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和央視當成了新聞在炒作，卻似乎2008年的事情今天再次發生了。每個人為了出名都可以將歷史的舊聞編造成好像發生在今天的鬧劇。

2009年年報公布之後，我在上市公司的年薪就成為了社會的新聞，為此我不得不專門為此寫了個博客，發在了網上告訴社會：1996年我的年薪就超過了700萬元，並在報紙上公開刊登過，而十多年之後我的年薪並沒漲，但中國的GDP和財政稅收均漲了很多、城鄉人均工資增長了許多。

從手機報上刊登了開始，媒體們求證的電話就未斷，尤其是央視的記者們更像瘋了一樣的一個接一個的來電話，僅中央二台財經頻道就有多位女性分別來電、連續進攻，並在未明確告知的情況下偷偷錄音，干起了間諜、特務的勾當，連公檢法要錄音時都要正式通知被訪者，否則不能成為當庭證據。但央視早就忘記了新聞工作者的道德底線，且未經許可將偷錄的內容公開播放。

幸虧我並不在乎，否則就要將央視告上法庭了。有趣的是，央視並不敢將這偷偷錄音的內容全部都同時播放出來，而是想斷章取義的播放只與央視誤導民眾有利的段落，甚至不惜用流氓的手段歪曲事實。

央視財經第一次的詢問中，我早已告之其這是舊聞，且已在博客中早有說明，名義工資與實際工資是兩回事，國資委讓拿多少我才能拿多少。但第二次來電時，卻仍在重複同樣的問題。證明了他們並不想弄清事實的真相，而目的僅在於按央視編導們所設計的意圖來誤導民眾，甚至不惜用偷偷錄音的非正當手段。

其實早在央視二台財經頻道請我到央視講課時，就已說過這個問題，特別是名義收入與實際收入之間的差別。名義的窮人與實際的窮人、名義的富人與實際的富人之間的劃分與界定等問題。早已向央視二台財經頻道的記者們說清了我的名義工資（上市公司公告的工資，這是股東給的）與實際工資（即國資委實際讓領的工資）是不同的。但央視的記者們似乎都是單兵作戰分頭搶新聞，並不想互通信息，也不想了解事實真相，於是才採訪重疊、連續轟炸。沒有人真的知道電話對面的是否真是央視財經頻道的記者，也許只是個騙子也說不定。

更有趣的是前天晚上是西城區市政協委員們的聚會，這些委員中恰恰有當年我第一次上報700多萬元年薪時的區長、區委書記和區前紀委書記、現政協主席等許多經歷過1996年歷史過程的領導們，以此為話題也成了回憶歷史和友誼的主線。

第一次的審查與詢問來自於當時的黨中央紀委書記兼北京市市委書記的尉健行，而回答人正是在場的區委書記王長連（前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他當時的回答是：1、規定是區委、區政府同意的。2、文件時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3、標準時董事會決定並在合同中約定的。換句話說，是公開透明並經批準的。

第二次的複查時前任政協主席陳廣文帶隊的小組，當時任市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這次有現任市委組織部長、當時的區領導呂錫文和華潤的總經理寧高寧等人參加。再一次說明了情況和規定，出示了各種相關審批的文件，於是陳書記提出了名義與實際雙標準的問題，並將名義工資暫存，以減輕當前政府幹部管理壓力。

第三次的領導批示來自阿里巴巴網上我辭去700萬元年薪職務的消息，時任國家總理的朱總理在專門網頁的打印紙上作了批示，並經由國辦蓋了紅章轉發給有關部門。

十五年後媒體再次將我的年薪問題當成重大新聞炒了又炒（去年炒今年再炒），難道還想讓某個比國家總理、黨的紀委書記更高職位的人物再做個什麼批示嗎？

參加聚會的西城委員中也有與我同歸一個國資委管轄的企業領導，不但了解企業與區國資委簽約的情況、年薪管理的規定，更是知道每年的年薪最終決定於國資委的考核結果。每年初國資委的總結會上會考核上年、簽約下年指標，並發個內裝工資標準小條的信封，並且是互不公開數字的，避免企業領導之間的矛盾。這張考核單才是“聖旨”決定着“俸祿”。

我給許多來我辦公室採訪的記者們看過這張“聖旨”，但卻沒給他們看最後的數字，可民眾與記者們所關心的卻總是數字。我實際的工資大約低於公布年薪的十一分之一，但我按國資委的要求不會公布具體數字的，反正不如我的講課費多。

