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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境遇中的情景剧
送交者: 流浪北美 2019年04月19日09:10:00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北京人艺20099月首演的由院长张和平监制、“人艺荣誉编剧”刘恒编剧、林兆华导演,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主演的“献礼剧目”《窝头会馆》,在开创了新世纪中国话剧文学、表演、舞台等诸方面回归,并最终为观众带来对中国话剧记忆之回归的同时,还以这一屉“金窝头”“挽救了中国话剧的票房”。《窝头会馆》“打破了中国当代话剧史的多项纪录,单场票房超过《茶馆》荣获第一,首轮票房超千万荣获第一,首轮演出日95%上座率荣获第一”[1]

这无疑是为已经沉迷许久的中国话剧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部投资不足一百万,目前上演63场,票房已达1804万的《窝头会馆》,给编创者和观演者带来的鼓舞远远不止这一点儿对中国当代话剧事业的信心,还包括《窝头会馆》的主创在创作和舞台演绎,观众在观赏和领悟,以及看完剧后对人们生活所映射的勇气和力量。

《窝头会馆》是有一群对话剧事业有着美好记忆的创演人,为热爱中国话剧的观众蒸就的一屉色香味美的“金窝头”,演绎的是一段新中国到来前夜的小人物在其窝头人生中对生活的美好憧憬,给观众带来的是即便在困难的绝境之中,也不能放弃的对自身的美好要求,和人生美好之光之苦苦追寻的希望。如此的诗意与境界,必然会重燃其我们对话剧事业的热爱,和对其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们坚信——即便再窝头的境遇,也定然会有美好之光闪烁。

 

一、话剧市场的美好之光已经重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话剧事业的美好时光似乎不再。除了传统的经典剧目冷清地在没落中艰难维持之外,越来越多的以哗众取宠、群魔乱舞、无病呻吟等病态呈现在舞台上,披上了浓郁商业色彩的所谓话剧,正不断“策反”着话剧的观众群。曾痴迷于话剧艺术的旧人对之越发失望——中国话剧在走过百年之后只能越走越低?抱着仰慕之心慕名而入的新人望而却步——倘若这就是传说中的话剧艺术,不看不学也罢!人们不觉困惑:中国的话剧舞台怎么了[2]

说中国话剧就不能不说人艺话剧。北京人艺被观众私下称为“郭老曹剧院”,因为郭沫若、老舍、曹禺的话剧最能代表人艺话剧的风格。而中国当代话剧最引起轰动的被冠以“实验”或“先锋”之名的话剧,看似更多从西方现代或后现代戏剧中汲取了营养,是有所前进了的中国话剧,却反而放弃了由曹禺、老舍等开创的中国话剧的独特艺术形势。

1907年以来的104年间,一代代中国话剧工作者笔路蓝缕,前仆后继,使话剧这一“舶来品”经由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吸纳和改造,使之得以“中国化”;以其大量关注、反映现实人生的优秀剧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西方戏剧之“舶来品”的中国话剧,终在中国大地站稳脚跟之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北京人艺的“京味儿”话剧奠基。倘若今人仅图一时之快、一时之利,不进而退地去邯郸学步,其结局不言而喻。

20115月拉开的第25届戏剧梅花奖的评比中,69名符合申报条件的演员中,仅有3名二次参加该评选的话剧演员,但最终连终评都没能进入。主办方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季国平对此也深表遗憾,并指出产生此现象,是“地方各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和“话剧演员相对于戏曲演员,往往出路更广”[3]这两种可能的原因。

说话剧出现了低潮也好,危机也罢, 究竟是话剧脱离了观众, 还是观众疏远了话剧?是我们在“改变”话剧,还是“话剧”在改变我们?“积极地、满腔热情地为广大观众服务, 满足群众要求”与“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这两个概念,是否被我们混为一谈、等同视之,从而把话剧的战斗传统, 当作脏水盆里的孩子一起泼去了?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

当年,《茶馆》云集了中国演剧界定一大批“大家”: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黄宗洛……当时的林连昆、朱旭、孙敬修等也许没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今天也家喻户晓。今天,《窝头会馆》汇聚了何冰、濮存昕、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一批明星大腕,其中的没有名字的串场小人物,或许也正是明天的人艺接班人。

