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印象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时候有一项特殊运动----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这条光明大道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指引的，就是把一些知识分子，全家给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当时对农民的又一称呼）的再教育。在农村，老农们跟这些人叫五七大军，亦称五七干部。 

  其实，这个伟大的革命机会，只是对那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有效。在饱受了文革的批斗、抄家之后，我家当仁不让地成了五七大军里的一员。 

  我家是在一九七零年春节前，在一个冰天雪地、北风凛冽日子，给送到农村去的。设计院当时有许多家庭，都给下放到了辽宁的黑山县。 

  那时我十岁出头，虽然不能说是非常小了，可还是一个孩子。 

  记得家里的东西都给装在一辆大卡车上，我家和许多走五七的家庭一起，大人孩子都上了一辆大客车。七十年代，中国的公路还是不很发达，今天可能只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在那时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已经不记得汽车到底开了多长时间，从沈阳到黑山，反正我们是上午出发，晚饭前到达的。 

  一路上许多人晕车，我坐在离车门很近的地方，那些晕车的人，都急急忙忙地冲出车门开始呕吐，把本来不晕车的我，也搞得非常地不舒服。慢慢地，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就觉得有人在摇我，睁开眼睛看到妈妈正俯下身跟我说，“百草，醒醒吧，我们到了。”到了？我马上向车窗外看去，哇！眼前的景色让我终身难忘。到处都是石头，石头盖的房子、石头垒的院墙、石头铺的路。所有的石头颜色都是那种淡淡的乳白米黄色的，与白雪混在一起，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浅浅白白的颜色，象极了一个童话世界。我跟妈妈说，“妈妈，我喜欢这里！” 

 刚去时，村里让我家住在一家农民三间房子中的一间。后来发现，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格局。平房，一趟三间，且坐北朝南，都是中间那间开一个门，这间一般作为厨房，厨房的一左一右各连一间房子，这两间屋子都有一个冲南的窗户，一般用来睡觉和活动。七十年代的辽宁黑山县，农民的窗户用不起玻璃，都是用刷过油的纸糊窗户，屋里的墙也是土墙，富裕一点的家庭用报纸糊墙。 

 到那儿的第一天，父母都忙着从卡车上往下搬东西，安置一切。村里派了一个六、七岁大的孩子替我家烧土炕。看着比我小得多的孩子，非常熟练地干着活，我当时是又好奇、又觉得有一点儿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在忙，只有我像一个千金小姐一样，站在一旁没事干。那个小孩在烧了半捆玉米秸以后，拍拍手走了。妈妈用手摸了一下土炕，似乎不太热，于是就叫我再去院子里拖一捆玉米秸来，妈妈又把这一捆玉米秸烧完了，摸摸炕，非常满意地跟我说，“百草，已经很晚了，你先睡觉，爸爸和妈妈还要安置一些东西。” 

对于孩子来说，搬新家什么都新奇。我躺在土炕上，很兴奋地看着妈妈和爸爸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根本无法入睡。过了一会儿，开始感觉身下的土炕很热，跟妈妈说了，她不以为然地说，天气冷，炕热一点好。又躺了一会儿，我开始感觉皮肤被土炕烫的灼痛，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把被子一掀，只见一股浓烟从我身下的褥子里冒出，父母见状大惊，褥子着火了！接下来是老农们和父母一阵忙乱，大家开始七手八脚地往褥子上泼水，最后火终于给扑灭了，不过，那条褥子和炕席都给烧了一个巨大的洞。后来村里的老农告诉父母，这里的土炕也是石头搭的，石头上只有一薄层泥，石板一烧就很热，不可以烧很多柴火。 

这件事让我家在下乡的地方很出名，老农们每每提起五七干部就说，连柴火都不会烧，把自己的褥子都点燃了。 

刚到农村，正好赶上要过春节，让我有机会目睹了，东北农民是如何过春节的。虽然不像城里的人那样张灯结彩，可家家户户都在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年。在村里，男子汉们真是磨刀霍霍向猪羊，每天都能听到可怜的猪们，在做最后的生命吼叫。妇女们则天天做着一种叫粘（年）饽饽的东西，那饽饽是把大黄米磨成面，再包红豆沙馅儿。她们会一锅锅把饽饽蒸好，然后冻在院子里的大缸中，家家户户都做一大缸粘饽饽，看着数百个黄澄澄的粘饽饽，给人一种仓满囤圆的感觉。 

由于全家给下放到了农村，父母的心情比较低落，可能在他们的心里，我们就像是古时候的囚犯，被人流放到了乡村（塞外）。但于我，这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农村的一切都非常新奇，而且当时在我小小的心里，还蠢蠢欲动地策划着一件事。 

