梓縣賀家灣的“探親之旅”。昔日的生產隊早已面目全非。老人們大半已經離世，同輩的農民也所剩無幾。隊裡原來靠近河邊的農地和我們知青的自留地，全都變成了接待遠方遊客的民宿。昔日賀家灣一帶的農舍，都換成了二、三層樓高的新的磚瓦房。據村里老人說，沒人再種地了，全包給四川過來的農民，村里人如今都成了“地主”了。青壯年全都去了大城市，在那裡當農民工，恐怕再也回不來了。
我從沉思中回過神來，眼前的縣城完全是陌生的樣貌。早年最熱鬧的“大十字”，變成了繁忙的交通路口，那裡竟然還裝上了交通信號燈。沿街的店鋪和商家招牌，林林總總。不經意之間，仿佛走在上海的居民小區里。
經過一番打聽，最後在河濱北路找到了桐梓縣文化館。原來的館址，已經由古老的黔北建築，變成了時尚的文化活動中心，門口亦開拓出一個小型的廣場。臨時搭起的舞台上，穿着苗家蠟染服飾的年輕女孩們，在蘆笙音樂的伴奏下，正在表演苗族歌舞。
這次到桐梓來，想要拜訪一下以前在文藝匯演時認識的一個遵義知青。當年縣裡慶祝“九大”召開的文藝演出時，我和他在桐梓縣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裡一起拉過小提琴，聽說文革結束後他進了縣文化館工作。
把車停好後，我拿了從不離身的小提琴，徑直走進了縣文化館的接待室。
“你好! 找哪位？”
跟我打招呼的是一位年輕女子，三十來歲，個子高挑，皮膚白皙，不像是桐梓本地人。
“哦，我找一位叫陳敏軒的人。”
“不好意思，他已經退休回遵義了。”
看我失望的樣子，她用手指了指門口邊的長椅。
“大熱天的。坐一會兒吧。小提琴放在椅子上好了，不必提在手裡了。”
“謝謝！”我坐了下來。
“你從哪來？”
“上海。”
“上海人？我爸也是上海人，也拉小提琴。”她清澈的眼神中露出一絲驚訝，又含着一種似曾相識的表情。“不介意的話，我帶你去見見我爸。有老鄉來，他會很高興的。對了，我家離這裡很近，就在斜對面。我帶你去。”
見她這麼熱情，我不好意思婉拒，就跟着她走了。
那是一棟兩層的小樓。面積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潔。在門口脫了鞋，我跟着她上了二樓客廳。
“爸爸，有客人來了。”
“哪個？”道地的貴州話從臥房傳出來。
“是你們上海的老鄉。”
“上海老鄉？”話音剛落，從內屋走出了一個老頭，七十來歲模樣，穿着舊的汗背心和短褲，腳上是一雙塑料拖鞋，戴着一副黑框眼鏡，頭髮梳得筆挺。
“喔，我叫林詩民。來文化館找當年的老朋友陳敏軒。聽說他退休回遵義了。”
“是的，他回遵義了。我叫李天瑋，上海人。幸會，幸會。坐坐坐。佳瑛，給客人倒茶。把我的龍井拿出來。沏上一壺好茶。”熟悉的上海話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你上海住在哪裡？”李天瑋問道。
“我是長寧區的。新華路知道嗎？”
“哦，知道的。上作角。很多文藝界的老前輩住在那裡。我住在徐匯區。淮海中路。”
“我知道。那裡也是上作角。我有朋友住在那裡。”
“你怎麼會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找陳敏軒的啦？他退休回遵義已經有好幾年了。”
“我當年在桐梓插隊。在縣裡文藝宣傳隊和他一起拉小提琴時認識的。”
“真的啊？我也是上海知青呀。你在哪裡插隊？”李天瑋問。
“婁山關公社賀家灣生產隊。”
“喔，那是好地方。離縣城也近。我先是在燎原公社李家灣插隊，後來又去了花園二隊，在你們後面好幾里地，進城要大半天呢。你是上海哪個中學的？” 李天瑋接着問道。
“交大附中。68屆高中。我們學校屬楊浦區，所以分在婁山關公社。以前叫沙紅公社。”
“我是上海中學的。66屆高中。學校在上海縣梅隴鎮。我剛下鄉時分在燎原公社李家灣，苦死了。還是你們運氣好啊。”
“哦，上中的大才子啊。久仰久仰。”我說。
“有什麼用？成份不好，只好窩在這個小小的文化館裡虛度光陰。如今退休，混混日子罷了。”
“不要這麼講。大家都當過知青。只是運氣不同而已。”
“你現在在哪裡啊？” 李天瑋問。
“我在澳洲。這次來貴州想看看當年插隊的地方，順便拜訪幾個老朋友。”
“喔唷，外國好啊。你看那些貪官，嘴上說得好聽，要把中國建設成繁榮富強的大國，實現中國夢，結果一個個拿了貪贓枉法的錢，腳底抹油，全往外國跑。”
“莫談國事。莫談國事啊。” 我苦笑了起來，“其實外國生活也不容易的。這些土鱉，到了國外坐吃山空，最後也要回來自首的。”
“請用茶。當心燙。” 李天瑋的女兒從廚房拿來了剛沏好的龍井，把茶具放在小方桌上。
“謝謝！”
趁着李天瑋擺弄茶具之際，我稍稍打量了一下周圍。屋子裡的家具很簡單。一個陳舊的大衣櫃和一個五斗櫥。外加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沿牆的書架不小，上面放了不少字典和中英文書籍，都很舊了。看來屋主是個愛看書的人。牆角是一個小提琴盒，老式的那種。
“你女兒長得很漂亮啊。有江南女子的風範。”
“承蒙誇獎。她媽媽是貴州人，本地知青。前幾年過世了。她哥哥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當項目總工程師，在美國成家立業很多年了。如今我們父女在桐梓相依為命。只是她現在三十多了，高不成低不就，至今還沒看上哪個。我是‘皇帝不急急太監’，有什麼用呢？！”
“稍安毋躁。緣分未到而已。”
李佳瑛朝我微微一笑。
“噢，你還隨身帶着小提琴。一定是把好琴，不放心，要隨身帶着。能打開看看嗎？”李天瑋問道。
我把小提琴琴盒放在方桌上，輕輕打開琴蓋，用手撥了幾個空弦音。
“不錯不錯。”他拿起提琴，翻過來，看到了琴背的虎紋。
李天瑋的眼睛一亮，“果然是把好琴啊。”
他把琴身湊到眼前，微微翻動琴身，朝琴孔里仔細看了看。
“金鐘牌高級小提琴，國產老琴，音色蠻好的。”
他走到牆角，拿起自己的琴盒，也放在方桌上。那把琴顯得古舊，上面有刮痕和漆水掉落的痕跡，但是面板光亮如鏡，琴背的虎紋相當清晰。他拉了幾個空弦音，音色確實不錯。
“你看看吧。”他把琴遞給我。
我撥了幾個空弦，餘音繚繞。真是把不可多得的好琴。借着窗戶斜射進來的陽光，我朝小提琴的f孔里望去，只見裡面泛黃的標籤貼紙上印着兩行字跡略微模糊的意大利文字：
Antonius Stradivaius, Cremona Fecit anno 1731 (克雷莫納鎮，安東尼奧·斯特拉迪瓦里 製造年份1731）
“喔唷，不得了！是把意大利的斯特拉迪瓦里名琴啊！”我驚訝地說。
“過獎了。不過是一把德國仿製琴而已。”
“仿製琴也不容易啊。起碼有一百年歷史了吧。”
“具體多少年也不知道。反正是家父當年學琴時從洋人老師那裡買來的。那時是四十年代，小提琴那時叫梵婀鈴。這把琴起碼有七十多年歷史了。”
“真好！”我說。“我的那把金鐘牌老琴，雖然是國產的，音色倒也不錯。是我插隊到現在最好的伴侶，跟我不離不棄，比老婆還寶貝。其實，小提琴跟寵物一樣，是有靈性的，它需要演奏者的關注和溝通。一把琴，放在那兒，不去碰它，再好的琴，幾十年不拉，聲音也會十分難聽。如果琴的主人好好呵護它，在練琴和演奏的過程中，懂得與它交流，肝膽相照，那這把小提琴就會儘可能發揮出最佳的音色，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說得太好了。”李天瑋用手指指方桌旁的椅子，“請坐。喝茶。”
他在兩隻茶杯里斟上茶水，一股清香撲鼻而來。
“好茶。道地的龍井。”我啜了一口稱讚道。
“你在賀家灣插隊是嗎？我以前進城時，經常從你們寨子底下的公路經過。有幾次聽到有人拉練習曲，不知道是你在拉琴啊。”
“那時到現在，差不多有五十年了。往事如煙啊。”
“時間過得真快！一霎眼，我們都老了。當年的知青，都成了知老了。說實在的，知青知青，哪來的知識。連求知慾都被活活奪走了。”
“是啊。歲月不饒人。我們在國外的，到了老年，也不枉此生。你們在國內的，特別是在桐梓這種小地方的，一輩子就這樣了。可惜啊！”
“不談了，不談了!”他揮了揮手。
“那知青返城時，你怎麼沒回上海呢？”我好奇地問。
他嘆了口氣，從書架上拿起一包已經打開的黃果樹牌香煙，抽出一支遞給我。他的食指和中指蠟黃，看來是“老槍”。
“我戒煙已經幾十年了。謝謝！”
李天瑋拿出打火機，“啪”的一聲，火苗就點着了煙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煙圈，“說來話長啊。”
2
我是69年4月從上海來貴州插隊落戶的。先前我在上海中學讀書。我們畢業分配時，有的進了工礦，有的去了街道工廠，也有的去了崇明農場；只有我，家庭成分不好，一直吊在那裡，沒有着落。不料拖到年底，最高指示下來，全國一片紅。街道居委會三天兩頭敲鑼打鼓，上門動員上山下鄉。我沒有別的選擇，只好跟着你們這些67，68屆的，一起到貴州插隊。
其實，怪都怪我老爸。解放前，他在上海震旦大學參加了中共地下黨，負責動員上海高校的教授和高級知識分子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五七年反右時，因為向上級提意見，被局裡劃為右派分子。他留給我們的，除了淮海中路上的一套石庫門房產和這把意大利名牌仿製琴之外，剩下的就是“右派分子子女”的家庭成分，使得我們一直抬不起頭來。
1963年，我從徐匯區重點中學南洋模範中學，考進了市重點上海中學。那時家庭成分對升學影響還沒有那麼大。到上中讀書後，由於住宿，校園環境清靜，再加上我的自我要求比較高，所以功課一直在班上鶴立雞群。另外，我喜歡文體活動，也積極參加各項社會活動，所以班級里的同學都選我當班長。只是我多次申請入團，一直入不了。團支書說，不要着急，要經得住組織的長期考驗。這一考驗，就到了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就不了了之了。後來聽團支書說，主要還是我的家庭成份的拖累。
在上海中學讀書時，我其實在高二時已經自學完成了高中階段的全部學習內容。高三時，一心為考上全國最好的大學作準備。我不但做完了各種高考輔導教材的備考題，還自學了微積分等高等數學的內容。
可惜，正當我全力以赴為考上全國名校作準備時，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在全國正式展開。作為“右派分子子女”，我不得不夾緊尾巴做人。隨後“血統論”大行其道，我更加噤若寒蟬。有的人是在文革高潮過去後，才脫離運動，在家當“逍遙派”；我是文革一開始，就在家閉關獨處，惶惶不可終日。
更不幸的是，父親在運動高潮時，受不了群眾運動的壓力，最終跑到鐵路邊臥軌自殺。我去認屍時，身首分離兩處，脖子那兒切得整整齊齊，居然沒有一絲血痕。那無情的火車，真是殺人不見血。
升學無望，前途渺茫。這時我想起了家父留下的那把小提琴。於是決心自學，打發時間，順便也排遣心中的苦悶。其實，我從小就喜歡音樂。家裡原先有一台美國造的落地式收音機，抽屜拉開，有一台78轉的電唱機。父親用積攢的零用錢，買了不少黑膠木的音樂唱片，其中最多的是小提琴名曲。以前我常常在家聽，經常聽得如痴如醉。有過一段時間，我也曾經想學小提琴，可是忙於功課，一直未下決心。可惜，我家的這些寶貝，在“破四舊”時全被紅衛兵抄走了。
謝天謝地，小提琴和音樂書籍沒有拿走。我在父親留下的遺物中，找到了幾本英文的小提琴練習曲和名曲，還有幾本介紹五線譜樂理知識的書籍。比較下來，霍曼的《小提琴基礎教程》比較簡單，決定選用這本練習曲當教材。只是怎麼練琴呢？聲音傳出去，可是不得了的呀！好在我在琴盒前部的儲物格里找到了一個弱音器。套上琴馬後，外邊幾乎聽不到我的練琴聲。這下，我的心總算踏實了。於是，一個音符又一個音符，我開始練起了《霍曼》。
我“逍遙派”生活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閱讀。從1967年夏天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演變為全國範圍的文攻武衛。當年的紅衛兵中，有一部分人開始感到厭倦，也不願意作出無謂的犧牲，於是在上海地區的中學裡，出現了一批所謂的“逍遙派”。他們退出了政治紛爭，開始嘗試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聚集起來學外語，學哲學，有些人埋頭於下圍棋、打橋牌，甚至還有男生學繡花、做裁縫，打毛線的。我的同學中則有不少人沉醉於閱讀世界名著。
上海中學是市重點中學。學生來源於上海市各區縣。他們的初中同學也散布在各區的中學。不知什麼時候起，一些中學的圖書館大門被撬開了。沒人管，也沒人在意。於是當初“破四舊”時被查封的一些“封資修”文藝作品，開始流向社會。不看書的人照樣不看書，照樣虛度光陰；愛看書的人，則遇到了千年難逢的好機會。文革前借書還要排隊，不知幾時才能看到自己喜歡的書籍。現在倒好，只要有門路，幾乎什麼書都能借到。
我和班上的幾個工農子弟關係不錯，畢竟我在讀書時常常在學習上幫助他們。文革中我又躲得遠遠的，不參加任何派系組織，所以居然幸運地從他們手裡借到了不少夢寐以求的世界名著。練琴、看書，成了我最主要的生活享受。我沉浸於這樣的生活，享受着這樣的生活，漸漸忘卻了政治風暴給我帶來的痛苦。
然而，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我的心如止水的生活中，不久泛起了一絲漪漣。
196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躺在家中的帆布床上看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正津津有味地在看保爾·柯察金與冬妮婭的初戀故事，門外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
“誰呀？”我問道。
“李天玥在家嗎？”
我打開房門。楞了一下。 “她不在。出去了。過一會兒回來。你是......”
"哦，天玥的哥哥，你不認得我啦？我是歐陽琪呀。天玥的小學同學。小時候我常來你家開學習小組的。”
“喔唷，原來是歐陽琪呀。認得，認得，當然認得。幾年不見，差一點認不出來了。真是女大十八變啊！”
我無心說出的一句話，居然使得歐陽琪滿臉漲得緋紅。
“哦，對不起，對不起。快進來坐。她一會兒就回來了。”
站在我面前的歐陽琪，中等個子，扁平的後腦勺下方，是兩把濃密緊扎的短辮。再仔細看去，眼前亭亭玉立的是一位黑里俏的青春少女，皮膚黑里透紅，嫣然微笑時泛起酒窩的圓臉上，長着一對滾圓而熠熠生輝的大眼睛，雙眼皮，微微上翹的烏黑的眼睫毛，頻頻閃動，猶如貼着海面矯健掠飛的海燕。眼睛下方是筆挺的鼻梁，精緻而寬闊的嘴唇。臉龐兩邊是緊貼額角雲鬢的大耳朵。從窗口斜射進來的陽光，投射在她那格子府綢的襯衣和米色的凡立丁長褲上，凸顯出蓓蕾初綻少女凹凸有致的曼妙身材。
在我如痴如醉的目光凝視下，歐陽琪的臉漲得更加紅了。纖長的雙手交叉攥緊在一起，身子微微扭動了起來。
“哦，哦，請坐，請坐！要喝點什麼？”我問道。
“白開水就可以了。謝謝！”
我端起家裡的藤殼熱水瓶，在一個印着蘭草的玻璃杯里，斟上了微微冒着熱氣的開水。
“你就是小時候常常到我家裡來開小組的琪琪是嗎？”
“是的。”
“這麼說，也有好幾年了？”
“有三、四年了。”
“認不出來了。認不出來了。”
“阿哥喜歡拉小提琴啊？”歐陽琪指着窗口的樂譜架和掛在上面的提琴問道。
“沒事做，解解悶。”
“我在學鋼琴。正在彈車爾尼鋼琴練習曲。”
“真的？太好了。哪天我們一起合奏一曲怎麼樣？”我興奮地問道。
“你能不能先拉一段來聽聽？”歐陽琪期盼地說。
“哎，我們家成分不好。我不敢大聲拉外國樂曲。只好用弱音器偷偷練。你家不會有問題吧？”
“我爸爸是華東醫院牙科主治醫師，經常給中央首長和市革委領導看病。造反派不敢來搗蛋的。”
“那，哪天在你家一起練琴好嗎？”
“好的。你什麼時候有空？” 歐陽琪問。
“你家有電話嗎？”
“有的。”
“那我到時候打電話來約。我家沒電話。不過弄堂口有公用傳呼電話。你家電話號碼是多少？等一下，我去拿張紙來記一下。”
“5848384。”
“噢，我不是不三不四。這個號碼好記。”我用蘇北話念出號碼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歐陽琪明白過來後也開始捧腹大笑。
“我眼淚水都要笑出來了。怎麼這麼好笑拉！哈哈哈哈......。我怎麼以前沒聽別人這樣講起過啦。哈哈哈哈......。好了，好了。拉一曲來聽聽好嗎？” 歐陽琪問道。
“你真的想聽啊？那麼我就獻醜囉。不過用弱音器拉出來的聲音太難聽了。”
“沒關係的。阿哥，please!”
“喔唷，英文也搭進來了。好吧，我就拉一曲試試。”
我走到樂譜架前，拿起提琴，用校音器調了調音。我定了定神，拉起了舒曼的《夢幻曲》。那優美的旋律在深情的揉弦下，抒發出人類對美好生活、浪漫愛情的追求與希冀，也表達出人們對已經逝去的往事或即將到來的美好夢幻的眷戀與期盼。
一曲奏畢，歐陽琪仍沉浸在沉思之中。她的一對明眸，在斜射的陽光下，仿佛凝住了，等待着繚繞的餘音如霧如絲般地升華，蒸發。
“拉得真好！”歐陽琪在最後的餘音消逝後，輕輕嘆了一聲，仿佛從仙境中飄回大地。
“你知道這首《夢幻曲》背後的故事嗎？”
“知道。這首曲子原來是鋼琴曲。它是舒曼鋼琴套曲《童年即景》中最有名的一首樂曲。《童年即景》創作時，舒曼正跟他的老師勃拉姆斯的夫人克拉拉在熱戀之中。這段浪漫的戀愛史，激發了舒曼對美好人生的無限憧憬和熱情嚮往，作品於是一氣呵成，成了曠世絕響。”
“啊呀，今天運氣真好。碰到了一位知音啊。哪天有空，咱們倆合奏一曲好不好？”
“好的。”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阿哥，我回來了。”銀鈴般聲音的後面，竄出了我的妹妹李天玥。天玥是典型的江南小姑娘，瓜子臉，高鼻梁，櫻桃小嘴，一雙水靈的丹鳳眼炯炯有神。她皮膚白皙，胸前飄着兩根長辮。她那白色的滌綸短袖衫與鵝黃色的真絲長裙，配得十分有品位。腳上穿着一雙淡褐色的尼龍絲襪，平頭搭攀皮鞋。一副學生打扮。
“喔唷，琪琪來啦。好久不見。你好嗎？我想死你了。”
兩位少女緊緊擁抱在一起。
“我也想死你了。”琪琪把天玥的手緊緊攥在自己手裡。
“走，到我房間裡去講。”天玥牽着琪琪進了她的臥室。
3
我來到弄堂門口的煙紙店，拿出一枚5分硬幣，遞給坐在公用電話機下面的一位五十來歲的大媽。
“阿姨，我打個電話。”
大媽收了錢，點了點頭，“打吧。”
我拿起話筒，撥了5848384。想起那天開的玩笑，我的嘴角浮起了一絲微笑。
“喂，倷尋啥人啊？”接電話的不是歐陽琪，而是一位操崑山口音的女子。我心中一驚：這是誰呀？是歐陽琪的媽媽嗎？我的心不由怦怦直跳。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給女孩子打電話。要讓她媽媽知道了不好吧。不對，以前聽天玥講過，她家是江蘇海門人，不是崑山人。那麼一定是她家保姆了。我這下才回過神來，忙說：
“噢，阿姨，歐陽琪在家嗎？請她聽電話好嗎。”
“倷請等一歇噢。”果然是她家保姆接的電話。我掏出手絹，擦了擦額角滲出的汗珠。
“喂，誰啊？”接電話的是歐陽琪。
“是5848384嗎？我找歐陽琪啊。她在家嗎？”我憋着一口蘇北腔說道。
“哈哈哈哈。是天玥的哥哥是嗎? 什麼事？”
“什麼事？真是，貴人多忘事啊。你忘記啦？講好一道練《夢幻曲》的呢。”
“沒有忘記呀。你什麼時間有空啊？”
“今天下午兩點好嗎？”
“好的。家裡只有我和阿姨。你過來吧。”
“你家地址呢？”
“永嘉路517號。”
“好的。兩點鐘見。”
“好。那就兩點鐘見。”
回到家中我換了衣服。我穿上一件新的長袖白襯衫，一條藍顏色的嗶嘰長褲，腳上是一雙半新的褐色皮鞋。我在穿衣鏡前照了照，覺得還滿意，隨後拿起小提琴，朝永嘉路走去。
十來分鐘後，我來到了歐陽琪家的大門口。這是一座英國式的兩層樓洋房。奶黃色的外牆上攀伸着翠綠色的爬山虎。二樓臨街有一扇朝西的窗戶。樓下大概是儲藏室，沿街只開了一扇氣窗，蒙着厚厚的灰塵。
我走到歐陽琪家的鐵門前，按響了門上的電鈴。不一會兒，鐵門上的小窗口打開了，露出了歐陽琪的明眸。
“請進。跟我上樓。”歐陽琪打開鐵門，走在前頭引路。
進了屋子，門廊里有一張精緻的深色漆面的半圓形小桌子。電話就放在桌上。穿過門廊，是寬敞的客廳，打蠟地板。客廳角落放着一架三角鋼琴，屋子的另一頭是一個酒櫃和一個擺放古董陳設的陳列櫃。靠近落地窗有一張長沙發，前面放着一個深色漆面的茶几，沙發側面是一盞落地檯燈。客廳穹頂下懸掛着一盞水晶吊燈，牆上掛着幾幅西洋風景油畫，在乳黃色的牆壁映襯下，顯得十分高雅。
“你家真有氣派。”我讚賞地說。
“是我爺爺留給我爸結婚的禮物。我爺爺是北洋政府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館的領事。後來我爸到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留學，在那裡認識了我媽。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上海，在廣慈醫院當醫生，後來結婚，生了我哥。解放後，我爸調到華東醫院牙科，我媽後來調到第二醫學院當生理學教授。”
“你家運氣真好，文化大革命都沒有受到衝擊。”我感嘆地說。
“那是受到周總理保護的關係。我家真是運氣好。不然也就完蛋了。走，咱們上樓去吧。”
走出客廳，是通往二樓的柚木長扶梯。上到二樓，是三間臥室。朝南的大臥室是歐陽琪父母的，東西兩側則是他們兄妹倆的臥室。
歐陽琪領着我參觀了她的臥室。靠牆是一張白色的木床，床頭畫着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木床對面是一張白色的小梳妝檯和腳凳。旁邊的白色小書架上放着幾本外文辭典、中英文書籍和鋼琴樂譜。靠門口是一個白色的五斗櫥，玻璃壓板下放着歐陽琪小時候的照片。
“你小時候的樣子真可愛，像洋娃娃似的。”
“是嗎？”歐陽琪露出得意的神態。
“當然囉。”
“咱們現在到客廳去練琴好嗎？”歐陽琪問道。
“好啊。”
到了客廳，歐陽琪打開琴蓋，撐起支撐杆，然後從琴凳中拿出樂譜放好，挪了挪琴凳，在紫絳色絲絨面的琴凳上坐下。
“給我個A音。”我從琴盒中拿出小提琴後對歐陽琪說。我根據鋼琴的A音，依次調整了各弦的音高。
“開始吧。”我說。
在鋼琴的伴奏聲中，我深情地拉起了舒曼的《夢幻曲》。我們兩人配合得極為和諧默契，結尾的長音在提琴和鋼琴餘音的共鳴中，完全交融成了一體，在客廳中久久迴響。
“太棒了。總算可以不用弱音器拉小提琴了。”我興奮地大聲說道。
歐陽琪的臉上浮起了愉快的笑容，一對酒窩此時顯得格外的迷人。她微微抬頭，開始盡情地彈起鋼琴小品: 有肖邦的，柴可夫斯基的，貝多芬的，門德爾松的，勃拉姆斯的......
