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在我的一篇博文之後作回復，貼了張鐵生 1973 年寫在物理化學考卷背面的那封使他成名的信。

說實在的，我對這段名噪一時的歷史事件從來沒有深入了解過。當張鐵生因為那封信被毛遠新看上，把他高高捧起的時候，我沒有跟風追星，因為我對於宣傳口“造星”的手法多少有些了解。當他從高處墜落，宣傳口一致對他口誅筆伐的時候，我也無動於衷，甚至沒有絲毫興趣跟蹤事件的始末，我只把那看作因黨爭而起伏的事件。這次讀了網友轉發的那封信，我的印象是，張鐵生的信只不過單純地表達了自己的現實狀況和願望，平實而且真實。我想知道，為什麼從那封信開始，竟產生了一連串跌宕起伏的變故，並影響了張鐵生的個人命運呢？四十多年過去了，由於張鐵生個人的傳奇經歷，要找到與事件相關的資料並不困難。我把整個事件按發生的時間作了一番梳理，終於對事件有了比較詳盡的了解。

宋玉說“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這次事件的源頭其實在興城縣。因為縣裡原先通知說，考試之前會組織考生統一複習三周。如果張鐵生能有那三周的複習，對他來說足夠應付考試。沒想到縣裡後來取消了複習計劃，張鐵生卻不知道，直到考試前一天才匆匆忙忙趕到縣城。其實在三場考試中，張鐵生每個科目都有得分，由於語文和數學採取的是開卷考，張鐵生在這兩個科目上得分較多，化學和物理得分很少，並不是坊間傳聞的“白卷英雄”。

從張的原信中我看到，他是很希望能有機會重返校園。他這樣寫道“至於我的基礎知識，考場就是我的母校，這裡的老師們會知道的，記得還總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學考題，雖然很淺，但我印象很淺，有2天的複習時間，我是能有保證把它答滿分的。”

對於自己考得不理想，他的解釋是每天接近 18 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沒有時間複習。因此，在信的末尾，他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

儘管信中發了幾句牢騷，有這樣一段話“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着極大的煩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和為個人的努力，等於了我的為人民熱忱忘我的勞苦工作和誠懇的心。人們把我送到這裡來，談些什麼呢?總覺得實在委曲。”那是他真實的感受，無可厚非。　

當時的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毛遠新知道了這件事，立刻命人將考卷和信送到他那裡，又派了調查組到縣裡調查。毛遠新為什麼對這個小概率事件那麼上心呢？原來 1973 年鄧小平復出之後，國務院在 4 月份批准了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對1971年開始實行的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修訂，增加了“文化考試”的內容，試圖恢復用知識選拔人才的舊制度。江青及毛遠新等人則對《意見》有很大意見，他們認為文化考試是高等院校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毛遠新把張鐵生的信看作是反擊舊官僚的投槍，於是有了以下一系列行動。首先，毛遠新把張鐵生信中要求上大學的字句刪除掉，並加了編者按，指示〈遼寧日報〉發表。7月19日，《遼寧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經過刪改的，張鐵生寫在試卷背後的信。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遼寧日報》刊登的《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並另加編者按：“七月十九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一位下鄉知識青年的信，並為此加了編者按。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隨後，《紅旗》雜誌轉載時發表評論，認為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1973年的文化考試很快作廢。

於是，紅朝新貴們在高考問題的話語權上扳回了一局。

這樣的結果因張鐵生而起，然而卻不是張鐵生的初衷。從張鐵生所選的專業看來，他想進學校學習並不是為了逃離農村，而是希望能系統地學習獸醫和農田水利的專業知識，以便將來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有很純真目的。他所希冀的只不過是給他一點時間複習功課，而不是廢除考試。他是有理想的，但是擔心“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他所不齒的是“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

由於高層的介入，7月15日，興城縣招生辦公室通知張鐵生補考，張鐵生除回答了一般問題外，還針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寫了篇批判文章《大學門，向誰開》。

1973年9月，根據張鐵生想學獸醫或農田水利的志願，有關部門分配他到遼寧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學習。張鐵生成為遼寧農學院工農兵學員後，入學不久便和同學趙文全、張占山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這是遼寧農學院剛入校新生中的第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入校後，張鐵生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雖然張鐵生就讀遼寧農學院期間參加了不少的社會活動，並沒有影響他的學習進程，他在 1976年的10曰10日畢了業，回到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繼續插隊務農。如果張鐵生能追隨自己的內心，只在專業上下功夫，以他的智力與毅力，不難在自己喜歡的領域內有所成就。可惜他被動地成了一顆“政治新星”，繼而更被卷進了高層的“路線鬥爭”之中，最後成了一個典型的政治犧牲品。