小时候，我先长，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高的人物。当年不像现在这样时兴高个子，那时高个子的孩子常常被人称为“傻大个”。这回到农村了，换了学校，我想好了，我要跳级！要主动出击，跳出“傻大个”这个圈子。 

一去农村，就跟父母提出了跳级这个要求。估计父母当时烦心的事很多，想都没多想就同意了。妈妈领我去了村里小学校长的家，提出了这一要求，那校长根本就不在乎，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就这样，我在十岁时，没读三年级，直接进了四年级。 

进了新班，语文好办，只要跟着学，多记几个字就行了，加上我本来作文就写得不错，所以跳级以后，语文课也从来没在九十分以下。算术课有一点麻烦，跳过的三年级是讲多位数乘除法，在什么都没学的情况下，直接进四年级，头半年，做那些乘除法，常常会出错误，不过混过半年就适应了。父母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在那半年里，我的算术成绩常常得个七十、八十分晃，半年后，算术成绩就又在九十分以上了。 

只是，唯一不幸地是，我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尽管跳了一级，由于农村孩子比城里的更矮，我在班里还算是个高个子！ 

 平心而论，在农村那一段日子，是我孩提时代最快乐的时光。 

 我家下乡的地方，是一个依山旁水的小村庄，山虽然不高，但是却是紧挨村子西面。夏天的时候，上山会有许多野果子，孩子们会上山采摘，人走在山路上，身边会飞起许多蚂蚱，这种蚂蚱外面看是土灰色的，可飞起来时，它里面的内翅是粉红色的，村里的孩子们会一边拍蚂蚱一边高唱，“山蚁山蚁虫，七月走八月红！” 而村子的东头比较低，有一些小河泡子，夏天下雨，山上会冲下一些急流，从村中干枯的小河道里冲过，孩子们常常会在里面捞到小鱼，和捡到一种农村孩子叫“胰子”的碱性白泥块，如果你用那胰子洗手，还可以搓成小泡泡来。 

 知道中国解放战争历史的人，可能还能记得一个叫《黑山阻击战》的电影，电影里描述了辽沈战役锦州附近的一个阻击战，黑山一零一高地。我家去的地方在那高地的附近，村里的山是当年阻击战的副战场。即使是在解放了许多年以后，孩子们上山打柴，有时也会捡到子弹壳。  

直至下乡之时，在我十岁以前，我生命的头四年是与外婆一起渡过的，后六年里，除了长托幼儿园的两年以外，至少有另外的两三年是在姑姑家里生活的，就是呆在自己家里的日子，也难得能看到父母同时在家，即使是他们都在家，也总是忙忙碌碌为了工作。现在好了，黑山这地方，老百姓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妇女都在家做家务，只有男劳力出工干活。那时的中国，农村是公社制度，土地都是公社的，大家都一起下地种庄稼。每天，父亲跟农民们一起下地，下午就回家了。天天，我可以跟在父母后面和他们一起做饭，晚上大家一起拉拉家常，真是别有一番亲情。这段时间，也是在我一生的记忆中，与父母这样亲近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了。 

记忆中的第一次，父亲开始关心我的功课。他想让我多认一些字，那时好像政府正在准备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家里的报纸上天天登许多人的名字，父亲就让我把所有的姓氏写下来，看看有没有一百个。我天天写，单姓、复姓，没几天就发现我的小本本上的姓，比一百个还多呢！ 

由于妇女们都不下地干活，妈妈也就留在家里做家务。她学着邻居家的妇女们，也准备养猪和养一些能下蛋的鸡。记得妈妈是托了设计院在另一个村子的同事帮忙抓小猪崽，那同事的儿子----一个大哥哥，从几里路以外挑来两头小猪，那个大哥哥的挑担是一头一个小篮子，里面各有一个可爱的小猪，而且是一黑一白。我一个劲儿地跟妈妈说，“都留下，都留下，太可爱了！”可妈妈最后只挑了那个白颜色的，过后问妈妈为什么挑白猪，妈妈说，“白色看着干净一些。”可那大哥哥，回家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的担子不平衡了，只剩一头小猪。 

那年，我们还养了二十几只鸡，家里天天鸡鸣猪叫，很是热闹。每天，妈妈忙着做饭喂我们，弟弟和我又忙着烧猪食，剁鸡菜喂这些家禽。妈妈还试图在家里的院子种一些蔬菜，不过都没成活。 