我聽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覺，時間已經到下午四點了。
“時間不早了。我該告辭了。”我從沙發上站起身來說道。
歐陽琪蓋上琴蓋，起身送我到大門口。
“咱們什麼時候再見面？”我問她。
“明天好嗎？”歐陽琪建議。
“這樣好了，咱們明天傍晚到新華路去散散步，如何？”
“幾點？”歐陽琪的臉龐略微泛紅。
“你六點鐘到我家來，一起出發，好嗎？”我說。
“好的。”
“一言為定。”
4
新華路是上海的一條老馬路，原來叫法華路。那裡有一座小寺廟，叫“法華禪寺”。法華路的北面是上海最古老的城鎮法華鎮，上海灘上有“先有法華，後辟上海”的說法，因而解放前取名為法華路。1959年建國十周年時，改名為新華路。
新華路地處上海城區西部邊際，原先周圍還有農田和小河。後來一些外國僑民和官僚買辦在此購地置產，逐漸發展成為幽靜的高檔住宅區。1959年時，沿街種植了一長排法國梧桐樹，到了文革時期，已經綠樹成蔭。新華路上洋房居多，人口密度不高，市中心有不少男女青年喜歡這裡的幽靜環境和浪漫氣氛，紛紛來此談情說愛，俗稱“盪馬路”。華燈初上時分，一對對的情侶，手挽着手，漫步在燈光幽暗的林蔭道上，構成了喧囂都市之外別有風情的一幅淡淡的水彩畫，就象法國印象派畫家們不經意間塗抹出來的巴黎掠影。
那天下午六點過後，我和歐陽琪搭乘26路電車，在淮海西路華山路口下了車。在等紅綠燈過馬路時，我指着路口的一棟紅褐色的大樓對歐陽琪說：
“你看那棟大樓。裡面住了好幾位全國有名的文藝界名人呢。聽說秦怡就住在那棟樓的十層樓上。不過也有人說，她和趙丹、孫道臨、王文娟他們住在後面的武康大樓。”
穿過華山路，林蔭大道不再，上海交大光禿禿的圍牆、五洲製藥廠半圓形的灰白色建築、周邊零零散散的居民房，以及稀稀拉拉的幾棵矮小的樹木，構成了淮海路與新華路之間的“淪陷區”。到了新華路番禺路口的紅莊，一路向西，鬱鬱蔥蔥的林蔭大道一望無際，那裡才是聞名上海灘的新華路。
沉默了半天的歐陽琪，心情一下好了起來，猶如雷雨過後，一道彩虹把陰沉的大地照得透亮。
“天玥的哥哥，你喜歡看哪些書？”歐陽琪一邊信步走在濃蔭覆蓋的人行道上，一邊不經意地問道。街道側邊花園洋房的鐵欄杆，在她手指的劃弄下，發出了輕輕的金屬聲，仿佛是一連串美妙的音符。
“我歡喜看世界名著，尤其是外國中短篇小說，像是莫泊桑、屠格涅夫的中短篇，還有美國諷刺小說家歐·亨利和俄國諷刺小說家果戈理和契科夫的作品。當然還有許多其他作家的，比如：莎士比亞、巴爾扎克、雨果、莫里哀、大仲馬、小仲馬、羅曼·羅蘭、福樓拜、狄更斯、哈代、簡·奧斯丁、勃朗蒂姐妹、D. H. 勞倫斯、傑克·倫敦、馬克·吐溫，海明威等等。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和《復活》我也很喜歡，但是《戰爭與和平》裡的大篇大篇的風景描寫和關於俄國革命的討論，我覺得很枯燥。你呢？”
“我比較喜歡外國的詩歌，尤其是浪漫派的。”歐陽琪若有所思地答道。“比如，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德國詩人海涅、歌德、席勒，英國詩人拜倫、彭斯、濟慈、雪萊、華茲渥斯、美國詩人惠特曼、朗費羅，還有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歌我也很喜歡。中國詩人中，除了唐詩宋詞，近代的我喜歡徐志摩的詩。”
“我也喜歡這些詩歌。”
我們邊走邊聊，來到了一棟三層樓的宮殿式建築門前。鐵柵欄的大門裡有許多穿着空軍制服的人在忙碌着。
“這裡是空軍醫院。以前是陳果夫的舊居。”我指着那座宮殿式的建築說。“馬路對面就是上海灘有名的外國弄堂。以前住着許多外國人，解放後洋人離開了，就住進了不少上海文藝界的，經常有人在拉小提琴、大提琴或彈鋼琴。”
“真是文藝殿堂啊。”歐陽琪說。 “最近你在看什麼書啊？”
“在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有段話我很喜歡，我背給你聽聽。‘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對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也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 仔細想想，這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是嗎？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不能白白浪費生命，應當有所作為，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拿我來說，當初用功讀書，考取南模，考取上中，為了什麼？就是為了能夠考上哈軍工或上海交大，為國防工業的建設和發展，發揮自己的特長。可惜，事與願違，文化大革命爆發，上大學的夢看來難圓了。唉，現在的形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轉機？國家這樣搞下去，倒霉的還是老百姓啊。就拿文化生活來講好了，收音機里，電影院裡，放來放去就是八個樣板戲，連拉西洋樂曲都要像做賊一樣的，你說，這有勁嗎？”
“聽我爸說，那些中央首長和高級幹部，檯面上說是要老百姓學習樣板戲，唱革命歌曲，其實他們自己每個星期都要到專門的劇場看外國電影，比如上海的文藝會堂、小劇場，都是為首長服務的。放的電影全部是封資修的東西，要他們天天聽樣板戲，他們也受不了啊。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太不公平了！”歐陽琪氣乎乎地抱怨。
“就是。”我嘆了口氣。
“聽，有人在吹小號！”我驚叫了起來。“是海頓的降E大調小號協奏曲。吹得真好。”
小號聲是從鐵柵欄圍牆後面一棟兩層樓的乳白色洋房那裡傳過來的。鐵柵欄盡頭的門口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上海管樂團”。原來吹號的是管樂團的小號演奏員。在夕陽的照耀下，二樓陽台上的青年號手的整個身影，沐浴在金黃色的陽光中，猶如一座黃銅的雕像。
“還是他們搞音樂專業的運氣好，有機會練外國樂曲，否則沒有技巧，樣板戲大概是無法演出的。像我們這種野路子，再加上成分不好，只好躲起來，用弱音器來練外國曲子，生怕革命群眾揭發。什麼世道？！真是！”這回輪到我氣乎乎地抱怨了。
一會兒功夫，我倆來到了一家兩開門面的商店門口。招牌上寫着“香花商場”。
“走，進去看看。”我對歐陽琪說。
這是一家主要賣小百貨的商場。場地不是很大，但顧客盈門。店內的櫃檯擺放得很緊湊。用上海話來說，叫作“螺絲殼裡做道場”。小商品應有盡有，而且價廉物美。靠近門口的地方，有一個冰櫃，專門賣冷飲。我掏出三毛錢來，買了兩塊“光明牌”三色冰淇淋。
走出商場，我倆一邊吃，一邊繼續聊着文學和藝術。馬路兩邊，此刻已經很少見到獨棟洋房了。一些弄堂里的建築，多半類似工人新村的紅磚樓房。不少住戶當着大馬路，在自家陽台外面的曬衣架的竹竿上晾着內衣內褲。弄堂門口，一些老人和小孩，已經搬出小板凳來乘涼了。他們大多搧着蒲扇，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撲克，還有幾個圍着小方桌在下棋。弄堂里的小孩，有的赤膊，有的穿着汗背心，拖着木屐，等在樹下，舉着竹竿，要粘知了。他們身上隱隱可以聞到上海藥皂和明星牌花露水的味道。馬路兩旁的法國梧桐樹，此刻也開始熱鬧起來了。樹上的知了一個勁地鼓譟：“熱煞啦，熱煞啦......”
過了定西路口，市井風情消逝了。新華路兩旁變得寂靜起來。浪漫的情調回過神來。
“停一下！你看你！絡腮鬍子的臉上全是奶油！”歐陽琪站在我面前，擋住了我的去路。“我來幫你擦掉。”
歐陽琪從連衣裙的小口袋裡掏出一塊印花手帕，幫我把臉上的冰淇淋擦去。
一瞬間，我們兩人的目光相遇了。那幾秒鐘里，世界似乎停滯了。
我朝歐陽琪的眼睛望去，那是一雙充滿深情的眼睛，深不見底，猶如一口深井，又好像是一泓清泉，深深地吸吮着我的靈魂。我想要弄明白，這雙星光熠熠的眼睛深處，究竟有何等魅力，使我此時此刻無法自制，由心底產生了親吻這雙眼睛的強烈衝動。可是我和歐陽琪畢竟才認識不久啊。
“哦，琪琪，我可以叫你琪琪嗎？你使我想起了一個人。”我從尷尬中回過神來。
歐陽琪的臉龐此刻已經漲得緋紅。聽到我的聲音，她的眼睛就象孔雀一樣，把開屏的羽毛緩緩收攏起來。
“當然可以，叫我琪琪好了。你剛才講，想起了什麼人？”
“看過電影《五朵金花》嗎？”
“文革前看過。”
“你的眼睛就像女主角楊麗坤的一樣漂亮。你的眼睫毛平時低垂着。突然張開時會發出一道亮光，引人關注，想要知道這雙眼睛深處究竟是什麼？”
“喔唷，阿哥，你這麼一講，我真不敢再看你了。”
“叫我天瑋好了。阿哥是我妹妹叫的。”
“天瑋，真的，咱們還是繼續朝前走，講點別的吧。”
“好吧。我現在拉的提琴曲子，用的是霍曼的《小提琴基礎教程》，馬上五冊都要拉完了。你有沒有辦法找到更加高深點的小提琴練習曲？”
“我去問問我的鋼琴老師。她認識上海交響樂團的人。應該找得到更高一級的練習曲。”
“那就太感謝你了。”
我們走過梅泉別墅、安和邨、知行邨，來到了新華路路尾丁字路口的街心花園。
說是街心花園，其實是一個圓形的草坪，低低的鐵柵欄，把它切割成三條小徑，猶如汽車的方向盤。沿着圓周，種着一些三色堇。歐陽琪俯下身來，輕輕撫摸着這些可愛的小花，又深深吸了幾口氣，沉醉在它們淡雅的芳香中。
街心花園右邊是上海市勞動局第三技校，空蕩蕩的。新華路路尾對面是凱旋路，滬杭鐵路的防護林與它並行，仿佛是有意築起的一道綠色圍牆。越過防護林，可以看到華東紡織工學院的紅磚砌成的校舍。遠處，正在下沉的夕陽，在防護林和校舍屋頂上抹上了一層殷紅的胭脂。
“咱們沿着凱旋路再走走吧。”我建議道。
我倆並肩沿着凱旋路旁的人行道緩緩朝延安西路方向走去。路上行人稀少，人行道對面的工廠大門緊鎖，了無生氣。然而正是這樣的寂靜，使得二人無憂無慮地沉浸在喃喃細語中，好像此刻籠罩在一個巨大的真空氣囊中。
“嗚.................”
一列風馳電掣般經過的滬杭列車從我們身邊經過。
歐陽琪像一隻受驚的兔子，嚇了一跳，一頭扎進我的懷抱里，不敢睜眼。待到列車駛去，她才慢慢睜開那雙美麗的大眼睛。我倆的視線再一次凝聚在一起，仿佛地球在剎那之間停止了跳動。心底傳出的無形的電波，像靜電實驗時迸出的紫色電火花，激烈地顫抖着，飄弋着，交織着，在我們年輕的靈魂深處，奏起了世上最曼妙的浪漫曲。
我微微低下頭，湊近前去，嘴唇輕輕貼住歐陽琪的眼睛。我感受到了歐陽琪緻密的眼睫毛的眨動，每眨動一次，我就親一次。接着我撥開歐陽琪鬢角上的青絲，在她飽滿的額角上親起來。然後是鼻尖，酒窩。最後，我不顧一切地親吻了她的嘴唇。她很快地避閃了一下，卻又瘋狂地迎合着我的嘴唇。
“琪琪，我愛你！”我抬起頭來，注視着歐陽琪。我的手臂挽着歐陽琪的細腰，胸前感受到了她的胸部微微的壓觸和顫動。
“我也喜歡你，天瑋！”歐陽琪臉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那緋紅的臉龐在夕陽映照下，顯得更加光彩奪目。
“不，要說愛。”我把她摟得更緊了。
“好吧，我愛你，天瑋！”
“什麼好吧，不算，要虔誠地再說一遍！”
“我—愛—你，李—天—瑋！”歐陽琪大聲呼喊着，一邊咯咯地笑着。
我們兩個熱戀中的情侶吻過來親過去，忘記了時間的存在，忘記了身處的環境。這一刻，世界只屬於我倆。
5
一星期後的一個下午，我再次來到了歐陽琪的家中。這次是要和歐陽琪合奏小提琴曲目中的不朽名作《沉思》。樂曲源自法國作曲家馬斯奈的歌劇《泰伊思》中的一段間奏曲。歌劇主要表現古埃及亞歷山大城的名妓泰伊思在一位修道士的規勸下，脫離塵世紙醉金迷的生活，皈依宗教，到修道院當修女，最後離開人世的故事。這段小提琴獨奏曲，描繪的是泰伊思來到修道院，在聽取修道士的勸說後心潮澎湃，幡然悔悟，決心獻身上帝的心路歷程。
我家以前就有馬思聰演奏這段名曲的黑膠唱片，不過名字翻譯成了《冥想曲》。記得文化大革命前，父親常在夏天乘涼時，躺在天井內的藤椅上，閉目聆聽家中落地式收音機中電唱機播放的這張唱片。我和妹妹則坐在客堂里的紅木圓凳上，屏息聆聽這首感人的樂曲。如今，要在鋼琴的伴奏下親自演奏這首樂曲，我覺得不可思議之際，心中又充滿了莫大的期待。
我按了下電鈴，鐵門很快就打開了。歐陽琪像一支展翅的蝴蝶一樣，張開雙臂，緊緊摟住了我的肩膀。我倆迅疾地接了一個吻，歐陽琪豎起食指，做了個“噓”的動作。她輕聲說道：
“當心被阿姨看到。我們去客廳吧。”
跟保姆打過招呼後，我倆來到了鋼琴旁。
歐陽琪模仿《沉思》開頭的豎琴聲，輕輕彈出了前奏。我若有所思地望了望落地窗外花園裡盛開的月季花，在A弦上深情地拉起了開頭的主題。我用激情的揉弦拉出的音符，在鋼琴輕輕彈出的分解和弦的映襯下，如魚得水，相得益彰，交織成一段天籟之音，把泰伊思期盼心底安寧祥和的思緒充分表達了出來。接着，在半音過渡之後，旋律略加變化地重複了前面的主題，緊接着攀升到了高把位，然後一路跌宕到低音區，在G弦上拉出了深沉的低音，猶如泰伊思跌宕起伏的思緒。在中間樂段里，旋律經過幾次轉調，張力進一步得到了擴展，就象是海濱的波濤碎浪，拍打着岸邊的沙礫。隨即，琴聲減弱了，似乎是泰伊思在回顧反思昔日的作為。但是，她不甘於就此沉落，在一番內心掙扎之後，她下定決心，重新做人。旋律此時達到了高潮。經過減弱的簡短過渡之後，樂曲開始的主旋律重複出現了，再次表達出泰伊思虔誠祈禱的內心思想。在接近尾聲時，樂曲回到了小提琴低音區的G弦。從斯特拉迪瓦里仿製琴的古老音箱裡，傳出了深沉的共鳴回音，之後是音階的爬升，最後消失在兩個縹緲減弱的泛音上，仿佛泰伊思在獲得了心底的安寧後，升華到了仙境般的天堂。
“拉得太好了！”歐陽琪站起身來，邊鼓掌邊說。
“過獎了。我是野路子。不能跟你們正宗的音樂才子相比的。”
“對了，”歐陽琪突然想起一件事來。“你上次托我找的樂譜，我借到了。我還借到了幾首小提琴協奏曲的樂譜。你稍等，我去拿。”她一溜煙似地奔到樓上去。
不一會兒，歐陽琪抱着一大疊樂譜回到客廳來。她把樂譜放在茶几上，得意地說道：
“看，我幫你借到了這麼多的樂譜。你怎麼來報答我啊？”
我用京劇的韻白腔說道：“小姐恩重如山，小生來世願為小姐做牛做馬。”說完就對着歐陽琪作揖行禮，逗得她一邊哈哈大笑，一邊連聲嚷着，“免了，免了。”
在沙發上坐下後，我拿起樂譜翻閱。最上面的是幾本小提琴練習曲，有開塞、馬扎斯、克萊采爾及帕格尼尼。練習曲下面是幾首小提琴協奏曲，有柴科夫斯基、貝多芬、勃拉姆斯、門德爾松和布魯赫的，還有陳鋼、何占豪的《梁祝》。最後是一些小提琴名曲的活頁樂譜。
我此刻太想親吻歐陽琪了，可是又怕保姆撞見，就指指客廳外面的走廊，隨後小心翼翼地對着歐陽琪作了個飛吻。接着，我把《梁祝》的鋼琴伴奏樂譜抽出來，說，“來一段合奏怎麼樣？試試看，好不好？”
“好。”歐陽琪爽快地答道。
“其實我很早就喜歡《梁祝》了。《梁祝》唱片剛發行時，我爸就到西藏路的上海音樂書店買了一套78轉的黑膠唱片。一共四張，正反面。那時手裡拿着這些沉甸甸的唱片，通過電唱機，聆聽俞麗拿獨奏、樊承武指揮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實在是莫大的享受，可謂百聽不厭。在黑膠唱片的噝噝聲中，每一個音符，每一段旋律，都是那麼的震撼人心。一個古老的民間傳說，通過越劇的曲調，小提琴的深情演奏，再加上交響音樂的渲染，深深地激盪着我幼小的心靈。我的外婆不識字，可她一直喜歡聽紹興戲，也就是後來的越劇。那時在新華路的外國弄堂經常有浙江一帶的越劇戲班來演出，外婆就常常帶我去看。她也經常從收音機里收聽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戚雅仙、畢春芳等越劇名家的唱段，這些都是我童年耳熟能詳的名字。所以，《梁祝》對我來說，不只是耳邊飄過的旋律；《梁祝》其實是我血液中的細胞，靈魂中的精靈。”
我稍稍停頓了一下，接着說：
“1962年，印尼歸國華僑、青年小提琴家林克漢在延安中路的上海音樂廳舉辦首演，下半場演出的就是他拉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那是我爸第一次帶我去聽音樂會。看到上百人的交響樂隊，聆聽着在大廳里迴蕩的小提琴的美妙聲音，我當時太振奮了，覺得世界為我第一次打開了音樂之門，我也第一次體驗到小提琴的魅力，真想自己也成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可是那時我要為考上海中學作準備，學習很緊張，再說不認識會教小提琴的老師，錯過了學琴的大好機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在家當逍遙派，才有時間自學小提琴。”
我一邊打開琴盒一邊接着說道：“《梁祝》主旋律我平時都是憑印象，偷偷摸摸用弱音器練，從來沒有放開聲音拉過。今天第一次不用弱音器，看看效果如何。我們一起演奏開頭的主題音樂好嗎？我用的是G調。你看看樂譜上是不是G調？”
“沒錯，是G調。”
“我們開始吧。”
鋼琴伴奏一開始，是模仿樂隊中的豎琴聲，空曠，澄淨，仿佛是天籟之音。接着，鋼琴的顫音和頓音模仿起了長笛演奏的引子，仿佛在鳥語花香的天堂中，一對彩蝶在溪邊花叢中嬉戲，飄舞。隨後，鋼琴奏出了由雙簧管領奏、樂隊伴奏的引子部分，就像兩小無猜的梁山伯和祝英台，信步走向舞台中央，向觀眾展示他倆傳奇的愛情故事。
引子過後是小提琴獨奏。我在A弦和E弦上的高把位上，聲情並茂地奏出了根據越劇《梁祝》曲調改編的主旋律。我用揉弦、顫音、滑音、泛音等演奏技巧，歌唱性地表達了富於濃郁民族色彩的愛情主題。接下來，我又轉到G弦和D弦的高把位上，用深沉渾厚的低音，重複了主題，而後又回到高音區重複主旋律，猶如梁山伯與祝英台情意綿綿的對唱。
我那把德國仿製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對我的演奏如虎添翼：E弦清澈明亮，A弦莊嚴堂皇，D弦厚重濃郁，G弦沉穩典雅。在演奏時，發音流暢，反應敏捷，富於彈性和顆粒感，可謂粒粒珠磯，顆顆分明，連我自己都被小提琴的豐富表現力感動了。
“天瑋，你拉得太棒了！我一邊伴奏，一邊淚花在眼眶裡打轉。你不搞專業小提琴，真是太屈才了。”歐陽琪仰起頭來，深情地望着我。
我倆坐回到沙發上。不一會兒，歐陽琪站起來，雙手交叉放在背後，微微扭動着身子，對我說，
“天瑋，我想表演一段朗誦，作為對你剛才精湛演出的獎勵，好不好？”
“當然好啦。我還是第一次聽你朗誦呢。”
“那我就來念一首英國詩人本·強森的短詩。聽好：
To Celia
Drinke to me, onely, with thine eyes And I will pledge with mine; Or leave a kisse but in the cup, And Ile not look for wine. The thirst, that from the soule doth rise, Doth aske a drinke divine: But might I of Jove's Nectar sup, I would not change for thine. I sent thee, late, a rosie wreath, Not so much honoring thee, As giving it a hope, that there It could not withered bee. But thou thereon did'st onely breath, And sent’st it back to mee: Since when it growes, and smells, I sweare, Not of it selfe, but thee.
Ben Jonson (1572-1637)
我再念一下自己翻譯的這首詩，請聽好：
《致賽利亞》
明眸金盞兩相逢， 情深意長已自醉； 古來飲者愛瓊漿， 唯有情聖夢月桂。 送君一捧紅玫瑰， 但願常開不枯萎； 君若有情化彩蝶， 千里遺香留芳菲。”
“你的英文朗讀聲情並茂，發音相當標準。翻譯的詩歌也很有韻味。你在哪學的？”
“我在市二女中讀書時，就非常喜歡英文，是班上的英文課代表。文革開始後，沒有地方學英文，我就買了英文版的《北京周報》在家自學，還把以前買的《英語學習》雜誌和英語閱讀材料拿出來複習。我認識的一個好朋友前不久介紹我參加了一個英語自學小組，在興國路上的一位退休老人家裡，每周一次。這位程亦斌老師，解放前聖約翰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來在外灘的怡和洋行當高級職員，解放後在上海市外貿局工作。他的英語相當好，你隨便用中文念一篇短訊，剛念完，他那邊的打字機上已經把翻譯好的英文打出來了，不用翻字典。在程老師家裡，我們學習文革前許國璋主編的大學《英語》第一到第四冊，目前學到第三冊，大家手抄教材，回家自學。上課時主要提問，程老師解答。他也會講一點張道真《實用英語語法》中的內容，並選用一些英文短篇作為上課材料。”
“怪不得你英文講得那麼流利。我很想參加你們的英語自學小組，能帶我去看看嗎？”
“當然可以。我們每周二晚上七點去程老師家。下周二我來你家帶你去。”
“那太好了。我等你。”
歐陽琪從樓上拿來了一個棕色的人造革旅行袋，幫我把樂譜放進去後，送我出了大門。
6
周二晚上，歐陽琪準時來到我家。出了門後，我倆並肩朝興國路走去，不久我們來到一座淡灰色的三層樓房。歐陽琪按了一下門鈴。不一會兒門開了，出來一個年輕人。
“人還沒有到齊。進來坐一會兒。”他說。
歐陽琪領我進了屋子，裡面已經有三位年輕人了。長沙發上，一位老人正在和邊上的少女交談。
“對不起，程老師，打斷您一下。這位是李天瑋，我的一個朋友。上海中學的。他想加入我們的學習小組。可以嗎？”歐陽琪說道。
“當然可以。歡迎，歡迎！”老人伸出手來。
“謝謝老師！”我握住了老人的手。
站在我面前的程亦斌老師，約莫六十多歲，兩鬢灰白，戴着一副老式的圓框眼鏡。他個子不高，一米六出頭，頭上是一頂法式貝雷帽，身上穿着一件格子長袖衫，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西裝馬甲，腰身以下是一條熨燙得筆挺的淺色西裝背帶褲，腳上是一雙老式皮鞋。他手裡拿着一個棕色的煙斗，噴出的煙霧在屋子裡瀰漫，散發出濃郁的煙斗絲香精的氣味。
我和歐陽琪選了屋角的兩個凳子坐下。歐陽琪悄悄告訴我，原來的這棟樓房都是程老師家的，後來造反派“進駐”，住進了上海工總司小頭頭的家屬，只留了樓下的兩個房間給程老師，夫妻倆住一間，幾個孩子睡客廳，廚房和廁所變成了公用，於是就成了上海滑稽戲《72家房客》那樣的雜居樓，一刻不得安寧。
我倆聊天的當兒，陸陸續續又來了幾位學員。客廳里的“三五牌”座鐘敲響七點後，程老師清了清嗓子，用上海本地話說，
“我伲今朝的英文課現在開始。今朝要講解的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著名學者培根的《論讀書》，講義上次大家已經抄過了。嘸沒抄到的，下課以後來補抄。”
接着，程老介紹了這篇文章的背景，引用了北京外語學院王佐良教授文革前發表在《英語學習》雜誌上的解說和譯文。
他用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念道：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於獨處幽居之時；其傅采也，最見於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於處世判事之際。）
“這第一段話，開門見山，點出主題，簡單扼要，突出了培根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我們學英文也是這樣，不是單純為了學一門外語，而是要學以致用。所謂學以致用，就是要化知識為力量，報效國家和民族。我們現在學的英語，也許今天一時派不上用場，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後，國家需要我們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作貢獻了。是不是這回事？下面我介紹一下文藝復興時期的英文詞彙與現代英語的差異......”
