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著名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十周年，復旦大學韋森教授7月主辦的楊小凱追思會備受關注，尤其張維迎與林毅夫的爭論引發諸多討論，十多年前楊小凱和林毅夫的爭論也重新浮出水面。 8月13日林毅夫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12408字長文《中國學術界不能只引進》，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林毅夫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最得意的經濟學家，沒有之一，因其理論主張合乎當時政府強勢干預的胃口，直至官拜世界銀行副行長。本文想對林毅夫辯護文章中的四個方面做一番刪繁就簡的分析，看一看林毅夫先生的視覺盲區到底在哪裏。
一、國企改革的爭論
張維迎認為國企改革的出路是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林毅夫則認為「國有企業問題的關鍵是『委託—代理人』之間是否會產生道德風險的問題。國企（尤其大型國企），是在資金稀缺狀況下為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設立的，由此承擔了違反比較優勢，在公平、開放的競爭市場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戰略性政策負擔，和為了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的冗員、養老等社會性政策負擔。在有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政府無法擺脫給予企業保護補貼的責任，形成了預算軟約束。在有政策性負擔的情況下，任何有關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難於奏效，尤其，國有企業私有化後，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負擔為藉口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
林毅夫的盲點在於：只刻舟求劍看企業內部的效率，絲毫不顧及國企問題遠遠不僅僅是「委託—代理人」之間道德風險的問題，而是委託人本身也是代理人！國企的委託人和代理人都在事實上存在對名義所有人——全民的道德風險，其不僅公然與民爭利，而且事實上存在大量的化公為私甚至由經濟寡頭向政治寡頭轉變。而其所謂國企的「政策性負擔」，則是完完全全的睜眼說瞎話。上世紀80年代起，世界範圍掀起了重返私有化的「華盛頓共識」，最大規模的當屬前蘇聯和東歐轉型，惟獨中國反其道而行之，1998年啟動了大規模的國企「抓大放小」，形成了少數國企的超級行政壟斷地位。這些國企佔有了半數社會資產，卻只提供了8%的就業機會，拿走了全民55%至60%的工資總額！其中央企更是只提供了2900萬個就業機會，跟台資企業在大陸提供的就業機會差不多。至於國企的「效率」，如果剝離土地劃撥、行政壟斷價格、銀行利率優惠等政策，事實上效率比私企低得多，甚至總體虧損。詳情請看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專題報告。
二、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
2002年12月，楊小凱在天則研究所的一個講座中提出了後發劣勢的觀點，認為落後國家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容易而模仿發達國家的制度難。這樣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經濟獲得快速增長，但是會強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給長期增長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變為不可能。為了克服「後發劣勢」，他主張後發國家應該由難而易，在進行較易的技術模仿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
林毅夫則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基於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所形成的「後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他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
事實是，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嚴重扭曲了市場要素價格，使中國的產業競爭一直停留於地方政府降低土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的低水平競爭，不僅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而且嚴重阻礙了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既然競爭的主要力量都在前三個要素，「政府關係」就遠超「技術進步」成為多數企業的追求；既然勞動力被嚴重壓低成本，疲於奔命和生存的人們哪有時間和金錢來投資智力提高自己的生產力水平？
至於政府著力打造的壟斷型企業，則更是像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牆的爛泥。不論是軍工、航空航天，還是高鐵、重型機械製造等等，都缺乏拿得出手的核心技術。政府大力扶植的各種「新興行業」，也基本上是扶一個倒一個。倒是市場競爭比較充分、政府干預得少的領域，比如電子、廚具，還略有可觀之處。
以高鐵為例。中國高鐵一度被寄予拉動經濟增長和帶動「中國創造」出口的愛國任務，所以不惜代價不計血本。但愛國壓倒一切的「愛國生意」帶來的是巨額腐敗、巨額債務、巨額虧損、老百姓消費不起。迄今鐵路總公司負債超過3萬億元，負債率超過60%，而且還在繼續攀升。但是，高鐵盈利能力未見改善。除膠濟客邔＞�外，其餘高鐵線路全部虧損，短期內可能盈利的，只有京滬客邔＞�一家。市場公認，鐵路總公司沒有能力償還債務，但都寄望政府也就是百姓為其兜底。與此同時，出口的合作者（包括潛在合作者）名單並不長：已經完工的有土耳其伊安高鐵二期項目，在建的包括香港高鐵和一條連接麥加和麥地那的朝聖線路，達成意向的有連接布達佩斯和貝爾格萊德的匈塞高鐵，正在接觸的包括縱貫泰國南北、連接中國和馬來半島的東南亞鐵路，以及連接倫敦和英國北部的HS2高鐵線路。但拿到項目並不能保證賺錢。
事實證明，沒有公平、自由的制度平台，所謂產業升級和生產力水平提高都是鏡花水月。
三、中國經驗的解讀
