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古希臘民主算起，西方民主發展到今天已經有2500多年的歷史。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民主在西方，2000多年來，無論是先賢先哲，還是精英政府，不少人對民主持強烈的否定甚至厭惡態度。而僅僅是最近這兩三百年才算是扶正，特別是冷戰後才躍升為現在的崇高地位。

在西方，有產階級和知識精英反對民主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大多數人是無知無識的，他們對問題的看法經常是錯誤的。而政治是專業人才的領域，但專業人才永遠是少數。二是由於大多數人都是無知無識的，就很容易受人蠱惑、擺布，特別是被無恥而又有野心的鼓動家利用。因此，他們得出結論：多數人一旦獲得參政的權利就會變成集體暴君。因此，在他們眼裡，民主就是占多數的窮人對富人橫行霸道的制度。這種觀點從蘇格拉底到美國的開國之父那裡都能找到影子。《柏拉圖對話錄》曾記錄下蘇格拉底這樣一段對話：他力圖說服某人，作決定時不應受民意的左右，因為大眾大多是無知的，他們的意見不值得採納。色諾芬在《蘇格拉底回憶錄》中，就通過對話得出“民主實際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暴政”的結論。至於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更深信，只有哲學家才能充當統治者，普通民眾沒有能力也不適於管理國家。由於民主讓所有的人參與，他認為這就取消了分工和專業化，其後果是讓政治變成一種無效率的東西。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把民主定義為“適用於窮人控制政府的體系”，“包含着專制君主的性質，簡直不能算是一個政體”。柏拉圖師徒都深信，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平等，政治制度的設計就必須反映這種天然的不平等。

同一時代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也對民主持否定的態度。在《伯羅奔尼撤戰爭史》中，修昔底德提供了雅典民主導致敗壞、墮落、濫權、不講法制、壓制富人的大量事實。波里比阿則直指民主是建立在不講原則的平等和自由之上。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西塞羅也對民主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把地位不平等的人置於同等的位置是“最大的不平等”。在他看來，正是民主帶來的無序和混亂，才導致雅典的滅亡。

進入公元後，歐洲陷入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民主更成為反面和被抨擊的對象。中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阿奎那就認為：“不義的政治可以由許多人行施，那就叫做民主政治。當平民利用人數上的優勢來壓迫富人時，這種政治就是暴民統治。”民主政治不過是暴民政治的別稱而已。

歐洲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儘管掀起了整理、學習和研究古希臘、羅馬精神遺產的熱潮，但民主卻依然無法改變被否定的命運。現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馬基雅維利鼓吹羅馬式的“共和政體”和民主的最大區別在於不能讓人民當家作主。而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主流也是認為民主主義不過是“愚民、暴民”統治的代名詞。

17世紀，歐洲進入啟蒙時代。這些啟蒙大師又是如何看待民主的呢？英國偉大的政論家、詩人彌爾頓一方面高呼“對於暴君，人民有權反抗，人民的權利至高無上”，但另一方面他卻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否則多數人可能出於卑劣的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英國的洛克強調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但認為人類的未來只能由少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天賦人權”是財產權！

法國百科全書派是重要的啟蒙運動派別。但他們政治上的主張大都十分保守，主張開明君主制。孟德斯鳩一方面激烈抨擊專制政體，但又認為，在民主政體下，平等精神會走向極端。由此產生一窩窩小暴君，而且很快自由就會消失，單一暴君就會出現。因此，他主張英國式的有節制的君主政體。伏爾泰主張“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但他認為民主政體“只適合於非常小的國家。即使如此，也會出錯，因為它是由人構成的，相互傾軋在所難免”。狄德羅則更直截了當，認為一個種族的未來不能掌握在多數人手裡，未來只能抓到像他自己一樣有教養的人手裡。他為《百科全書》編寫的“民眾”詞條寫道：“民眾是愚昧與遲鈍的”。

在那個時代，盧梭是一個少有的例外。他傾向於直接民主制。因此，他對於英國的議會制大加批評：“英國人自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值得一提的時候，當時英國700萬人中，有權投票的只有25萬人！只有這25萬人在投票時才有自由，剩下的600多萬人連投票時也沒有自由。但盧梭也認為“真正的民主制從來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因為“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的秩序的”。因此，當波蘭人請他設計一份民主的憲法時，他卻勸告波蘭人選擇世襲君主制。

德國的康德也認為民主不是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從事物的永恆秩序中生發出來的理智和正義之上，而是多數人隨性而為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揭開了人類的新篇章，但法國大革命高舉的大旗是“自由、平等、博愛”而沒有民主。儘管如此，有產者仍然把法國大革命當作民主發作的後果。民主被當成“財產掠奪、暴民政治、紅色恐怖”的代名詞。柏克詛咒這種純粹的民主制是不光彩的寡頭政治，並指責“純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大衛·李嘉圖認為，選舉權只能賦予那些不會推翻私有財產權的人。當英國發生大規模的憲章運動爭取普選權時，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認為，普選權意味着“私有財產以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終結”。

美國獨立之後，民主也長期受到開國之父的冷遇。與現在美國總統張口閉口民主不同，從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到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再到第三任總統傑弗遜都絕口不提民主。第四任總統麥迪遜更認為：“政府若採用民主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們之所以譴責民主，原因就在這裡。”如果查看《美國制憲會議記錄》,充滿了對民主的聲討。民主總是和“愚蠢、過分、危險、罪惡和暴政”連在一起。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大談美國的共和政體如何勝於民主政體。

然而，民主最終成為西方的核心價值和外交工具則是出於以下三個原因：一是人民發起的聲勢浩大的運動，迫使西方資產階級不斷做出讓步。二是西方對民主加以限制，比如提出“憲政民主、代議民主、程序民主”等修飾詞，以確保保護私有財產的底線。民主等於被閹割和馴化乃至篡改。三是通過一段時間的普選實踐，他們發現在媒體和財富仍然在他們控制之下的普選，自己的權利不但沒有受到損害，反而更增加了政權的合法性，更可將社會不安定因素消除於無形，特別重要的是並沒有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在這種背景下，民主便成了顯學，成了西方統治最為有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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