第二部分的內容，是有關翻譯的。程老師說道：
“清朝學人嚴復提出翻譯的三大原則：信、達、雅。我基本上是同意的。所謂‘信’，就是翻譯要忠實於作者或講話人的原意，不能任意歪曲誇大，否則就談不上翻譯。但是，‘信’也不等於逐字生搬硬套。魯迅曾經提倡‘硬譯’、‘死譯’，這我不敢苟同。試想，翻譯的語言，如果為了忠實原文，甚至去生硬模仿外國話的句式，以至於讀者看不下去，聽不懂，那就失去了語言用來交流的根本目的。所謂‘達’，就是翻譯出來的語言，一定要流暢、通順，符合語言的習慣用法，不能僵硬死板，該生動時就要生動，該幽默時就要幽默。記住：要時時刻刻想到你的讀者和聽眾，他們不懂外語，翻譯的責任，就是要以他們看懂、聽懂為己任。所謂‘雅’，這個原則存在一定的爭議，因為‘雅’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人云亦云的。有學者指出，嚴複本人的翻譯作品中，有不少違背這個原則的譯法。再說，遇到原文中的人物爆粗口，你‘雅’得起來嗎？所以，見仁見智。總的來說，這翻譯的三大原則是不錯的。”
程老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繼續說道：
“要學好翻譯，外文和中文都要有很深的功底。除此以外，還要有廣泛的知識面。對於專業翻譯來說，還要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起碼要有專業的常識，不能翻得鬧笑話。”他接着舉了幾個例子，逗得學員們哈哈大笑。
“不過也有例外。”他補充道。“清末民初的林紓就是一位不懂外文的著名翻譯家。他和嚴復一樣，都是福建人。林紓的古文功底相當好，他用文言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卻能使現代人讀得津津有味。他翻譯時，先請自己懂外文的朋友把外國作品口譯成中文，然後他用文言文表達出來。神奇的是，林紓能充分把握外文作品的風格特色以及外國人物的性格、心理，然後用地道的文言文，繪聲繪色地把作品介紹給讀者。他一生中，一共翻譯了兩百多部外文小說，銷路十分好，也為他自己帶來不菲的報酬。周作人指出：‘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我自己也讀過林紓的譯作。在《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中，人物的刻畫與對話，簡直栩栩如生，精彩無比。”
兩小時的課程很快就到了下課時間。程老拿出煙斗，點燃了煙絲，開始為年輕學子解答疑難。
告別了程老師後，我和歐陽琪沿着興國路邊走邊聊。走到興國路72號時，只見高高的圍牆外鐵門緊閉，附近有解放軍站崗放哨。
“這是什麼地方？這麼神秘？”我問道。
“哦，你不知道啊？”歐陽琪驚訝地說。“這是上海有名的興國賓館。裡面全是花園洋房。以前一號樓是上海首任市長陳毅的私人宅邸，後來改為市委第一招待所，專門用來接待中央到上海的首長。五十年代，毛澤東和江青曾長期在此居住。我爸是聽華東醫院住院的首長說的。”
“哦，是特權場所啊。”
“這話不能講哦。我們的首長都是為人民服務的，他們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呀。”歐陽琪詭秘地笑了笑。
“好吧，至少你我是連看一眼都要當心點的。看，衛兵已經注意我們了。走快點！”
從那天起，我和歐陽琪又多了一種共同愛好和興趣：英語學習。歐陽琪俏皮地對我說，“小辰光我和你妹妹開小組，現在和他哥哥開了。”羞得我追着她就要打。
時間在我倆之間很快就流逝了。整個68年的秋天，我倆情切切，意綿綿，沉浸在無限的幸福之中。
7
轉眼間，1968年的寒冬降臨了。12月22日，《人民日報》引述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全國上下開展起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在此之前，上海市曾在66屆和67屆畢業生中試辦過就業安置。一部分畢業生分配到市內工礦單位就業，但主要是集體單位和街道工廠。雖然收入低，但不用離開上海。其次一個選項是到崇明墾荒農場就業，雖然艱苦點，但離上海近。“紅五類子女”當然優先照顧。還有一部分高乾子女和軍隊幹部子女，通過戰友或昔日的上下屬關係，紛紛入伍當兵。唯有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女”，被排除在外，成為66、67屆畢業生之外的社會待業青年。
我妹妹屬於67屆初中畢業生。69年1月，在和母親商量後，決定報名去江蘇大豐農場。妹妹心想：雖然那裡屬勞改農場，生活相當艱苦，但離開上海不是太遠，再想到自己先去大豐農場，說不定哪天政策改變了，留在上海待業的哥哥就可以有機會進廠工作。經濟有了保障，就有可能和歐陽琪早點成家立業，成人之美的事，何樂不為呢？
做母親的可沒這麼樂觀。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無法熨平她那受盡創傷的心扉。兒子、女兒都是媽媽的心頭肉，再說，天玥還不到18歲，如今要去面對陌生、殘酷的現實，她怎麼也平靜不下來。她那年才四十多歲，一夜之間，頭髮全白了。懂事的妹妹看出了母親內心的辛酸，竭力安慰母親，就說想她時，一定會趕回上海來探望她的。
1月30日，市二女中赴江蘇大豐農場的車隊就要出發了。母親一夜未眠，趕着為妹妹縫製新衣、新被，仿佛不是送別，而是送葬。她的眼睛中布滿了血絲，一邊縫，一邊悄悄流淚。到了早晨，妹妹在家吃了最後一頓早餐。碗裡的泡飯和鹹菜，似乎也在依依不捨。妹妹流淚了，她抱着母親，兩人哭成一團。
“媽，你就別去送妹妹了。你的眼睛哭得那麼腫，怎麼見人嘛。”我懊喪地說道。“我一個人去送就夠了。保證天玥安全上車。”
我拿起天玥的簡單行李，拉着她出了門。
“當心噢。到了大豐就寫信回來啊。”母親一邊揮手告別，一邊叮嚀。
“知道了，我會寫信回家的。快進去吧。”天玥一邊流淚一邊大聲說。
到了市二女中，操場上已經停了七、八輛扎滿大紅彩結、掛着紅色標語口號的解放牌汽車。上面寫着：“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插隊落戶幹革命”和“上山下鄉當闖將，繼續革命立新功”。陸陸續續趕到的知青和家屬，已經圍着大卡車，說着毫無意義的送別閒話。工宣隊的師傅們，忙着給知青帶上大紅花，趁着大卡車還沒有離開，對她們進行着最後的思想教育。
在人群中我看到了歐陽琪，朝她招招手。歐陽琪穿着一件臃腫的藍色棉襖，一邊對着手心呵氣，一邊朝我們兄妹走來。
“天玥，真捨不得離開你。到了那裡要好好照顧自己，常常寫信給我哦。”
“放心吧。如果我想你了，就買張長途汽車票，當天就能見到你了。”
我問歐陽琪，“你打算怎麼辦？”
“我還沒有完全想好。我媽不放心，可能會考慮讓我回江蘇海門老家插隊。”歐陽琪露出了憂鬱的眼神。“我決定好了會告訴你的。現在暫且和你一樣，先當個待業青年吧。”
“好吧。”我無奈地嘆了口氣。
工宣隊隊長站在一輛解放牌汽車的踏板上，吹了幾聲哨子，把手一揚，大聲喊道，“各位知青同學，上車了。”
人群中一陣騷動，開始傳出了哭聲，仿佛送葬的時刻來臨了。儘管難分難捨，卡車還是拉起了車後的圍板。發動機響起了轟鳴聲。隨後，車隊駛出校門口，消失在鬧市的車水馬龍中。
“真冷！”歐陽琪一邊搓着凍紅的雙手，一邊說。她偎依在我的肩膀上，緩緩走在狹窄的永康路上。我繃着臉，一言不發。
“怎麼了？還在難過？”歐陽琪關心地問。
我點點頭。其實，為妹妹的離別而難過，只是一個因素。我心中隱隱作痛的是，我和歐陽琪的未來似乎出現了一種不祥之兆。
1969年三月初的一個下午，上海中學工宣隊的一位師傅和我們的班主任上門來作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
“李天瑋同學，你打算到哪裡插隊啊？”工宣隊鄭師傅問道。
“我想再等等看。看看有沒有其他機會。”
“其他機會？現在全國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一片紅，所有中學在校生統統都要下鄉，哪有什麼選擇啊？再說你的家庭出身不好，更沒有機會了。你還是老老實實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吧。”鄭師傅冷冷地說。
“現在形勢變化很快，就是上山下鄉，還有個地點選擇的問題。好的地方，近的地方，人人都搶着去，再晚就沒有機會了。”班主任宋老師說。
“軍墾農場，你這樣的家庭出身是去不了的。”鄭師傅說，“江西、黑龍江和吉林的插隊名額，早點報名還有希望，現在都已經滿了。現在只剩下內蒙古、貴州和雲南的了。你選一個吧。”
“我建議你去貴州桐梓好了。內蒙古太荒涼，雲南名額在西雙版納，實在太遠，從上海到昆明，乘火車就要四天四夜，再算上換長途汽車，一個星期都到不了。只有貴州近一些，乘火車四天三夜就到了。”宋老師說。
“不是說，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嗎？”我問道。
“講是這麼講，畢竟地方近點。滬渝線和滬昆線都經過貴州，起碼交通方便些。” 宋老師說。
“既然這樣，那我就去貴州桐梓好了。”我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似乎古代罪犯，別無選擇，只好踏上發配邊疆的充軍之路一樣。
“那就這麼定了。”鄭師傅說。“4月10日早上8點，上海彭浦車站出發。再見！”
鄭師傅和宋老師離開後，我思緒如麻，我難以想象等待我的未來是什麼，又怎麼去和老母親說。父親已經過世，妹妹又在貧瘠的蘇北墾荒，剩下母親一人的話，誰來陪伴她安度晚年？
我想起了歐陽琪，自己的至愛，莫非真的要孔雀東南飛？回想數月來與歐陽琪相處的朝朝暮暮，她的倩影笑貌不停地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如今真的要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我頓時不知所措。
晚上，母親回家，我把今天學校來人動員下鄉的事告訴了她。母親在燈下一個勁地流淚，連連唉聲嘆氣，“有什麼法子呢？有什麼法子呢？苦命的孩子啊！”她走到亡夫的遺像前，喃喃念叨着：“伯平啊，伯平，這讓我一個苦命的女子如何承受得了？你在天上也不來幫幫我們。你好狠心吶！拋下我們母子幾個，來承受這一切。如今女兒在蘇北受苦受累，馬上兒子又要去貴州插隊落戶，家裡只剩我孤伶伶的一個人，我怎麼活下去呀？”
我竭力安慰母親，勸她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壞，再說我堂堂一個男子漢，有什麼苦難無法應付？當然，我也知道，母親的痛苦與煎熬是無法用幾句寬慰的話語可以消除的，但作為兒子，能夠做到的不過如此罷了。
第二天上午，我打電話給歐陽琪，約她下午到復興公園裡的涼亭見面。
上海復興公園以前屬於法租界，原來叫“法國公園”， 後來改名為復興公園。由於地處幽靜的高檔住宅區，綠樹成蔭，鮮花常開，園內還有草坪、花壇、亭榭、噴水池和荷花池，上海時尚的年輕人都喜歡上這裡談情說愛。
但是早春的寒峭，卻毫不留情地把往日熙熙攘攘的復興公園裡的男女青年肅殺得一乾二淨。光禿禿的樹乾麵目猙獰，白晃晃的小徑像是一長條的裹屍布，伸向不見盡頭的遠方。
我來到涼亭，找了個地方坐下。這天我穿了一身深藍色的棉衣、棉褲，腳上穿着母親新做的棉鞋，脖子上圍了一條咖啡色的圍巾，靜待歐陽琪的到來。
沒過多久，歐陽琪的身影就出現了。她上半身穿着碎花布的棉襖，袖管處套着深藍色的袖套，下半身是一條褐色的燈芯絨棉褲，脖子上圍着一條絳紅色的圍巾。她一邊走，一邊喘着白汽。
“我沒來晚吧？”
“沒有。坐我這邊來。”我說。“琪琪，我決定去貴州插隊落戶了。學校派人來動員，沒有別的選擇，只好聽天由命了。”
歐陽琪睜大了眼睛，倒抽了一口冷氣。“真的？”
我點點頭，半晌沒吱聲。
“那，我倆的事今後怎麼辦？”歐陽琪問道。
我搖搖頭，“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來，本來是想告訴你，我媽已經為我聯繫好了到海門投親插隊的事。我本來就很不開心，想和你商量商量。沒想到你的消息更加糟糕。”
“琪琪，我們分手吧。你不可能跟我去貴州，我也不可能去海門。現實就是這麼冷酷無情。我們還是面對吧。”
歐陽琪的眼淚簌簌流了下來。“我不要，我不要！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
“琪琪，你聽我說，我們之間沒有未來。這幾天，我想了許多，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即便不去插隊落戶，我們也不會得到任何幸福的。你想，我一個自殺的右派分子子女，是國家的棄兒。我的身上早就烙上了無法抹去的黑色烙印。你知道嗎，中國古代有一種刑法，叫作鯨刑，就是在犯人的額頭上刺上字，再染上墨，作為受刑人的標誌。現今社會，雖然不再刺字上墨，可有一樣東西更厲害，那就是你的檔案，它隨着你走一生，永遠擺脫不了。其中最顯眼的就是你的家庭成分這一欄。雖然你沒有犯法，甚至是個人才，但是你的出身不好，你就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現在流行血統論，我們這樣的黑五類，是沒有未來的。”
“不，不，我不聽。”琪琪抽泣着說。“我絕不離開你。絕不！”
“琪琪，聽話。”我站起身來，把歐陽琪緊緊摟在懷裡，一邊吻着她的眼睛，一邊說。我臉色蒼白，形容枯槁，望着遠處蒼白色的天際，輕輕嘆了口氣。近處，幾隻烏鴉在樹梢上不停地刮噪，我恨不得褲兜里有一把彈弓，把它們趕盡殺絕。
“到了海門鄉下，要好好照顧自己。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將來有機會時，找個好人家嫁了，千萬不要再找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了，好嗎？”
歐陽琪不再言語，只是一個勁地哭泣。
“琪琪，我們出發的時間定在4月10日上午8點，地點在彭浦車站。我看你不要來送我了。沒有必要。真的。今後我們也不必見面了。”
“你太狠心了，天瑋。”歐陽琪哭得更傷心了。“你說過你愛我，愛我一輩子。你現在這樣狠心，我不能原諒你。”
“琪琪，我的好妹妹。你以為我心裡好受嗎？可是我們不能逃避現實，把頭埋在沙漠裡呀。”
我把歐陽琪緊緊摟住，不停地親吻着她。
慘白的太陽漸漸西下，廖無人影的復興公園裡，只剩下涼亭里我們這對難捨難分的情人。風，越刮越凜冽，似乎要把人世間的最後一絲溫情掃蕩殆盡。不久，夕陽西下，天空一下明亮了起來。接着烏雲湊近了落日，把它包圍了起來。整個畫面就像西洋油畫中的地獄之火，張開血盆大口，無情地吞噬着一切生靈。涼亭里我們這對情人的身影，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渺小，最後消逝在黑幕之中。
8
我覺得香煙不過癮，進屋取出插隊時抽過的旱煙，塞好煙葉，點燃之後，一邊噴出芳香的煙霧，一邊對林詩民說：
“這就是我的初戀。它是那樣的刻骨銘心。我想人生中真正的愛只有一次，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一切。以後你也許會另尋佳偶，結婚生子，但你的愛之魂，卻已離你而去。你時時想着它，回憶着它的美好，但逝去的畢竟逝去了，遺憾無比，只能珍藏在你的心底。”
“那，後來呢？” 林詩民問道。
“後來就是我真正的苦難歷程的開始。”
1969年4月10日清晨，老母親送我到上海彭浦火車站。穿過火車站大門，裡面早已人聲鼎沸，里三層，外三層，把彭浦車站圍了個水泄不通，仿佛電影裡世紀大逃亡的場面。知青也好，送行的親友也好，幾乎個個哭腫了眼。當然也見得到幾個英雄般的笑容，那是獲得“知青標兵”稱號的好漢們，他們叱咤風雲，是有一番抱負的。以後高唱“青春無悔”的，大概就是這幫子人。
把隨身行李和小提琴放好在行李架上後，我走到月台上跟母親寒暄、告別。多半是不着邊際的廢話，在家早就說了一遍又一遍。周圍送行的人都是這樣，大家似乎都在期待那個時分的到來，又充滿着無形的恐懼，仿佛家人守候在一個臨終之人的床邊，等待不可避免的那一刻的降臨。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八點一到，響起了敲鐘的聲音，猶如喪鐘一般。月台上的人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一片哭喊聲，撕心裂肺，驚天地，泣鬼神。整個車站一下化為一座巨大的殯儀館，十里洋場，今天總算聽到了生離死別的吶喊。送行人再也顧不得體面，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摟着即將上路的親人，悲痛欲絕地頓腳捶胸。
月台上有人吹響了哨子。
“親友們請往後退。還沒有上車的知青，請趕快上車。”
蒸汽機車頭冒着白煙，不斷吐着白汽，煙霧瀰漫開來，把人們全都罩在一張巨幅的裹屍布里。
站台上帶着籐帽、手執長矛的“文攻武衛”隊員，連擠帶推地把最後幾個知青跟家長分開，把他們送上了列車。車門關上後，響起了一長聲的哨子聲，站長揚起了綠色的信號旗。火車頭那裡傳來了拖着長音的汽笛聲，那麼的無情，那麼的殘忍。
“喀噔”一聲，車輪緩緩地啟動了。
車站上，車廂里，到處是鬼哭狼嚎的聲音，仿佛世界末日已經到來。
我望着窗外，一開始還能看到母親的瘦小身影，漸漸地，漸漸地，變得越來越小，消逝在鐵軌的終端。
火車駛離上海市區後，我才緩過氣來。我右手支撐在車廂的小茶几上，腦子一片空白。列車的晃動和壓過鐵軌銜接處的“咯噔”聲，幾乎使我昏昏欲睡。
同車廂的女孩子們，大部分還在抹眼淚，男孩子們則多半已回過神來，有的還拿出撲克牌來，打起了“力爭上游”。他們的聲音漸漸大了起來，似乎不是去插隊，而是去大串聯一樣。
“哎，讓一讓，讓一讓，列車開始供應早餐啦。”隨着散發着食品香味的手推車的出現，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餐車服務員進入了車廂。“大家把零錢準備好。早點供應饅頭、白粥、鹹菜。5分錢一客。午餐和晚餐供應蓋澆飯，一角五分一客。”說罷，餐車師傅開始分發餐盒。那是上海人上班、上學常用的鋁製飯盒，上面坑坑窪窪的，但剛剛蒸過，發散出蒸籠特有的味道。打開飯盒，雪白的稀飯上飄着幾絲榨菜和毛豆炒鹹菜，饅頭雖小，卻噴噴香。買早餐的以男孩為主，女孩子大多還沒有從悲傷中恢復過來。
吃完早飯，列車又恢復了早先熱鬧的氣氛。
“哎，小黑皮，想儂上海的拉三了伐？”
“不要搞好嗎？老早被我甩掉了。”說話的是一個個子不高，穿着一身軍大衣的黑皮膚男孩，他頭上歪戴着一頂軍帽，嘴角叼着香煙，一臉不屑的樣子。
“喔......”一陣起鬨。接着是撲克牌打在茶几桌面上的聲音。
火車到了嘉興站，“小黑皮”一幫人下到月台，朝着出售食品的手推車圍攏過去，有幾個人乘亂，悄悄偷了幾個肉粽，塞在軍大衣里，裝着沒事的樣子，大搖大擺地走在月台上，扎足了“台型”。
回到車廂里，幾個弟兄分了嘉興肉粽，正吃得來勁，火車啟動了。站台上賣肉粽的阿姨這才發現少了幾個粽子，邊追邊罵：“小赤佬”。“小黑皮”一夥小流氓則哈哈大笑。
“阿拉楊浦區鞍山中學的紅三司不是吃素的，是吃葷的。”“小黑皮”得意洋洋地大笑起來。鞍山中學的那批小流氓們又是一陣放肆的哈哈大笑。
火車到了杭州站，他們又故伎重演。一直到江西境內的新余站，天色已黑，車站不再有食品推車，他們才安分下來。
也許哭泣消耗了人們太多的體力，到了晚上，大家紛紛發困了。長時間的乘坐火車，腹部開始氣脹，雙腳也開始發麻、發脹。有的人難以入眠，爬上行李架，把行李放緊湊些，就在空檔里睡了起來。還有人鑽到座椅底下，蜷着身子睡。本事更大的，就一手把着座椅的椅背，一手攀着行李架，背枕着椅背睡覺。這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串聯”的紅衛兵們，乘火車過夜，難不倒他們。
我實在難以入眠，雙手撐在小茶几上，思念着世上倖存的親人。母親愁苦的臉，滿頭的白髮，憂鬱的眼神，在我腦海中栩栩如生。妹妹纖弱的身影，單薄的身材，又怎能在蘇北鹽鹼地的荒漠上度過她的青春年華？
墨黑色的車窗外，時而閃爍過一、兩盞孤燈。那是江西農家的燈光吧。那裡的老母親在做什麼呢？涮鍋？餵豬食？還是在給孩子縫補衣裳？
不知不覺時間已到午夜，列車員關上了車廂里的電燈。在一片漆黑之中，歐陽琪的身影越來越清晰地出現在我的眼前。說好不再想的，卻無法忘卻她的倩影。她那深情的目光，猶如深不可測的水井，蕩漾着，閃爍着，發出點點閃光，好像夜空中的璀璨星光。她的深陷的酒窩，如此迷人，誘惑着我去親吻，吸吮。還有琪琪在聽到“5848384”時笑得前仰後合的模樣和“咯咯”的笑聲，那是天使的形態和聲音啊。我鼻子一酸，兩行熱淚湧出了眼眶。好在夜深人靜，無人察覺。
在列車有節奏的晃動中，我終於入眠了。
第二天醒來，火車已經離開江西的紅壤土丘陵地帶，進入了富饒的湖南境內。那裡的農家，前面多半有個池塘，也許湖南的入春比較早，天氣暖和，有些農田裡已經有農民在插秧了。看着那些插上秧苗的水田和正在辛勤勞作的農夫及水牛，不知貴州那裡會怎樣？等待我們的又會是怎樣一種環境？
深夜裡，列車停在了湖南境內的冷水江車站。列車員通知說，火車要在這裡添煤加水，需要停靠半小時，大家可以下車上廁所，或者下車走走，活動活動筋骨。於是我就下車到了月台。
這個地方雖小，卻有十多排軌道，看來是個重要的列車停靠站。長長的月台上，一長串水銀燈亮得晃眼，白森森地咄咄逼人。火車頭趴在軌道那裡，不停噴出水蒸汽，就象一條跑累了的黑狗，“撲哧”“撲哧”地不停喘氣。等到它停止噴氣，就能隱隱聽到不遠處傳來的冷水江水流的潺潺聲。氣溫驟然下降了好多度，“小黑皮”們披上了軍大衣，神氣活現地在月台上溜達了起來。從他們那裡飄來陣陣煙味，嗆得人難受。我的情緒此刻反倒平靜了些，懷舊的思緒少了些，思考未來的成分漸漸增加了起來。冷水江，莫非你是把我和過去切割的分界線？
