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軍：知青配偶：我家老楊

王海軍，中央文革王力長女，1968年到內蒙武川縣插隊10年，1978年考入內蒙師大中文系，1990年回京。

寫了這麼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該喘喘氣了。一想自己家還有個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該給朋友們個交代。一提筆，發現自己好像是屬手電筒的。向別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經歷就瞭然於胸了。詳寫什麼，略寫什麼，不寫什麼也就有了計較。光束後面的自己，卻在黑影里，照不見。寫了一氣，自己咋看咋像履歷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們就湊合着看吧？

我家老楊相貌尚好，不過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算不得出類拔萃的男人。我卻視之若寶，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說，戀愛中的人智商都比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話所說，“小（兒）不壞，女不愛”，老楊直性子，壞脾氣，一根筋，在農村青年中比較“異類”。其實……。唉，若再過一兩年，我能夠坦然面對他的逝去時，或許能慢慢講給朋友們聽。現在，姑且從1982年說起。

1982年，大學畢業前，班裡給想回北京的同學發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記表，我也要了一張。我的人生哲學是：沒有機會不強求，淡然度日；有了機會不放過，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長，我說：回不成又能丟了什麼呢？結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內蒙烏海市的派遣證，同時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證明。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問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鎮戶口就可以帶回來。我們不辦農轉非。”“那有沒有政策說幾年後可以回來呢？”“什麼時候孩子她爸回來，她就可以回來了。”不能把孩子搞成農村戶口啊，我轉身回了內蒙。

內蒙有關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內蒙，立馬給你女兒上城市戶口。”我考上大學時，老楊曾豪氣地說：“你去吧，家中有我呢。”這時卻小家子氣起來。他什麼也沒說，一夜睡起來，身上、臉上全腫了。我怕他又犯腎臟炎，十分着急。我知道這是心病，趕緊找了呼市的同學，一天之中辦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時，因呼市的同學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難的，這時卻可以算從北京改派了。）老楊的病隨之好了，孩子的戶口沒出兩個月就遷到了呼市。

這時，分配到烏海市的同學來找我，他夫人是農村戶口，他動員我去烏海應聘，和他一起為解決愛人的戶口努力。我去了一趟烏海市，談好條件，給老楊上城市戶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經到烏海市一中報到了。上班後，卻沒人提老楊的戶口和工作的事了。那個同學和我，還有我系77級的一個同學，一起去找了高市長。市長說：“以前不知道你們有這麼難，給我點時間，我一定幫你們解決。”市長說話算話，很快從上級為分配來和招聘來的大學畢業生的農村家屬要了幾十個戶口指標。大年三十，我們找到民警家，給老楊上了烏海市戶口。老楊成了城裡人。

給老楊安排工作的事又沒人提了。當初和我談條件的副市長就在我們學校旁邊的一座樓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總沒個明確的說法。我說：“我北京的調令都拿到了沒去，呼市也不呆了，來你們這兒就是為了愛人的工作。如果你們辦不了的話，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節和第三節有課，第二節課我就會去找他。我也不說話，往他辦公室沙發上一坐最少一節課。我天天都去，這天，我走進他辦公室往沙發上一坐。這副市長當着我的面拿起電話：“勞動局嗎？我×××。我有個親戚，你們給安排個招工，今天就辦。”我說：“說好了來教書，工人指標不行！”副市長說：“馬上全國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後都是合同工了。這個指標你還是接着吧。以後還可以轉干。不然，以後我也沒辦法了。”我還挺不情願地去勞動局給老楊辦了招工手續。老楊成了“公家人”。

烏海市各個單位都有一些全國各地的知青，但各自為戰成不了一個團體，消息十分閉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當時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處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經過奔波、試講，（我聯繫了京郊及北京周邊四五個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縣（現涿州市）配件廠子弟學校的調令。路過北京時，在公交車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來分配到呼市的，還有在村里結婚了的知青都已經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縣上班，10月份，居委會就上我媽家登記知青情況，說是要給知青子女辦回京。這時，消息已十分靈通，知青們都激動地互相打聽並傳播着。1989年初，孩子辦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經人事局辦回了北京。接着，老楊經勞動局也辦了回來。

從1982年到1990年，經過“八年抗戰”“曲線救國”，我們終於回到了北京。晚回來的這8年中，孩子上了城市戶口，老楊有了城市戶口，有了正式工作。回來後，父母家住房較寬敞，我們兩個人上班，沒有什麼其他負擔。除了發生一些家家難免的磕磕碰碰，大小摩擦，再沒有受什麼苦了。其實，1978年考上大學，我的命運就已經根本的變化了。老楊有了城市戶口，有了工作，也鳥槍換炮，面目一新了。除了固執不改的內蒙口音，儼然是北京一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