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讀到一篇關於“加班”的文章，題目是：22歲阿里員工:「終於，我被你們逼死了！」事情發生在 2016 年，寫那句話的是阿里巴巴的員工，22 歲的潘洋。這篇文章列舉了好幾個關於“加班”造成對個體傷害的事例，讀了令人感嘆！

世界各地因為“過勞死”的現象時有所聞，而“過勞死”大多都是與加班有關聯。正如俗語所說“計劃趕不上變化”，無論是工廠生產或者是商業運作，突發事件引起的“加班”不可避免。但是，一個企業的加班成了“新常態”，只能說明人力部門對於工作量和人員的編製沒有作出正確評估。對於加班工作，有些企業願意支付“加班費”給員工作為補償，有些企業卻分文不付。在勞資關係向資方傾斜的情況下，勞動者不得不接受這種不合理的安排，但這種現象使得勞資雙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越積越深。然而有“加班費”並不代表就不會有“過勞”的現象。就拿香港的巴士司機來說，為了增加收入，主動要求加班而過度疲勞，以致交通意外的例子也還是有的。因此，為“加班”制定相應的制約也很有必要。 

說到工薪階層的“加班”還真是五花八門，有苦有樂，關鍵看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發生，也牽涉到當事人的工作性質。譬如我下鄉的時候，由於是國營農場，雖然干的是農活，卻也部分沿用工廠的制度 - 星期天休息。不過，這個周休的規定到了農忙時節就一律取消，因為時令不等人。農閒的時候，我們的工作時間是早上七點出勤，中午有午休，大約是正午十二點到下午兩點，讓大家回去做飯、午餐。下午兩點再次出勤，一般干到六點。農忙時節不僅取消了周休日，午間休息也取消了，由隊裡安排專人負責做飯，送到田頭。所有人就都在田埂路邊就餐，吃完接着幹活。工作時間也相應延長，有所謂“兩頭黑”的說法，就是說早起下田天還是黑的，晚上收工天也是黑的。後來有人覺得“兩頭黑”不好聽，又改成了“兩頭紅”，依據是出勤和下工都要點燈。由於工作的性質，而且只是階段性的舉措，大家都能接受這樣的安排。這也就是“加班”，不過在那個講究無私貢獻的年代，沒有誰會想到“加班費”上頭。

其實我們也有“加班費”，那就是節假日加班。我們農場以種植水稻、甘蔗為主。水稻的種收都要趕季節，並沒有什麼節假日的說法。甘蔗收穫之後，還要由外來的船工把甘蔗運到糖廠。船工是按量計值，節假日也照常運輸，如果在節假日為甘蔗裝船的話，出勤的人可多得百分之五十的補貼。老職工拖家帶口，一般要利用節假日處理一些家庭事務或者走親戚，多數不願意在節假日加班，所以那加班的活基本上就都讓我們知青給包了。這樣的班我們都很樂意去加，一來沒有領導盯着，心情輕鬆，二來可以增加收入。

水稻秋收入倉之後，農活就相對輕鬆。即使收甘蔗，也不是太累人的活，畢竟不用起早摸黑，而且用俗語說是“穿鞋着襪”地在旱地上操作。沒想到又有些“積極分子”玩起了“義務勞動”的新花招。話說我們一般在水稻生長期間施化肥，冬天給收割罷的稻田施廄肥。施廄肥也是一道常規工作，按規定同樣是早上七點上工。“積極分子”提出來，提早半小時開工，“多做貢獻”，領導自然大為讚賞。於是，隊部門口那塊舊犁頭就改為早上六點半被敲響，催促大家去幹活，敲犁頭的自然是隊長、副隊長或者生產隊的會計。過不了幾天，另外一個“積極分子”覺得六點半不夠早，就提前十五分鐘去敲那塊破犁頭。人們被驚醒了，懵里懵懂地就都出來了，雖然嘴裡嘟嘟囔囔，卻不敢提出抗議，畢竟人家那是“革命行動”，誰要是反對豈不成了“反革命”？於是我們每天又少了十五分鐘的睡眠時間。又過了幾天，又有人把敲鐘的時間給提前到六點，這回應卯的人就少了，稀稀拉拉，無精打采地挑着簸箕往田間走去。後來隊裡的幹部覺得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加上施廄肥的活也基本完成，就借坡下驢把這“早敲鐘”給廢了。

加班給加班費固然合情合理，客觀上卻也會造成人為的“怠工”現象。譬如八十年代中後期，由於大陸改革開放帶動外貿市場走高，貨物出口量大增。作為一個重要的轉運港，香港的船舶運輸業務非常蓬勃，無論是散貨運輸還是集裝箱航運都呈現一片供不應求的態勢。船運公司運量劇增，急切間無法補充足夠的人手，於是船務公司的職員普遍被要求加班工作。由於勞資之間的合約有規定，資方不能強制要求員工加班，所以只能以提高加班費作為誘因來保障足夠的人手。在那個“朝九晚五”的年代，正常下班時間是下午五點，在廣發加班費的那段時間，到了下午四點，幾乎所有船務公司的前台都會出現同樣的景象，就是前來辦理各種單證的人，需要等候時間更長了，前台積聚的人也越來越多。雖然較大的船務公司都有茶水間，免費供應咖啡、奶茶，等候的時間太長也難免引起鼓譟。一個傳聞是，有人等得不耐煩，到前台查詢，前台的一位職員一副不屑的嘴臉說，就是這麼慢，愛等不等。說完了還把自己的名牌亮給對方看，說是如有不滿，可以向公司人事部投訴。一些老油條見慣不怪，知道那些人就是在磨洋工，把手頭的工作拖到五點以後才處理，以便領取加班費。若說公司管理層不知道這種不正常現象，那絕對是笑話，但是公司業務量上升是大頭，職員揩油畢竟是小頭，所以只能隻眼開隻眼閉。當然，一旦市道轉淡，那些囂張跋扈的職員必定是首先被淘汰的一群。 

關於加班，如今社會上流傳着一些叫人摸不着頭腦的格言。譬如“年輕人真正平衡的工作生活，就是應該上班和下班的界限是模糊的”，又如“不加班的青春，其實挺沒意思的”等等。在我看來，這都是一些超級忽悠。我欣賞的工作方式是舉重若輕，勞逸結合。撇除工作計劃的不合理因素，不能按時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人，如果不是磨洋工的原因，那就是工作能力不適合那份工作。廣州有一句俗語“見屎忽郁唔見米白”形容這類人。此話源自農村生活，說的是舂米的時候，只見那人的屁股（屎忽）在動而看不到穀子的外皮被去掉。也就是說舂米的人所做的都是“無用功”。

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有些工種確實很難界定上下班的界限。譬如投資銀行的高管，由於客戶可能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時區，所以幾乎是全天候運作，因此他們的付出就只能體現在薪資和分紅上而不是什麼“加班費”。記得當年常與一些外國的批發銀行打交道，由於他們的總部在外國，與香港有時差，所以他們的部分職員也經常性地需要加班。據我所知，有些銀行會發放加班費，有些則以發放年終獎金的方式來犒賞員工，對於勞方來說，類似於“零存整付”，也是其樂融融。

說到底，商業社會遵循“按勞取酬”的原則既合理也有利於保持勞資關係的穩定，任何巧取豪奪或者精神忽悠都是對工薪階層的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