進了車廂，我再也支撐不住睡意，一覺睡到天亮。
早晨醒來，列車已經進入廣西境內。抬頭望望窗外，火車竟然在懸崖峭壁上行駛。按照《知識青年地圖》上的標示，列車應該已經進入廣西十萬大山境內了。解放初期，這裡曾經是剿匪的戰場啊。如今，那些孤魂野鬼都在哪裡呢？
山洞一個接一個，車廂的光線也隨之忽暗忽明。我的思緒在明暗交替中，轉向了對於愛情的思索。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男女之間的愛情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出於感性的，另一類是以理性為本的。
出於感性的愛情，源自於雙方身體中的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在雙方互相吸引時，這兩種化學信息物質便向對方傳遞出愛的信息。在接收到對方信息的正向反饋後，便進一步加劇這種信息的交流和傳遞，直到愛的信息得到確認。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向愛的高潮，達到愛的結晶的產生。所以，感性愛情的基礎是動物性的，是本能的。它由激素的刺激而產生，與社會、經濟條件和環境無關。感性的愛情，是爆發型的。它產生於瞬間，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從而在人類大腦皮層留下深刻的印象，無法輕易消除。生活中常見的“一見鍾情”就是這種愛情的典型。但是感性的愛情並不以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互相吸引為唯一條件，它在特定條件下，也會“單性繁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單相思”。這種情況下，愛的信息由單方面發出，在得不到對方回饋時，只能“偃旗息鼓”；然而，它的產生也是爆發型的，同樣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同樣會留下刻骨銘心的印象。
出於理性的感情，與動物性無關，是非本能的。它的產生，與社會、經濟條件和環境密切相關。因此，理性的感情是社會的，經濟的。它的產生，是社會對於維繫家庭、穩定社會所需的產物。它的根基是物質的，它的存在和發展以理性考量為基礎。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中普遍推行的“包辦婚姻”，就是這種社會形態的產物。即便在“婚姻自主”的現代社會裡，“拜金女”和形形色色的“相親”活動的存在也與此有關。社會上流行的“門當戶對”的擇偶要求，更是理性愛情的體現。
在現今中國社會裡，感性愛情十分稀缺，所以人們紛紛趨之若鶩，卻又時時大失所望，只能在小說或電影裡，隔靴搔癢地過過乾癮。只有親身經歷過感性愛情的人們，才會體驗到它的甜蜜或辛酸。即便對於這樣的幸運兒來說，真正的感性愛情也僅僅只有一次，以後遇到的，都是次品或贗品。正如唐代詩人元稹的名句所說的那樣：“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列車繼續“喀噔”“喀噔”地向前駛行。到了晚上，列車在桂林和柳州停靠。站台外什麼都看不見，只有幾位站台工作人員可以看一眼。他們長着典型的“老廣”外貌：深陷的眼窩，塌陷的鼻梁，厚厚的嘴唇，黝黑的皮膚，個子偏矮。車廂里大部分人都在沉睡，即便有甦醒過來的，也最多睜開睡眼惺忪的眼睛，瞟一眼窗外，又倒頭進入夢鄉。
第二天醒來時，列車已經停靠在獨山車站。我們進入貴州了。1944年年底，孫元良率領的29軍和貴州抗日軍民，曾在獨山抗擊日本軍隊，成功阻擊了日軍對貴州的進犯。史稱日軍侵華戰爭的“滑鐵盧”，中國抗戰的“最後一戰”。當年獨山車站是西南鐵路的終點，過了獨山，需從公路才能到達重慶。如今，滬渝鐵路一路向北，直達重慶。
列車駛離獨山後，風景為之一變。原先峰巒綿延的群山，變成了一個個饅頭似的小山包。繞着小山包盤旋的山路上，穿着民族服裝的苗族、布依族和侗族的老鄉在緩緩行走。車廂里的上海知青們，此刻再也不發困了，指着窗外的異族風情，露出驚異而好奇的表情。不知道我們插隊的地方有沒有少數民族？我對不定的未來產生了疑惑。
一小時之後，列車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都勻市停了下來。列車車廂內起了騷動，原來有一部分上海知青要在這裡下車，分散到插隊地點。月台上，已經有知青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在接車了。出口處，可以看到老鄉們推着獨輪車、肩扛扁擔，守候在那裡。下車的知青們，帶着隨身行李，趕到行李車那裡，等候自己的行李從從車上卸下來。還有一部分分配到偏遠地區的知青，則在知青辦工作人員的引領下，上了長途汽車。
人群漸漸散去後，列車繼續往北開。一路不斷有上海知青下車。車廂里的喧嚷聲小了許多。留下的知青，紛紛轉移座位，不必再躺在行李架上或地板上了。中午過後，列車駛進了貴陽。又下去了一撥子知青。傍晚時分，遵義到了。下去的知青更多了。車廂里只剩下到桐梓的知青了。那是貴州最北邊的縣份，與四川的綦江接壤，再過去一點，就是山城重慶了。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橫躺在一個座位上，徹底享受獨占的樂趣。一時間，大家都忘了擔憂未來的命運，沉浸在舒適的列車環境中。
列車到達桐梓車站時，已經天黑了。在站台昏暗的燈光下，影影綽綽現身的是前來迎接知青的老鄉和縣知青辦的幹部。幾百名上海知青下車後，站在月台上。縣知青辦的一位負責人，把大家召集成一堆，然後跳到高處，在手電光的照射下，用傳聲筒宣布分配名單與地點。
“李天瑋。”
“到。”
“你到燎原公社李家灣生產隊。”
在一片嘈雜聲中，我聽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們隊共分配到四名上海知青。我是臨時插進去的，所以對其餘幾人的名字不熟悉。站隊時才發現，“小黑皮”和我分在同一個生產隊。
一群老鄉向我們走來，客氣地和我們逐一握手。他們頭上包着白色或黑色的頭巾，手掌布滿老繭，握手有力。生產隊隊長自我介紹姓鄭，我們就叫他“鄭隊長”。從行李車上卸下了我們的行李後，老鄉們用扁擔挑起了輕一些的行李，重的行李由另外幾個老鄉放上了獨輪車，一路“咿咿呀呀”地走出了車站。
我們這一撥人，行走在桐梓縣城的石板路上。道路兩旁的商鋪都已經上了門板。門縫裡，可以隱隱約約地看見昏暗的燈光，那兒時不時地傳出大人和小孩說話的聲音和家犬的吠聲。不一會兒，我們就出了縣城，走上了一片漆黑的公路。遠處，不時傳來村落里的狗叫聲。沿着公路的村莊，淹沒在一片夜色之中，只有零零落落的燈光，像鬼火一樣地時隱時現。
桐梓一帶的貴州話倒是蠻好懂的，因為桐梓靠近重慶，口音和重慶四川話比較接近。路上，不時有老鄉跟我們套近乎。老鄉說，桐梓在貴州是一個重要的縣份。古代夜郎國就在桐梓。紅軍當年四渡赤水，都從桐梓經過。著名的婁山關，就在桐梓和遵義交界處。享譽全國的茅台酒產地 — 茅台鎮所屬的仁懷縣，離開桐梓也不遠。因為水質的關係，本地農家自釀的白酒，口感也很不錯。
兩個多小時後，我們終於來到了村口。離開公路後，我們走上了一條較寬的田埂。我多少有點夜盲，高一腳低一腳地跟在老鄉後面，好幾次差點摔跤。村裡的狗聽見人聲，全都叫了起來，此起彼伏，好像大合唱。老鄉推着獨輪車，挑着扁擔，最後跨過一條小水溝，上了一個小坡，在一座農舍前停下了。
“吱呀”一聲，鄭隊長把厚厚的木板門推開了。大家跨過高高的門檻，進了屋。有人點亮了一張方桌上的油燈，可以大致看到每個人的臉了。屋子四周是土牆，方桌旁邊圍繞着四條長凳，沿牆左右兩邊各有兩張雙層木床，旁邊各有一個小板凳，都是新的，可以聞到淡淡的木材香味。土牆上整齊地掛着四件蓑衣和四頂斗笠。牆角放着四把鋤頭和鐮刀，以及四根扁擔。進門處，是一個泥巴砌成的灶台，上面放了一口新的鐵鍋和鍋蓋。鐵鍋旁邊是一個竹編的蒸籠和蒸籠蓋，還有一個竹篾編成的簸箕。灶台右側放着一副嶄新的木桶。牆角有一口土陶製成的大水缸和兩個放穀物的陶瓮。緊挨着的是一個淺坑，裡面堆着和好的煤堆。
“這裡就是你們暫時的知青點。今晚你們就住這裡。”鄭隊長說道。“等農閒時，生產隊裡會用知青辦的撥款，給你們蓋正式的知青房。”
“謝謝隊長。”我們幾個說道。
“你們一路辛苦了，早點睡吧。”說完，隊長帶着老鄉們走出了屋子。
一下子靜了下來，真有點不習慣。四個人中只有一個有手錶。一看時間，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此時大家真的感到困了，顧不得洗臉洗腳，打開各自行李，把被子、被單、枕頭往鋪着稻草的雙層木床上一放，就鑽進了被窩。
9
第二天上午，我們是被窗外的人聲吵醒的。但是乘了四天三夜的火車，誰也不想爬起來。外面的亮光，透過門縫和木板窗戶的縫隙射進屋裡，顯得額外耀眼。我們四個上海知青都睡上鋪，下鋪用來擺放行李箱、臉盆、漱口杯和雜物。我的小提琴也放在下鋪的床頭。
“哎，真累。大家都睡好了嗎？”我問道。
“睡好了。”
“還想睡呀。”
“來，大家認識一下。” 我說：“我叫李天瑋，上海縣上海中學66屆高中生。喜歡拉小提琴。”
“喔唷，老前輩啊。”說話的是“小黑皮”。“我叫楊國平，楊浦區鞍山中學68屆初中生，控江新村一隻鼎，沒有人不認識我的。他們都叫我‘小黑皮’，你們也叫我小黑皮好了。我喜歡踢足球，講義氣。今後有事，包在我身上。我去擺平。”
“我叫宋時華，楊浦區控江中學67屆初中生。我有個雙胞胎哥哥，叫宋時強，他分在上海機床廠，所以我就到貴州插隊落戶了。我在家裡叫阿華，大家叫我阿華好了。我喜歡畫畫、寫詩。”說話的是一個文縐縐的年輕人，皮膚白皙，戴一副黑邊眼鏡。
最後一位長得胖胖的，大腦門，平頭，聲音十分洪亮。“我叫羅匡年，楊浦區控江中學68屆高中生。綽號‘大塊頭’。我喜歡燒菜。不過，我家是寧波人，口味有點咸。”
“剛剛大家都自我介紹了。彼此的背景都不一樣。今後起，大家都是難兄難弟，要互相依靠，互相幫助了。”我說。
“對。”
“沒錯。”
此時門外的喧鬧聲越來越大了。打開房門一看，村裡的小孩把我們的屋子圍成了一圈。他們打鬧着，互相推搡着。見我們打開房門，一下子安靜了下來，個個睜大眼睛望着我們。一時間，我們仿佛成了動物園裡的動物，供他們圍攏觀看。這些孩子，有二、三十個。小的才剛剛學會走路，大的有八、九歲。他們大半赤身裸體，曬得黑黑的。有幾個鼓着圓圓的肚子，上面粘着稻草，鼻子上淌着鼻涕，蒼蠅圍着他們“嗡嗡”直叫。幾個大點的女孩，個子不高，卻懷裡抱着一個，手上還牽着一個，儼然是雛形的農婦。
“知青娃兒。”
“上海娃兒。”
有幾個帶頭叫喚着。其他的小孩跟着嚷了起來。
我們假裝驅趕他們。他們一鬨而散，隨後又圍攏過來，就像打穀場上的一群麻雀。
“走，拿點糖給他們吃吃。”我邊說邊走進屋裡，拿出上海帶來的糖果。
“一人一顆。吃了就走。好嗎？”
“好。”孩子們伸出小手，拿了糖。
“謝謝囉。”說話的是一個看上去五十來歲模樣的男子，個子不高，雙目炯炯有神。他站在不遠處的一間屋子門口說道：“我是你們的房東，叫李開明。你們住的是我家的房子。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說。這會兒是吃午飯時間，一會兒還要上山幹活。有什麼事，我家婆娘可以幫你們。”
“謝謝大爺！”我說。
“不要客氣。你們遠道而來，不容易的。這會兒你們一定肚子餓了，該吃午飯了吧。秀英，來幫上海知青一下，教他們怎麼做飯。” 房東李開明朝他家屋裡喊道。
我們這才注意到此時已經快到正午時分了。大家的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
從房東家走出了一個面目清秀的中年婦女，頭上包着黑色的頭巾，穿着一身打滿補丁的衣裳，卻洗得乾乾淨淨的。
“我叫羅秀英。住在隔壁。我來教你們做貴州的飯。”她一腳跨過高高的門檻，走到灶台跟前。
她蹲下身來，把灶膛下面的乾柴統統拿出，然後又放進去，搭起一個柴架，接着用火柴把一束干稻草點燃，放在柴架下面。火苗從柴架竄上了灶膛的鐵柵，點燃了上面的干煤團，不一會兒，灶膛里就燃起了熊熊的的火焰。
房東大娘從水缸里舀了幾勺水，放進鐵鍋，然後打開盛放糧食的陶瓮，用一個粗瓷碗，舀了幾碗米，放進一個鋁製的臉盆里，淘完米後，放進鐵鍋。
“今天我給你們煮的是白米飯。以後你們像我們一樣，都要吃苞谷飯。抵餓，吃了有力氣，好幹活路。”她說。
“謝謝大娘！”我說。
“不要客氣啦。應該的。你們剛到這裡，什麼都不知道。所以要教你們。”
不一會兒，鐵鍋里的水沸騰了，漸漸變成了乳白色的米湯。她把米湯倒進一個竹篾編成的簸箕里，米粒留在上面，米湯水滲漏到下面的鋁盆里。大娘指着鋁盆里的米湯水說道：“這是給我家老五的。我奶水不足，給他喝點米湯。”然後她又舀了幾勺水，放進鐵鍋，把蒸籠擱在鐵鍋上，把米粒放進蒸籠，蓋上蒸籠蓋，端着半盆米湯水回家去了。
過了一會兒，蒸籠開始冒汽了。房東大娘拿了一碗切好的臘肉回來，放在快煮好的米飯上，“這是我們貴州的臘肉，好吃。你們嘗嘗。”
“謝謝！謝謝！”我們都過意不去了。
飯蒸好後，大娘把生產隊給知青的蔬菜洗淨、切好，又做了兩菜一湯後，回家煮豬草去了。
我們吃着熱騰騰的飯菜，十分感動。在飯桌上，大家商議，決定今後每天每人輪流值班，負責做飯、挑水等家務事。
此後的幾天裡，我們還不太會生火、封火，屋子經常遭到煙熏。一星期以後，水缸里的水用完了，得到水溝里去挑水。好在水溝就在坡底下，走十來步路就到了。問題是，我們這些知青，在上海都用自來水，從來沒有挑過水，雖然個子都比老鄉高，卻連半桶水也挑不動。那扁擔壓在肩膀上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最糟糕的是，挑水要上坡，雖然只是十來步路，卻往往連人帶桶一起摔倒，只好重來。遇到雨天，蓑衣斗笠不會用，只能淋雨挑水。
其實，身體上的磨練還好對付，生活中的挑戰才是真正嚴峻的考驗。
首先，沒電。這在大城市過來的知青眼中簡直是無法想象的。開始幾天，點的還是油燈，其實就是把碗倒扣過來，放上一點菜油。在搖曳昏暗的燈光下，別說看書、寫信，連辨識地面都很困難。於是，天一黑，大家都得上床睡覺。後來向隊長反映後，隊裡給我們買了一盞煤油燈和煤油，屋子裡才可以做些事，拿東西也方便了許多。
其次，上廁所。小便還好說，在農村，只要沒人看見，一轉身就地解決就是了。只是大便就成問題了。隊裡跟房東商量後，讓我們用房東家的豬圈兼茅房解決大便的問題。房東倒是很樂意，四個大男人，一天產生多少優質肥料啊。無奈的是我們知青，因為所謂豬圈裡的茅房，其實就是把架在化糞池上的木板拉開點，大便就從這個縫隙中墜落到糞池中，就像飛機扔炸彈一樣。所以我們就給大便起了個代號“扔炸彈”。最使人難以忍受的是：豬圈中除了豬飼料的味道外，那糞便的味道若用臭氣熏天來形容還遠遠不夠，這是因為貴州人每頓飯都要吃辣椒，而且大量吃泡辣椒。於是臭味之外，還要加上泡辣椒的酸味。死死捂住鼻子都不管用。再加上“扔炸彈”時濺起的糞水，不但會弄髒褲子，還會濺到屁股上，好像鹽酸一樣具有腐蝕性。
再次，煮飯。我們四人中，除了“大塊頭”會燒飯煮菜外，都是第一次碰鍋勺，對於烹飪、洗菜、切菜，一概不會。就連“大塊頭”，對於攪拌煤團、用煤團生火，用蒸籠蒸飯，也是一籌莫展。他會的，僅僅是炒菜和調味。
除此之外，最不習慣的就是要對付老鼠、跳蚤。到了半夜，老鼠從房梁上爬過，從我們的枕頭邊竄過，簡直可用“心驚膽戰”來形容。老鼠帶來的跳蚤，把每個人的身上咬出大塊的疙瘩，奇癢無比。老鄉來知青點坐坐，留下的虱子也十分令人頭疼。不過，把衣服和被褥換了煮洗後，可以把虱子消滅掉。
這樣，生活的第一課對我們來說，就是求生存，活下去。
10
第一個星期就在學習基本生活技能中悄悄過去了。到了第八天，我們就得跟老鄉一樣上山幹活了，否則明年就沒吃的了。
“小黑皮”很少呆在生產隊裡，他有好幾個哥們在前面的花園大隊插隊。他的新“相好”也在那裡，所以很少回隊參加生產。剩下我們三個，就堅持天天出工，因為明年知青辦就不管知青的基本生活了，一切要靠自己獨立謀生。
我們一開始是跟婦女和小孩一起幹活，每天只有五個工分，一個工分只有兩毛錢，一天干下來只能掙一塊錢。照這樣下去，一年天天出工，也只能掙365元錢。扣去口糧錢，可能100元都掙不到，何況農閒幾個月，一點收入都沒有，怎麼活？
婦女隊長叫傅瑩花，三十來歲，五官端正，長得結結實實的，說起話來嗓門很大，性格也很爽朗。看到我們垂頭喪氣的樣子，就說：
“不要着急。你們現在一天5個工分，那是因為不會幹農活，以後學會了，就可以和我們一樣掙10分了。以後幹活好了，就可以和男勞力一樣，掙12分了。”
她接着問我們，“你們從上海來，聽說那裡是大城市。我到過貴陽，那個地方大得不得了，路都找不到。那麼，到底是上海大還是貴陽大？”
我們先是一愣，然後宋時華對我們眨了眨眼睛，說，“當然是貴陽大囉。”
“我想也是。”傅瑩花說。我們幾個相對一笑。
“哎，你們上海知青都結婚了沒有？我們隊上年輕姑娘有好幾個還沒出嫁。你們看到合適的跟我說一聲。”說着，她就要徵求那幾個大姑娘們的意見，把幾個大姑娘羞得滿臉通紅。
我趕緊上去圓場，“傅隊長，我們早就結婚了。娃兒都好幾個了。都在上海呢。”傅瑩花這才打消了主意。
連着幾天，都是跟婦女小孩一起幹活，慢慢也就熟了。這群人里，有兩個特殊人物。一個是“憨包”，有十七、八歲。他腦子有先天疾病，老是傻笑，時而口角淌口水，不過力氣大，幹活挺賣力的。另一個是啞巴，還耳聾，滿頭的癩痢，只會“嗷嗷”叫。他看上去約莫十五、六歲，個子矮小，且乾瘦，長得像個小猴。不過，誰也不敢欺負他倆，因為啞巴是原來族長家的獨孫，憨包是大隊會計的獨子。哪個欺負他們，婦女隊長就會出面訓斥。其餘成員，大都是外面嫁來的婆娘，大大咧咧的。餵奶時毫不遮掩，餵完後，就讓麵粉口袋似的奶子露在外面，根本不當回事。另外就是幾個老婆婆，還有幾個在上中學的女孩子，趁着春耕繁忙季節學校放農忙假，跟着婦女隊長幹活。農活倒是不太重，就是用鋤頭開荒地，然後播種玉米，當地人叫苞谷。在婦女隊長手把手的示範下，我們學會了播種蔬菜，在隊裡分給我們的一分二的自留地里，種下了刀豆（當地叫四季豆）、豇豆、蠶豆、毛豆、番茄、黃瓜、苦瓜、辣椒、菠菜、青菜等蔬菜，還種下了向日葵。
五月底的一天傍晚，屋裡忽然響起了有線廣播：
“燎原公社的全體社員注意了。我是燎原公社武裝部長蘇振明，是一位老八路。今晚造反派4.11組織要在縣城搞奪權，把老幹部打倒，成立新的革委會。城裡的桐梓縣革委會和8.18兵團向我們求救，請求我們派人支援他們，包圍縣城，打退4.11的進攻。晚飯過後7點整，全公社的民兵和男社員在各自的生產隊集中，帶上傢伙，向縣城進發。各隊務必在今晚9點整到達縣城門口，等候命令。所有參加戰鬥的民兵和社員，一律記本隊最高工分。社員同志們，保衛桐梓縣革命政權、保衛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時刻來到了。讓我們用實際行動來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吧！”
7點前，鄭隊長已經到我們知青點門口了，動員我們知青一起去。我們說沒有武器，他叫我們帶扁擔去，說是好使，還說每人記12個工分。
我們住的地方，門前是一個寬敞的平壩，平壩的入口處長着一棵巨大的皂角樹，可以為很多人遮蔭，因此隊裡開會都到我們門口來集中。由於在山下，下坡幾步路即可到達公路，所以隊裡老鄉進城或從城裡回來，也經常來我們門口歇息。
不一會兒，隊裡的男勞力基本都到齊了。隊長一聲令下，大家拿着扁擔、鋤頭、鐮刀，就向縣城出發了。一路上，有的擺龍門陣，有的唱山歌，十分熱鬧。但是講得最來勁的，還要算黃段子。
“哎喲，李民國，今天走路咋個不帶勁啊？是不是昨晚糍粑打多了？”
“狗雞巴日的李春平，老子糍粑倒是沒得打的。看來你精神這麼好，昨晚點了多少豆花啊？”
我們三人聽得一頭霧水。走在旁邊的生產隊會計李建國悄悄跟我們說，“這些人不正經，不要聽他們胡扯。” 李會計是桐梓縣縣中回鄉知青，所以跟我們一見如故。
“那打糍粑和點豆花是什麼意思？”我問。
“我們這裡家家戶戶都有打糍粑用的工具。糯米飯蒸熟後，放在石臼里，然後用一根大木杵，反覆用力往臼里夯，一直要把糯米飯搗成粘稠的糊狀為止。做好的糍粑幹了後，就是一坨坨的糍粑餅。走親戚，送彩禮都用得着。點豆花就是把黃豆磨成豆漿後，用滷水或石膏把豆漿變成豆花，再做成豆腐。不過，剛才那幾個龜兒子講的不是這回事。他們講的是男女之間睡覺的事。”李建國說道。
“這跟打糍粑、點豆花有什麼關係？”“大塊頭”問道。
“這個，”李會計露出神秘的眼色，壓低了聲音說，“你們就要好好去想想囉。”然後他哈哈大笑起來。
我們上海知青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接受貧下中農的性生活“再教育”。後來和男勞力一起幹活後，耳朵里聽得都長老繭了，我們也成了老油條，黃段子說得更是一串一串的，連老鄉都說不過我們。平時幹活，髒話說得比老鄉還溜，還添加了不少“創新的”髒話。
一天，全隊正在半山腰薅苞谷，公路上一隻黃狗拖着一隻黑狗狂奔，兩隻狗的屁股貼在一起，黑狗的頭朝着後方。老鄉們一看來勁了，朝着兩隻狗大聲喊叫，連“憨包”和長得像猴子的啞巴也一邊鼓掌，一邊“咿咿呀呀”地發出聲音。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悄悄問身邊的老鄉李春平。
“你們上海娃兒連這個都不知道？”李春平驚訝得睜大了眼睛。“這是公狗和母狗在點豆花。哈哈哈哈。看到過公雞和母雞打雄沒的？這是狗狗在打雄。”
“怎麼一邊跑一邊打雄？還一前一後？”我想不明白。
“公狗的JJ插進去後，會脹大。一下子拔不出來。這兩隻狗大概受了驚嚇，所以一邊跑一邊點豆花了。上海娃兒，學着點。哈哈哈哈。”
老鄉的性知識和干農活的知識真是博大精深，令我們上海知青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皓潔的月光照耀下，我們跟老鄉並排走着。走着走着，就到了縣城外。其他生產隊的老鄉，也陸續趕來了。
