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在幼儿园度过，一星期只能回一次家。跟一班同年龄，也是以园为家的孩子们在一起度过上学前的日子。

我们的幼儿园是市里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设在一个被人遗弃的庄园里。里面有那种城堡似的高高尖塔，塔上的琉璃瓦在太阳的余辉下总是熠熠闪光。不知为什么走过塔时我总是要朝它望，就像晚上在夜深人静时望着教室窗外黄黄的街灯。

一排孩子睡在教室里能移动的小床上。每天早上把自己的小船收拾好叠好，吃完晚饭要自己铺床。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师让我们自己决定船摆放的位置。四五岁的小孩也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喜欢谁就把船泊到他/她的旁边。

还有一个漂亮的穿着连衣裙的王老师。那么温雅白皙。她总是把课讲得让人明白易懂。

可我老是想家。一个星期是长长的日子。

晚上别的孩子睡熟了，我就会望着窗外的灯光。

有一天机会来了。妈妈要到幼儿园里来缴费，当然也会来看一看我和弟弟再回去。

我看着妈妈一句话不说，我想她一定读懂了我眼中的心思。

她说，好吧，我们去买点东西再回来吧。

妈妈就叫了一辆三轮车。那时黄包车早已没有，代之而起的普通交通工具是三轮车。就是黄包车下面装四个轱辘。妈妈跟车夫说了一个街名。

我那时记得的唯一的街名是去我家的。因为妈妈老是在接我回家时说给车夫，所以我记得很牢。

有一次我来到外婆家。那是记忆里第一次去。外婆后来形容我说，海海一进门，四下里一看不对，话也不对（外祖家是北方人），就叫起来了：三轮车，淮海路，常熟路不到。。。这就要打车回去啊。

好高兴啊。妈妈带我去买东西。回不回幼儿园是另外的事情，也许她改主意了呢。

买了园里要用的小牙膏，小牙刷，又坐上了三轮车。

   没到园门口，已是泪眼婆娑。

   母亲看看不对，付了车夫钱，又叫一辆。

   兜了一圈，还是老地方。

   这时自己也觉得不好了，哪有这么缠人的。回去了。

  幼儿园里也学东西。那时就已经很注意培养工农感情。幼儿园里就在红房绿瓦间开了一片菜地，种些卷心菜之类。老师也不要我们干什么，常常去参观参观。

 有一天又去参观，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大队后面。我不喜欢人堆，哪儿人少，哪去。

   走着走着，我在那片卷心菜地前蹲下来了。叶子上有一个洞！哪来的？那时不知道是caterpillar弄的。还想了半天。很多年后到了美国，才知道原来在美国caterpillar是可以被描写，被歌颂的，例如儿童读物《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还有猪啊，狼啊，老鼠啊，那些被那时代瞧不起的东西。可见文化之不同。

   那时肯定没人会同情毛虫。不仅不同情，还要把它抓起来，扔在地上，用脚踩    死。

 我就看见了这么一条毛毛虫。

  它是绿绿的，软软的，却很奋力地在叶子上爬，也许是见到了我的缘故。我想了一想，就把它放进一个瓶子里，拿去给老师看。老师很表扬了我一番，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园里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捉毛虫运动，以至于我现在看到毛毛虫或者讲毛虫的故事还觉得有点内疚。

百无聊赖时自己也想法子玩。那些日子可真是长啊，长得好像半辈子。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在我们教室隔壁是衣物间，用以放置洗好的儿童床罩被单毛巾等。沿着两面墙壁有一些很高大的玻璃橱放这些东西。玻璃橱上阿姨系上了晾衣绳，用来挂那些半干的毛巾。

这些在我头顶上的粗粗的晾衣绳使我想起了秋千。在夏日空中飞荡的秋千。

于是我就掂起脚把自己挂在晾衣绳上，前前后后地荡来荡去。

别的孩子看我玩得高兴，也来参加，于是we had a nice afternoon.

第二天我没去园里，却听说出大事了。

几个孩子又去衣物间玩“秋千”。结果因为晾衣绳上吊的人太多，绳子拉力竟使一面大橱倒了下来，压在一个玩得最起劲的女孩身上。她马上就给送医了。

我的心情是又害怕又懊恼，好像我杀了人。

也确实女孩的妈妈提出，她女儿是跟我学的。不过有老师说出事的那天我都没来，再说都是小孩。这才无话。

忐忑不安地过了两天。

第三天那女孩来了。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护创胶布。我问她你疼吗？她说有一点。我看看她神智很清醒，不像脑震荡。

但是这件事终究在我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影响，以至于长大后每每做梦做到不小心把人推到了井里。醒来后又有莫名的负疚感。

在以后我就去读心理学了。

（本文纯属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