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被保护”

3.

尽管公司里的事情千头万绪，宋立还是抽空准时下了班。他带着儿子先到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回家后，又使出浑身数解，弄了一桌饭菜，然后，父子俩眼巴巴地等着赵莹。

直到晚上十二点钟，没有赵莹的任何消息。

宋立心里非常自责。那天为什么要对她说过激的话？为什么没有想法拦住她？他了解她，完全知道该怎么做才最有效、最能被她接受，可他偏偏没去这么做！赵莹会在哪儿呢？他推测，很有可能，警察根据赵莹的愿望，把她送到某个朋友那儿去了，因为，她绝对不可能住到警察局去。但不管在哪儿，总该来个电话吧？

他很清楚，赵莹是个非常恋家的人。即便对他这个丈夫有气，不愿理他，但心里绝对放不下 儿子。唉！再等等吧，也许，等气消了，明天就回来了。

可是，第二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第三天，还是没有一丁点儿反应。直到第四天，仍然没有任何音讯。

宋立开始不安起来。他无论如何没料到，老婆被警察带走，会一去杳无音讯。他突然怀疑，那晚是不是真警察？万一是假警车呢？

这个念头一闪现，他顿时感到脊梁骨上一阵寒气。这么多天过去了，怎么居然没想到主动去找找她？难怪赵莹会对他怨气冲天。不是吗？直到现在，他还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守株待兔地等着她乖乖地回来。他忽视赵莹的内心感受已经太久了！

他迅即给周围所有朋友和国内两边父母家打了一圈电话，没敢说明实情，只是从侧面打听情况，结果，所有人对这边发生的事、对赵莹的下落均毫无所知。很显然，这期间，赵莹没跟任何朋友包括家里人联系。

宋立终于沉不住气了。

他决定，直接到警察局去。那晚，他留了个心眼，把警车的车牌号记了下来。

来到警察局，说明事情的原因。那位负责接待的警察先是当着宋立的面，跟两位夜巡的警察通了个电话，接着，又跟另一处有关部门通了个短暂的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告诉宋立：“你太太已向有关部门申请了‘被保护’。也就是说，她不愿见你。我看，你不用再找她了。”

宋立说：“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想向她解释一下。如果不能见面，打个电话总可以吧？”

警察耸耸肩，说：“很抱歉！我无权向你透露她的任何消息。她已被保护起来了。法律规定，这段时间，你不能见她。除非你太太自己愿意主动跟你联系。”

“我想，我应该有权知道，我太太的下落。那个‘保护’她的地方，究竟在哪儿？”

警察两手一摊，说：“这我无可奉告。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什么也别做，直到律师来找你。”说完，他站了起来，笑着拍了拍宋立的肩，“亲爱的先生，你该知道，在德国，要养好自己的太太，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等着瞧吧！看看你太太这回会给你什么好果子吃？”

赵莹在“妇女之家”一点儿也没能闲下来。

那一大堆签名表格填完后，接下来几天，她马不停蹄地被杰妮弗接来送去，不能拒绝地到各有关部门去办必要的相关手续。

第一次跟着杰妮弗坐上一辆崭新的奥迪车，见她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专用本子，认真记下车子的里程数。等办完手续回来，下车之前，她又把那本本子拿出来，再仔细记一遍里程数，赵莹不禁好奇地问：“为什么要记这个？”

杰妮弗告诉她，以前，“妇女之家”有辆公车。前年折旧报废后，政府一直没有再配置新车。新党派上台后，推行新的福利政策，减少行政预算，“妇女之家”的一些支出，例如公车，也被纳入了“被削减”的行列。本来，这辆奥迪车是她的私家车，现在的用途却是半公半私。不过，按规定，如果她的车用于公干，可以按实际里程数计算，到政府有关部门实报实销。

知道了这点后，每次上下车时，赵莹都坐在副座驾上，不露声色地斜眼观察杰妮弗的纪录情况。她清楚，这种毫无监督的里程数纪录，靠的是百分之百的诚实和自觉。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空子可钻，太多的手脚可做。

几次下来，她发现，杰妮弗的纪录每次都跟实际里程数完全一致。

杰妮弗的工作态度完全是服务型的，总让人感到亲切舒服。但几天下来，赵莹发现，杰妮弗只对办手续感兴趣，而对她的个人情况从头到尾只字不问，甚至连她进“妇女之家”的原因和经过都不询问一下，仿佛那一切都与现在毫无关系。

有一天，下车之前，赵莹终于忍不住问杰妮弗：“我到处签名办手续，可你还没问一句有关我的事。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怎么想的吗？”

“那属于你的个人隐私，而且，也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杰妮弗拍了拍赵莹的肩，成竹在胸地说，“别着急，到时候，会有专门的人来听你说这些的！”