《茶馆》自19583月上演,到19792月复排并成为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话剧,到19927月的第374场原班演员的告别演出,再到1999年的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领先的全新阵容,可谓见证了中国话剧近半个世纪的起伏,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而今的《窝头会馆》,除了在语言风格上延续了“京味儿”特色之外,在切入点的选择、核心人物的设置、设置其中某些戏剧冲突上,都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总会想起其经典剧目《茶馆》。《窝头会馆》同样没有试图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如散文一般铺陈了北平解放前夕的一个旧时代;戏剧结构一样的非常见,甚至反戏剧;都努力让那些舞台上的时间、细节,或现象本省发生或展现的时间点的意义无限放大。甚至,《窝头会馆》和《茶馆》一样,都是“应景之作”。一个是为庆祝建国60周年献礼而作,一个其实前身是为当初宣传普选的话剧《秦氏三兄弟》而写。

眼下,《窝头会馆》能否成为经典,我们暂不定论,但无可厚非的是,它已具备诸多成为经典的前提条件。我们至少可以说,《窝头会馆》作为人艺的一部准经典,已经走在了经典之路上。固然,《窝头会馆》的成功离不开明星阵容的组合,但经久不衰的上演还得靠观众的口碑。两轮之后,已经有不少观众重看、力捧、强荐,《窝头会馆》之艺术魅力可窥一斑。我们已经看见,北京人艺《窝头会馆》的成功,已令当下话剧市场重现美好之光。

 

二、“窝头会馆”的美好之光熠熠生辉

 

《窝头会馆》分三幕,写的是1948年夏秋冬里处暑、霜降、大雪这三天的事情。在《窝头会馆》里,“钱”像是一个死结,一头系着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社会,一头系着在末世里为活下去而不断挣扎的人性。这个符号化了的戏剧意象的凸现,让人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社会危机的本质。在剧中,无论是靠“吃瓦片儿(收房租)过活的苑国钟(何冰饰),还是出场必巧立名目、变法儿为征收各种名目各捐杂税而来的保长肖启山,还是琢磨到快进棺材都没明白——当年自己的穷酸房客苑国钟,怎地就一夜暴富、以320个大洋盘下他这“窝头会馆”的没落八旗子弟古月宗(濮存昕饰),再或者是时不时指桑骂槐斗嘴掐架“俩母的”——西厢房住着的田翠兰(宋丹丹饰)和东厢房推拿大夫周玉浦的媳妇儿金穆蓉(徐帆饰),以及为了金条对老子举枪的保长肖启山(杨立新饰)的宝贝儿子肖鹏达……几乎所有事件的发生都与钱有关,所有的纠葛都离不开钱。谁能说这有什么不对?活生生的现实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要过日子,要养家糊口,要给儿子治病,要为自己的家计划,这哪一样又能缺得了钱?缺了钱,等待他们的便只有死亡。钱,让剧中的每一个人爱到绝望、又恨到极致。

就是在这样唯利是图的仅有几个人的四合院里,人性之真善美的光芒也时时闪烁。

比如,那仅有的两个不讲钱的人——打小得上痨病、活不过一年半载的苑国钟寄予全部希望的唯一儿子苑江淼,以及周玉浦、金穆蓉的女儿周子萍。苑江淼不停咳吐着血,还分秒必争地写传单……这是信仰之美;周子萍冒着可能被传染痨病的危险,不仅参加学生游行、散发进步传单,还和苑江淼以借书还书之名,配合其从事进步工作……这是爱情之真;当周子萍带来食不果腹的同学们的捐款,供苑江淼治病时,已走投无路、收不到分文房租的苑国钟,仿佛又看见一线给儿子治病的希望……这是人性之善、友爱之美;苑国钟既迫不及待,又感到脸红地面对孩子同学的捐款,他需要这钱,极其需要,给儿子治病、哪怕是维持生命都需要这钱,可他又深知,这钱是和他儿子一般大,丝毫不会比自己宽裕的孩子们,从自己甚至全家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想收又不好意思、不敢收这钱。不好意思可以克服,把自己一张老脸甩出去,只要能换回儿子的哪怕一天、一小时的生命,他无所谓;不敢是因为对自己误会颇深的儿子不让他收受这钱,甚至还为此几乎动手打他这个老子……这是父亲之真,知耻之美……

君子不言钱是因为养尊处优,洁士不摸钱是仰仗衣食无愁。当手里的钱可怜得仅仅为生存底线、为能养活自己的亲人而存在和拥有之时,爱钱痴迷者又何罪之有?