“燎原公社燎原大隊的民兵同志們和社員們，大家聽好了。現在集合。各生產隊把人數報上來。”說話的是一個臉上有一條刀疤的人。他上身穿着一件打滿補丁的舊軍裝、下身穿着一條破舊褲子、頭上戴着一頂舊軍帽。他手握一把老式的“漢陽造”步槍，腰上繫着一條草繩，拴着一個子彈匣。他講話時嘴角歪向一邊，雙目露出凶光。
“那是我們生產大隊的民兵排長，是個復員軍人。大家在背後叫他‘歪把子’排長。不用怕，他子彈匣里沒有子彈，那是他用來壯膽的。”李會計悄悄告訴我們。
“好，大家聽好了。我們一會兒跟其他大隊的會合以後，就要進攻縣城了。大家聽我的命令，集體行動。”“歪把子”排長說道。
不一會兒，公社武裝部長蘇振明帶着其他大隊的上百號老鄉和知青跟我們會合了。所有人埋伏在玉米地里，手握扁擔、鋤頭或鐮刀，一動也不動。四周只有青蛙的鳴叫聲，此起彼伏，好像是在大合唱一樣。遠處，在月光下，桐梓縣城的輪廓隱隱約約地浮現出來，桐梓車站背後的山丘露出猙獰的面目，仿佛要把圍城的保皇派武裝全數消滅。
不久，月亮躲到烏雲背後去了。不一會兒，城裡有人走了過來。對了口令後，知道是城裡8.18兵團派來的聯絡員。
“大家小心。他們已經知道今晚的行動了。農機廠4.11組織的人馬已經出城了。他們有槍。”
話音剛落，“咻”的一聲，一顆子彈拖弋着火光，從我們頭上飛過去。緊接着又是“啪啪”幾聲槍響，子彈朝我們這邊打來。好在苞谷地里的玉米稈很高，完全把我們隱蔽了起來。
聽到槍聲，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畢竟這是第一次聽到開槍的聲音。子彈是不長眼睛的，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打到哪個倒霉鬼的身上，都會吃不了兜着走。遠處傳來了城裡的狗吠聲，打着火把的一哨人馬，向着城外走來。
“不好，他們有防備了。大家注意了。以各生產隊為單位，統統往回撤。” 武裝部長蘇振明命令道。
“走，回家。”鄭隊長對大家說。老鄉和我們貓着腰，朝生產隊的方向走回去。不一會兒，縣城的輪廓消失在黑暗中，大夥全挺直了身子，邊說邊笑地走在公路上。
“哎，王思財，聽說你昨晚在生產隊牛棚里摔了一跤，手肘子都摔傷了。是咋回事兒啊？”隊裡一個叫李國輝的小青年說道。
“沒啥子事。” 王思財說。王思財四十來歲，矮個子，大眼睛，圓臉，留着稀稀拉拉的幾根鬍子。他原先是四川來要飯的叫花子，孤身一人，村里人看他可憐，就收留了他。可是王思財平時好吃懶做，寅吃卯糧，是方圓十里有名的王老五。說了幾回媳婦，人家嫌他窮，而且懶，都沒有成功，所以迄今單身。不過，他也不在乎。別人農閒和趕集天都忙着弄自家的自留地，或者挑着擔子到縣城去賣自留地的蔬菜瓜果，他卻背着雙手，哼着山歌，一個人走到城裡去看人下棋。
“沒啥子事？” 李國輝問道。“沒啥子事你幹啥爬到隊裡那頭黃牛背上去，結果把手摔斷了？你狗日的要爬也爬水牛背嘛。你爬黃牛背，幾下就把你狗日的摔下來了嘛。這就叫‘貓抓糍粑——脫不了爪爪’。”
老鄉們哈哈大笑。
李會計告訴我們，那是指前兩天晚上王思財心急火燎，爬到黃牛背上要“干那事”，結果讓黃牛給摔了下來，還來不及拉上褲子，就給啞巴經過看到，啞巴打着手勢，比劃着告訴了他爺爺，就是村裡的老族長，事情就這樣暴露了。李會計還說，其實王思財曾經接納過一個從四川綦江過來要飯的寡婦，人家嫌他家徒四壁，不願跟他過日子。
老鄉們一路擺着龍門陣，不知不覺地就回到了李家灣。我們到知青點時，差不多快午夜12點了。
11
幾個月以後，我們漸漸熟悉了環境，開始學習干更多的農活。原先只能挑60斤的擔子，現在已經可以挑120斤的了。不過，要求更高的農活，像犁地，隊裡還是不放心讓我們干。大部分的時間是跟全隊老鄉一起幹活，像是薅秧，一邊用腳把雜草踩到水田裡去，一邊擺龍門陣。遇到公路上有其他隊的老鄉經過，特別是婦女經過時，老鄉們就會扯起嗓子，跟他們對歌。
唱的曲子雖然單調，歌詞卻需要腦筋急轉彎的。歌詞內容大抵是關於男女愛情之事的猜謎，不過興致所到，有些男人就不老實起來，經常把性暗示的歌詞加進去，逗弄對方的女子回唱。這時，婦女隊長就會出來咆哮：“狗雞巴日的，這裡有好幾個姑娘家家的，你們害不害臊嘛。真要唱，晚上回家對你家婆娘去吼好了。”
有時遇到傳統節日，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穿着鮮艷民族服裝的少數民族老鄉從公路上經過。隊裡老鄉說，附近大山里居住的苗族主要有黑苗、白苗和花苗，他們的服飾和打扮不一樣，不過苗族婦女都喜歡佩戴銀飾，穿蠟染布製成的民族服裝，腳上綁腿，有的還喜歡在頭髮上插一把特別大的牛角梳子。偶然也會有布依族、土家族經過。布依族婦女的特徵就是頭上包一塊方巾，服飾胸前繡花，男子則頭上包頭巾。少數民族的男女都喜歡唱山歌，但語言不通，隊裡的老鄉無法跟他們對歌。除了對歌，老鄉們也唱山歌。最熟悉的便是四川山歌《二郎山》，這個歌我們會，就經常跟他們一起唱。
天氣晴朗時，大家戴着草帽在田裡幹活，下小雨的話，就穿上蓑衣、戴上斗笠，在雨中薅秧或山上除草。山上種的主要是苞谷和糯米，山下則種水稻和小麥。
初次上山幹活，正是初春季節。滿山的映山紅和桃花、李花，把山坡裝點得猶如美麗的桃花源。時而傳來的布穀鳥和百靈鳥的鳴囀聲，在山谷中迴蕩，它們的回音在山壁間繚繞，傳遞着春天的訊息。若不是在這個地方干繁重的農活，而是到此一游，那真是不枉此生了。
可是，美麗的大自然景色畢竟不能當飯吃，需要面對的便是嚴酷的現實。雖然生產隊有老鄉時常出於同情，會給我們送些臘肉、豆腐和蔬菜，但畢竟他們也不富裕。作為回報，我們也會把上海帶來的肥皂、糖果和那裡奇缺的打火石送給老鄉。秋天割完稻子之後，會有四川來的養鴨人到我們隊的水田裡放鴨子。我們就用打火石和他們換鴨蛋和鴨子。一顆打火石換一個鴨蛋，十顆換一隻鴨。大家除了盼望家信之外，更期待着上海來的匯款和包裹，因為那是我們生存的主要來源。
生活上的艱苦還好說，年輕人很快能適應，總能咬牙應付過去；精神上的苦悶，特別是為前途的擔憂，才是最折磨人的。誰也不知道這樣自生自滅的人生有沒有盡頭。
宋時華（阿華）下鄉時，從上海帶來了一台全波段半導體收音機。一開始大家還聽聽新聞聯播，後來越聽越煩，就開始聽所謂的“敵台”。反正山高皇帝遠，沒人管我們，大家就大聽特聽。台灣的“自由之聲”廣播我們不愛聽，因為儘是瞎扯。我們常聽的是“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中文節目和蘇聯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的中文廣播。那些節目經常穿插外國音樂，而不是討厭的樣板戲和文革歌曲，所以大家幹活休息時，就聽外台節目來解悶。
進城趕集時，我們陸陸續續認識了其他地方的一些上海知青和本地知青，甚至還有縣城的青年工人。燎原公社有個復旦附中68屆知青，從上海帶來了一本《外國民歌200首》，借給我們一星期，大家就紛紛拿出用來記錄《毛選》心得的筆記本，把喜歡的外國民歌抄下來，一首一首地學唱。不久，大家都學會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莓花兒開》、《三套車》、《小路》、《杜鵑圓舞曲》、《我的太陽》、《哎喲媽媽》、《星星索》等外國民歌。後來又借到了《中國民歌選》，其中的《花兒與少年》、《康定情歌》、《牧歌》、《敖包相會》和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達坂城的姑娘》、《瑪依拉》及雷振邦的幾首電影歌曲最受大家歡迎。在知青聚會或休閒時，大家就唱這些歌曲來消遣。
我的文化生活中，練習小提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從一開始下鄉，無論多累，我都堅持練琴。《霍曼》在上海時已經拉完，到貴州後我就開始練習《開塞》小提琴教程和一些耳熟能詳的小提琴名曲。與此同時，我還在煤油燈底下，認真閱讀手抄的筆記本，自學了樂理、作曲、和聲、配器及指揮方面的音樂知識。
阿華的興趣是畫畫和寫詩。一開始很一般，慢慢就有了進步。“大塊頭”沒有什麼興趣和愛好，經常唉聲嘆氣，想家。可那又有什麼用呢？
不久，我們認識了鄰隊的一個本地回鄉知青，叫陳坤華。他是桐梓縣縣中66屆高中生，和我很談得來。後來發現，他和一些同學在兩派武鬥時，乘亂從桐梓縣中圖書館“拿”了不少書，尤其是中外小說和詩歌。於是，我們幾個經常去他那裡借閱。晚上熄燈前，我們都湊在煤油燈前看書，忘記了農村艱辛的生活環境，連“大塊頭”的嘆息聲也少了許多。
1969年的中秋節晚上，我們邀請認識的上海知青來我們知青點聚餐。事先說好，每人準備一個拿手菜，各隊帶上一水壺的燒酒和各自用的食具。所以當晚食物非常豐盛，酒管夠喝。在搖曳的煤油燈下，二、三十個上海知青舉杯高歌，以驅散心中的鄉愁，連一些女孩，也巾幗不讓鬚眉，大口喝着嗆辣的苞谷酒和青槓子酒。有幾個喝着喝着就淌下了眼淚。大家難過得有一陣子不說話。
“來，大家別當啞巴了。今晚咱們在一起喝酒，那叫緣分，應該高興才對。讓我們把傷心的事忘掉吧。”我舉起盛滿白酒的粗瓷碗，“來，大家一起干一杯。然後開始文藝節目，好不好？”
“好。老前輩說得好。既然大家聚在一起了，那就窮開心吧！”“大塊頭”說道。
“我先來給大家表演一段小提琴獨奏《梁祝》。大家不要客氣，會什麼就拿出來表演。”我說。
《梁祝》深受大家歡迎。接着我們知青點的人表演了齊唱《在那遙遠的地方》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博得了熱烈的掌聲。其他人表演了獨唱、重唱、詩朗誦、舞蹈、越劇和滬劇的片段。
夜深了，皎潔的月光照在皂角樹的樹冠上，透過葉子之間的縫隙，投射在院子的白石板上，留下了斑駁的影子。有幾個人走出屋子，在庭院中賞月吟詩，還有人走到溝渠下面嘔吐。大部分人留在屋裡，分成幾堆聊天。最後曲終人散，一切恢復了原先的平靜。
我們隊的幾個，走到官渡河邊，脫得一絲不掛，到河裡洗了個澡。大家似乎還沒聊夠，上岸後繼續聊着生活和故鄉的親人。剎那間，大家意識到，從今往後，咱們都是情同戰友的好兄弟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很快，春節來到了李家灣。同隊的三個知青全買了火車票，在農閒開始時就回上海探親了。只有我，留在隊裡，單獨在此度過第一個孤寂的春節。
臘月剛到，生產隊裡的家家戶戶就開始準備過年了。最忙碌的事就是殺豬宰羊。農民辛苦一年，割豬草、餵豬食、打掃豬圈，就是為了這一天。屆時，不但全家老小都能吃上“嘎嘎”（肉），而且還要醃製臘肉、臘腸，供全家一年享用。
連續幾天，全村山上山下，到處都能聽到豬的哀嚎，聞到燃燒松針、松果發出的清香味，那是用來熏臘肉和臘腸的。
房東家殺豬那天，隊上來了好幾個年輕人。他們把豬捆好，按在一塊門板上。請來的屠夫，用一把三棱的殺豬刀捅進豬脖子，把刀抽出來後，豬血就嘩嘩流到門板下方的盛着清水的木盆里，等豬血放得差不多了，豬的嚎叫和掙扎也就停止了。殺豬匠把豬血攪拌過後，就抬走等待凝固了。這時，有人拿來一根鋼管，插進開了口的豬蹄，年輕人就輪流吹氣，豬的肚子就鼓了起來，圓滾滾的。然後，小伙子們把豬抬到一口裝有熱水的大鍋里，扯着豬腳來回晃蕩，把豬放在熱水中燙毛。接着，殺豬匠就用自己帶來的刮毛工具，三下五除二地把豬毛刮乾淨。然後用一把S型的鐵鈎，把豬吊掛在木頭架子上，剖肚開膛。掏出的內臟放在一個盆里，扯下的豬板油放在另一個盆里。腸子就交給房東大娘拿到水溝里去清洗。不一會兒，白花花的豬肉就整整齊齊地切好放在門板上了。少待，用新鮮豬肉和雜碎做的殺豬菜就上桌了。房東一家、殺豬匠、幫忙的年輕人，就圍桌喝酒、吃肉。房東也邀請我加入了他們的酒席。那肉真香，那酒真好喝，一輩子難忘。
過年之後不久，有一天，有位解放軍軍官來我那裡作客。一問，原來是村頭李傳喜老人的兒子。這次趁春節回家探親。聽說隊裡來了知青，便過來看看。雖然他家是農民，但看打扮、舉止，完全不同於村裡的老鄉。他長相英俊，雙目炯炯有神，鬍子刮得乾乾淨淨，根本無法跟農民聯想在一起。
“抽煙。”他打開煙盒，遞給我一支香煙。
“我不會抽。”
“怕啥子嘛。煙酒不分家。”說着，他把點着的打火機遞到我眼前。
我不好再推託，只好抽一口。結果嗆得半天沒緩過來。
我們聊了好一陣子。原來他在解放軍高炮部隊裡當排長。他年紀比我小，卻當兵已經5年了。入了黨。提了干。
“你們上海知青來這裡生活勞動很不容易啊。我們這些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對農村生活很熟悉，過得慣。你們來了，一切要從頭學起，真難為你們了。還是要想辦法找個出路。”
我連連點頭。他看見了我下鋪上放的小提琴，就請我拉一首給他聽聽。聽完後，他大加讚賞，說道：
“我在桐梓縣中有位同學，姓尹，他在遵義的獨立師步兵第2團當作戰參謀。聽說他們那裡需要一位宣傳幹事。我把他的地址和名字寫給你。你可以直接去找他，報上我的名字，讓他帶你去見宣傳科科長，看看能不能收你當兵。去碰碰運氣吧。”
“那太感謝你了。”我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12
幾天后，我買好了去遵義的火車票，拿着小提琴，就去獨立師步兵第2團的駐地找他的同學。
步兵第2團團部在遵義市區的紅花崗。下火車後，我搭乘公共汽車，很容易就找到了那裡。軍營門口是一道拱門，上面有一顆紅星，兩邊的標語是“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拱門後面，有一條長長的車道，通往團部大樓。車道兩旁，種着兩排整齊的柏樹，團部大樓後面，是一道鬱鬱蔥蔥的山嶺。真是個好地方。
我向門口站崗的警衛，通報了那位作戰參謀的名字，他們就放行了。走在車道上，看到來來往往的官兵，十分羨慕，心想：我早晚也會穿上跟你們一樣的軍裝的。
跟尹參謀見面以後，他熱情地帶我去了宣傳科。宣傳科科長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小伙子。他介紹了宣傳科的日常工作，然後聽我拉了一段《白毛女》選段，讚不絕口。接着問我會不會打拍子，因為要經常下連隊組織戰士進行歌詠比賽。另外，部隊還需要應聘者會作曲，能夠創作部隊題材的歌曲，鼓動連隊戰士的革命積極性。那當然難不倒我。隨後，他帶我坐到一張辦公桌旁，給了我一支筆和幾張公用信箋紙，要我用報紙上的一篇反映部隊生活的新聞報道，改寫成一篇500字的作文。他關上門出去後，我用了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就寫完了。在等他回來的間隙，我仔細看了看牆上的錦旗和陳列櫃裡的獎盃。
不一會兒，宣傳科科長興沖沖地回來了。他手裡拿着一份表格，讓我填寫，自己拿着我剛寫好的作文，又走了出去。我一看表格，心頭涼了一大截。原來那是一張幹部政審表。一開始就要填寫“家庭出身”。我想，要是我填了“右派分子”，那准沒戲。於是我把那一欄空了出來。
科長回來後，看了我填寫的表格，問：“你的家庭成分一欄怎麼沒有填？”
我說，“我爸是右派，文革初期自殺了。”
科長驚訝地抬起頭來看着我。稍微鎮定後，他說，“那還是要如實填寫的。我們黨講成分，但不惟成分，還是重在表現的嘛。你是我們需要的人才。要是因為出身不好而不能來這裡，那就太可惜了。這樣吧，我把你的情況匯報上去。你把地址留下。如果錄取你了，我就寫信通知你。”
我有點沮喪地離開了部隊駐地。
回到火車站，發現快車只有晚上10: 30一趟的，於是決定先去遵義會議舊址參觀，回來再買車票。參觀完了，時間還早，就逛了逛市中心的商店和小吃鋪。回到遵義車站，天剛剛黑。候車廳里的人不多，可能很多人還在老家過年吧。我找了個長椅，腦袋枕在背包上，手裡摟着提琴，朝椅背側身躺了下來。候車廳里嗡嗡的回音，催人昏昏欲睡。不久我便進入夢鄉了。
“喂，起來，起來！”一陣大聲的吆喝，把我吵醒了。我睜開睡眼惺忪的雙眼，只見跟前站着兩個頭戴鋼盔，挎着衝鋒鎗，背着子彈匣，袖子上套着“執勤”紅袖章的解放軍。黑黑的槍管對着我。我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以為在做夢。
“你的身份證明呢？”一個操湖南口音的解放軍問道。
“身份證明？我們知青哪來身份證明？”
“沒有身份證明？那好，站到那堆人的隊伍里去。”他們用槍管指了指候車廳門口排起的長隊，大多是背着背簍的老鄉，不少人拿着煙管在抽旱煙。
我跟着那隊人，來到車站外面的廣場。水銀燈慘白的燈光把周圍照得猶如白天。天上飄起了一片片的雪花。
等四、五百人圍攏起來後，一個軍官手握一把號筒揚聲器，對着人群喊話：
“各位聽着。我們是貴州省軍區遵義軍分區的部隊。中央前不久剛剛發布關於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通知。省委要求我們部隊，在人口集中地區，清理閒雜流竄人員，加強遵義市的治安。現在，大家排好隊，兩個一行，按秩序上車，跟我們去看守所，在那裡進行甄別登記工作。”
全副武裝的士兵把我們押上了解放牌軍車。十分鐘後，到了看守所，又把我們趕下軍車。下車的人排好隊，依次進入一間寬敞的大房間。那裡有幾張桌子，坐着十來個解放軍。他們逐個審訊在車站圍捕的民眾。
“姓名？”
“李天瑋。”
“出生年月？”
“1947年6月19日。”
“職業？”
“知青。”
“家庭成分？”
“右派分子。”
“為什麼來遵義？”
“找獨立師步兵第2團尹參謀，報考團部宣傳幹事一職。”
“住址？”
“桐梓縣燎原公社李家灣生產隊。”
“好，我會打電話到你們公社核實的。現在你跟老鄉們過去。”
在解放軍的押解下，我跟着老鄉們來到了拘留所。進了一間牢房後，鐵柵欄門“砰”的一聲在我身後關上了。
牢房裡黑壓壓地坐滿了老鄉。高高的小窗戶里射進了室外微弱的燈光，看不清人的模樣，只有影影綽綽的黑影在晃動，牢房內“吧嗒”“吧嗒”的抽旱煙的聲音此起彼伏，只是在這瞬間，藉助煙鍋的火光，才可以看清抽煙人的模樣。
過了好一陣子，我的眼睛才適應了牢房裡的光亮，周圍人的模樣也漸漸清晰了起來。有幾位老鄉脫下了棉衣，裸着上身，借着微弱的光線在捉虱子。他們把虱子放進牙縫裡咬，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響。本來就不太透風的牢房，瀰漫着一股尿臊臭。我循着臭味望去，發現牆角放了一個頗大的木桶，是用來解手的。那臊臭味十分強烈，卻又和我們知青點的豬圈臭味不一樣，它沒有酸臭，就是一股男人小便特有的臊臭。再加上周圍老鄉身上常年不洗澡發出的汗臭味，牢房的空氣變得格外污濁，令人窒息。
我背靠着牆壁坐在地上，久久不敢動彈，生怕移動位置後，把乾淨的衣服弄髒。我用衣袖擋住鼻子，渾渾噩噩地半睜着雙眼，好半天才換口氣，竭力在這惡劣的環境中撐下去。
高高的小窗戶中慢慢泛起了乳白色的亮光。外頭的天總算開始亮了。
“李天瑋。”
“到。”
“你可以走了。”鐵柵欄門口的解放軍對我說。“我們已經跟你們公社打了電話，核實了你的身份。”
走出拘留所，東方已經破曉了。我心想：見鬼，半夜打電話到我們公社？解放軍都會撒謊。我向早出的路人打聽火車站怎麼走，買了早班火車的車票，就回生產隊了。
過了一陣子，還沒收到獨立師步兵第2團宣傳科的回音。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家庭成分斷送了我當文藝兵的機會。
13
二月底時，生產隊還在放農閒假，老鄉們各自忙着整自留地。隊上一些十一、二歲的小男孩，在家長的敦促下，背上滿滿一背簍的糍粑，外出相親去了。問了老鄉，說是農村需要勞力，各家小孩都是早早出去相親，可以早點把媳婦娶進門，為家裡增加勞動力。
一天，生產隊長召集所有村民在我們知青點外面的庭院集合。他宣布：公社革委會根據桐梓縣革委會的通知，決定大力貫徹中央下達的關於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指示精神。生產隊決定，下午在隊裡的打穀場舉辦“一打三反”動員大會，參加者全部記一天工分。地富分子要出席接受批鬥。
下午一點，全隊男女老少吃過午飯，紛紛來到生產隊的打穀場上。那是一塊籃球場大小的平整的壩子，生產隊的糧倉就建在那裡，裡面存放着全隊用來繳納公糧的穀物和紅苕(紅薯)、洋芋(土豆)、黃豆，生產隊的公用農具，像是打穀機、揚谷機、水車等，也放在糧倉里，鑰匙由生產隊保管員保管。
糧倉前已經擺了一張長桌，背後是一長條橫幅，上面寫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可能是從公社革委會借來的，已經舊得有點泛白了。老鄉們有的帶着自家的小板凳坐在壩子上，有的坐在打穀場邊緣高出的石塊上。婦女們擠坐在一堆，一邊聊着家常事，一邊縫補衣服或納鞋底。男勞力們則一邊抽着葉子煙(旱煙)，一邊擺龍門陣。也有幾個脫下棉衣或厚褂子，趁着難得的艷陽天，在暖和的太陽底下捉虱子。
全隊人差不多到齊後，鄭隊長宣布：“大家安靜了。現在開會。下面歡迎公社革委會羅主任講話。”
羅主任原來是公社社長，相當於鄉長。公社梁書記被打倒靠邊後，造反派就把苗族出身的羅社長結合進了革委會，擔任革委會主任。
羅主任宣布：“燎原公社李家灣大隊李家灣生產隊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動員大會現在開始。下面把地富分子帶上來。”
“歪把子”排長背着那把“漢陽造”步槍，佩着乾癟的子彈袋，和十幾個拿着紅纓槍的大隊民兵，把五花大綁的本村地主李洪興和富農李金髮帶了上來。後邊跟着的是同樣五花大綁的其他生產隊帶來陪斗的地富分子和壞分子。李洪興和李金髮的家人也帶來陪斗，只是沒有五花大綁而已。他們臉色蒼白，戰戰兢兢地在桌子前面排成一排，低頭彎腰，不敢目視群眾。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 “歪把子”排長扯着嗓子大聲呼喊。底下的婆娘們舉着針線，男人們拉起半搭上衣，跟着喊了幾句。
羅主任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他還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現在，他老人家在北京發出號召，要深入開展‘一打三反’運動。啥子叫‘一打三反’運動，我也不曉得個逑。”
