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读到一篇关于“加班”的文章，题目是：22歲阿里員工:「終於，我被你們逼死了！」事情发生在 2016 年，写那句话的是阿里巴巴的員工，22 岁的潘洋。这篇文章列举了好几个关于“加班”造成对个体伤害的事例，读了令人感叹！

世界各地因为“过劳死”的现象时有所闻，而“过劳死”大多都是与加班有关联。正如俗语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无论是工厂生产或者是商业运作，突发事件引起的“加班”不可避免。但是，一個企業的加班成了“新常态”，只能說明人力部門对于工作量和人員的編製沒有作出正確評估。对于加班工作，有些企业愿意支付“加班费”给员工作为补偿，有些企业却分文不付。在劳资关系向资方倾斜的情况下，劳动者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但这种现象使得劳资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越积越深。然而有“加班费”并不代表就不会有“过劳”的现象。就拿香港的巴士司机来说，为了增加收入，主动要求加班而过度疲劳，以致交通意外的例子也还是有的。因此，为“加班”制定相应的制约也很有必要。 

说到工薪阶层的“加班”还真是五花八门，有苦有乐，关键看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发生，也牵涉到当事人的工作性质。譬如我下乡的时候，由于是国营农场，虽然干的是农活，却也部分沿用工厂的制度 - 星期天休息。不过，这个周休的规定到了农忙时节就一律取消，因为时令不等人。农闲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出勤，中午有午休，大约是正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让大家回去做饭、午餐。下午两点再次出勤，一般干到六点。农忙时节不仅取消了周休日，午间休息也取消了，由队里安排专人负责做饭，送到田头。所有人就都在田埂路边就餐，吃完接着干活。工作时间也相应延长，有所谓“两头黑”的说法，就是说早起下田天还是黑的，晚上收工天也是黑的。后来有人觉得“两头黑”不好听，又改成了“两头红”，依据是出勤和下工都要点灯。由于工作的性质，而且只是阶段性的举措，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安排。这也就是“加班”，不过在那个讲究无私贡献的年代，没有谁会想到“加班费”上头。

其实我们也有“加班费”，那就是节假日加班。我们农场以种植水稻、甘蔗为主。水稻的种收都要赶季节，并没有什么节假日的说法。甘蔗收获之后，还要由外来的船工把甘蔗运到糖厂。船工是按量计值，节假日也照常运输，如果在节假日为甘蔗装船的话，出勤的人可多得百分之五十的补贴。老职工拖家带口，一般要利用节假日处理一些家庭事务或者走亲戚，多数不愿意在节假日加班，所以那加班的活基本上就都让我们知青给包了。这样的班我们都很乐意去加，一来没有领导盯着，心情轻松，二来可以增加收入。

水稻秋收入仓之后，农活就相对轻松。即使收甘蔗，也不是太累人的活，毕竟不用起早摸黑，而且用俗语说是“穿鞋着袜”地在旱地上操作。没想到又有些“积极分子”玩起了“义务劳动”的新花招。话说我们一般在水稻生长期间施化肥，冬天给收割罢的稻田施厩肥。施厩肥也是一道常规工作，按规定同样是早上七点上工。“积极分子”提出来，提早半小时开工，“多做贡献”，领导自然大为赞赏。于是，队部门口那块旧犁头就改为早上六点半被敲响，催促大家去干活，敲犁头的自然是队长、副队长或者生产队的会计。过不了几天，另外一个“积极分子”觉得六点半不够早，就提前十五分钟去敲那块破犁头。人们被惊醒了，懵里懵懂地就都出来了，虽然嘴里嘟嘟囔囔，却不敢提出抗议，毕竟人家那是“革命行动”，谁要是反对岂不成了“反革命”？于是我们每天又少了十五分钟的睡眠时间。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把敲钟的时间给提前到六点，这回应卯的人就少了，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地挑着簸箕往田间走去。后来队里的干部觉得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加上施厩肥的活也基本完成，就借坡下驴把这“早敲钟”给废了。

加班给加班费固然合情合理，客观上却也会造成人为的“怠工”现象。譬如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大陆改革开放带动外贸市场走高，货物出口量大增。作为一个重要的转运港，香港的船舶运输业务非常蓬勃，无论是散货运输还是集装箱航运都呈现一片供不应求的态势。船运公司运量剧增，急切间无法补充足够的人手，于是船务公司的职员普遍被要求加班工作。由于劳资之间的合约有规定，资方不能强制要求员工加班，所以只能以提高加班费作为诱因来保障足够的人手。在那个“朝九晚五”的年代，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在广发加班费的那段时间，到了下午四点，几乎所有船务公司的前台都会出现同样的景象，就是前来办理各种单证的人，需要等候时间更长了，前台积聚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较大的船务公司都有茶水间，免费供应咖啡、奶茶，等候的时间太长也难免引起鼓噪。一个传闻是，有人等得不耐烦，到前台查询，前台的一位职员一副不屑的嘴脸说，就是这么慢，爱等不等。说完了还把自己的名牌亮给对方看，说是如有不满，可以向公司人事部投诉。一些老油条见惯不怪，知道那些人就是在磨洋工，把手头的工作拖到五点以后才处理，以便领取加班费。若说公司管理层不知道这种不正常现象，那绝对是笑话，但是公司业务量上升是大头，职员揩油毕竟是小头，所以只能只眼开只眼闭。当然，一旦市道转淡，那些嚣张跋扈的职员必定是首先被淘汰的一群。 

关于加班，如今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格言。譬如“年輕人真正平衡的工作生活，就是應該上班和下班的界限是模糊的”，又如“不加班的青春，其實挺沒意思的”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一些超级忽悠。我欣赏的工作方式是举重若轻，劳逸结合。撇除工作计划的不合理因素，不能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人，如果不是磨洋工的原因，那就是工作能力不适合那份工作。广州有一句俗语“见屎忽郁唔见米白”形容这类人。此话源自农村生活，说的是舂米的时候，只见那人的屁股（屎忽）在动而看不到谷子的外皮被去掉。也就是说舂米的人所做的都是“无用功”。

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有些工种确实很难界定上下班的界限。譬如投资银行的高管，由于客户可能分布在不同地域，不同时区，所以几乎是全天候运作，因此他们的付出就只能体现在薪资和分红上而不是什么“加班费”。记得当年常与一些外国的批发银行打交道，由于他们的总部在外国，与香港有时差，所以他们的部分职员也经常性地需要加班。据我所知，有些银行会发放加班费，有些则以发放年终奖金的方式来犒赏员工，对于劳方来说，类似于“零存整付”，也是其乐融融。

说到底，商业社会遵循“按劳取酬”的原则既合理也有利于保持劳资关系的稳定，任何巧取豪夺或者精神忽悠都是对工薪阶层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