当苑国钟为儿子挡下了肖鹏达慌乱中射出的子弹之时,他想到的竟还是那个听来的救儿子病的偏方——人血窝头!他让傅迦饰演的田翠兰之夫王立本赶紧拿个窝头沾上自己的热血给儿子吃了。有的观众可能会对此嗤之一笑:这个老子怎么这么愚蠢?也有的观众为为此心中震惊:父爱如山!这个既当爹又当妈的老子还能有何妙方?

从苑国钟这个老头子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个父亲,看见你、我、他的父亲。对于儿子的误会,他不敢言语,也无法言语;面对儿子的时候,他大气不敢出一声儿;对儿子给的闭门羹,他不敢逾越,只能永远眼巴巴地望着儿子的背影;对儿子的冷嘲热讽,他还笑脸相贴;他满脑子装的都是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他可以不要脸、甚至不要命。这就是父亲,一个平平凡凡却活生生存在于我们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无数父亲的缩影。

即便是在在苑国钟和田翠兰的“奸情”中,也体现着王立本的宽容之美,田翠兰的仁义之美,和苑国钟惺惺相惜的率性之美。

“奸情”虽然落俗,但设置不俗。奸情败露后,首先跳出来的是倒插门的女婿,他不知道,自己的媳妇原本就不是老丈人和丈母娘的亲骨肉,他不知道丈母娘作为一个女人其实从没有过女人该有的正常生活,他不明白老丈人和丈母娘不过蜷在一起相互取暖而已。当他半夜几乎踹开老丈人的房门,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丈母娘在哪儿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连续三次的“在被窝里”的回答。观众笑,忍不住地发笑,笑他窝囊,笑他头顶戴了个大大的绿帽子还浑然不知。当他回答“我知道”时,谁都会感到意外。待到全剧尾声那儿,中了弹的苑国钟一句“兄弟,对不住了!”的时候,他亦是这一句“我知道”。教人不觉深思,除了窝囊和无奈,这其中又是否还有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是否还有一份宽人即是宽己的广阔胸襟?尤其是他那“我知道”之后的一系列台词,都是些生活事实和再明白不过的常识,便更叫人生发出一种无穷的回味。

有过卖身之不光彩经历的一个平凡、卑微到尘埃里的健康女人,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乳汁塞向一个所有人都避让不及的嗷嗷待哺的孩子的嘴里。圣母菩萨之心不过如此。

在那片破败、陈腐、泥泞与污秽搀杂的悲惨生活里,人心是多么需要温暖而和煦的美好之光照耀。四合院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四合院里的美好,就是北京人的美好,就是中国人的美好,就是全人类的美好。也许,“饥饿、困苦和失望的现实,是生活不容更改的法则”[4],但不管忙着活的,还是忙着死的,有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就会有生命和自由的奇迹!生活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的“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如此,如今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戏里戏外的美好之光无处不在

 

人艺话剧《窝头会馆》最打动人的不是他“京味儿”沿袭,更不是他的明星阵容,而在于编剧对生活的高度提炼和一针见血地准确展现,让人感到的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是一搞头砸入人心的深刻发现,是心灵震撼之后的无尽回味。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是勤劳,如庄稼人一般的勤劳。

让我们看看编剧刘恒的创作清单:《菊豆》《本命年》《秋菊打官司》《张思德》《铁人》《云水谣》《集结号》《少年天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山村女教师》……不论是电视剧或是小说、话剧、歌剧,可谓写一部火一部。一个不勤劳的编剧是不可能有此佳绩的。导演冯小刚曾评价他是能写出“全国不超过三两个”的“一出手就能用的剧本”的编剧。张艺谋也盛赞其为“唯一一个只要创作就能成功的编剧”。

刘恒认为,“最重要的编剧技巧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只有善良的人才有良知,才会富有同情心。这应该是一个好作家的最重要的基础。显然,刘恒对剧中的田翠兰等芸芸众生,无一不是充满深深同情的。剧中每一种人的情感关系都纠结着苦痛和无奈,其自身的处境和情感也就显得极端而极富悲剧性。

第一次写话剧,也有人骂刘恒是个大笨蛋,连话剧主线是什么都不知道,竟然敢写戏。刘恒不怕骂,急的是有人骂没人教。于是仍然得像农民种地一般地自己去摸索……编剧在戏里戏外所自然流淌的善良、谦和之美,为《窝头会馆》更添深刻。

