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子弟晉身億萬富豪的故事從來都是新聞熱點，近年有兩位華人富豪的故事也叫人遐想聯翩。其中一位是“二代移民逆襲華裔首富”的華裔大叔黃馨祥；另一位則是過兩個月才 41 歲的葉簡明。

黃馨祥出生在南非，是一個小雜貨鋪老闆的兒子，自小深知要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是教育。他在 16 歲那年考入了約翰尼斯堡的百年名校—金山大學。他在大學裡攻讀醫科，由本科讀到了博士。在南非當了幾年醫生之後，黃馨祥移民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從事各類藥物的實驗研究工作，並成功研製出對抗糖尿病和癌症的藥物， 獲得了 50 多項國家專利。其後成立製藥公司、轉營地產、收購球隊、收購醫院、收購《洛杉磯時報》等等，把一個“雜貨鋪小子”逆襲成功的例子完美呈現在世人眼前。

葉簡明是全球五百強企業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理事局主席、中國文化院理事會主席，被財富雜誌評選為世界500強中國公司最年輕掌門人。即使在中國華信官網上，掌門人葉簡明的簡歷缺乏任何細節。他的職業被簡單概括為“實業家、慈善家”。他的發家致富經歷語焉不詳。由於沒有太多可供參考的資料，關於他的發家史，難免引來坊間諸般猜測。葉簡明現象叫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有一本月刊《南北極》，其中一位作者（筆名好像是“石岡”，年代久遠，記不太清楚。）擅長寫一些中共高層內幕故事。我們平頭老百姓當然無法去根究他所寫的有幾分真實，只是懷着讀野史的態度來追看。不過，有兩件事讓我感覺到他確實知道一些高層內幕。譬如大約在七四或七五年的某一期文章里，作者在講述“中聯部”等不太為公眾知曉的機構時，就提過華國鋒的名字，但華並不是被單獨提起，只是被列在某個“委員會”的名單中。具體是什麼委員會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排頭位的是李克農，在華國鋒前頭的還有鄒大鵬。另外一次大約是七五年，文章主要講中央對幹部使用的規律，某些幹部有時很長時間消失於公眾視野之外，需要的時候就會走到台前。文章特別提到兩個名字，耿飈和宦鄉，作者說這兩個人目前聲沉影寂，但說不定哪一天又會再一次華麗登場。結果宦鄉於 1976 年出任駐比利時大使，兼駐盧森堡大使和駐歐共體使團團長，耿標則在 1978 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

那位作者文章里提及華國鋒的時候，華還沒有取得先帝的“遺詔”，神州大地的民眾知道這位後來的“華主席”的怕不多。宦鄉其人，如果不是對大陸官場素有關注的人，大概對他所知無幾。至於耿飈的復出，也不及他後來被“鄧總設計師”在記者面前指斥關於香港不駐軍的言論是“胡說八道”那樣受到民眾的廣泛注意。至於那位作家所講的“北京第一號信箱”故事更是匪夷所思，我至今沒有找到任何旁證，不知有幾分真幾分假，卻不能完全排除事件的可能性。

作者寫道，“北京第一號信箱”僅供毛澤東、周恩來與陳龍共同使用，他人不得染指，據說劉少奇曾多番試探都不得要領。陳龍是誰？他是建國初期的一位公安部副部長，諜報界的傳奇人物。據作者所描述，毛澤東對陳龍非常器重，但陳龍在某些方面與毛澤東有重大矛盾，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後期被送到興凱湖農場勞動改造，但是毛、周與陳龍仍然通過 “北京第一號信箱”保持聯繫。當時我就對這個說法有所懷疑，既然陳龍已經被打入另冊，還有什麼必要暗中保持聯繫呢？後來想到，陳龍到興凱湖也許另有任務，那樣的話，與最高層保持最隱秘的聯繫就很合理了。但是，作者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卻寫到陳龍在五十年代末逃離興凱湖農場，循中國的最南端走出了國門，這個說法又帶出更大的疑團。

根據國內多篇文章的說法，毛澤東曾先後三次想把他調到身邊負責警衛工作，但都因陳龍的婉拒而未能如願。“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5月27日，作者為“熊坤靜”所寫的一篇文章“陳龍三次拒任毛澤東衛士長”里這樣寫道：

一天傍晚，中央社會部負責幹部工作的王濤江突然找到了陳龍。“前幾天，毛主席問到了你，意思是想把你調到他的身邊去工作。”

“真的嗎？我願意為毛主席拋頭顱，灑熱血！”陳龍凝視着王濤江，語氣堅定地說。說完他轉身坐在一個土堆上，一邊抽着煙，一邊陷入沉思。能夠到領袖身邊工作，無疑是無比榮耀的事，但一想到自己火爆的脾氣，他又有些猶豫不決。最後他對王濤江說：“讓我再考慮考慮吧。”

經過再三權衡之後，次日陳龍拒絕了毛澤東的提議。 

國內的資料一致指出，陳龍由於心臟病的原因，於 1954 年 6 月初往莫斯科治療，同年秋天返回大連療養，1958年不幸病逝。

不管陳龍究竟是病逝還是出走，真相也許永遠不為人知。正如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也同樣亦幻亦真，難辨真假。

