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显然是有人发明陶俑来代替用活人殉葬的周礼，严重地降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变成一种不够严肃的事情，那么从事祭祀的干活的孔子自然会感到自己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
孔子是否主张活人殉葬？
许锡良
孔子因为主张“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因此留下的文字都是弟子门人记下的片言只语的语录，缺乏背景交待，更没有完整的叙述，后人理解起来，非常吃力费劲。因此，对孔子的理解，数千年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分歧非常大。即使这样，孔子作为中国第一圣人，无论分歧多大，都要以尊孔为底线，任何解释都不得与这个标准相违。
但是，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就留下的极其有限的文本来分析研究，其实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查的。对于他是否主张用活人殉葬的态度这个事情，千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么孔子的态度究竟如何呢？后人可以依据现有的文字材料，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作出分析与判断。
孔子一生追求的梦想就是恢复周礼那样的统治秩序。孔子所谓精通“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中的第一艺，就是“礼”，有了这个排位首位的“礼”其他五艺才有用武之地。射，射箭，是用来打猎的，打猎之物就主要是用于祭祀的，御，即赶马车的技术，祭祀当然要解决交通工具的问题。书，祭祀自然也要会识文断字。数，就是算数，就是要学会计算，祭祀是要收到大量费用的，不会计算钱粮，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所以，所谓六艺，其实真正顶用的就是一艺，那就是“礼”，后人干脆将六艺中的第一艺写成一本书《礼记》，却没有《乐记》、《射记》、《御记》、《书记》和《数记》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可以说，孔子本身所学“六艺”主要是围绕着办礼用的，礼是六艺之首，也是六艺的核心目标，就好像礼，就是一个项目工程，其他都是技术，没有礼，其他的艺都将没有用武之地，其实也就是难以收到钱粮。
什么叫“礼”？礼者，不学“礼”无以立，《管子.牧民》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间婚嫁、丧娶、入学、拜师、祭祀自古都有礼乐之官（司礼），孔子上代屡为司礼之官，孔子少即习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在国家宗庙祭祀方面，古代官方常设太常寺、祠祭署等礼仪衙曹，设立读祝官、赞礼郎、祀丞等礼仪官。
因此，周公就成了孔子梦想中的圣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克己复礼”。而孔子当年所复之礼中，最重要的一礼就是葬礼，葬礼属于礼中的凶礼，在众多的礼仪之中排位是很前面的。
孔子关于葬礼方面的言论只留下了一句话，而且这句话还是一百多年之后的孟子转述的，即：“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 梁惠王上》）。
对这句话的解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对这句话的解释，可以说不仅关系到孔子是否能够成为第一圣人，甚至关系到孔子是否是一个好人。历史上主要存在着这样几种解释，我们可以一一分析。
一、孟子的解释：孔子骂第一个用陶俑代替真人殉葬的人会断子绝孙，是因为孔子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而且连做成人的样子的陶俑这样的替代品都不允许，更何况活人呢？孟子引用孔子这句话是要梁惠王爱惜百姓民力、财力与生命，这个动机当然是好的。而且孟子从人性善出发，去劝说梁惠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孟子毕竟是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的人，只是孔子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他的立论基础是性善，自然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孔子。因此，孟子的解释只是一种孟子的解读，而且是应当时需要而来的。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
二、东汉赵歧曾为《孟子》做注，并解释说，其实作俑在前，殉葬在后，是作俑制度引发了殉葬制度，所以孔子才批评始作俑者（“仲尼重人类，谓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恶其始造，故曰此人其无后嗣乎。”）。据考古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真人殉葬制度要早于俑人殉葬。因此赵歧的解释非但不成立，而且似乎颇不光彩。拿到现在来说，有学术造假的嫌疑。
三、宋朝朱熹说：“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而言其必无后也。（《孟子集注》）”孔子如此厌恶发明俑人殉葬的人，自然是赞同那之前的葬法了。但俑人之前并非真人，而是草人。因此孔子决不是赞同真人殉葬，而是赞同使用草人。
这种解释更是荒唐，草人陪葬--真人陪葬--陶俑人陪葬，草人陪葬都不知道是孔僵尸时代哪千百年前的事了。
再说草人陪葬与陶俑人陪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骂草人陪葬？
