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附属医院外科的碳酸氢钠治疗中期肝癌的文章在elife上发表后，一时被捧上了天，不明所以的非专业人士大有中国医疗界已攻克癌症治疗的错觉。此后的专家的议论则多数持淡定态度，因为这确实不能算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不过是一次替代疗法的尝试而言，即使疗效非常成功，也仅仅属于肝癌中晚期治疗方面提供了一个可行的option。虽然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并非一般人想象那么意义深远，还是必须给浙大二院小苏打组相应credit的，good job！鼓掌
那么本人是根据什么做出以上的评价的呢，泡杯茶请听阿拉慢慢道来。
判断一项临床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当然是看有无显著疗效，目前corhot的结果似乎缓解率（不是治愈率）或者说肿瘤受抑制程度很明确，应该是进步，但并非决定性的进步。容我从理论应用和技术改进两方面予以通俗易懂的说明。
癌症的饥饿疗法的理念最初来自于70年代初期哈佛大学癌症研究所的福克曼（ Judah Folkman）教授的工作，简言之就是：设法切断肿瘤的新生血管断绝肿瘤细胞的营养而杀死肿瘤细胞。其实细说起来，虽然同样是肿瘤饥饿说，但佛克曼的研究和此后开发的血管栓塞化疗（TACE: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是很大不同的，读下去相信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
佛克曼设计了一个非常精致的治疗模型其宗旨是饿死癌细胞，他合成了一种单克隆抗体，此抗体可以结合到将要形成的血管前体细胞受体上抑制其产生血管内皮生长素，从而阻止小血管的形成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佛克曼的理论和实践在血管新生和肿瘤治疗上的贡献，毫无疑问是诺贝尔奖级的研究，可惜此君在2008年过世，无缘诺奖。但之后的TAE（transarterial embolization) 在临床上的应用却是因为佛克曼的科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
所谓TAE和TCAE其实就是经皮动脉导管体内插入技术，TACE里多出的C是化疗的意思。
最早的血管内插管是从心脏内插管开始的，血管导管技术的发明者是瑞士的放射科医生薛丁格（Sven-Lva Seldinger）。而人类最早的将导管插入右心房的是100多年前德国的一位私人医生，此君胆大妄为，在没有多少消毒技术的情况下，仅用橄榄油润滑了一个细皮管子切开肘部静脉插到心脏，并用高浓度典剂在x光机下拍了几张质量极差的照片，但因此试探在当时太过匪夷所思，并没有得的医学界的重视，不了了之。
薛丁格医生的动脉导管技术发明在1953年，起初是用来做心脏血管造影，之后推广至各类血管和空腔器官 并被运用在心脏起搏器安装等领域。但在高质量的医学画像仪器开发出来之前，动脉插管是一项高技术的操作，一般由放射科的专门医生担任。CT scan普及后动脉插管造影不再是那么神秘的工作，比较容易的就能够被低年资的住院医生一级掌握，7，80年代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只是在进入血管分布区域微小化上精益求精。
大约在80年代初期，医生开始在诊断性插管后，对肿瘤病人的病灶注射抗癌药物，这就是TACE最早的母型吧，此后因为能够人工靶向性的对肿瘤进行药物治疗，此项技术不断得以改善并迅速普及。TAE最早的报道是日本大阪大学的山田医生和他的同事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对残余可能部分肝脏的区域小动脉栓塞术，当时是1980年，他们的有效率是44%。 国内医院大概90年代后期或2000年后也开始使用这类技术。所以此次浙大附属医院的技术使用不是创新的。
那么小苏打是怎么回事聂？这个其实是佛克曼的饥饿疗法大前提指导下后续研究的结果。当第一列TAE报道后，一些临床医生开始对不合适手术和全身性放疗或化疗的肝癌病人进行TAE疗法，但是后来发现光阻断动脉血流疗效并不理想复发率依旧居高不下，因此加入了局部注射抗癌药物后的肝血管栓塞术，即TACE，也就是这次浙大附院医生使用的治疗方法。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
8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医疗机构对饥饿疗法无法提升疗效的原因进行了检讨，发现在饥饿的细胞内因为无氧消解而产生大量的乳酸，而高浓度乳酸的存在是肿瘤细胞进入‘冬眠状态’的细胞静止期而具有顽强的抗药性和生存能力。再后来，西佛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数年前通过改变乳酸浓度和pH证实了对肿瘤生长和转移的抑制作用。用动脉插管肿瘤内注射小苏打治疗肝癌的艾迪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但是浙大附院这次是将pH改变抑制癌细胞发展的理论在人体首次试验成功，作为科学研究在应用方面的成果是显然的，但也显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成果，癌症治疗的道路仍然很遥远。
另外评价浙大的小苏打TACE意义时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即，是否现在和以前有过与浙大类似的人体治疗呢，如果没有浙大得分更多些。可惜有的。。。
1983年日本学者Surgiura首先报道B超引导下经皮肝穿注射无水酒精（PEI）治疗肝癌，这项技术近几年为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医疗机构采用，有效率达75%上下，其机理是使癌细胞脱水和蛋白凝固。
唉，日本鬼子真是太可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