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海玲：香江舊事之程太的故事

穿過歲月悠悠的河，往事在深處透出細碎的光。
程太是一位優雅美麗的女士，五十來歲年紀。用溫柔好聽的聲音，說滲透了上海口音的粵語。她總是慢條斯理的，從來沒有匆匆的行色。
程太有自己的姓，是一個很顯赫的姓，來自從上海去香港的一個大家族。我見到她時，她就叫程太，所有人都叫她程太。只有廠里廣播讓她接電話時，聽見過她的全名，很文雅溫婉的名字。
程太應該說是我的貴人。
當我初抵香港，乍進電子廠，坐在一列女工中間時，只一天，就被安排去做更簡單的工作了。因為手笨，也許因為年歲小。不過我亦見過小時上海鄰居女孩學齡前就用棉線勾出大片大片的台布。而且，之前我在《新蒲崗的女工》裡寫過的智荷，以精湛的手工按照圖紙做所有電子零件的樣板，其實也大不了我幾歲，所以，大致上手笨這個事實得承認。
生產線上女工是計件工資，每人面前有一個小盒，放做好的零件。以我的笨拙，估計連最基本的件數也完成不了。於是組長將我帶去質量檢查部門，那個部門裡有一件簡單的活兒，用鑷子將一根像鐵釘一樣的零件放到儀器里，儀器上會顯示數字，按照數字將零件歸類到塑料盒裡。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從海南島來的大姐，叫阿毛，30來歲年紀，滿面的風霜，皮膚黑而且粗糙。獨自帶一個女兒在香港。阿毛不愛說話，她來自海南以及有一個女兒，都是被我問出來的。如果我不主動發聲，她可以一天不說話。但是她有綿羊一般溫順的眼睛和濃黑的睫毛，有靦腆憨厚的笑容，拿出海南島的椰子糖給我。
我們並排着將零件一根根放進測試儀，那是件乏味的事情。就這樣大概一個月樣子，我第一次見到程太。程太捧着資料夾子，慢慢地經過廠房。從我面前走過時，又折回來打量。過一陣，程太又來了,還帶着兩個人。那個時候我已經能聽懂不少粵語了，大致明白程太想要我去做她的助手。
程太后來告訴我，她找一個這樣的女孩子已經很久了，尤其得知可以與我說上海話。她問我是否願意去資料部工作，她會教我畫圖和管理資料。
當年在辦公室工作，首要的就是打字。工程部的人問，她會打字嗎。程太帶我給工程部的部長和工程師面試。說是面試，已經在程太的強烈要求下內定了，但過程也是需要的。所以，我就坐在了工程部的打字機前。當時我剛剛在夜校的商務課程里學了哪個手指放在哪個鍵上，指法正確，但速度極慢——需要時間熟悉和記住鍵的位置。
面對打字機，是那種古老的，將紙張塞進去，然後手動操作的打字機。我的左右和身後是林部長、何工程師和程太。我看着部長打開的一份英文信件，心裡很慌張。以一種豁出去的心情，艱難地在打字機上尋找字母的位置，那一刻周圍安靜，只有打字機的字母終於被找到後發出的艱澀的響聲。他們三人都無語。部長和工程師默默地走開了。
幸好，打字這種事情，只要練習，很快就能讓手指在鍵盤上翻飛。打字做文件、幫大家從很多文件櫃裡按圖索驥找文件，很快就輕車熟路。
工程部的門口貼着“工程部重地 閒人免入”，除了工作人員，只有廠長和生產線組長為了看資料而可自由出入。而隸屬於工程部的資料部又在最裡面，用隔板隔出的小天地，抬頭可以看到工程部的幾個人，聽到部長叫智荷做樣板。資料部里有很多個大型的文件柜子，兩張辦公桌，一台打字機。我和程太就在這裡相處了近兩年。
比起我跟着她一起歸檔的資料，打過的字，畫過的圖紙，我記憶深刻的是她對我敘說的家常。
每天早上，程太來了先泡一杯咖啡，吃幾塊全麥餅乾做早餐。我們當時有打掃衛生的阿嬸，阿嬸每天早上來都特別為程太洗淨杯子。阿嬸十分敬重程太，清掃完若有機會與程太搭話便要傾一傾（聊一聊）。有一次聽她對程太說私房錢：“我一處有10萬，一處有20萬，只有一個女兒知道”。原來資本主義社會掃地的阿嬸也有存款，當時我想。
程太的先生程先生（香港稱作程生）也在我們廠里工作，有時候程生會來我們資料部，一個敦厚的中年人。他們育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已經結婚，嫁給了一個船員，結婚幾年未有生育。程太對她說得不多。占據程太話題的是她的小女兒西莉亞——香港人都取個洋名，以至於我以後還會寫到的新蒲崗的OL們，我也都只記得她們的英文名字了。
西莉亞是做保險業的，業績很好，程太憤憤告訴我周圍有人嫉妒西莉亞業績好，說她那是因了美貌的緣故，其實西莉亞全憑努力。程太還曾自豪而欣慰地對我說，她陪女兒去健康檢查，出來後，女兒告訴她,醫生說的，她身體十分地健康，而且，十分地，冰清玉潔。
又有一天，程太一早上開始就唉聲嘆氣，後來終於忍不住開始對我傾訴：“我昨天，在西莉亞的包里，看到了一樣不該看到的，我不敢相信女兒已經有的東西，我的心裡好難過。”
我問是什麼，程太說你也不懂。
我如今想來想去，我能想到那時對程太來說最嚴重的事，莫非是看到了女兒的避孕用具？作為上海好人家出身的程太,這個震驚大概不小。
我在資料部見過來找她媽媽取什麼東西的西莉亞，畫着灰藍的眼影，高大豐滿，氣場強大，進來時就如一陣美麗的風吹進。程太端淑雅靜，西莉亞則是艷麗時髦而充滿自信。
西莉亞去了瑞士。她一直都想去國外讀酒店管理，終於有了機會。經人介紹，去瑞士半工讀，她住在瑞士人家裡，為他們照看兩個嬰幼兒，得到住宿和伙食以及去學法語的費用。她寄來在瑞士的相片，在阿爾卑斯山脈滑雪的，抱着瑞士幼兒的。每次她的信都由程太在辦公室細細分享給我聽，她在瑞士吃兔子肉怎麼也吃不慣。
再後來塞西莉亞的簽證要到期了，嫁給了一個瑞士的中年男子。婚禮的照片上塞西莉亞穿着婚紗和一個外國人一起，是在有洋房的花園裡，有人拉着小提琴，有人在跳舞，有很多人在慶祝。這樣的場景讓程太似曾相識，想起了從前，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還可以穿很多漂亮衣服的年代，程太也曾在陽台上望到男友來接她去約會，她在衣櫃前對着衣裙不知要穿哪件。說起這些的時候，程太的聲音也變得更輕盈好聽了。
在那些相處的歲月里，程太對我一直都親切而關照。然而我竟想不起與她最後道別是怎樣的。那個年紀不懂人生足別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