我家虽然在农村呆了近三年，但我们只养过一头猪，后来没再养猪，原因是把猪辛辛苦苦养大了，都有感情了，最后还得杀掉。鸡也只养了一年，养鸡的那年，那么多鸡天天下蛋，吃都吃不过来，记得妈妈变着法子做鸡蛋，什么煮鸡蛋、煎鸡蛋、荷包蛋、鸡蛋糕、素炒鸡蛋、鸡蛋炒各式蔬菜。最后，弟弟和我坚决拒绝吃任何有鸡蛋的菜。后来鸡瘟一来，那些我们喜欢的鸡，全部光荣就义，一只都不剩，让人心里觉得非常难过。 

 每天，日子过得很忙碌、很充实，放学后常常要帮家里上山搂柴，下地给猪挖野菜。我总是和几个临近的农村孩子一起去上山、去下地。那些孩子很能干，常常是他们已经把搂好的柴，高高地堆在柴筐上了，我的柴筐才只有一半柴。那些孩子都很朴实，会采许多野果子让我吃，可就是从来不肯帮我多搂柴，他们宁愿等着我，这一点就是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家去的地方，山里盛产香水梨和银白杏，那些刚从树上摘下的梨和杏，吃起来又香又甜。黑山还盛产大枣，邻家就有一棵大枣树。枣树的枝叶非常茂盛，有一部分伸延到我家住的房顶上。邻居跟妈妈讲，我和弟弟可以自己摘枣吃。到枣快熟的时候，弟弟和我就一遍一遍的爬房顶，吃那些又甜又脆的大枣。要说呢，人就是有一点得陇望蜀，因为邻居让我们随便吃枣，我就以为大家都可以随便吃了。一天，领来了一大帮平时一起玩的小伙伴，大家统统爬到房顶上，我们这帮淘气的孩子不但来了个大快朵颐，而且一些孩子还搞了一个满载而归。这下邻居不高兴了，跟妈妈告状。妈妈非常生气，跟我说，邻居的枣是要拿到集上卖钱的，只是看在平时我们相处得不错，才让我和弟弟吃几个枣，尝尝鲜儿，怎么能领大批孩子都来打枣呢！后来，好像妈妈还赔偿了邻居的损失，这件事才算平息。 

  虽然我家刚下乡时闹出了把炕烧着的笑话，但后来我的父亲，得到了全村老乡几乎是永久地尊敬和爱戴。尽管那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我家下乡的村子仍没有电，村里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那里的煤油灯有两种，一种特像电影中看到过的马灯，还有一种更简陋，一个小煤油瓶子上有一个小油捻，点上火，就黄豆粒那么大，黑天用，基本就是让人走路能不撞墙。村子的人就是生活在这种非常原始的条件下。 

  父亲在我们下乡一年后，决定要帮村里办电。这个工程不小，电要从八里路外的公社拉过来，无论从资金、人力、和缺乏办电材料来说，父亲都面临着挑战。父亲他，先得征得了大队干部和几个其他五七干部的支持，由于父亲本人就是电力工程师，至少对他们来讲，技术力量是有了。从那以后，我的父亲又开始奔波在外，常常会有好多天不在家。我不知道父亲和另几个五七干部花了怎样的精力，在忙碌了一年以后，所有的资金和材料居然都齐了，最后他们说服了大队干部，派给他们许多村里的壮劳力，听父亲的调用，硬是把一根根电线杆立好，又把电线一段段地给连到我们住的村里来了。 

 我家在农村没住满三年，因为设计院不仅要抓革命，而且又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促生产了。他们又想到父亲，在父亲刚刚把办电的事搞完，设计院就一纸调令，把父亲给调回设计院，后面，理所当然的是举家回迁。 

 东北的五七道路，好像和南方的五七干校不太一样，看来南北两域理解和执行上级的指示有所不同。东北走五七，是全家下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就散放在农村，没人管，出不出工也无人过问，反正父母的工资是照发，去公社领。大队由于劳力过剩，即使父亲出工也不给工分。南方的五七干校则像去一个集中劳动的农场，农场全靠五七干部这些劳力，好像更像劳改营，我曾读过许多那种五七干校可怕的故事。 

 当年的五七道路，在父母的心里是有很大的压力，所有的五七干部都恐惧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以后还有回城的希望吗？在这种压力下，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甸甸。 

 在我上大学时，我的父母曾经问过我和弟弟这样一个问题，“从小到大，什么时段是你们最快乐的时光？”姐弟俩异口同声地回答，“俺家下乡走五七的时候！”当时父母震惊的表情依然就在眼前。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当年的五七道路，对当年只有十来岁的我来说，那段在农村的日子，还是沉淀成了我儿时记忆的一份永远难忘的回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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