一群糊塗的人做了個糊塗的排行榜，卻不知道公告中公布的年薪分兩個部分組成：一是董事會批準的年薪；二是當年的獎勵。獎勵分為現金部分和股權激勵等其他形式，這要根據各公司的制度來決定。

如萬科實行的是股權激勵，如果計算上股權激勵，王石的收入大約要上億元了，是我的十多倍，但萬科的股權激勵是有其他條件的，2008年萬科未實現承諾的業績，2009年也未完成承諾的業績，所以股權激勵失效，要退回去。但是不等於沒有，假如萬科完成了承諾的條件，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其他公司也有類似的情況，而完不成任務拿不到獎勵，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華遠地產實行的是按淨資產回報率提取現金獎勵的激勵方式，完成了就要按比例提取，完不成同樣拿不到！

這兩種激勵制度的差別，搞排行榜的人沒弄清楚，不至於連專門研究與報道中國財經的央視財經頻道也糊裡糊塗的弄不清楚吧！這麼多媒體的記者就沒一個弄清楚的人嗎？看來不是別有用心也可稱得上是不讀書、不看報的外行了。這又與中央台批評明星們代言假藥有什麼分別嗎？明星們是不可能像醫生一樣懂藥的，但記者們至少也應該知道公司激勵機制不同的公告和表現形式的不同，不應該被一個無知的排行榜所欺騙吧。重要的在於記者們，包括中央二台財經頻道的記者們，從根本上從來都沒想弄清楚真相。

同樣是媒體的第一財經電視的《首席評論》就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要努力做的則是邀請我去闡述國企企業家的境遇和期許，完全是從新的視角解讀真相。很明顯，這就是編輯們的差距了！

也許只是因為我曾在博客中批評了中央二財經頻道的許多不良報道，因此他們懷恨在心拼命想找一些不利於我形象的攻擊點，藉此機會而故意為之。卻不知在為我大作廣告的同時，更加暴露出了央視媒體的低水平，甚至到了愚昧無知與無恥的地步了。至少他們應告訴我正在做的是錄音採訪吧！總不會中央電視台連這點勇氣都沒有吧！美國的電影中常常看到警察在抓嫌疑人時還要先說一句告知語呢。堂堂社會主義中國的首席電視媒體竟然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嗎？

我沒有央視手中強大的輿論平台，無法用媒體這種工具去傳播信息，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像第一財經一樣能看穿這些不光彩背後的真相。

央視財經頻道中也有許多我的熟人和朋友，他們並不反對，甚至贊成我對央視財經頻道的評價，但他們沒有發言權，於是他們只能以個人名義像我表示歉意。

我很理解媒體的無奈，也很坦然的面對。正是因為我的心態好，不怕（也沒有）被別人抓住小辮子，連國家機關從中紀委、稅務總局、國土部、監察部、住建部等部門都曾多次查來查去，又何懼媒體不實的報道呢。

別的問題我的上級會讓我少說點，但關於年薪問題卻鼓勵我去澄清，正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是他們在決定着我的收入，遵守着他們的規定。否則我這個快退休的人早就下台了。按某位區委書記的說法是：我這頭驢還能努力的拉幾年車。

更多人關心的其實是我今年的年薪，很快就公告了，比去年少，但少不了多少。因為華遠地產2009年的業績是下降的（已預公告了）。因為2009年沒有新的竣工結算，反映的是2008年的銷售情況，而2009年的銷售則會在2010年和2011年分別反映出來（生產周期的特殊性）。

華遠二次上市後，從規模上講並不是一個大公司，但其業務的核心競爭力表現在用有限的資本為股東創造更多的收益上。因此按生產規模、銷售規模、利潤總額等方面對比，華遠大約都要排在中國房地產企業的五十或一百名之後。但不管是前年還是去年，按淨資產回報率計算大約都在前十名。

當央企決定按EVA值進行考核時，淨資產回報率或說股東淨收益大約就成了最核心的考核標準了。激勵當然要按淨資產收益率來計算了。僅靠規模而生產的利潤遠不如靠經營能力而創造的超額收益。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最終只能用淨資產回報率來衡量。

央視與媒體演出的一場鬧劇，不知道想說明什麼問題。舊聞當新聞播出也不知道是為什麼。為什麼不將有效的、強大的宣傳工具多播播北京兩會上的企業家為北京的建設與民生、環保與交通等等話題的出謀劃策和優秀的建議呢？這不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嗎？

提前出這篇博文，只是希望當我們的年報公告之後，不要再去炒來炒去了。這種“新聞”早就失去了真正的社會價值，我的最終收入依然要由國資委的考核最終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