大陸自由市場派反對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超過「保護產權、加強法治和維持社會秩序」的作用。林毅夫認為，如果除了保護產權、加強法治、維持社會秩序（顯然在這三點上中國還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外，中國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錯誤的，那麼，中國怎麼能夠維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長，創造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迹，並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嚴重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大國？何謂正確的政策應該是以政策的結果，而不是以先驗的標準來評定，從這些成績來說，應該肯定中國政府過去35年採取的政策絕大多數是正確的。中國的轉型經驗雖然違背了主流的理論，但是有一般意義的，對啟發其他發展中國家改進其發展績效至關重要。
林毅夫在這裏犯了四個錯誤，或者說有四個盲點。
首先，GDP增長不等於財富增加，尤其政府主導的投資更是如此。因為經濟學和人性基本規律和原理告訴我們：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過去30多年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GDP突飛猛進，但財富未必同等增長。比如一道大門，不斷拆建，除了提供腐敗機會絲毫沒有財富增長。大量重複的過剩投資，比如鋼鐵，項目建成之日往往就是倒閉之時。在政府招商引資的主導之下，我們甚至犧牲環境發展經濟，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也許幾百年恢復不了土壤環境。
其次，中國大陸過去沒有出現嚴重金融和經濟危機，不等於將來不會出現。事實上，政府主導下嚴重的產能過剩以及三四線及其以下城鎮房地產供應過剩問題，已經構成了嚴重經濟危機，只不過我們一直在用不受限制的超發貨幣來填補窟窿。
第三，過去三十多年的所謂「中國模式」，在這裏不敢再提「中國模式」而改為「中國經驗」了，對於上至權貴下至平民都是「增長的詛咒」。由於政府乾預過多，越靠近權力越賺錢，腐敗也越重。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顯示，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也就是1%最富有的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 25%最貧困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樣的貧富兩極分化，穩居世界第一寶座吧？而這樣的兩極分化，並非市場公平競爭得來，而是權力的不平等競爭所致。
權貴們「我走後哪管洪水滔天」，劫掠了絕大部分財富，頭上始終懸著兩柄利劍：一是反腐敗的利劍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二是即使僥倖出逃，面對陌生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他們及其家人也往往變成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心中無思無想，親朋無從待見的行屍走肉，徹底變成金錢的奴隸。對於那些「貧賤不能移」的平民百姓而言，頭頂同樣懸掛兩柄利劍：一是生態和法治、道德環境嚴重敗壞之劍，二是通貨膨脹積重難返之劍。
如果扣除重複投資和腐敗型投資（投資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撈取腐敗利益，因此不計代價和成本，客觀上反而會極大地推動GDP增長），扣除巨額環境成本，扣除貨幣超發因素，「中國經濟奇迹」並不見得如數字描述的那麼可觀。
第四，99%以上的觀察者都沒有認識到的是，中國大陸過去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16年來的「經濟奇迹」，很大程度來源於城市化的「補課效應」。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在1949年以後長達半個世紀時間裏被人為活生生阻止甚至在計劃強制下逆城市化發展，世界獨一無二。當市場的陽光逐漸融化計劃的堅冰，長達50年積蓄的城市化發展勢能就像三峽大壩蓄水後炸壩一樣一泄千里不可遏制。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發生的最大規模、最快速度的城市化歷程，由房地產及其帶動的上下游60多個行業，就足以支撐起GDP增長的半壁江山。不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這都不過是一個階段性的、必經的過程。所以，中國大陸過去的「高增長」，並非政府有什麼神功，更沒有什麼「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可供複製和借鑒。
四、回歸亞當•斯密，到底回歸到什麼？
林毅夫在文章中寫道：「在復旦的會上，維迎和我都主張我們在討論政府的作用時，應該回歸到亞當•斯密，但是要回歸到什麼？維迎主張回歸到他所總結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觀點，也就是他認為的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創造給人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產權制度的保證』。我則主張回歸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國富論》的完整的書名上所昭示的《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國學術界不能只引進，（而要）從深入了解中國自己過去這三十年的成功經驗以及未來的機遇和挑戰的本質中去總結出來的新思想。」
我想，總結新思想的前提是理性的思維能力和方法。所謂理性，按照迄今為止我所見到並認為的最準確定義——斯賓諾莎定義來看，理性就是根據對全局的正確認識來採取適當的行動。從本人上述分析看，汲汲於GDP增長、汲汲於「效率」的林毅夫先生似乎不知一國之財富為何物，似乎缺乏把握全局的視野與能力，深深陷在「一葉障目」的盲人摸像中無以自拔，能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做個斯密的好學生已屬上帝造化，就別再貪天之功，像搞高鐵的「愛國投資」一樣，搞什麼「發現中國經驗」之類的「愛國新思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