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的疑问源自近日卓越网和凡客创始人陈年引发争议的一番话。

陈年做客脱口秀节目，谈到对翻译家和诗人牡丹的敬仰之情，说联系到穆旦的儿子很激动。主持人接话说：“这就感觉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周杰伦。”陈年愣了几秒钟后说：“我觉得穆旦应该甩周杰伦几十万条接吧。一百年后大家肯定都还记得穆旦，周杰伦肯定就是垃圾了。”

一百年后大家是否都还记得穆旦，要看哪一个身份的穆旦了。

翻译家穆旦百年之后肯定会被很多人记得，因为他翻译了大量英语和俄语经典诗歌，译文优异，很难想像大部分会在百年之中被更好的译文替代。他的不朽，部分是依赖于所译的不朽的外语诗歌。

至于诗人穆旦百年是否会被很多人记得，恐怕不乐观，因为穆旦的诗歌在他生前和身后39年的今天，读者都不太多。

这不单是穆旦这一个白话诗人的遭遇。中国的白话诗歌（除了流行歌曲的歌词），至今还局限在爱好者小圈子里。白话诗歌的稚嫩不足，是两方面的：一是内容上隽永、优雅和本土性的不足，二是形式上精炼和韵律性或音乐性的不足。就形式来说，诗歌是听的，不是看的（即便看也是默诵），所以精炼和韵律性至关重要。

一百年后周杰伦是不是垃圾，也要看哪一个身份的周杰伦了。

流行歌曲作曲者周杰伦，至今为止，比诗人穆旦成功多了，百年之后未必输给诗人穆旦。

歌手周杰伦，实在太差了。我听过的周杰伦唱的几首歌，除了“蜗牛”，都是口齿不清。周杰伦要不是当上台湾流行歌曲第三代作曲天王，根本就当不上歌手。台湾流行歌曲前两代作曲天王罗大佑和李宗盛也是作曲红而唱，根本不具备歌手的能力。要说唱得垃圾，周杰伦还要排在罗大佑后面。

诗歌并非都是雅致的，流行歌曲的音乐并非都是垃圾的，都可能创作得优雅或垃圾。高雅难懂的古诗，可能是古代的民歌或民歌体及其发展，而高雅难懂的经典音乐，可能是古代的流行歌曲的音乐或其他流行音乐及其发展。

一个诗人的诗歌或一个作曲者的流行歌曲音乐能否成为经典，没人能预测。不知能否成为经典的作品，青菜萝卜，各人所爱，不加分析地褒贬毫无意义。

垃圾用来贬斥作品或唱功是极度恶评，用来贬斥创作者或艺人就是人身攻击了，就自曝其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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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穆旦和金庸（1）

（2012-7-16）

金庸名满天下，所谓有华人处，就有金庸武侠小说。其族兄穆旦是翻译家和诗人，名气小得多。金庸本名查良镛，穆旦本名查良铮，出自浙江海宁查氏家族。二人的主要笔名都是从本名的一个字拆出来的，穆（木）旦拆的是查。

穆旦1918年生于天津，59岁（1977年）病逝。金庸晚生6年，生于海宁，88岁了。

二人都是文人（现在叫作写手），但人生旅程大不相同。

穆旦11岁进南开中学，开始写诗。17岁进清华大学地学系，半年后转到外文系，学英语和俄语，发表诗作。19岁（1037年10月）随大学南迁长沙（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清华时期诗作，有些人认为是代表作，例如“野兽”（1937年11月）：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20岁（1938年）随师生从湖南步行到昆明，并入西南联大。

22岁（1940年）毕业，留校任助教。24岁参军，任第五军中校翻译官，随军入缅甸。25岁回国。27岁创办沈阳《新报》并任主编。29岁参加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创作活动。30岁在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和美国新闻处工作。

31岁（1949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进芝加哥大学，成为硕士生，学习英美和俄罗斯文学。12月与多年恋人、生物系博士生周与良结婚。34岁获硕士学位。