上任之初62岁,今年已经65岁的院长张和平,从开始就明白人艺的发展靠的是剧目。他恢复了人艺的艺术委员会以监督指导剧目的排演;为人艺聘请了10名“荣誉编剧”提高一剧之本的质量;其小剧场也基本不再出租,为了是保全“人艺”的品牌,避免一些质量不高的剧目租用人艺小剧场演出带来负面效应。

副院长濮存昕评价张和平“是个做事的人,而不是来当官的”。张和平自己也说“不求政绩”。想他这样一个配合“政治形势需要”配合了一辈子的人,却是把王朔小说拍成电视剧并搬到央视的幕后操办人,也是中国贺岁片的创始人、让主旋律电影卖座的关键人、参与《建国大业》筹备的策划人。从上世纪90 年代初起,张和平就横跨电影、电视剧、音像产业,在商业片与主旋律之间自由穿梭。

也许知道张和平之名观众不多,但说起《爱你没商量》《过把瘾》《宰相刘罗锅》《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业》《第一书记》《张思德》……这一串片名,真可谓家喻户晓。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张和平在商业和主旋律之间的自如行走。他能让主旋律卖钱,也能让主旋律感人。大概真是由于人过六旬才会有的一股超然和淡定,反而能让张和平在“经营”北京人艺的时候会更有一种担当感和责任感。对此,张和平坦言:如果我把人艺搞糟了,那是有罪的。

在当下影视剧和话剧舞台抢演员的产业化大潮下,张和平认为:“时代已经变了,单靠舞台演出,演员很难提高知名度,在舞台上也就缺少号召力、影响力。舞台与影视应当是相辅相成、互利互惠的关系,如果能用我们的努力和工作把不知名的演员做红,再反作用到舞台,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5]。不单纯借用明星为话剧赚一时一刻的钱,也不话剧舞台和影视剧演出对立起来,让对话剧艺术有所追求的演员们该赚钱的时候赚钱,该奉献的时候奉献,大概也是张和平作为人艺院长管理之魅力所在。

此外,濮存昕作为一个坚守话剧舞台多年、不断做着公益事业的副院长,和宋丹丹、何冰、杨立新、徐帆等这样的“腕儿”,在排练《窝头会馆》的半年时间里,面对一场话剧演出800元的酬金,演一百场不过8万块,和一集电视剧不少于15万的价格,20集也不过三两个月,那就是300万的进帐的巨大反差,真可以说是为人艺、为话剧而付出的巨大奉献了。尽管在张和平的争取下,演员的每场的劳务最高提到了1500元,根据票房也给演员相应的奖励机制,但终究是不可能和影视剧抗衡的。在当下,他们这种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为弘扬主流价值观,为话剧事业而奉献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也必将能成为人艺新人的典范。

年过七旬的导演林兆华为北京人艺、为中国话剧事业执导了70多部话剧作品。从90年代起,他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过士行合作《鸟人》《棋人》《鱼人》《厕所》和《活着还是死去》等剧目,被视为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出最深切的反省,引起国内外文化界的关注。每次去人艺看林兆华的话剧时,在检票口外的走道上,总会有一个其貌不扬、蹬着一双布鞋白头发老者笑而谦恭地伫立一侧,其人便是林兆华。谈其剧目,聊其姿态,一个谦和之美的话剧导演形象也就自然形成。

此外,2011年元旦前夕,北京东城区政府为促进戏剧发展而设立的总计1300万元的资助中,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作为优秀获奖剧目名列其中。人活着总要有所追求。说信仰也好说希望也罢,总是个可以支撑人思想的魂的美好的东西。“窝头会馆”里那群为了活着而在最底层社会挣扎的人们许没有了精神生活的意义,尚且都能在黎明前的黑夜中无意识地闪现出人性的美好之光,更何况今天这门这些戏外的热爱生活、热爱话剧的幸福之人?

《窝头会馆》的成功,对北京人艺而言,收获的是信任;对话剧观众而言,收获的是信心。近年来,不仅濮存昕等《窝头会馆》的演员们,冯远征、吴刚、陈小艺、丁志诚等众多明星也都纷纷回归话剧舞台,显示出今天人艺的回归和向心力的同时,同样也显示出话剧对演员的吸引力。人艺剧场这座“庙”还在,老艺术家这些“神”还在,人艺风格这个“魂”还在,人艺的话剧、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话剧就一定不会消亡。我们期待有更多观众走近话剧、热爱话剧、与话剧建立“亲密接触”,和话剧创演者共同去享受中国当代话剧在走出“窝头”境遇后之戏里戏外的美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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