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称为所谓的“四大自由”。至今仍被一些文革的辩护者津津乐道，说“四大自由”是毛泽东为了克服中国体制弊端的一次伟大的民主实践。说当时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平民可以反对权贵，甚至打到权贵，是实现了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大民主”。吹嘘得一些没有文革经历的年青人心向神往，羡慕万分。以为，美国人可以骂总统，我们中国也有过可以骂国家主席的时候，真恨不得穿越到40年前去，过一把“四大自由”的瘾。
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毫无疑问，千真万确，文革期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有的。广大民众、红卫兵、造反派，几乎人人享受、参与了“四大”。但是，遗憾的是，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由”！
文革中，任何与上级精神相悖，任何敢于冒犯政权的言论或大字报，或迟或早，都要付出今天不可想象的沉重代价。甚至要搭上自己宝贵的性命！那是一段人类历史上最惨痛、最黑暗的时期。
文革“四大”发源于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教师聂元梓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煽动，随即全国掀起了第一波“四大”的浪潮。这波浪潮立刻遭到各级党组织、工作组的严厉镇压。很快敢于挑战权威的学生、教师纷纷被打成“右派”、“反动学生”、“反革命”，遭到残酷批斗。文革帷幕刚刚拉开，不少教师、学生就此被逼自杀身亡，成为文革中，品尝“四大自由”的第一批祭品。
仅以清华大学一校为例，开展“四大”才短短十八天，就抓了500名右派学生，自杀3人。党组织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所谓“四大自由”扑灭在血泪之中。
正如毛泽东8月5日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描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是把镇压“四大”的责任推给当时处于“第一线”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派出的工作组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既然纠正了刘少奇对于“四大”的压制，那么接下来的“四大”是不是就有了“自由”了呢？
非常不幸，不仅仍然没有“自由”，反而情况更加严酷。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了收拾残局，向全国大中学校派去了与刘少奇工作组类似的权力机构：如“军管会”、“支左小组”、“军宣队”、“工宣队”……。
在这漫长的收拾残局的数年之中，从来是只有“四大”，没有“自由”。一批又一批的敢于运用“四大”向权力说不，挑战权力的人被打成“反军乱军份子”、“五一六份子”、“阶级异己份子”、“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坏头头”、“打砸抢份子”……，遭到刑讯逼供、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其残酷程度远胜于刘少奇的工作组。一批又一批批鲜活的生命被送上了文革的祭坛。
其中，毛泽东亲自部署的长达四年之久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运动，则是对所谓“四大自由”的全面的秋后算账。凡是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红卫兵、造反派、普通民众，均遭到大规模的镇压。
仅江苏一省就有13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南京大学定了1154名“五一六分子”，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有资料披露，全国范围有上千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被关押、被判以重型。
至此，广大民众、红卫兵、造反派才恍然大悟“四大自由”原来是一束美丽的罂粟花。品尝毛泽东赋予的“四大自由”的甘露，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已为时太晚！
毛泽东在号召红卫兵、造反派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只是通过官方媒体大力鼓吹。既不给“四大自由”以法律的保障，也不给今后不予追究责任的承诺。
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对于“四大”，在第四条有这样的表述：“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在第七条中，又斥责了刘少奇的工作组压制“四大”的做法，说“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在这个指导性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自由”二字，更无将“四大自由”定位为公民的权力，必须给予保障的表述。就连古代开明帝王一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的承诺都没有。反而为所谓“四大自由”预设了重重陷阱。
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公安六条”，就明确规定了限制“四大自由”的以言获罪的政策：“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据此，无数对文革表示怀疑，对毛泽东、林彪做法表示不满的有识之士，惨遭镇压和迫害，不少人像张志新、遇罗克一样惨遭杀害。
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一些文革的辩护者仍然要为所谓“四大自由”狡辩说，即使当时禁止反对最高领袖毛泽东、林彪，但允许反对各级领导，也是件了不起的民主成就。
这种论调也是经不住事实的检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四大”的禁区太多了，不能反对的岂止毛泽东、林彪两人？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军宣队、工宣队、以及各省、市，乃至各单位的“红色政权——革委会”……一句话凡是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不能反对的。
但是，谁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呢？并没有个客观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各个时期的各级大权在握的人。有权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权力就是“四大”的禁区，谁都不能冒犯，谁冒犯了谁就要遭殃。比如当时山东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江苏革委会主任许世友……曾经都是毛泽东的红人，他们就将成千上万的贴大字报反对他的人，以各种名义打成反革命，关押、摧残制造了无数冤案、假案。
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文革受害者有上亿人”。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轻信所谓“四大自由”，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的无辜青年。
其实，当时“言论自由”并非无法可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年），第八十七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毛泽东如果真是为了解决体制的弊端，要推进社会民主，为何不切切实实地落实宪法，而要别出心裁，另搞一套不伦不类的什么“四大自由”的所谓“大民主”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民主自由阶级论”和“民主自由手段论”的发明者。而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就是毛泽东“民主自由手段论”的精彩杰作。“四大自由”是毛泽东用来打到一大批老革命、当权派、政敌的手段。同时也是横扫一切敢于挑战权威的异见人士的手段。更是扑灭未曾受过“反右”教训的，青年一代心中天生俱在的，人性、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