底下一陣大笑。
“反正就是要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他尷尬地笑了笑，接着說。“我們今天在這裡就是要憶苦思甜，打擊階級敵人。下面由貧下中農上來揭發本村地主李洪興和富農李金髮的反動言行。”
生產隊有幾個貧下中農上台不痛不癢地講了幾句，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我是僱農。我也來講幾句。”單身漢王思財站到台前說。“要我說，李洪興，李大伯，不，地主分子李洪興，對我還是有恩的。1960年，我們四川廣元鬧饑荒，死了許多人。我沒得辦法，只好外出要飯。後來家家戶戶都餓飯，要不到吃的，我只好挖野菜、扒樹皮充飢。再後來，野菜、樹皮都吃光了，只好挖觀音土。吃的時候倒是不餓了，可是肚子脹得受不了，鼓起一大坨，屙屎都屙不出。後來我要飯要到李家灣，家家都沒得吃的，村里人自己餓飯都餓死了幾十人。我渾身無力，倒在李洪興家門口，他見我還有一口氣，就煮了一碗苞谷稀飯給我吃。這碗稀飯救了我的命吶。我要謝謝李大伯。”說完，他跪在地上，對着地主分子李洪興連連磕了幾個響頭。
“歪把子”排長摘下槍來，用槍把朝王思財背上搗了幾下。“王思財，你個龜兒子，叫你憶苦思甜，你就這樣亂開黃腔啊。”
“我說的是實話。我是僱農。我怕啥子嘛。以前餓飯，現在不餓飯了，不是憶苦思甜嘛。你問問李家灣的人，後來哪家沒有餓死人的？”
“對頭，對頭。”底下起了一陣騷動，人人都想起了那個可怕的年代發生的可怕事。生產隊的山坡上，那幾十個墳頭排成一圈，成了那個年頭的鐵證。以前上山薅苞谷，隊員都會對我們講那時的悲慘情景。餓死的先是老人，然後是孩子，後來連青壯年都餓死了好幾個。樹皮、草根、觀音土，哪家沒有吃過？原先生產隊裡還有一些存糧，後來縣裡派了征糧工作隊，挨家挨戶搜查糧食，一粒米、一個苞谷都不放過，說是一定要完成國家交公糧的指標。哪家藏糧，就五花大綁吊起來，直到交出糧食。村里人實在沒辦法，許多人家只好外出討飯。餓死在路上的不知有多少人。
“狗雞巴日的王思財，你個龜兒子，把今天的批鬥大會都攪黃了。老子改天找你算賬。”“歪把子”排長惡狠狠地說。
“我看今天的會開不成了。散會。”公社革委會羅主任宣布。
人們拿着板凳，抽着葉子煙，紛紛散去。一路還在議論當年的饑荒。
1970年4月10日。
轉眼間，我們離開上海到貴州插隊已經滿一年了。那意味着，從今往後，國家不再通過知青辦對知青的基本生活進行照顧，知青辦撤了，上海機關五·七幹校機關幹部組成的上海知青慰問團，也不再來桐梓看望知青了。一切都得靠自己。插隊知青自生自滅的苦日子，從此開始。
四月的貴州農村，青黃不接。自留地里的蔬菜才播種不久，沒有可以下鍋的。若進城買的話，來回要走四、五個小時，再說，也沒錢買昂貴的時鮮蔬菜。上海寄來的香腸、鹹魚，只是杯水車薪，哪夠我們幾個吃。於是，只有面對現實：硬撐下去，活下去。每次開飯，只在大鐵鍋里放上一點醬油，天天靠醬油湯下飯。我們一邊敲打着飯碗，把苞穀粒從筷子上敲掉，一邊用鐵勺盡着鍋底，撈醬油味重一點的湯水下飯。這樣的日子過了差不多一個多月。人人都瘦了下去，還要出工乾重活。好在都活了下來，真是奇蹟。
不久雪上加霜的事發生了。
“小黑皮”常在別處吃飯，五月初的一天，他突然病倒了。平時一個生龍活虎的小青年，起不了床，哼哼唧唧的，說是全身乏力。我們幾個趕緊到公社衛生所，請來了赤腳醫生。她翻了翻“小黑皮”的眼皮，問了他的病狀，得知他的小便顏色呈醬油色，判斷他患了甲型肝炎，有黃疸症狀。她關照我們最好跟病人隔離，對食具消毒，讓病人儘可能臥床休息。醫生留了中草藥方子，囑咐我們儘早到公社衛生所拿藥，熬給病人服用。
接下來的幾天，大家都忙着照顧“小黑皮”，“小黑皮”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懇切地說：
“各位大哥，辛苦你們了。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你們這麼照顧我，比我的親兄弟還親。我‘小黑皮’沒有本事回報你們。但是今後只要哪個敢欺負你們，我定將以死相報。”
幾天后，也許是餐具消毒不嚴的緣故，“大塊頭”和“阿華”也出現了甲肝症狀。我可能體質較好，倖免於難。於是我就承擔起了照顧三個兄弟的責任。除了仔細消毒餐具外，為他們取藥、煎藥，熬煮稀飯，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知青點的屋子裡，整日聽到的都是他們輕聲的呻吟聲。我束手無策，只有盡力把他們照顧好，讓他們早日痊癒。
也許是農村勞動鍛煉增強了體質的緣故，一個多星期後，他們三個陸續痊癒了。我自己在這場變故中僥倖沒有感染到肝炎。
開春後，生產隊裡開始忙碌了起來。有經驗的老農負責在平地的稻田和山上的冬水田裡犁地。我們則和其他男勞力一起，主要挑肥到山上，為播種苞谷作施肥準備。
每天的工作，多半是到各家糞坑挑肥。經過一年的磨練，挑擔子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難題了。一般老鄉可以挑150-200斤，甚至更重點的擔子，我們挑的擔子要輕一些，但也在120-150斤左右。生產隊會計站在出糞老鄉家的糞坑外面，用一杆大秤稱各人的挑糞重量，並作記錄。每人的工分隨挑糞的重量而定，各家出糞多少，影響到各家年底的分紅。
一開始，我們知青最受不了的是那極度酸臭的大糞味道。吃飯時，即便能吃上時鮮蔬菜，想到那味道，食慾大打折扣。幾天后，慢慢適應了那種氣味，再加上幹活消耗大，飯量大增，完全習慣了起來。放工後，大家累得像死狗一樣，臭氣熏天的勞動衣服，也不再拿到溝渠里洗，吃過飯，衣服一脫，就上床倒頭而睡。
我的練琴時間不能放棄，於是就在等候吃飯的片刻練。輪到我值日，一邊做飯，一邊練琴，技能逐漸有了新的長進。
挑糞大概持續進行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山坡上的苞谷地陸續都上足了農家肥，只要老天保佑，豐收應當不難。
接下來的工作，是跟老鄉到山上的冬水田薅秧。所謂冬水田，是山上特別肥沃的幾塊梯田，在那裡種植糯米和特殊品種的粳米。產量不高，但品質特佳。老鄉用於製作糍粑和請客的精品米，就長在冬水田裡。只不過，在冬水田裡薅秧，對我們知青是極大的考驗。幹活本身倒不重，只需用腳把裨草踩到水田的泥巴里。令人生畏的是冬水田的水溫特別底。一腳踩下去，就象光腳踩在冰塊上一樣。況且這不是一陣子的事，人下水後，冰冷的水面一直淹到腰部，甚至胸口。到休息時從冬水田裡爬上來，雙腳凍得通紅，膝蓋鑽心地疼。後來，我發現就是在冬水田的幹活，使我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一到冬天就難受。為了減輕疼痛，我開始用“藍雁”牌香煙跟老鄉交換他們的葉子煙抽，勁大，感覺還能抵禦寒氣。
身體上的磨練容易熬過，精神上的折磨卻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四月里，有天上山挑糞到苞谷地。我想多賺點工分，就裝了130斤大糞到糞桶里。我沿着崎嶇的小路，挑着滿滿的糞桶，緩緩上坡，與老鄉的距離越拉越遠。快到山頂時，有一個三十來度的斜坡，我正使勁往上走，不料腳下的塑料涼鞋一打滑，順着沙礫朝山下溜滑，怎麼也止不住。猛地一下，我連人帶着糞桶，一路滾下山坡，幸好不遠處有一小塊平壩，總算停了下來。大半桶的糞水全倒在了我的身上，臉上也濺到了。我一屁股坐在半山腰的平壩上，旁邊就是一道深山溝。望着遠處山巒起伏的群峰和不見人影的周圍環境，我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
我想，要是剛才沒有在這塊平壩上止步，而是一下子滾到懸崖下面，我不就莫名其妙地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想到來貴州插隊一整年，如今要全靠自己的苦力來謀生，這樣的日子何時有個了結？我當年那樣的雄心勃勃，努力學習，希望能考上哈軍工或上海交大，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在這深山溝里，卻活得像個螻蛄，苦苦掙扎，自生自滅。這樣的人生有何意義？本來，要是能像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能企盼着苦盡甜來，有個“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人生結局，這一切的苦難倒也值得。可是，我們的出路在哪裡？我們的未來是什麼？誰也不告訴我們，把我們就這樣發配到鄉下受苦受難。我們究竟犯了哪樁罪，值得受到這樣的懲罰？如果國家告訴我們，你們下鄉鍛煉三、五年，表現良好，可以回城工作，那還說得過去。可現在我們要面臨的是絕望，是無法預料的未來。一輩子就這樣永遠苟且生活下去，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我慢慢走向懸崖邊，打算縱身一跳，了結此生。就在此刻，山谷里傳來了布穀鳥的鳴囀聲，它們在山壁間迴蕩，發出經久不息的回聲。須臾，夕陽開始西下，遠山含黛，近處的山峰卻在金色的陽光照耀下，生氣盎然，周圍的映山紅，紅紅火火盛開着，人間充滿了生機。眼前，母親慈祥的面容和妹妹嬌嫩可愛的模樣，在我眼前浮起。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
“不，我不能就這麼輕易死去。為了母親，為了妹妹，我要活下去。我不是苟且偷生，因為我深信，至少我要比那些把我們發配到山溝里的惡魔活得長久。等到他們死絕了，我還生存着，我的人生就有了自己的意義。”
我站直了身子，在懸崖邊對着空曠的山谷大聲喊道：
“我不死。我要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我的吶喊在山谷中不斷迴響蕩漾。
過後，我看了看滿地的煙頭，脫下打滿補丁的勞動服，把糞水擰乾後重新穿上，提着摔得破爛的糞桶木片和鐵箍，拿起扁擔，朝着霞光萬丈的山下走去。
14
轉眼間，陽曆年底到了。生產隊進入了農閒季節，勞力轉向副業生產。婦女主要編織竹藤製品到城裡去賣，男勞力則是在生產隊的李家灣小煤窯挖煤，賣給城裡來的車隊和方圓十里的農民。
貴州的小煤窯和煤礦不同，實際上只是幾個僅能容納一人爬行通過的小山洞，俗稱“狗洞”。挖煤時，人要脫光衣服，不然衣服會被洞壁刮破。挖煤人頭戴籐帽，手牽空籮筐，爬進山洞，用三腳耙把煤挖下來後，再用小鐵杴把煤裝滿籮筐，然後用手拖着籮筐，倒着爬出煤窯。煤在磅秤上過重後，由生產隊賣給買煤的個人或單位。李家灣的小煤窯雖然產量不高，但出產的是優質無煙煤，因此前來買煤的人絡繹不絕。有的挑着擔子，有的推着“雞公車”(獨輪車)，縣城的居民則合租小貨車，來李家灣買煤。
我們第一次來煤窯上工時，見隊裡男勞力全脫得一絲不掛，猶豫了半晌。
“把衣服脫了幹活路。”鄭隊長說。“有哪樣不好意思的？”
為了掙工分，我們只好漲紅了臉，脫光衣服，排在隊裡其他男勞力的後面，等着爬進“狗洞”。
等我進洞時，才真正體驗到挖煤的不易和艱辛。在煤窯里，其實勞動量並不是很大，考驗人的是裡面的悶熱和潮濕。才進洞5分鐘不到，就滿身大汗。好不容易挖出一籮筐的煤，拖到外面，腳軟得幾乎站不起來了。全身上下都沾滿了煤屑，完全成了個黑人，只有兩個眼睛的眼白和牙齒是唯一不黑的。下身的JJ，跟腿上的皮膚全都蒙上了煤屑，再也分辨不出來，赤身裸體也不覺得不好意思了。
到了農曆年底，我們第一次參加生產隊的分紅。四個人一共分到了800斤大米，40斤糯米，280斤麥子，300斤苞谷，150斤紅苕，30斤洋芋，還有20斤高粱等其他糧食，一年口糧勉強夠了。但是分紅的現錢，每人只有一百來塊，遠遠不夠買肉、買副食品等的日常開支。商量下來，我們決定來年在自留地里大量種植蔬菜，到縣城去賣，換取更多的現錢。
分紅過後，大家進城，在集市上買了上海很吃香的杜仲、天麻、黃芪、黨參、當歸等中藥材，裝滿了旅行袋，準備過年時帶回上海送人。雖然在貴州買這些藥材很便宜，但對我們知青來說，卻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上海父母多少會寄一點匯款，資助我們回上海過年，但杯水車薪，不夠買車票的。我們不由發愁起來。怎麼辦？
“扒火車回家。”“小黑皮”說。
“這怎麼行？”阿華搖搖頭。
“有什麼不行的？你以為自己是什麼人？還死要面子。我們是中國最下層的老百姓了。農民都比我們有錢。”
“對，我們在社會上都是賤民，毫無尊嚴。還管它什麼面子不面子。”“大塊頭”附和着“小黑皮”的建議。
最後，大家一致決定扒車到重慶，再從重慶乘船到上海。船票要便宜許多，還勉強買得起。
臘月剛到，我們四個就背着旅行袋，動身從桐梓回上海了。
我們是晚上到達桐梓車站候車的，乘的就是剛來時的那班滬渝線快車。車站入口柵欄旁有人收票，沒有車票進不了月台。我們幾個商量了一下，決定在火車快進站時，沿着站外鐵軌，走到月台上去，因為車站工作人員很多拿錢不上班，站台上沒人值班收票，列車員也不下車驗票，這就給了我們鑽空子的大好機會。
我們在最外面的鐵路信號燈的水泥柱台上坐了下來，靜候着列車開進桐梓站。我和“小黑皮”抽着煙，阿華和“大塊頭”聊着天。車站月台上，昏暗的燈光泛着黃，猶如農家窗戶里射出的油燈光亮。遠處，在一座不高的山丘腳下，鐵道號誌燈的紅色燈光，孤零零地照着鋥亮的“工”字鋼軌，像在枕木上畫出的兩道紅色的平行線。小山丘上是零星的城關鎮居民的房屋，點點燈光在夜空中不停閃爍，與天空中的繁星交相生輝。
不一會兒，老鄉們開始抬着籮筐，背着背簍，出現在月台上了。他們可能是去綦江賣菜的。也有幾個穿戴整齊的年輕人出現在那裡，大概是去重慶探親或玩耍的城鎮居民或三線工廠的工人。看來，火車快進站了。我們站起身來，拍拍屁股上的灰，扛起旅行袋，朝月台走去。
果然，列車一會兒就到站了。下車的旅客大多操着上海話，應該是回061，574這兩座國防工辦大廠的。趁着火車頭噴發的白色蒸汽，我們迅速上車，進了車廂。裡面的燈亮晃晃的，有點刺眼。還好有位置，我們把旅行袋放在行李架上後，就坐了下來。沒過多久，列車就啟動了。車廂里的燈光一下子暗了下來，大多數的長途旅客打起了瞌睡。老鄉們扎堆在車廂連接處，有的坐在背簍上，有的坐在地上。強烈的葉子煙煙味飄進車廂，黑暗中，煙鍋的“啪啪”聲響此起彼伏，暗紅色的火苗一閃一亮，映照着扎着頭巾的老鄉們的飽經風霜的臉龐。
列車經過松坎車站後，過來了一位年輕列車員。我們一陣緊張，怕他來查票。結果他在我們的座椅上坐下後，開始和我們聊了起來。我趕緊遞給他一支“大前門”牌的香煙。點燃煙捲後，他噴出一個煙圈。
“你們是上海知青，是嗎？我是66屆初中，額骨頭高，分到上海鐵路局工作，專門跑上海和重慶。你們以後要從上海帶什麼東西到桐梓，一句話。你們到桐梓車站來接就好了。我每個星期三都要經過桐梓的，就是這班車。”
他接過我給他的鋼筆和筆記本，留下了他的姓名和上海的地址。見這位兄弟如此豪爽，我起身從旅行袋裡拿出一小包黨參送給他。
“黨參啊？好東西啊。謝謝囉。”他起身朝前面的車廂走去。
“今後從上海帶東西來就方便了。”“大塊頭”笑得嘴都合不攏了。
列車過了一個又一個隧道，我們也昏昏欲睡了。
“來，各位旅客，請把車票拿出來。現在開始查票了。”一個洪亮的聲音把我從睡夢中驚醒。車廂連接處站着一位上了年紀的列車員。他舉着一支鋁殼的手電筒，在乘客的車票上照射着。我使了個眼色，大家起身站起來。上車前我們就已約定，一旦遇到查票，就躲到各車廂的廁所里去，避開查票。阿華和“大塊頭”朝前面車廂走，我和“小黑皮”膽子大些，從列車員身旁擦過，朝後面的車廂走去。
躲在臭氣熏天的廁所里真不是滋味。我只好把車窗抬起一點來，讓窗外凜冽的寒風把臭氣吹出去。火車在鐵軌接頭處壓過，發出“咯噔”“咯噔”的顛簸聲。我抽着煙，尋思着下一步的應對計劃。廁所門上有人不耐煩地拍打起來。我假裝大聲咳嗽，那人停止了拍打，到其他車廂去了。
等我從廁所出來，正好“小黑皮”也從後面車廂過來。我倆就一起回到座位上，等候他們兩人回來。
不一會兒，就看到阿華了，他臉色慘白，旁邊的“大塊頭”則皺緊了眉頭。後面跟着的是身穿藍色制服的老列車員。
“不好。“我暗暗叫了一聲。
“你們幾個是一起的，是嗎？”老列車員問。
“是的。”我說。
“你們兩個也沒有買票吧?”
“我們知青，哪有錢買票？”“小黑皮”憤憤地說道。
“師傅，大家都是上海人。我們這麼老遠，回上海過年，不容易的。幫幫忙好吧。”我懇切地對列車員說道。
“幫什麼忙？我是列車長。要對鐵路營運負責。上車買票，天經地義。你們拿不出車票，我只有請你們在下一個車站下車。沒讓你們補票已經是客氣的了。”列車長板着臉說道。
“我戳倷娘個屄！儂這個阿無卵。神氣活現啥呀？就看阿拉知青窮，沒有地位，要騎到阿拉頭上來了？儂也不打聽打聽，我‘小黑皮’是啥人？控江新村一隻鼎。有本事報上儂的姓名、地址來。我尋幾個兄弟，乃拿窩裡踏平。儂相勿相信？”“小黑皮”捲起袖子，一付要打架的樣子。看來他真的給氣着了。
我忙把他拉到一邊，在他耳邊悄悄說道，“不要亂來，車上有乘警的。”
“小黑皮”掙脫出來，大喊：“乘警又哪能啦？兄弟勒了上海，派出所里幾進幾出，從來沒有怕過的。迭只屄樣子，不拎朋，叫依看看我‘小黑皮’的厲害。”“小黑皮”拔出拳頭就要打，被我們勸開了。
列車長見勢不妙，趕緊走到另一節車廂，邊走邊威脅，“下一站你們統統給我下去。”
過了一會兒，列車長帶了乘警走了過來。
“前面就是綦江車站。火車很快就要進站了。到站後，你們統統給我下車。”列車長一付狐假虎威的樣子。
幾分鐘後，列車在綦江車站停下了。列車長和乘警連推帶搡地把我們趕到月台上。
“儂只赤佬給我聽好，下趟儂經過桐梓，要麼乖乖呆在車上，否則當心吃生活。”“小黑皮”指着列車長罵道。
兩分鐘後，列車開走了。我們幾個垂頭喪氣地站在月台上。
見大家沮喪的樣子，我說，“大家也不要生氣。生氣解決不了問題。還是想想辦法，怎麼搭車去重慶。”
阿華說道，“對，‘老前輩’說得對。大家趕快想辦法吧。”
就在這時，一列貨車從南往北，開進綦江車站停下了。
“有了。”我興奮起來。“這列貨車是開往重慶方向的。”我們為何不搭貨車去重慶呢？”
“對。‘老前輩’說得對。”“小黑皮”高興起來。“文化大革命‘大串聯’時，我搭過貨車，有經驗。我們到車頭去向司機打聽一下，開往哪裡，幾點發車？”
我和“小黑皮”走到車頭那裡，兩個司機正在往蒸汽機的爐膛里添煤。
“師傅，向你們打聽個事。”我朝車上的司機大聲喊叫。
“什麼事？”其中一個問。
我掏出兩支香煙，“師傅，下來抽支煙，休息一下再干吧。”
他們高興地走下火車頭，接過香煙，點着了煙捲。
“師傅，這車開往哪裡啊？是哪班車次？”我問道。
“啊，這是1250次列車，開往重慶興隆場。”
“幾點發車？”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要聽車站調度廣播。”
“謝謝了！”
我和“小黑皮”回到“大塊頭”和阿華那裡。
“有辦法了。我們就搭這趟貨車，開往重慶的。”
他們兩個臉上露出了笑容。
過了不久，車站廣播喇叭響了，在寂靜的夜空中聲音很大，把我們嚇了一跳。
“開往重慶興隆場的1250次列車注意了，發車時間23點05分。發車時間23點05分。”廣播重複了一次。
我們沿着貨車邊上的鐵軌走着，一路觀察貨車車廂裝載的貨物。大部分的車廂都是封閉型的，外面上了鎖。當我們走到一節裝載石塊的敞篷車皮時，“小黑皮”說：“就上這輛車。可以一路坐到重慶。”
我們攀着車皮邊上的搭攀，輕鬆地上了車，在車皮裝載的白石塊上坐了下來。不一會兒，列車就啟動了。隨着火車加速，涼風颼颼地吹過來。我們拉緊了外衣，隨着火車的顛簸，半睡半醒地蜷縮着靠在車皮壁上。一路上，雖然說不上舒適，但也不至於受罪。只有經過隧道時，火車頭那邊飛揚的爐灰和煤屑，一個勁地朝我們的脖子裡面鑽。
天蒙蒙亮時，火車開進了重慶興隆場貨車編組站。
“快看，‘小黑皮’一臉煤屑，都成包公了。”“大塊頭”指着“小黑皮”說道。
“你還不是一樣。”“小黑皮”說道。
我們一看，個個臉上都蒙上了一層煤屑。下車後，我們找了個廁所，拿出毛巾，好好地洗了洗臉和脖子。
我們走出車站，到街上買了早點。吃過早飯後，便搭乘公共汽車到朝天門碼頭，買了去上海的五等艙船票。
15
1971年4月10日。
轉眼間，到貴州插隊有兩年了。我們在外表上，跟老鄉的區別越來越小。大家穿着褪了色的、打滿補丁、渾身大糞味的勞動服，頭上戴着破爛的草帽，腳上都是螞蟥吸血後留下的瘢痕，全身的皮膚曬得黝黑，挑起擔子來，疾走如飛。我們也學會了推“雞公車”（獨輪車），把煤和石灰運到磚瓦窯去燒磚瓦。
只是開春時節，青黃不接，照樣沒菜吃。為了生存，知青中有人開始出動去偷老鄉家的蔬菜和在野外放養的家禽。後來在知青中流傳開來，幾乎人人都學會了這一招。只是知青聰明，都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要偷菜逮雞，都是去別的地方。偷了菜，往背簍里一扔，蓋上衣服就完事。路邊遇到放養的雞，用衣服包住，脖子一扭，回家就是一頓美食。不過，為了不引起房東的懷疑，雞毛都是趁着夜色，在遠處地里悄悄埋了。要生存，哪管什麼仁義道德。
俗話說，“紙包不住火”。有一次，在鄰近的生產隊偷雞時，被那裡的老鄉看見並且把我們認出來了。他們到大隊部去告狀，要求大隊幹部出面管管。
四月底的一天，“歪把子排長”帶着十幾個民兵到我們知青點來，要把我們押送到大隊部去問話。“歪把子排長”走在前頭，背着那杆沒有子彈的“漢陽造”，後面的民兵，拿着幾根粗麻繩，一付要把我們五花大綁的樣子。
“知青娃兒給我出來！”“歪把子排長”扯着嗓子，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好像幾條蚯蚓。
“出來，出來！”那幫腰上扎着草繩、手持繩索的民兵齊聲吼叫着。
“咋回事？”我推開房門，跨過高高的門檻走了出去。他們幾個也跟着走到了庭院裡。
“有群眾反映，你們知青娃兒偷了他們的菜和雞。”“歪把子排長”惡狠狠地說道。
“哪個說的？空口無憑，叫他拿出證據來。”我也不示弱。
“對，空口無憑。”他們幾個幫襯着。
“老子不管你們狗日的證據不證據。請你們跟我們到大隊部走一趟。” “歪把子排長”翹起右手拇指，往後一指。幾個民兵張開繩索，圍了上來。