四、“孔子反对用假人代替真人陪葬，认为这坏了老规矩，甚至诅咒第一个获得俑专利的人断子绝孙，无后。”周朝真人陪葬陶俑人陪葬都有，孔夫子是主张祭奠要“诚”的，所以反对欺骗祖先的“俑殉”。
我以为，这个解释比较得力。因为从逻辑上说，周礼中就有活人殉葬，对礼有深厚研究的孔子不会不知道，而吃礼这门饭的人，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将重礼改变成为简礼，礼仪越隆重，孔子的祭祀生意就越好做。这也是为什么孔子会那样破口大骂对于敢向他要求礼行孝之礼，由三年改为一年的宰予了（原文《论语》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 翻译一下就是： 宰予白天卧寝。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的墙壁不能涂抹。对于宰予这个人，还怎么责备呢？”学生宰予只是白天打了个瞌睡，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大动肝火呢？其实，这是孔子借故整他而已。那么宰予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孔子呢？我们只要看看《论语》中孔子与宰予的对话就清楚了。
（《论语17•21》）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翻译出来就是:宰我问：“服丧三年，时间已经长了。君子三年不行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崩溃。旧谷吃完，新谷登场，钻燧取火的木头轮用了一遍，一周年可以结束它了。”孔子说：“一年后就吃稻米饭，穿锦衣，你于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去做吧！君子守丧，吃美味不觉得甘美，听音乐不觉得快乐，日常生活都觉得不安生，所以不那样做。如今你心安，就那样去做吧！”宰我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是不仁啊！孩子生下来长到三岁，然后才离开父母的怀抱。三年丧期，这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宰予对他的父母有三年的敬爱之情吗？”
许多人从这段话读出孔子宅心仁厚，说他允许宰予可以在守孝时例外，只守一年孝。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孔子趁宰予出去之后，当场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就这样评论他：“予之不仁也！”显然，这个质疑大大的伤害了孔子，所以，才有后来孔子借机报复宰予，其实如果是春天，春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要不怎么会有“春眠不觉晓”呢？现在的中国人不也经常有午睡的习惯吗？关键不在这里，别人白天打个瞌睡也许没事，但是宰予就不行，他太好问了，而且所问的问题严重地威胁到孔子“六艺”所经营的生意。很显然，如果开了这样一个风气，把孔子守孝三年的习俗压缩为一年，也就是相当毛泽东“文革”时的“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那个学店将怎样开下去啊？所以，宰予只是白天打个瞌睡，就会被孔子骂得狗血喷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孔子给宰予小鞋穿，也是逻辑之中的事情。
类似的情况在《论语》中还有例证，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以想见，孔子见人就推销他的礼，让人行三年之孝，其实就是让自己有生意做。人是经济的动物，在谋生困难的孔子时代，让自己显得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可以这样理解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显然是有人发明陶俑来代替用活人殉葬的周礼，严重地降低了祭祀的重要性，祭祀变成一种不够严肃的事情，那么从事祭祀的干活的孔子自然会感到自己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
如果孔子真的是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仅仅因为陶俑像人样，就感觉到残忍无情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骂用活人殉葬的人，“其无后乎？”要知道不仅周礼中有活人殉葬的传统与风俗习惯，而且即是在孔子时代也还保留着活人殉葬的风俗习惯，那么孔子为什么不直接骂他们呢？可见，孔子是非常赞同用活人殉葬的，因为如此，他的“克己复礼”才会有着落，他的“六艺”生意才会生意兴隆，他作为祭祀的主持人，才会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联系到孔子用五条莫须有的言论罪杀害同僚少正卯，接着又借故“堕三都”，可见孔远非善类。是一个口言善，身行恶的人。中国人将这样一个人捧为第一圣人，可见，中国数千年灾难不断的原因所在了。有人用孔子家的马厩失火的案例说明孔子重视人，问人不问马。其实即使这个是真的也不能够证明孔子重视人。因为人的价值不是与马这样的牲畜比较出来的，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陶行知著《中国人的生命》，载《斋夫自由谈》，1932年初版）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关怀与以人为本的思想。
对比西哲苏格拉底为真理献身，耶稣为赎人类原罪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是为人类牺牲的，而孔子却杀他人之身，以成自己之仁，舍别人之生，以取自己之义，中国岂能不灾难不断？痛苦指数世界第一？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看看我们的第一圣人为后人所作出的榜样就知道了。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