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九七六年下乡以后，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首先，是毛泽东去世了，然后，华国锋把四人帮给揪了出来，再后来是邓小平取代了华国锋。 

 我的政治触觉很迟钝，没有想到这些巨大的政治变动，很快就会影响到我的命运。 

 每天，还是一心一意地去照看那群可爱的猪。 

 时间飞逝到一九七七年的深秋，青年点的许多青年，开始窃窃私语高考的小道消息。许多头脑灵活的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青年点，回城复习去了。我虽然也知道这个信息，但没有动心要高考，主要是，认为考上大学的机会几乎是零。自己太清楚了，我们在中学里学得东西太少，不会有机会考上大学的。 

 家里连着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让赶快回家，第二封信就更直接了，让火速回家，复习功课参加高考。看了两封信，还是没有动身，当时心里就是一个念头，时间不够，复习也没用，不会考上的。 

 妈妈亲自来到了青年点，这是下乡以来，她第一次来农村看我。妈妈生气地责备我，说我太不听话了，也太不懂事。其实，父母应该是非常了解他们的女儿，这么多年来，由于一直过着到处寄养的生活，我行我素一直是我不变的风格。不过这回，妈妈坚决要求，让我听他们一次。

 我自己本来只是准备放弃一九七七年考试，准备参加下一届的考试。我认为，这样会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复习和学习，无论如何，高考，是离开农村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这些知青可以控制的最佳机会。 

 最后，还是向妈妈让步了，跟着她回了家。 

到家的那一天，算了算，去掉要回乡考试的时间，还剩不多不少三十天来复习高考。 

一回家，吃过晚饭，父母马上说，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吧。会议的主题就一个，这次高考，百草应该考文科还是考理工科。我当时连想都没想，冲口而出，“考文科。” 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心里觉得，学文，就是天天看小说，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自信满满地认为，考文科，考取的机会更大。可父亲马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你没看见耍笔杆子的，文革时都受到了冲击吗！考理工，必须学理工科！”张了张嘴，想反驳他们，一眼瞥见父亲坚定绝然的表情，就把自己的话给生生地吞了回去。最后，轻轻地说，“好吧，考理工。” 

 说出那句考理工的话，在以后的三十一年里，都没有后悔过。反正虽然学理工，可没人能阻止我看小说。不过到了二零零八年，真地要自己写东西了，才发现读和写是那么的不一样，常常是心里有千言万语，而下笔根本不成文。曾经非常懊恼过，当年为什么没坚持一下，去学文呢？

 现在想想，学什么真的没那么重要。理工的底子，也教会了我，写文章的逻辑性，也让我明白，一篇文章里要有一个中心，要有高峰和内容（故事）。自己的水平就是这样，只要是慢慢地一点点地在进步，只要是自己觉得是一种享受，写得好与不好，并不是很重要的啊！ 

 父母看我同意考理工了，好像都松了一口气。 

 让人惊讶地是，父亲马上像变戏法似地，手里变出一大叠文革前的历届高考试题，最上面的，是一份数学试卷。父亲说，“看看吧，看你能做上来多少。”拿过试题，试卷上的第一道题是：请给下列方程，进行因式分解。 抬起头，问父亲，“什么是因式分解？”父亲当时的表情，让我终身不能忘记，失望、痛心一一写在他的脸上。这是父母，对他们这个一直让他们放心的女儿，第一次流露出来的失望和不满。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也暗下决心，一定、一定要考上大学，即使不是这次，下次也一定要考上！ 

 父亲马上改变了他事先给我制定好的复习计划。他说，“百草，你的复习时间不多，就一个月，你无法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一遍。这样吧，我们放弃做这些以前的高考试题。数学，你就把你中学的数学课本都拿出来，自己把课本看一遍，能把习题做了更好。物理我会帮你串讲一下，化学就靠你自己了。”我接过话来，“语文我有把握不复习，只要试题有写作文，我应该没问题，可是，没时间背党史了。”父亲说，“我来看看政治的复习大纲，到时给你串讲一下重点。” 

 九本数学课本、三本物理课本、两本化学课本，都静静地堆到了我面前，这回真是没商量，要一本本地啃过去了。 

 一看到因式分解的例题，真是恍然大悟，这是我最拿手的东西啊！ 

 父亲的物理串讲有三位学生，一位老高三的大哥哥、一位跟我同岁的男孩子、再就是我。每天晚上他讲一到两个小时，后来他告诉我，三个孩子里，那位大哥哥基础最好，不过我反应最快，他对我考上大学有信心。 

三十天飞快地过去了，因为我的个人关系还在农村，所以必须回到下乡的地方去参加高考。 

临行前，父亲帮我确定了要报考的学校，我自己认为就报中专算了，因为实在没时间复习所有的东西，只要能离开农村，中专也不错。可父亲这次又非常坚定地让我报考他的母校，东北大学（当年的东北工学院），而且必须要子继父业地学电。不想再跟父亲争辨了，反正，到农村真正添志愿书时，是我说了算。 