“狗日的歪把子排長，你嘴巴放乾淨點。老子不吃你這一套。”“小黑皮”用貴州話大聲說。
周圍漸漸圍了一群來看熱鬧的老鄉。“歪把子排長”狗仗人勢，更要耍威風了。須知，在方圓十里，哪個不知道“歪把子排長”捆人的厲害。那些“四類分子”看到“歪把子排長”就像老鼠見了貓。自從復員回鄉務農，當了民兵排長，哪個老鄉對“歪把子排長”不是點頭哈腰的。
“報上你的狗雞巴姓名和出身來。老子沒見過哪個敢和老子頂嘴的。”“歪把子排長”對着“小黑皮”大聲吼道。
“你不要雞巴雞巴，老子老子的。我才是你家老子。我日你家先人！你去打聽打聽，我‘小黑皮’怕過哪個？你以為你拿根燒火棍，老子就怕你了？來，過來看看老子腦殼上的刀疤。”“小黑皮”低下頭來，讓“歪把子排長”看他腦瓜上的刀痕。
“你嚇倒我？老子當兵從來沒怕死過。說，你到底是什麼出身？”“歪把子排長”把槍從肩膀上拿下來，槍管對着“小黑皮”。
“老子三代工人階級出身，都在上海滬東造船廠當工人。咋的？”“小黑皮”握着槍管，一把推開。“毛主席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你狗雞巴日的，就要接受我的領導，懂不懂？”“小黑皮”也橫了起來，脖子上的青筋冒了出來。
“你這個小廝兒，居然敢跟老子頂嘴！老子今天給你點顏色看看。來，把他給我捆上。”“歪把子排長”揮了揮手，幾個拿繩索的民兵就要往前捆“小黑皮”。“歪把子排長”舉起“漢陽造”，準備拿槍托打“小黑皮”。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小黑皮”一個箭步竄到我們屋子的牆邊，抄起一根扁擔，“啪”的一下，把“歪把子排長”的步槍打落在地。
“咋樣？要動手是不是？”“小黑皮”睜圓了雙眼，腦門上暴起青筋，大聲吼叫着。
“動手又咋樣？老子沒得怕的。”“歪把子排長”把袖子一卷，作出要打架的樣子。
“那就過來試試。”“小黑皮”也捲起了袖子。
兩人在庭院中繞起圈子來。突然，“歪把子排長”把手一伸，想逮住“小黑皮”的手。只見“小黑皮”順勢一把抓住“歪把子排長”的手，往後一拖，猛地一轉身，微微下蹲，把“歪把子排長”背到背上，再直起身來，緊緊抓住“歪把子排長”的手，用力往下一摔，讓“歪把子排長”臉朝下，來了一個“狗吃屎”。周圍的觀眾全都哈哈大笑起來。平時“歪把子排長”在這一帶作威作福，隨意捆人，吊打老百姓，這下給治了個底朝天。“小黑皮”替天行道，為老鄉們出了一口惡氣。
其實老鄉有所不知，“小黑皮”剛才使的那一招叫“大背包”，是上海灘上小流氓們專門練的摔跤姿勢。看來，“小黑皮”說自己是“控江新村一隻鼎”，不是說着玩的。平時在隊裡幹活休息時，老鄉們都喜歡跟知青玩摔跤。雖然他們挑擔子的力氣大，但是要玩摔跤，沒有一個摔得過知青的。也許是知青小時候營養好，力氣要比老鄉大許多。後來，老鄉就很少跟知青比力氣了。只是這個“歪把子排長”自家生產隊沒有上海知青，不知道知青的厲害，這回才栽倒在“小黑皮”的手下，出盡了洋相。
那幾個民兵，一開始還裝模作樣地撲上來。我們四人一人操一根扁擔，朝他們打去，他們見勢不對，拔腿就跑，引來了更大一陣的笑聲。
從此以後，附近一帶再也沒有發生農民欺負知青的事兒了。“小黑皮”也一下成了知青中的英雄。
轉眼間，到了夏收季節。全生產隊忙着收割早稻，播種晚稻。
有一天，生產隊來了一輛吉普車，車上下來了幾個解放軍。他們走向村頭李傳喜老人家。不一會兒，他家傳出了一片哭聲。原來李傳喜老人的兒子，就是那個把我介紹到獨立師步兵第2團當宣傳幹事的解放軍軍官，在老撾參加了志願軍高炮部隊，在一次美軍飛機的空襲中，不幸犧牲了。解放軍走後，縣裡武裝部、民政部和婦聯來的幹部，帶着撫恤金和慰問品，前來安慰剛失去丈夫和兒子的烈士家屬。婦女隊長和生產隊的年輕婦女，也紛紛到他家安慰。聽到這個噩耗，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多好的一個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再也回不到他親人身邊，再也見不到他的故鄉了。他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在我眼前浮起，久久難以忘懷。
在貴州插隊時間長了，知青之間的串門多了起來。漸漸地，有人在精神生活極端貧乏的生活環境中，開始談情說愛，接觸異性，尋找發泄苦悶情緒的突破口。在這股風氣影響下，我們生產隊的阿華，也在鄰近的花園三隊，找了一個叫盛明敏的上海女知青。每天吃過晚飯後，他就會去花園三隊找盛明敏，兩人手挽手，沿着公路，來來回回漫步，猶如上海小青年在幽靜林蔭道上“盪馬路”。每次回知青點，阿華臉上都洋溢着興奮的紅光，嘴上不說，心裡喜滋滋的。
“阿華，今天打過kiss了沒有？哈哈哈哈。”“大塊頭”朝我擠了擠眼睛，挑逗地問道。
“沒有，哪有這麼快。”阿華不好意思地說。
“快了，快了。哪天請我們吃喜糖啊?”“大塊頭”繼續“吃”阿華的“豆腐”。
過後，“大塊頭”羅匡年長長嘆了一口氣。畢竟，他是68屆高中生，年紀比67屆初中生的宋時華和68屆初中生的“小黑皮”楊國平大了幾歲，然而在找女朋友這件事上，卻落在了後面。有時心中煩惱了，他嘴裡就會冒出一句“娘希匹”，發泄一下苦悶的情緒。
在我們生產隊，我年齡最大，卻對男女知青談戀愛一事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一方面，跟琪琪分手的傷痕至今尚未熨平；另一方面，在現時環境下，連生存都成問題，哪有條件談戀愛？萬一真的談戀愛結婚，那就得一輩子留在農村，再也別想離開這個鬼地方了。
可是，理智的思索是一回事，激情的衝動又是一回事。
六月的一天，生產隊長派我在糧倉外牆上用石灰水寫大標語“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50周年！”。那天是個艷陽天，萬里無雲，在烈日暴曬下，我全身不斷地淌汗。脫光了上衣，人是涼快了，但曬得受不了；穿上勞動用的百衲衣，一會兒就濕透了。脫下放在打穀場上，不一會兒衣服上的汗水就結成了白花花的一大片鹽漬。本來以為刷大標語是件輕鬆的事，不料進展比想象中要慢許多。
吃過午飯，我到糧倉外牆繼續刷標語。一邊刷，一邊想起了上海學英語時讀過的馬克·吐溫的《湯姆·索耶歷險記》裡面的一段情節。文章中的小男孩湯姆，厭倦了在籬笆外面刷石灰的單調勞動，用激將法和小玩具，讓一群小夥伴替他完成刷石灰的工作，他自己則坐在樹蔭下，一邊啃着其他小孩上貢給他的蘋果，一邊思考着人生的哲理：同樣一件事，“工作”就是一個人被迫要干的活兒，而“玩耍”就是一個人沒有義務非干不可的閒事。就象刷標語，如果是刷着好玩，那就是“玩耍”；如果為了生計，那就是“工作”。馬克·吐溫真有才啊！
休息時，我走到糧倉前面的遮蔭棚下，坐在一道矮矮的土牆上。四周透風，又曬不到太陽，頓時覺得涼爽了起來。我一邊抽煙，一邊繼續回味《湯姆·索耶歷險記》裡的那段精彩片段。
這時，一個少女背着背篼從山坡上走下來。她叫李淑萍，是山坡下一家農戶的獨生女，14歲，正在念初中。這幾天放農忙假，在隊裡幹活掙工分。她一頭猶如青絲的黑髮，十分光亮奪目。腦門上梳得整整齊齊的劉海下面，是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單眼皮，看人時格外專注有神。筆挺的鼻子下面，是豐滿鮮紅的嘴唇，就像在珍珠般潔白整齊的牙齒上，鑲上了兩顆剛剛採摘的櫻桃。她的臉色黑里透紅，充滿了剛剛發育少女的艷麗和光澤。在農村少女中，很少見到她那樣亭亭玉立的身材。她那微微隆起的胸部，走起路來時輕輕顫動，充滿了青春的誘惑力。她身上穿着一身洗得微白的藍布衣裳，腳上是自己做的繡花鞋。走起路來輕輕飄飄，像是一隻活潑的小鹿。
“李淑萍。”我叫了她一聲。
“哪樣？”她甩了甩兩根長辮子，朝着遮蔭棚走來，臉上泛起了美麗的紅暈。
“怎麼沒去上學啊？”我問道。
“學校放農忙假。”她雙手搓揉着辮子，走到我跟前來。
“外邊熱。坐到這兒來涼快。”我說。
李淑萍把背簍靠着矮土牆放下，在我旁邊坐下，雙手撐在矮土牆上，雙腳懸在半空中，來回晃蕩。
“淑萍，有人來提親了沒？”
“老前輩，淑萍不是你叫的。要遭哦。人家還小，什麼提親不提親的。”李淑萍的臉漲得通紅，雙眼閃爍出透亮的目光。
我被她淳樸鮮活的美貌打動了。一瞬間，我忘記了周遭環境的存在。
我起身站到她面前，李淑萍也站起來，修長的眼睫毛忽閃忽閃的，充滿熱情眼神的雙目凝視着我，她那鮮紅的嘴唇微微顫動着，一對小小的乳房在藍布上衣下輕輕起伏着。我渾身一陣繃緊，下面的JJ一下子不聽話地撐直了起來。我多想把手伸到她纖細的腰部，把她緊緊地摟在自己的懷裡，捧着她一頭的青絲，用我熱情的雙唇，不停地親吻她那櫻桃般的嘴唇。我要緊緊摟住她，把她整個身軀抱緊，和她貼在一起，永遠，永遠。此刻，李淑萍站在我面前，一動不動，有一陣子她閉上了眼睛，仿佛在等待我的親吻......
我猛地一下往後退了幾步，仿佛從夢中清醒過來。我一屁股坐在矮土牆上，情不自禁地輕輕喘着氣，眼前一片空白。不，我不能失控。那樣的後果太可怕了。
“李天瑋，你太壞了。”李淑萍把辮子一甩，從矮土牆邊拿起背簍背在身上，一縷煙地奔走了，邊走邊用袖子擦着眼淚。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身子靠着土牆，慢慢釐清混亂的思緒。我想，剛才發生的這一幕，既說不上是感性的愛情，更說不上是理性的愛情。那，到底算什麼呢？大概只能說是情慾吧。
16
八月初，知青中起了一陣騷動，原來是貴州省決定從具備高中學歷的知青中，抽調一部分人到貴陽、遵義等地擔任中學老師，填補在 “清理階級隊伍”與“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勒令回農村的一部分老教師的空缺。這使得原來對前途感到渺茫的知青，看到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經過報名與甄選，我們生產隊的“大塊頭”羅匡年被選中到遵義四中教書。我雖然也報了名，卻沒有任何運氣，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又一次擋住了我的出路。
我們買了酒和肉，由“大塊頭”掌勺，做了幾個好菜，為他送行。“大塊頭”喝得紅光滿面，為自己能夠脫離苦海表示由衷的高興。我們也衷心祝賀他能得到這次機會，從此衣食無憂。
“謝謝大家！”“大塊頭”說道，“曙光就在前面，希望各位也能早日離開這個鬼地方。”“大塊頭”舉起粗瓷碗一飲而盡。
當晚我喝醉了，在屋外吐了一地，一股說不出的滋味。
之後，先是“小黑皮”家庭成分過硬，被抽調到國防工廠061當工人。後來“阿華”被抽調到貴陽礦山機械廠當工人。到了年底，我們知青點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那年春節，我一個人孤伶伶地留在李家灣過年，那種孤獨感難以言辭形容，唯有小提琴能表達我的悲憤。整個春節，我唯一的陪伴就是白酒。我對黯淡的前途充滿了失望，甚至是絕望。
春節過後，縣知青辦派人來找我，問我是否願意合併到其他知青點，可以互相照應。我想了想，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知青辦就建議我去前面的花園二隊，離縣城和火車站稍微近一點，我當場就答應了。
離開生產隊的那天，生產隊鄭隊長派了幾個老鄉，用雞公車幫我把行李運到新的知青點。在村口，我停了下來，回頭望望那個生活了將近三年的村莊，無限感慨。我們在那種極為艱苦的環境中，能夠生存下來，真要感激上蒼的憐憫和老鄉的善良。可是，那真的不是我們的自由選擇，我們是時代的棄兒，是被發配到這個“夜郎國”來的，就象古代的囚犯一樣，儘管我們是無辜的，是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我站在公路邊上，遠望我們知青點門前庭院那兒聚集的老鄉，心中默念着徐志摩的《再別康橋》：
輕輕的我走了， 走了半個多小時，來到了花園大隊第二生產隊。這個生產隊平壩多，坡地少，所以要更加富裕些。隊裡的老鄉，多半住在山下，一家挨一家，像一個江南的村落。
到了村口，隊長已經在那裡等我們了。隊長姓王，個子不高，膚色黝黑，雙目有神。他頭上包着一條白色的頭巾，腳底是一雙草鞋，上衣披在肩上，正蹲在地上抽葉子煙。看到我們來了，他把煙鍋里的煙灰抖掉，用手滅了煙葉，站起身來，伸出雙手。
“歡迎，歡迎。歡迎來我們隊的知青點。我叫王成貴，是花園二隊的生產隊長。”
“我叫李天瑋，是李家灣的上海知青。”
“我領你們去知青點。”隊長熱情地說。
我們跟着隊長來到了一個小院子。一共五間房。
“那間是你們房東孫天德的屋子。孫天德～”隊長朝着最左邊的兩間瓦房大聲喊道。
從屋裡走出一位老農，個子蠻高的，穿着一件打着補丁的藍色長袍，頭上也包着白色的頭巾。
“哦，來啦。歡迎。”他伸出手來和我握手。隨後他指着中間那間屋子，說，“那是兩個女知青的屋子。你的在隔壁。外頭那間小屋子是廚房。”
他打開房門，跨過高高的門檻，領我走進屋子裡。這間屋子比我們原來的小，但對一個人來說足夠大了。屋裡擺了兩張床，一張方桌，兩條板凳，還有幾件舊的農具，估計是原來住在這兒的知青留下的。李家灣的老鄉們把我的行李放下後就準備回去了。臨走，我給他們一人遞上一支香煙，他們點燃後，就高高興興地回生產隊了。
我打開行李袋，拿出一塊肥皂，送給了房東，他也眉開眼笑地離開了。
我正在整理行李，門口響起了一個女孩的銀鈴般的聲音：
“我們可以進來看看嗎？”
說話的是一個皮膚白裡透紅的女孩，圓圓的臉，中等個子，一雙滾圓的雙眼皮大眼睛水汪汪的，在微翹的睫毛底下一閃一閃，像在說話似的。鼻子說不上筆挺，但也滿好看的，寬寬的嘴唇豐滿有力。她剪着一頭短髮，身體長得結實，一對乳房高高聳起，顯得格外健康。她穿着洗得很乾淨的一身舊衣服，褲腿卷到膝蓋，露出一雙曬得黝黑的小腿，像是西方靜物畫中曲線優美的一對高頸花瓶。她的腳上穿着一雙洗得略微發白的解放鞋。
“我叫沈亞蓉。是桐梓縣中68屆初中知青。這是我的同學施明仙。”
她指了指身邊那位羞答答的女孩。那女孩個子矮小，身材滾圓，像是一個圓木桶。她梳着兩根長辮子，顯得更加矮小了，不過她的五官並不難看，膚色偏黃。她穿着一件紅色燈芯絨的上衣，底下是一條咖啡色的長褲，腳上也是一雙解放鞋。
“哦，歡迎，歡迎。請進！”我抬起頭來，朝他們微微一笑。“我叫李天瑋，66屆高中知青，上海人。從李家灣生產隊來。知青辦說是要合併知青點，方便互相照顧。”
“對呀，今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沈亞蓉覺得這話好像說得不對，臉色一下漲得緋紅。
“快請坐。”我端開板凳，請她倆進屋坐。
兩人坐下後，沈亞蓉開始仔細打量起我的房間。她一眼瞅到我的小提琴，眼睛一亮，大聲說：
“你會拉小提琴？太好了，以後教教我好嗎？我以前是桐梓縣中文藝宣傳隊的，喜歡唱歌跳舞。要是再能學一樣樂器，不就更加多才多藝了嗎？”她眉飛色舞地說。
“今晚我來燒幾個好菜，算是給你接風。不過以後你也要參加值日。不可以偷懶哦。”她露出一對酒窩，笑着說。
跟她沉默寡言的同學施明仙相比，沈亞蓉可謂是快人快語。這樣的性格我喜歡。
搬到花園二隊的第一個趕場日，風和日麗。生產隊的老鄉們挑着自留地里種的黃芽白、捲心菜和蘿蔔，進城趕集去了。施明仙也一大早背着個挎包，到桐梓縣城去看父母了。
我把《開塞小提琴練習曲36首》掛在門板釘子上的兩個木頭夾子下，拿出小提琴，開始練習第33首練習曲。整首樂曲儘管有大量的連頓弓，曲尾有好幾個雙音與和弦，但是整首曲子旋律流暢優美，很適合發揮我那把斯特拉迪瓦里仿製琴的特色。
我才拉了前面幾個樂段，耳邊就響起了沈亞蓉的銀鈴般的聲音：
“喲，一大早就起來練琴啦。拉得真好聽。”
“剛剛開始呢。你喜歡聽，就到屋裡搬條板凳出來坐下聽。”
“我還是站着聽吧。”她輕輕一晃烏黑的短髮。“你繼續練。我不妨礙你。”
我一口氣練了半個小時，拿着小提琴朝屋裡走去。
“休息一下。進屋吧。”
我把琴放進琴盒關好，掏出一支香煙，點燃後抽了一口。
“那天你答應教我拉小提琴。說話要算數哦。” 沈亞蓉認真地說。
“好吧。”我說。
“喲，聽起來好像不大情願嘛。說得乾脆點。”
“好。”我大聲說。
“先生受小女子一拜。”她站起身來，頭一低，雙手作了個揖。
“哈哈哈，免禮，免禮！”我被她逗樂了。
“老師，你練的樂譜麻麻扎扎的，像豆芽菜一樣。那是什麼樂譜呀？”
“那叫五線譜。你平時看到的樂譜叫簡譜。那容易認，但到了高音區，認譜就很困難。所以要學好小提琴，先要從認識五線譜開始，還要學習一些基本的樂理知識。”
“那你先就教我認五線譜吧。”
我拿出一張信紙來，在上面畫了幾道平行的五線，開始教她五線譜的基本知識。隨後，我把小提琴遞給她，教她如何持琴和持弓。她雖然平時嘻嘻哈哈的，學起小提琴來倒蠻認真的。
不知不覺地，很快就到了中午。
“今天本來該你值日，但是你收下了我這個學生，我要報答一下。今天我來露兩手，給你做好吃的。”沈亞蓉說道。“我去做飯。飯好了，我叫你。”
不一會兒，午飯做好了。一個菜是蒜苗炒回鍋肉，另一個菜是辣椒炒黃芽白。還有一個豌豆尖湯。都是我愛吃的。我拿出裝白酒的軍用水壺，倒了一碗苞谷酒。
“好吃嗎？”沈亞蓉問道。
“嗯，真好吃。”
她開心地咯咯笑了起來。兩個酒窩深深地陷進了臉頰。
“你們本地知青招工進城的也有好幾個了。你和施明仙大概也快了吧。”我試探着問道。
“暫時一、兩年大概沒什麼指望。”她嘆了口氣。
“為什麼？”我問道。
“我家爸爸解放前參加過國民黨，是集體加入的那種。雖然問題不算嚴重，但畢竟是個歷史污點，一時輪不到我們囉。施明仙的爸爸是工商地主，更加沒有指望了。”
“我比你倒霉。”我啜了一口酒。“我爸爸是右派，文革開始時自殺了。所以我們隊裡的上海知青都走了，也輪不到我。我算是倒了霉了。”
“不要這麼想嘛。”她勸我。“你沒聽說過‘船到橋頭自會直，柳暗花明又一村’嗎？想開點吧。”
“現在的社會講究成分。出身不好的，哪有什麼機會？”我嘆了口氣。
“不過，現在社會上有人開始拉關係，開後門。你沒聽說，那些高乾子女，一個個全都開後門去當兵了嗎？人家哪像我們，只要家裡沒多大問題，到農村鍍鍍金，就一個個全遠走高飛了。”她眼睛瞪得大大的，開始生氣起來。
“是啊。特權階級永遠有特權。我們平民百姓家出來的，只有給人踩在腳底下。”我端起粗瓷碗，又啜了一口酒。“那些當官的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他們對老百姓說是為人民服務，其實個個為自己和家人撈好處。愚昧的老百姓，還真的把他們當作救世主了。豈不知，他們推翻國民黨，改朝換代，就是為了打倒舊的統治階級，自己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魚肉百姓。”
“李天瑋，你喝多了。”沈亞蓉勸我。“你這是右派言論喔。可能你爸當年也是這樣發牢騷，當上右派的。”
“怕啥？老子是知青，是社會最下層的老百姓。他們要抓就來抓唄。進了監牢還有牢飯吃，哪像我們，餓死了也沒人管。”我氣乎乎地嚷道。
沈亞蓉嘆了口氣，伸出手，輕輕撫摸着我的背。
“不要急。讓我想想辦法。對了，我爸在工商局工作，雖然有歷史問題，吃不開，但是他熟人多。人家當官的開後門，咱們也找熟人開後門。早晚會找到出路的。”
我端起粗瓷碗，一口氣把碗裡的苞谷酒全喝了。接着斟滿，又一口氣把酒幹了。不一會兒，我感到了頭暈，在沈亞蓉的攙扶下，上床倒頭就睡。
17
1972年4月10日。
轉眼間，到貴州桐梓插隊，已經有整整三年了。
五月初，一連下了幾天大雨。有天早晨起來，我準備到知青點下面的溝渠里去挑水。打開房門一看，門前的官渡河水都把底下的溝渠淹沒了，快漲到坡前的石板台階上了。土黃色的波濤洶湧翻滾，像一條粗壯的黃龍，從門前疾駛而過，伴隨着的是震耳欲聾的喧囂聲。往日的公路和田裡的莊稼，全被無情的洪水吞沒了。
“那是四川過來的洪水。幾十年沒見過了。”房東老大爺站在家門口，抽着葉子煙，扯着嗓門跟我說。“原先聽老人說，官渡河的盡頭在燎原鎮的蟠龍洞洞口，那裡直通東海。今朝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發了這麼大的水。莫非是東海龍王爺生氣，不讓過了？你看，底下壩子上全淹了水，剛插下的秧苗全泡湯了。看來隊裡要準備好香火，好好祭天了。”
中午，隊長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到我們這裡宣布，全隊下午兩點到打穀場集合，燒香擺酒祭天。
等我們到達打穀場時，雨停了，全村老老少少差不多全聚集在那兒了。壩子上已經擺好了供桌，供桌中間放着一隻不知從哪兒弄來的臘豬頭，旁邊是一隻白斬雞和一盤臘肉，還有幾盤水果和糕點。四隻盛滿苞谷酒的粗瓷碗成弧形放在香爐的前面，青銅色的香爐里燃着粗大的香柱，裊裊的煙霧繚繞升騰，營造着一種神秘的氣氛。
“現在我宣布，花園二隊祭祀儀式正式開始。”生產隊隊長王成貴大聲宣布。“請法師。”
打穀場上一片寂靜，連奔跑着的小孩也停了下來，餵奶的婦女把奶頭使勁塞到嬰兒嘴裡，大家全在期待着法師的出現。
不一會兒，法師在隊長的帶引下，走向打穀場中央。法師約莫五十來歲，留着山羊鬍子，雙目炯炯有神。他頭上戴着一頂八卦帽，身着淡灰色的法衣，腳上纏着綁腿，腳下是一雙黑色布鞋。眾人紛紛迴避，讓出道來。只見法師手持拂塵，踱着方步，口中念念有詞，走向供桌。他先向供桌作揖祭拜，然後轉身對着官渡河念了一段祭祀經文，揚起拂塵揮了三下，踩着碎步繞了三圈，頭一仰，竟從口中噴出一團火來。老鄉們全驚訝地喊出聲來。接着，法師對着官渡河行了稽首禮，點燃了一張用硃砂寫在黃紙上的符咒，大聲嚷道：
“全村男女老少跟我念：
‘天靈靈，地靈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老鄉們雖然聽不懂法師在念什麼，但都虔誠地嘟嘟噥噥模仿着他念的經文。好在經文不長，法師最後大聲領誦：
“保佑全村百姓免受洪澇之災！”
這句話大家都聽明白了，於是齊聲大喊：
“保佑全村百姓免受洪澇之災！”
儀式結束後，老人、婦女、兒童都各自回家了。青壯年們則一窩蜂地朝着河邊跑去。原來，洪水從上游不但攜帶着枯枝樹葉迅疾奔馳而過，而且還把官渡河上游一個林場的圓木夾帶了過來。老鄉們紛紛拿着鋤頭、扁擔，伸向水面，想把圓木勾過來，帶回家。