話說 1991 年，有一位香港立法局 Y 議員經常出現在電視熒幕前，他引起了我們學校在港校友的注意，因為無論是他的長相還是聲音語調都和我們學校某一屆的學生會主席有極高的相似度。這位 Y 議員的姓氏與我們的學長不一樣，名字卻有一處完全相同。我並不確切知道有多少校友在香港，但就我所認識的十來個人的見解，都認為這位 Y 議員與我們的學長是同一個人。我有一位姓李的學長是某國貨公司的董事，也是那位學生會主席的同班同學，七十年代初從廣州到了香港。他告訴我，他在八十年代初一次香港政府舉辦的宴會上就見過這位 Y 議員，當時他站在議員的側面，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於是衝口而出用普通話叫那位同學的名字。Y  議員扭過頭來，看了他一眼，沒有回應，把頭扭向另一邊。李學長老於世故，若無其事地走開，向旁人打聽那位“故人”的身份，得到的答案與他的想象並不吻合，李學長此後在任何場合與 Y 議員相遇都主動迴避。李學長還告訴我，據他所知，由於 Y 議員的曝光率引來一些校友到該議員的辦公室尋找真相，那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為，叫我轉告其他校友千萬不要那樣做。過了不太長的時間，這位疑似校友的 Y 議員在香港的電視熒幕前銷聲匿跡，據官方報道是出任公職，被派駐北京了。

為什麼這位 Y 議員會這樣引人注目呢？這要從我們那位校友的身份說起。為了敘事的方便，且把故事的主人公稱之為 C 學長。C 學長出生在美國，他的父親 C 老先生是一位愛國僑領，五十年代帶領全家人回到原居地香港，然後把幾個孩子全部送回廣州念書。C 老先生在廣州“華僑新村”建了一幢兩層的花園洋房給孩子們住，自己則是香港、廣州兩邊走。我與 C 老先生的二兒子是同學，後來還一起下鄉。 C  學長比我們大四年，我們念初中二年級的時候，他已經是高三畢業班了。雖然是面臨高考的學子，C 學長依然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既是運動隊的成員，又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不僅是這樣，全校都知道 C 學長有一個和他同班的女朋友。在我們那個年代，中學生談戀愛是一件很敏感的事， C 學長的浪漫故事卻絲毫不受影響。說到這個學姐，人很文靜端莊，身上卻有一股自然而然的神秘感，也許由於學姐住在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座獨棟小樓吧。按說我們那一片，小樓並不算罕見，關鍵是學界所住小樓外面還有門崗！我和 C 學長的弟弟曾經是很好的朋友，他還主動要當我的“入團介紹人”，不過我這人不求上進，一直沒寫那份“申請書”。雖然 C 農友對此感到失望，當我因公受傷回廣州休養的時候，他還是特意招待我住到他家那棟小洋樓。

C 學長高中畢業之後，據說考進了外地某家對外保密的院校，整個學習期間只因老父去世回過一趟廣州，與家人的通信都要經過“華南工學院”某信箱轉。由於與弟妹們同父異母，關係不算很密切。我的那位同學兼農友，在農場是一個積極分子，不僅自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後來還和一位很溫婉的貧農的女兒結了婚。C 農友後來回到了廣州，在東山區某街道辦公室當了個小幹部，由於仍然保有在美國出生的證明文件，後來又回到了美國。我在 C 同學家養傷的那段時間，與他的三弟成了好朋友。他三弟比 C 同學走得早，七十年代就到了香港，我們在香港來往得相當密切。我曾經分別問過他們兩兄弟關於他們那位大哥哥的情況，他們都說很少來往，不太清楚，可以確定的一點是確實與當年那位學姐成了婚。

Y 議員被派駐北京之前，某次我與幾位新聞從業員飯聚的時候說起這檔子蹊蹺事，座中有一位年輕的記者很感興趣，覺得是“摻沙子”的一個實例，說要去查個究竟。我勸他小心行事，千萬不要給自己和報社惹麻煩。過了大約半年，那位年輕記者約我吃飯，專門給我說調查 Y 議員的結果。據他說，官方介紹 Y 議員出生於香港，但是四十年代的出生記錄，除了醫院會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之外，還有一些接生院，私人醫生的檔案都不完整，所以查不到。而他報稱就讀的那家小學早就不存在，1968 年從英國回港之前的紀錄更是一片空白。由於沒有比較重要的線索，報社不支持他查下去。我認為這件事再查下去也不會有結果而且也沒有必要，勸他到此打住。我說所謂“雪泥鴻爪”，所賴者天然成事，若經過有心人刻意打掃，自然是白茫茫一片很乾淨。

葉簡明這個船工的兒子，不經意間華麗轉身成了青年才俊，難免惹人熱議。有人說“英雄無問出處，富貴當思緣由”，假如一個人的發家致富無跡可尋，大體上可以假設屬於“被富貴”，“被包裝”的一族吧。如此看來，“眼見為實”這一句成語也並不準確，我們所看到的世象，也可能是別人設計、演繹出來讓我們看的一幕幕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