转眼到了周末。

这天上午，“妇女之家”的住户们自发地组织了一场欢送会，欢送带着三个年幼孩子的朱丽叶离开“妇女之家”。杰妮弗受到邀请，也赶来参加。

天气极好，阳光灿烂。欢送会就在“妇女之家”的后花园草地上举行。

几个女人早早在院子里摆好了躺椅，准备欢送会一结束，就美美地晒晒太阳，好好享受一番日光浴。

欢送会的费用由大家“凑份子”，吃的、喝的非常丰盛。

杰妮弗感叹地说：“以前，这样的欢送会都由‘妇女之家’出资来组织，可现在，‘妇女之家’连这样的欢送会都办不起了！现在，经费越来越紧张，连勤杂工都请不起。再这样下去，恐怕‘妇女之家’也难以为继了。”顿了顿，她又说，“现在，有些搞政治的人，对‘妇女之家’的存在提出质疑。他们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很和谐了，妇女的各项权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妇女之家’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不是一派胡言吗？看看我们在座的各位，难道不需要‘妇女之家’吗？难道能让你们像那些贫穷国家的遇难妇女一样，个个流落街头、向人乞讨吗？，那帮搞政治的家伙们，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接着，她宣布了一项新决定：从下个月开始，“妇女之家”的花园草地将由住户们以轮流值日的形式自己打理，因为经费紧缺，她不得不把花匠都解雇了。

这下，像一把盐扔进了滚烫的油锅里，热热闹闹的欢送会顿时变成了一场群情激奋的控诉会。大家肆无忌惮地批评现任政府和当朝政党，愤怒地一致表示，下次绝不会把选票投给这样的党派和政府。

赵莹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着这一切，心里觉得诧异。这些人，仗着手里有张选票，就这么理直气壮。她们被政府保护着，由政府赡养着，白吃白住白拿钱，到头来，不但不感激政府，反倒怪政府对她们照顾不周，像是政府对不起她们、欠了她们似的。

德语字典里似乎没有“感恩戴德”、“磕头下跪”的词儿。德国人向来把自己得到的，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懂得向任何组织或个人、甚至自己的父母感激涕零。这让他们每个人看上去活得堂堂正正同时又太缺乏人情味。

朱丽叶从“妇女之家”搬出去后，将住进政府分配的社会救济房。她的三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才刚刚七个月大。

临别这一天，她带着孩子们特意到赵莹房间来告别。她热情地邀请赵莹以后到她那儿去做客，因为，她的新住处也在这个小镇里，离这儿不远，步行只要十分钟。

见她带着三个孩子，大包小袋的还有不少东西需要搬到新住处去，赵莹便主动提出，帮她搬点东西过去，顺便也认认家门。其实，她心里还有一份好奇，想看看那社会救济房究竟什么样儿。

朱丽叶的这套住房，在一栋只有两层楼高的连体小排楼里。整套住房楼上楼下共有90平米，还带着前庭后院。

小排楼坐落在这片富裕的住宅区里，建筑质量非常好，周围绿树成荫，整洁幽静，与附近的环境协调一致，根本就看不出，这属于贫困救济房。

“这套房子，一个月要付多少钱房租？”赵莹问。这套房子比她家现在的租房还大、还新，周围环境也更漂亮，想必房租一定不会便宜。

朱丽叶告诉赵莹，她带着三个孩子，毫无经济收入，属于社会特困户。因此，她不用付一分钱房租费。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有关部门承担，而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也由政府有关部门发放。也就是说，她和孩子已居有归所，衣食无忧。

“住在环境这么好的地方，真好！”赵莹由衷地说。她简直有点儿羡慕朱丽叶了。

“好什么好？住在这里，不允许安装电话，也不允许自己有车。我那辆车过几天就得卖掉。你想想，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没有电话没有车，方便吗？”朱丽叶说着说着，又理直气壮地把矛头对准了政府，“我提出申请，可那帮管福利的家伙居然说，‘你想要保留车子装电话，可以。不过，与此所有相关的费用都得由你自己承担。’你听听，这是什么话！简直是笑话！所有费用都由我自己承担，那我们还要政府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缴税？”

赵莹突然觉得，眼前这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她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 她到底向政府交了多少税？她交的那些税，多到足以支付她现在的所有生活开支、多到可以让她从容地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吗？

“要是我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就好了！我想，我肯定会为此感激政府的！”赵莹说。

“你丈夫是失业者吗？”朱丽叶问。

赵莹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冒失地问起这个来，有点不太自在地摇了摇头：“不！他没失业。”

“那你就得在‘妇女之家’继续住下去了。我搬出来，是因为我丈夫失业了。”朱丽叶接着跟赵莹说起了她的“个人隐私”。

原来，朱丽叶的丈夫是德籍土耳其人。虽然从小在德国长大，却出奇地重男轻女。婚后两个女儿相继出世后，朱丽叶不愿再生育，想采取避孕措施，但丈夫却不同意。他一定要坚持继续往下生，直到生个儿子为止。夫妻俩为此矛盾激烈，尤其在夫妻性生活方面：朱丽叶性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享受男女性爱，而他丈夫性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传种接代。直到有一次，她丈夫酒后对她恶意辱骂，大打出手。朱丽叶当时就报了警，并申请了“被保护”。她在“妇女之家”住了三个月，准备正式提出离婚。没想到，一次在接孩子放学时，被四处找她的丈夫发现了。她丈夫软磨硬缠，甜言蜜语，把她哄回了家。结果，只做了一次爱，就让她怀上了老三。朱丽叶是天主教徒，不能也不愿做人流，生下了老三。天不遂人愿，老三又是女孩。他丈夫故态重萌，夫妻俩又进入新一轮冲突。朱丽叶只好第二次申请“被保护”，住进“妇女之家”，并正式提出离婚。

赵莹心想，朱丽叶敢于走出这一步，完全是因为她清楚德国社会有一套保护着她的制度。否则，她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不知会多么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