青年点的知青，又都回到农村参加高考。 

由于点里的知青都是设计院的子弟，考试之前，全体知青都陆陆续续回城复习去了。我们一回青年点，发现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由于无人住，加上十二月的东北严寒，睡觉的炕全都冻裂了。而且根本无法烧炕，一烧火，烟就从裂缝里冒出来，湿气也会往上返。 

跟我挨着睡觉的高姐姐，悄悄地跟我说，“百草，吃完晚饭，带上你要看的书，什么也别讲，跟我去我的亲戚家睡觉。”我用眼睛溜了一下屋里的其他人，唉，心里挺矛盾的，跟高姐姐走，肯定休息得好，不过好像有一点不仗义，这不是没跟大家有难同当嘛。高姐姐看我在犹豫，急急地跟我解释，“草儿，其实别人可能也有地方去，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咬咬牙，好吧！管不了那么多了，还是跟高姐姐找好地方睡觉吧。后来得知，并不是所有女知青都找到了暖和的地方睡觉，没能做到跟大家做到有福同享，让我一直心存歉意。 

考试前的最后一项事情，填写高考志愿。 

一九七七年，辽宁省高考是大学和中专一起考，统一用一张试卷，大家一共可以填四个志愿。当时还听说，其中一个志愿，大家都必须填，就是“服从分配”，那么要我们填的就剩下三个志愿了。 

拿着志愿表，心里开始翻腾，报不报父亲指定的东北工学院？东工是国家重点院校，在辽宁几乎是最好的学校了。我认定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接近于零，报中专，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博一次，反正本来就不准备参加这次高考，就权当一次练习吧。 

我的高考志愿：

东北工学院

沈阳机电学院

冶金专科（这个是中专）

服从分配 

 辽宁那年考四场，数学，语文，党史，物理和化学一起算一门，每天考两门，一共要考两天。 

 那时，高考的考场设在公社(就是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我们要顶着严寒，走八里路去公社考试。每天早上，大家吃好饭后，知青的食堂再给每人发一个大饼子，带上算中午的干粮。这还要感谢设计院的带队干部和食堂的几个知青，帮忙给大家做饭开饭。 

农村的考场非常简陋，一间间教室，只有前排靠黑板的地方有一个炉子。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是在十二月份，正值东北的数九寒冬。按考号，我的座位是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考试时，写字都要不停地给钢笔呵气，要不钢笔水会冻住。 

四场考下来，感觉数学和语文考得还马马虎虎。化学考得最糟，因为在中学时只学过无机化学，辽宁那年的化学题，一半是没学过的有机化学，那些题，干脆给开了天窗。物理部分，虽然答上了一大半，但没有发挥我的真正水平，很不理想。党史，就是到今天，也不知道人家究竟给了我多少分，因为没有一道题给出完整直接地答案，完全是凭着以前上中学时知道的一些，加上父亲的讲解，再按自己的理解，作一般意义的回答。 

在以前读书的生涯里，到高考为止，我在学校的成绩，无论什么课，几乎都没在九十分以下过。所以，按我的理解，考大学每门至少也得九十分，才会被录取。一考完试，就心灰得不行，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失败过，恨不能这次考试，就是一个荒唐的梦。  

知青们大家结帮走回青年点。有那么几个自我感觉良好，而且复习了很久的女生，一路上，在大声争论数学里的一道题。因为那道题，试卷给了一个角度的值。她们高声地说，给的那个角度值，就是骗人的，根本没用。我当时心里都烦透了，第一次，非常大声地喊了起来，“统统不要吵了，那道题是数学课本上的习题，角度刚好用得上，最后结果是xx。”一时间大家都鸦雀无声，惊讶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什么都不想解释了，甩甩头，迈开大步，当时就在心里定下了目标，明年，要统统考九十分。 

上帝，没有给我参加第二年高考的机会。 

考完试，回到青年点后，大队开始催知青出工。这回，没有任何犹豫，我义无反顾地，成了点里的第一个带头回家的知青。据说我走后，在大队和青年点，掀起了悍然大波，大队的干部非常生气我的举动，而那些一直抗着，没去队里干活的知青，也都乘机跟随我，蜂拥回城了。唉，好像是无心地领导了一把坏潮流。 

从农村回家后，郑重跟父母宣布，“什么也别问，考得不好。让我看一个星期的电影，看完后，我会好好复习，明年上大学。” 

体检名单公布下来，我居然榜上有名，这太让人吃惊了，难道大学要不及格的学生？！父亲也非常认真地问, “草儿，你到底考得如何，都是怎样答的问题，我要算一算，你究竟考了多少分。” 

拿到大学入取通知，看到我的第一志愿赫然列在上面，在心里悄悄地对自己说，哇，进大学真的不用全及格啊！ 

人生，就这样向我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注：一九七七年，东北工学院对辽宁学生的最低录取线是二百分，也就是说，每门课的平均考分是五十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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