35岁（1953年）与获得博士学位的妻子回到天津，岳父周叔弢时任副市长。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开始翻译俄文、英文文学论著和诗歌。译诗水平高，王小波说是当时最好的汉语文学语言。看看穆旦译的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几行：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我爱你铁栏杆的花纹，

你沉思的没有月光的夜晚,

那透明而又闪耀的幽暗。

常常，我独自坐在屋子里,

不用点灯，写作或读书，

我清楚地看见条条街路

在静静地安睡。我看见

海军部的塔尖多么明亮。

在金光灿烂的天空，当黑夜

还来不及把帐幕拉上，

曙光却已一线接着一线，

让黑夜只停留半个钟点。

39岁（1957年）在鸣放运动中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

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

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做过检讨，

这次他又开起大炮，

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

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

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

最脑人的有三个名词：

这样一来，空气可热闹了，

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

还有一位是“假前进”，

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

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

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

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

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

“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

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

就这样，我挨到了散会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发言，

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

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

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

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

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

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附记

读者，可别把我这篇记载

来比作文学上的典型，

因为，事实是，事过境迁，

这已不是今日的情形。

那么，又何必拿出来发表？

我想编者看得很清楚：

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

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40岁（1958年）被市公安局到校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先后调到校图书馆和浴室，任校工，十多年受管制、批判和劳改。停止诗歌创作，业余时间仍然译诗。57岁（1975年）又开始写诗。例如“冬”（1976年10月）的第一章：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58岁（1976年3月31日）右腿股骨颈折断。

59岁（1977年2月26日凌晨）心脏病突发逝世。在最后一首诗“冥想”中，如同发出临终悲鸣：

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1979年官方宣布为死去两年的穆旦平反。

穆旦出生于富裕家庭，受到优质的教育，读大学时已有诗名，后来兼为一流的俄语和英语诗歌翻译家。如果活在太平时代，他会一生平安，创作丰厚。但是天不遂人愿，他在抗战中和留学归国后，吃尽了苦。

七七事变后，19岁的他跟随大学迁徙万里，其中还有步行走过几个省。

毕业任教两年后，24岁的他自愿参军，远征缅甸，经历一年的对日作战和惨烈的野人山死里逃生。

35岁的他归国任教后，过了五年压抑的生活。政治上承受的压迫，上面引用的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有所表现。他热爱的写诗，也已不合时宜。他曾拿旧作询问学生的看法，学生表示不感兴趣。他的诗深受西洋诗影响，而50年代的国内诗歌只容许歌颂革命领袖和工农兵以及鞭挞革命敌人的。

40岁开始的十九年，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成为校工和批判管制对象，文革中更和妻子都成为下乡劳改对象。17年被迫放弃写诗，再写诗两年，含冤病逝。这19年，诗人敏感的内心悲苦不堪。

穆旦后半生的悲剧性还有一点是，他最后24年的悲惨遭遇，却是自己选择步入的。他们夫妻在美国很好客，华人学者学生朋友杨振宁等在他家时常聚会，他谈起国内和归国非常热情，以至于有朋友以为他是共产党员。他妻子获得生物学博士，属于美国政府不准回中国大陆的理工科博士。他们还称他妻子专业为农业服务而突破禁令归国。穆旦精通俄语，却没有注意苏联的悲惨往事。

穆旦的诗歌，近年来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他的诗歌，在多年之后，重新流传。

新诗与新白话文学中的其他主要体裁小说、话剧剧本和散文相比，发展难度高，成就低。这有诸多原因。诗歌首先要求抒情叙事都用意象（如比喻和具体形象等），而意象有民族文化传统。诗歌还要求语言的精炼和韵律性，这也有个别语言的特性。民国时期新诗作者，大多深受西洋诗影响，意象有很多是西式的，语言上较多冷僻词，而韵律上不用近体诗词的平仄、押韵、对仗等之后，缺少新手法。这使得新诗读者限于小众之中。1949年到70年代后期，受西洋诗影响大的新诗发表很少了，旧作也很少重印，新诗发展停顿。穆旦等新诗名家旧作重新流传，将推动新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