1976年10月6日，紅朝新貴“四人幫”倒台之後，張鐵生在1976年10月17日從村里被帶走，從此開始了他人生的另一個轉折。從 1976 年被監禁的第一天開始，直到 1983 年 3 月，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公開審理張鐵生反革命案期間，張鐵生經歷了被勸導、被批判、被關押各種待遇。在庭審時，他不服對於自己“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指控，以自己沒有發革命目的、不構成反革命犯罪的理由，上訴至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但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刑期15 年，從 1976 年被監禁時算起。

既然張鐵生的罪名已經是板上釘釘，那麼我們來看一看張鐵生究竟幹了些什麼？ 

1975 年，高教口的舊官僚和新貴們再次交鋒。在鄧小平支持下，從1975年5月起，周榮鑫多次在教育部及各高校幹部、教師座談會、匯報會上聽取意見。周榮鑫還發表了一系列講話，批評當時流行的“知識無用論”、“知識私有論”、“在教育領域裡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理論”等，受到教育界知識分子歡迎。

教育部辦的《教育革命通訊》根據鄧小平、周榮鑫的觀點，接連發表《全面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正確道路》等文章，批駁極左思想。教育部還派出幹部到各大中學校宣傳整頓的意義，調整了部分高校的領導班子。

1975年11月29日，張鐵生在《遼寧青年》發表《對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談怪論的批判》，批判《教育革命通訊》第10期上刊登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正確道路》一文。張鐵生在文中稱：“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妄圖趁我們實現‘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時機，趁全國各條戰線飛速發展的大好形勢，要在教育戰線上打開缺口，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這篇文章被“四人幫”譽為張鐵生的“新答卷”，後來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報》。

1976年2月10日，應山西省委的邀請，張鐵生在太原市湖濱會堂做報告，主題為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特別是其中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激烈言論，直接關繫到中央上層政治鬥爭，中共山西省委感到緊張，他們迅速將張鐵生的講話內容反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得知後，馬上打電話找到毛遠新，毛遠新隨即派秘書找張鐵生，讓張鐵生不要再講話，趕快回遼寧。

1976年7月13日，新華社電刊登了出席遼寧省召開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座談會的吳獻忠、張鐵生、柴春澤、王冬梅、劉繼業等19名知青在1976年6月12日撰寫的信，信中稱，鄧小平就是“拔根”復辟的總代表，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罪魁。7月14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該新華社電，標題為《向“拔根”復辟的罪魁禍首鄧小平猛烈開火——遼寧省吳獻忠等十九名下鄉知識青年給全省人民的信》。後來這封信成為吳獻忠、張鐵生等人被批判的證據之一。

1976年9月9日，張鐵生到法庫縣秀水河公社彭家堡大隊送一個同學，這位同學也是獸醫，是在彭家堡插隊的劉繼業向張鐵生要到的應屆畢業生。劉繼業和張鐵生於1974年結識。當天中午，中共法庫縣委來電話通知，下午4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有重要新聞。下午4點，播音員宣讀中共中央訃告稱，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隨後張鐵生拉上劉繼業坐車到瀋陽，向遼寧省知青辦打聽情況。他們見到一位遼寧省知青辦副主任，但沒打聽到內部情況。張鐵生說他擔心毛主席逝世後修正主義上台，對華國鋒能否堅定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懷疑。

單從上述資料來看，張鐵生的言論也許與當時掌握話語權的官僚階層不一致甚至有“對着幹”的味道。但是，在那個歷史時期，什麼是“革命宣傳”，什麼是“反革命宣傳”，實在不好說。“革命小將”們有哪一個不以為自己是在“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呢？張鐵生從並不反對考試轉變到指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可能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偉大領袖的血親毛政委的影響，以為自己站在了“真理”的一邊。但是，他關於“擔心毛主席逝世後修正主義上台，對華國鋒能否堅定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懷疑。”可說是直抒胸臆，光明磊落。 

這次翻查歷史資料，算是對四十多年前那一樁“大起大落”的事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認為，張鐵生寫信的初衷絕對不是什麼“反潮流”，但確實是被毛遠新之流利用了。不過，根據事件的後續發展來判斷，他忠實於自己的信念，不是那種首鼠兩端，趨炎附勢的人物。令人感嘆的是，他從頭到尾都只是被人當作一杆可以投向對手的標槍，能收回來的話，可以再用，收不回來也就算了！

註：本文所引用關於張鐵生事件的資料，全部是從網上搜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