“逮到一根。”一個年輕的老鄉高興地大喊。
過不久，另一個老鄉也興奮地喊起來：
“我也得一根。”
前前後後，老鄉們勾到了十來根圓木。他們正要扛着圓木回家，突然有人大聲嚷道：
“看，那邊過來的白的是啥子？”
“是大白豬。”
“把它們逮到。”
老鄉們一起又沖向河邊。在奔騰喧囂的河水中，果然有幾頭白豬在洪水中上下漂浮掙扎。有人用繩索套過去，居然套着了一頭大肥豬。
“太好了。今晚大家都可以打牙祭囉！”一個小伙子高興地喊道。
幾個年輕人使勁把大肥豬拖上來，死死按住，用繩索把它捆起來。大肥豬聲嘶力竭地嚎叫起來，整個山坳里都迴響着它的悽厲的嘶喊。有人從家裡拿來了一把砍柴刀和裝豬血的木盆。一刀下去，血從脖子那裡噴濺了出來。畢竟不是專業的屠夫，那豬死命一掙扎，居然帶着砍柴刀滿院子蹦跳着跑了起來。幾個小伙子撲上去，把它死死按住，抽出砍柴刀，連連砍了幾刀，大白豬這才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身上沾滿豬血的年輕人，趕快把豬血放到木桶里，然後燒了一大鍋水，沒有給豬吹氣，就把它扔進大鍋里燙毛了。開膛破肚後，眾人七手八腳地把豬肉分割了。我們知青也分到了五斤左右的一塊腿肉。
“今晚吃回鍋肉。”沈亞蓉決定。
“好。”
我們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沾葷了，現在有了天賜的豬肉，哪有不吃之理？沈亞蓉把豬肉切好塊，放進大鍋里煮。不一會兒，那香噴噴的豬肉味道就從廚房裡飄了出來。
我躡手躡腳地走進廚房，也顧不得燙，用漏勺從鍋里撈出了一塊又白又肥的豬肉，一邊使勁吹氣，一邊塞進嘴裡就吃了起來。
“吃不得。”沈亞蓉大聲嚷道。“還沒有熟透呢！”
“香味都出來了，有啥吃不得的？”我滿不在乎地一邊吃肉一邊說。
“要遭，要遭。”沈亞蓉生氣了。
晚飯是回鍋肉、辣椒炒捲心菜，還有一個是骨頭湯，在我屋裡的方桌上吃。我真吃得來勁，突然肚子一陣痙攣。
“不好，遭了。”我捂着肚子，向着茅房飛奔而去。
剛脫下褲子，一陣稀屎狂瀉而下。接着我止不住地嘔吐了起來，酸臭味瀰漫在豬圈大糞的糟辣椒的酸臭味中，變本加厲地向我襲來。剛回到屋裡，肚子裡一聲咕嚕，我知道大事不好，趕緊奔向豬圈。在那裡，又是一陣狂吐亂瀉，伴隨着一陣陣的噁心。走出豬圈，我不禁打了幾個冷顫。
短短一陣子，我已經連着去豬圈五、六回了。這飯是再也沒有胃口吃下去了。我從熱水瓶里倒了一點開水，從箱子裡的藥品堆里找到幾片氯黴素藥片和藥用炭片，趕緊吞下去。一瞬間，我渾身的力氣似乎完全從身上溜走了。我有氣無力地坐在床上，肚子一陣一陣地疼，渾身不舒服，額頭上淨冒冷汗。過了一會兒，我衣服都顧不得脫，拉過被子就在床上躺下了。
兩個女孩似乎給嚇着了，過了一陣子才反應過來。施明仙悄悄地把碗筷收好，拿到廚房去洗了。沈亞蓉走到我跟前，在我床邊坐下。
“你看，你就是不聽我的話。我跟你說，肉還沒有完全熟，吃不得，你偏不信。這下遭了吧。”她生氣地說。“現在好點了沒有？”
“好點了。只是渾身無力。”我有氣無力地說。
“我再給你倒點開水來。”她又去端了碗開水。“你這個樣子不行，要好好臥床休息。來，我幫你把衣服脫了。”
我實在沒有力氣了，只好聽任她擺布，脫了衣服，蓋上被子。那冰涼的被子一蓋到身上，我不禁打了個冷顫，隨後開始發抖。沈亞蓉用手摸了摸我的前額：
“不好，有熱度。我去給你拿點藥來。”
一會兒，她從自己屋裡拿來了退燒藥、止痛片和幾片黃連素，扶我起來，餵我吃藥。施明仙的影子從門口一閃而過。
“施明仙，你先睡吧。我來照顧李天瑋。”
“要得。”施明仙回屋休息去了。
“好可憐哦，李天瑋。一個人出門在外，身體要自己當心。不能亂來。你家人知道了，急都要急死了。”
我昏昏沉沉地不知何時睡着了。
醒來時，只見沈亞蓉頭枕着手臂，在桌子旁打瞌睡。
可能是該拉的都拉完了，也可能是沈亞蓉給我服用的黃連素髮揮了藥效，我不再有腹瀉的感覺了。但是在被窩裡，我一陣冷一陣熱，渾身難受。全身的冷汗，一會兒浸濕了被子，一會兒又被我灼熱的體溫焐幹了。我不禁又連連打起冷顫來。一會兒，我迷迷糊糊地哼了幾聲“冷，冷。”，就又睡着了。
半夜，我睜開眼睛時，屋裡一片漆黑，顯然沈亞蓉把燈吹滅了。迷迷糊糊之中，我被身上壓着的重物弄醒了。我伸手摸去，是人的溫軟的肉體。不知什麼時候，我的衣服全脫光了，身上是一個女人裸露的軀體。我以為是在做夢。但我感到了女人的一對豐滿的乳房在我身上摩擦，我甚至感到了女人豐腴的大腿在我兩腿上面的壓力。我借着室內昏暗的光線，抬頭一看，是沈亞蓉。她全身赤裸，伏在我的身上，正在用身體為我按摩。她那灼熱的親吻，那富於彈性的乳頭，那柔軟而豐腴的大腿，那屁股上的細膩的皮膚，還有她下身在我下身上的輕輕摩擦，喚醒了我的動物本能，我的JJ一下子豎起來，一股動物的原始衝動，占據了我整個的身心。我把沈亞蓉的身子翻轉過來，一下子壓住了她那青春的身軀。
“我崇拜你，天瑋，我愛你。”沈亞蓉呻吟着說。
18
我和沈亞蓉一開始是偷偷摸摸地約會，發生關係。到了1972年冬天的農閒季節，就不再顧忌別人的風言風語，開始公開同居了。
在此之前的七、八月份，傳來了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消息。一時間，知青當中議論紛紛，大家都以為有了盼頭。誰知貴州遠離皇城，什麼政策到了這裡就會走樣。說好的“群眾推薦、領導批准” 的招生條件，完全成了走過場的表面形式，不少從“五七幹校”剛剛解放的老幹部，利用職權和關係，大走後門，紛紛占用招生指標，安排自己的子女上大學。省、地一級的幹部占用的名額有多餘，縣級機關的幹部又趕緊搶走。只有極個別的名額，才分給知青中的“典型人物”。沒有背景的普通百姓家庭的知青，只有唉聲嘆氣的份。
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搞不正之風，下面老百姓也有樣學樣。“走後門”成了社會風潮。小小的桐梓城關鎮，一些“吃得開”的單位的主管和具體負責的辦事人員，家家門庭若市。在縣城，流傳着“‘手榴彈’（好酒），‘二十響’（好煙），打遍桐梓無敵手”的民謠。拉關係，開後門，成了風靡一時的社會風氣。
春節過後，沈亞蓉從縣城回到生產隊，滿面春風，喜氣洋洋。
“怎麼這麼高興？”我問道。
“不告訴你。”她大笑起來，兩個酒窩簡直快飛出來了。
過了半晌，她才說：“我要離開這裡去城裡當售貨員了。”
細問之下，她才說，她父親托熟人找了知青辦和商業局的主管領導，弄到了一個商業系統的招工指標，後來又通過其他關係，把該辦的手續全辦完了。這次回來就離開農村，脫離苦海了。
她見我悶悶不樂，走過來摟着我的肩膀，說：
“別多心啊！我也在為你想辦法呢。幸虧我們沒有結婚，還有迴轉餘地。不然按照政策，已婚知青是不能上調返城的。前兩天，我把我倆的事告訴了家裡，我爸答應幫忙。只不過有些具體的交涉，還要你親自出面跑動。”
她告訴我說，目前縣文化館有個招工指標，我正好有文藝特長，有機會爭取到。只是縣文化局局長僅僅知道她爸，關係不怎麼硬，所以要靠“手榴彈”（好酒）和“二十響”（好煙）開路。
我說，“這怎麼可以？上門賄賂這樣的事，我做不了。”
她說，“你不做，別人也會去做。你以為那些當官的沒你，他們得去喝西北風了？再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現在你的出路有了一線曙光，你再不去爭取，難道甘心在農村一輩子？何況，你有了穩定工作，我們結婚就有指望了嘛。”她揪着我的臉頰使勁擰了擰。
我沉思了半晌，嘆了口氣，說，“那我就去試試。”
“這才對頭。”她摟着我的脖子親了一口。
我倆商定，我送她回城時，就辦理此事。她爸在縣工商局工作，熟人多，可以托人去弄茅台酒和高級香煙。我和沈亞蓉就去相關單位跑動，特別是文化局和知青辦。
第二天一早，沈亞蓉把簡單的行李整理好，跟我一起到隊長家和其他幾個要好的老鄉家告別。
隊長放下了平時的架子，真誠地說：
“說老實話，你們知青到我們農村來，我們心裡是不願意的。知青貢獻勞力不大，卻要分去我們農村有限的資源，一個知青一年要分去百把斤糧食，隊上還要額外負擔你們的安置工作，鄉親們背地裡都有意見。只是看到你們知青遠離父母，到農村來吃苦，我們也覺得很可憐。現在你們要離開生產隊，雖然有些捨不得，但我們不會拖你們的後腿。希望你們有個好前程。”
隊長提出要派人送沈亞蓉到縣城，她說，行李很簡單，不用了。
我用籮筐挑着她的行李，她自己也背一個背簍，兩人說說笑笑就進城了。
沈亞蓉的家在城關鎮的一條老街上，房子很舊，但地方不小。進了屋子，和她爸媽打了招呼。她爸大致上知道了我們的關係，閒聊了幾句，就外出找人幫忙去了。沈亞蓉的母親長得跟她很像，十分精幹。她笑眯眯地打量着我，使我覺得很狼狽，像是幹了什麼壞事似的。
“不要拘束嘛，李天瑋。就當作是回你上海老家好了。” 沈亞蓉說。
“不要客氣，小伙子。一回生，兩回熟。熟了以後就好辦了。”她母親說，“今天就在我家吃飯。過一會兒，我給你們整幾個好菜，你和她爸爸兩個大男人喝點酒，慶賀我家亞蓉回到爸媽身邊。”
“謝謝伯母。”我說。
快到中午時，沈亞蓉的爸爸回來了。他帶回兩瓶茅台酒、四條花溪牌香煙，還有一些緊俏的商品。
“我把知青辦主任和縣文化局局長家的地址都抄在這張紙上了。等天黑了，你們兩個就去登門拜訪。大白天去，怕影響不好。這位小伙子，記住了，送禮要懂得技巧。要把你的名字和生產隊的地址寫好，夾在禮物里。人家才記得怎麼來幫你。”
“謝謝伯父。”
“來，來，來，開飯囉！”伯母把精心烹調的菜餚端上飯桌，擺好碗筷和酒杯，四人一起慶賀沈亞蓉回到父母身邊，即將開始新的生活。
下午，沈亞蓉陪我在縣城逛了一圈。到了華燈初上時分，我們回到她家。匆匆吃過晚飯後，我倆就出門去辦事了。
我們決定先去縣文化局局長家，因為要局長點頭了，有了要人單位，才可以去知青辦要招工指標。而且上次沈亞蓉辦手續時，已經去過知青辦主任家，相對來說，那一關比較好過些。
縣文化局局長家在縣委大院裡。家家戶戶燈火通明，正在吃晚飯。
“劉局長在家嗎？”我敲了敲他家的大門。
“剛吃完飯呢。請進。”說話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婦女，一頭短髮，穿着一件列寧裝，看樣子是局長夫人。
“請坐。”從裡屋走出來的是一個頭髮有點花白的老頭，一件洗白的舊軍裝披在身上。
“謝謝！”我說。
我和沈亞蓉在他家的兩張單人小沙發上坐下。然後我把裝有一瓶茅台和一條花溪牌香煙的塑料袋放在兩張沙發中間的茶几上。
劉局長在一張長沙發上坐下後，擰亮了身旁的落地燈。屋子裡亮了點，也多了幾分溫暖的氣氛。
“劉局長，我爸爸是工商局的沈宏彬，我是她姑娘。”沈亞蓉說。
“哦，你爸爸是工商局的沈宏彬？我聽說過他。他過得還好嗎？”沈局長問道。
“好。這位是我一起插隊的上海知青李天瑋，也是我的男朋友。”沈亞蓉大方地介紹。
“好好。上海知青在這裡生活不容易啊。當年我們部隊打上海，那個地方真大。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去玩一趟。”
“歡迎以後到上海玩。劉局長，聽說你一路打到貴州，立了不少戰功啊。”我說。
劉局長高興地說，“啊，那都是以前的事囉。不談了，不談了。小伙子，你今天找我有什麼事啊？”
“劉局長，我聽說縣文化館有一個招工名額，想請你幫忙，讓我有機會去試一試。”
“好啊。你有哪些特長啊？文化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的呀。”
“我是66屆高中生，會拉小提琴，學過作曲和指揮，也會寫一些文藝宣傳方面的材料。”
“我看行。你可以去試試。你把名字和地址留下來。”局長說。
“我的名字和地址都已經寫好了。”我站起身來，從裝煙酒的塑料袋當中抽出預先準備好的紙條遞給劉局長。
“我們就不耽擱您休息了。”我拉着沈亞蓉就要朝門外走。
“哎，等等，小伙子。你忘了把東西帶走了。”劉局長站起來說。
“那是我表示感謝的一點心意。請您收下。”我漲紅了臉說道。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劉局長朝裝煙酒的塑料袋裡瞟了一眼，滿面紅光地說。“明天我就去跟文化館陳館長打個招呼。小伙子，回去就靜候佳音吧。”
走到外面，我緊繃着的心才放鬆了下來。回到沈亞蓉家，我們拿了禮品，又去走訪了幾個關鍵的人物，全都順利地打通了關節。看來，“糖衣炮彈”的威力還是不小的。
一星期之後，我接到了上調到縣文化館工作的調令。從此，從一個絕望的底層知青變成了一個衣食無憂的國家基層幹部。
19
“不久，我和沈亞蓉就結婚了，以後就有了女兒。我在縣文化館工作一直到退休。不幸的是，沈亞蓉在前年罹患乳腺癌過世了，如今只剩我們父女倆相依為命。”李天瑋嘆了口氣。
“那當年上海知青絕大部分都返回上海了，你怎麼沒有回呢？”我問道。
“當時知青返城政策規定，如果知青已經分配工作或結婚，就不能返城。雖然聽說雲南插隊知青和農場知青，有不少通過離婚或辭職回到了上海，有的甚至在那裡留下一筆孽債，拋棄了自己的親身骨肉。但是我能這麼做嗎？要不是沈亞蓉那次照顧我，我可能會因為急性腸胃炎而死在鄉下了。況且，我們有了那麼可愛的女兒，我能拋棄他們一個人回上海嗎？像我們這樣的苦命人，在哪兒不都是為了求生存？活在上海和活在貴州，有差別嗎？再差，也比當知青好。知青就是中國社會的賤民階層，和印度的賤民沒有什麼兩樣！二戰時期，德國占領區的猶太人都要佩戴飽受羞辱的猶太人臂章。我們中國知青的臂章，是戴在我們心裡的。它永遠伴隨我們，直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李天瑋越說越激動。
“沒錯。”我同情地說。“現在居然有人說什麼青春無悔！知青年代的荒唐歲月，在他們看來值得回憶，因為那段共和國的歷史，造就了他們。戳倷，講得好聽。既然青春無悔，那就把他們的子女送到鄉下去，再來一次上山下鄉運動好了。甚至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什麼屁話！中國的愚民，真是不可救藥。”
“好了，我們不發牢騷了。發牢騷也沒用。還是我來為你拉一段西班牙作曲家和小提琴家薩拉薩蒂作曲的《流浪者之歌》吧。”李天瑋說道。
“太好了。我的小提琴技巧還沒達到這個程度。正好可以向你學習學習。”
李天瑋走向方桌，打開琴蓋，取出他那把德國仿製的意大利名琴。他調了調音，等到四根弦都發出了和諧的雙音後，他拉了一段音階，作為熱身。隨後他稍稍沉思了一下，把琴弓舉起，開始演奏。
一開始，李天瑋用滿弓在小提琴的G弦上奏出了樂曲深沉的主題，隨即迅疾地通過一連串的琶音，在E弦的高把位上中止，然後又回到G弦，用滿弓奏出c小調的主音，強調出樂曲淒涼悲憤的主題。接着是一個充滿吉普賽旋律的樂句和兩個強勁有力的和弦，然後是一整段起伏跌宕的華彩和一個和音撥弦，作為第一部分的結束。
李天瑋的演奏深沉有力，如泣如訴，卻又不乏華麗的小提琴演奏技巧的展示，形象地表達出一個吉普賽流浪者對於人世間脆弱生命的感慨和對於浪跡天涯人生的無奈。我的眼前似乎出現了一個鬍子拉碴、衣衫襤褸的吉普賽流浪者的形象，他手握空酒瓶，趔趄行走在銀色月光籠罩下的寂靜的石板路上，哼着吉普賽小調，向世人敘述自己的悲涼人生，抗議社會的冷漠與不公。 李天瑋稍作停頓後，用緩慢的雙音、顫音以及揉弦，開始了第二樂段的演奏。在這段演奏過程中，李天瑋一開始緊閉雙眼，左耳緊貼小提琴腮托，全神貫注地融入在音樂悲愴的感情色彩中。在敘事曲風格的前半部分，樂曲描繪出一幅亞細亞古老荒漠的景色：在夕陽映照之下的古道盡頭，隨風傳來了牧人的笛聲和羊群的鈴鐺聲，吉普賽流浪者邁着艱難的步伐，走向遠處炊煙裊裊的村莊，隨着沙漠綠洲的出現，流浪者的心中燃起了一絲生存的希望。生命的召喚，喚醒了他那吉普賽人不屈不饒的求生意志。
李天瑋突然睜開雙眼，充滿激情地開始了第二部分下半段的演奏。他藉助琶音、滑音、變奏、反覆、自然泛音和人工泛音、跳弓、左手撥弦等演奏方式，用大幅度起伏的華彩樂句，表現出吉普賽流浪者蹣跚地走在大起大落的人生旅途時，對於命運變幻莫測的無奈感嘆，對於世道不公造成的不幸遭遇的憤怒吶喊，以及對於美好幸福生活的強烈訴求。
接着，李天瑋在小提琴琴馬上放置了一枚弱音器，開始了《流浪者之歌》第三部分的演奏。樂曲在這一部分採用了匈牙利吉普賽民間音樂的旋律，節奏進一步放慢。經過弱音器的音效處理，音樂變得空靈飄渺，憂悒的色調給這一部分的描繪抹上了傷感的色彩。
李天瑋用全弓、揉弦、滑音、顫音、琶音等演奏手段，細膩地掌控強弱和速度，栩栩如生地刻畫出吉普賽流浪者對於人生和身世的感懷與深思。傷心欲絕的往事，如灰暗陰沉的天空，無情地壓制着流浪者企圖擺脫厄運的求生意志。人生的路途是如此遙遠，荊棘叢生，人世間又充滿了多少的無奈與不公，難道吉普賽人命該如此，活在世上就像螻蟻般的卑微？李天瑋的眼眶中盈滿了淚水，此時此刻，他的琴聲和他的心靈已經化為一體。對李天瑋而言，吉普賽流浪者不幸的命運和人生，不就是他自己的寫照嗎？
李天瑋把弱音器放回之後，激情滿懷地開始了最後一段樂曲的演奏。只見他時而左手撥奏，時而右手撥奏；時而跳弓，時而滑奏；時而自然泛音，時而人工泛音，在極速快板的節奏之下，用高難度的小提琴演奏技巧，呈現出煥然一新的狂歡場景和熱情洋溢的愉悅氣氛。
這是一段活潑粗曠的吉普賽舞曲，風格跟前面的截然不同。音樂由緩慢的節奏突然轉為狂飆式的吉普賽舞蹈音樂。憂悒悲傷的情緒也一下子轉換成樂觀熱情的亢奮，仿佛有一群吉普賽人圍着一堆篝火，拉着小提琴和低音提琴，彈奏着匈牙利揚琴和手風琴，豪邁狂放地載歌載舞。這段充滿激情的音樂，不禁令人聯想到墨西哥電影《葉塞尼亞》開頭葉塞尼亞熱情奔放的吉普賽獨舞、法國電影《巴黎聖母院》中埃斯米拉達的放浪不羈的吉普賽手鈴舞，以及法國歌劇《卡門》中吉普賽女郎卡門表達堅強無畏個性的詠嘆調。吉普賽民族特有的樂觀向上的性格和不向命運和世俗屈服的精神，在這段音樂中表露無遺。
千百年來，吉普賽人這個流浪民族，乘着大篷車，歷盡艱辛，飽受滄桑，經過長途跋涉，從印度、波斯、中東，再到東歐和西歐，直至散布在全世界的版圖上。他們沒有固定的住所，以乞討、行竊和算命為業。他們時刻面臨着飢餓、寒冷和疾病的威脅。但他們又堅持恪守自己的民族傳統，刻意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因此在許多國家都被視為“二等公民”，是人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
今日的知青，何嘗不是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他們在應該受教育的時代，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或成為專政體制下的打手，或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他們在應該就業的年代，被變相流放到邊疆和農村，無異於古代的發配充軍。在返城之後，他們面臨着就業和住房的危機。在他們生育的最佳時分，又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掣肘。等到改革開放，他們首當其衝，成為“下崗”裁員的對象。如果說，吉普賽人的流浪，是他們自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怨不得別人；那麼，知青的人生之路，則是時代的棄兒之路，在這條路上，他們沒有選擇，沒有尊嚴，儼然是社會最底層的賤民一族。他們的青春是被徹底摧毀的青春，而絕不存在什麼“無悔”的青春。
俗話說，“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小提琴獨奏曲《流浪者之歌》，可謂是兩者最密切的交織。它描述的是吉普賽人跌宕起伏的命運和人生，以及這一民族內在的奔放不羈的性格和傳統。在薩拉薩蒂的神來之筆之下，吉普賽人的坎坷命運和苦難歷程，他們的悲哀與傷感，還有不向世俗妥協的勇氣和難以磨滅的樂天性格，得到了最逼真的描繪。正是這樣的音樂，通過李天瑋的演奏，在我的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使我對他的不幸遭遇和磨難，產生了深刻的同情。李天瑋演奏的《流浪者之歌》，就是他本人經歷的真實寫照，也是我們知青在這不幸的蹉跎歲月里吟唱的《流浪者之歌》。
尾聲
汽車疾駛在蘭海高速公路上，車內傳出的發動機的轟鳴聲，就像搭乘客機時機艙里聽到的飛機發動機的聲音一樣。我打開收音機，電台里正在播放日本青年小提琴家諏訪內晶子演奏的德國作曲家布魯赫的《g小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那如泣如訴的小提琴旋律，在諏訪內晶子的極為精湛的表達之下，深深地打動着我的心弦，引起我內心強烈的共鳴。
在我們生活的地球上，人類也許不得不經受各種各樣的磨難，人生也許充斥着難以訴說的無奈，人也許在環境的壓迫之下顯得極其的卑微，但我們求生存的欲望又是那樣的強烈，使得我們能夠披荊斬棘，赴湯蹈火，為自由，為尊嚴，為明天而生，為未來而活。
汽車到達婁山關關口時，正值夕陽西下時分。我把車泊在停車場後，沿着山間小徑，走到一處觀景台。強勁的西風撲面而來，穿過身後的松林，發出陣陣的松濤聲。我舉目遠眺，峰巒起伏的林海一望無際。猩紅色的落日，正在緩緩下沉。四十多年前，在這同一個地方，我和公社的幾十個知青，在徒步遊覽了桐梓小西湖之後，也是在這個時分抵達婁山關的。那時的我們，是多麼的年輕，多麼的惆悵。在血色黃昏里，誰也沒興致去回顧歷史，大家更多擔憂的是：晚飯吃什麼？商定之後，決定在回家的路上去偷老鄉的蔬菜，最好能逮上幾隻雞來打牙祭。
此刻在凜冽的寒風中，我的思緒變得格外的清晰。回想起在貴州桐梓縣婁山關公社插隊的日日夜夜，對比今日在海外的移民生活，我為自己感到慶幸。我想，我這一輩子作出的最明智的決策，就是移民到海外。
別了，中國！
2017年10月18日初稿 2018年1月26日修改 2018年3月8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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