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从大卫·休谟开始，亚当·斯密奠基，经过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0世纪以后，现代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显而易见，经济学的源流，与中国、乃至东方几乎没有关系。
“经济”二字的来源也印证了这一点。“经济”二字，在中国古语做“经世济民”之意。在清末的时候，日本人学习西方文化，将economics译为“经济”，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个译法被中国所采用。
到了近代，经济学的汉语翻译，摇身一变，凭空多出西方二字加以限制。虽然通常认为，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属于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但它即便可以从古典经济学这个集合中单独列出，但仍然属于西方这个地域概念的集合。毕竟，马克思也是西方人，难道，马克思姓马名克思？
所以，从地域来看，世界上从来就只有经济学，而无东方与西方的经济学之分，对中国文化而言，经济学是一个完全的外来概念。把经济学标以西方二字，本身就是一种源于历史的偏见与有意识误导。
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对立在于，经济学认为，稀缺与效用产生价格，而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来源于劳动，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在不同的基础上，两者对于社会经济运行的解释，也尖锐对立。经济学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源于企业家才能，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不过，资本并不能自动的实现增值，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循环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企业家需要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什么时候生产，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正是由于企业家才能，资本、劳动、技术这些要素才得以组织起来，生产才能进行，企业才会出现，就连在路边摆个贴膜的小地摊，实际也需企业家才能做出各种决策，承担各种风险。从这个角度看，时下媒体中经常出现的斥责贴膜暴利、美甲店暴利的批评，正是源于对经济学常识的欠缺。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常常可以从简洁、明了的审美角度来判断科学理论的合理性。由这个角度来审视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也不难发现它们的巨大区别。例如对于价格，经济学简单的明了的直指价格、而政治经济学中有价值概念，也有价格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再如劳动，经济学仅有一个价格概念，而政治经济学中，有劳动力、劳动、社会平均劳动等多个概念。其实，正是因为理论本身缺乏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才需要不断通过加入其他参数的办法来解决，而真正有解释力的理论，往往是简单而美的。但即便是这样，政治经济学也未像经济学那样紧密的使用数学工具，发展出庞大的理论体系，指导人类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实践。
缺乏解释力的理论注定被人类文明抛弃。在当下全球经济运行中，税率、利率、汇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实实在在影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趋势的经济政策实践都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调控手段，正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这既是中国经济内部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下，趋利避害的现实要求。反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计划、指令、人为调配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全球宣告失败。
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竞争也是如此，那些懂经济学的学生，可以去做营销、做投资、做外贸、当公务员、进投行，而那些只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的，就只能进学校当老师了。所以，从根本上看，造成了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极大萎缩的，正是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实践的西化，或者更准确的说，正常化。
耐人寻味的是，也许正是因为批评者心知肚明，明白违背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呼吁，不过是螳臂挡车。所以，批评者批评的不是中国经济实践、经济政策中的西化现象，而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指向“中国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现象”，认为：“经济学教育过度西化的最严重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以及对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崇拜，它极可能严重影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市场经济实践，就是经济学的普遍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无视从微观到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的成功实践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那就等同于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质上是在用前三十年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去否定后三十年的带领中国走向繁荣的经济学的市场经济。
更重要的是，当一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授的牢骚、抱怨之言，变为公开文章的时候。这种呼吁的后果，就不再局限于“学术争抢预算”，而是有着更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察。
在当下中国，市场经济虽然极大的取代了计划经济，但市场经济，仅仅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政治图腾被宣传，其背后鲜活、深刻的经济学思想，诸如企业家才能、产权等观念的传播却一直受到抑制。
建国以来前30年，经济学遭到全盘否定和批判，直到上世纪80年代，高等院校才引进经济学，但仍需打着批判的旗号，并冠以西方二字作为限定。即便在今天，虽然西方经济学在高校讲授，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剩余价值，仍然是对市场解释的官方话语。群众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然是剩余价值式的，而非企业家才能式的。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人类长期发展中由经验而形成的习惯、道德、观念、习俗、礼貌。外在制度则是包含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社会制度。外在制度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与内在制度互补，比如，司法系统是否和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习俗相适应。所以，社会的法律、政治制度的最根本根基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
现阶段的中国，存在着不正当的贫富分化，而剩余价值的概念必然把这一切指向企业家与资本，造成群众的不公平感，以及对市场、对资本的敌意，并滋养出仇恨、暴力，在这个过程中，特定的社会意识被刻意培育出来，进而滋养、支撑起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权力形态。
所以，深入到中小学生教科书中的价值观，会深刻的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未来。下一个三十年，当现在的小学生，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后，他们对市场、对产权的看法，会从根本上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
其实，这无非是旧故事不断变化，继续上演。实际上，近代中国，正是剩余价值概念的流行，才支撑起当下干预市场，并在市场中变现，滋生贫富分化的权力，及其建立于其上的权贵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之“中体”与“市场经济”之“西用”的矛盾之中，露出权力自我滋养的阴森目的。
从这个角度看，批评经济学教育西化严重，其目的与作用，不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实践，从根本上讲，是在发出这样的呼吁：“中国式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基础的意识形态土壤——剩余价值观，已经岌岌可危，必须马上重视。”但是，这样的呼吁又会将中国引向何方呢？
所以，不管是从当下社会观念对微观经济现象的一些错误结论，还是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从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来看，经济学教育都不是西化过度了，而是西化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