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定位，雄安新区将集中承接非首都功能，但更重要的任务是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示范区。没有深圳湾和黄浦江对岸的繁华，身处河北腹地白洋淀方圆200-2000平方公里的雄安新区，靠什么自我造血、自主创新，成为新一轮制度创新高地和改革试验田，探索出中国创新驱动新型城市的建设模式？大公报记者日前采访多位权威专家，寻找雄安新区的改革之路。

　　中国的造城能力毋庸置疑，在三五年内短平快地建设一座漂亮的新城，再依靠行政指令让央企、大学、科研机构等企事业单位搬迁入驻，并非难事。显然，雄安新区的难点不在于建设。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充当了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田，并有力带动珠三角崛起；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侧重综合改革和金融，带动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第二极。那么，雄安新区更重要的意义是成为新一轮改革创新的先行者，通过不同领域的改革尝试，不仅改变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格局，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探索路径，释放新一波改革红利。

　　从开放主导转向改革主导

　　“如果脱离改革这一法宝，只是简单的资源转移，雄安新区的想像空间将十分有限，甚至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看来，距离雄安新区200多公里的唐山曹妃甸，早在十多年前就被设立为国家级新区，希望依靠钢铁、煤炭等大型工业拉动发展，结果反受其累，如今沦为鬼城，最大教训就是重投资、轻改革。

　　刘胜军表示，深圳和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他们引领改革，改革又成就经济奇迹。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启动的第三轮改革，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全面改革，让创新、消费、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雄安新区所进行的改革探索也将围绕此展开。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郑联盛则认为，深圳、浦东的发展更多体现“开放”导向，大部分改革围绕“开放”进行，是过去改革开放近40年的缩影；雄安新区的设立，则体现了从开放主导转向改革主导的探索，围绕内部经济发展新模式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这可能比建设一座副中心更加重要。

　　低成本优势住房是关键

　　长期关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问题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认为，雄安新区与周边城市相比，除了成本低，没有任何优势。因此，“住房制度是雄安新区成败的关键。只有制度创新，才能彻底压住住房成本，再辅之以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创造就业，大规模吸引高素质人口和资本进入雄安。”

　　赵燕菁认为，雄安首要战略目标是用较低的成本提升首都功能的效率，并不须追求像深圳、浦东的经济成就。可以把雄安新区建成专门化的首都区，财政由中央负担，在中央层次实现财政平衡，就毋须依赖土地财政、招商引资，住房采用官邸制。

　　不过有专家提醒，深圳特区草创时期，没有先例可循，过去计划的规则在“改革”的口号下都能突破。而今天，各项法律已经健全，中国不是惯例法法系，突破现有规则成本极高，可能会是雄安新区推进改革面临的更深层挑战。

　　攻坚现有城镇化弊病

在外界看来，建设雄安新区意味着新一轮改革进入攻坚破局阶段。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表示，与深圳、浦东承载的全面改革开放意义不同，雄安新区的改革突破口来自于探索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新机制，也就是，如何吸纳和聚集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以突破城镇化过程中高度依赖土地、房价高企的弊病，堵上“脱实向虚”的漏洞。

　　房产户籍改革有望破题

　　外界预计，未来5-10年雄安都将是观察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改革进程的重要窗口，土地开发模式、户籍制度等诸多问题都可能在这里破题。中央很可能会在此进行一系列的政策实践，比如探索建设房地产长效机制，以协调房价、公共服务和财税问题；探索产业和生态环境相融合的全新生态型城市，为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一个样板等等。

　　肖金成表示，雄安新区在规划上会有新理念。首先，首都疏解承接地应更宜居，才能吸引各种要素转移过去。此外，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应实现生活与工作都便利，因此要产融结合。

　　肖金成预计，有中央的支持和京津两大城市作为依托，以及深圳、浦东的建设经验，雄安新区会比浦东建设得快，预计到2020年首要任务即疏解非首都功能可以完成，到2025年现代化规模城市面貌呈现，达到一定规模，完成配套和要素聚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指出，雄安新区承接首都过剩人口、吸引集聚资源和人才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改革创新政策“抹平”或抵销与北京公共服务的落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郑联盛也认为，国内主要经济区域中，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软约束本质上是区域经济进一步一体化的硬约束，也是制约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的硬约束。这些领域的建设以及相关的改革，比起建设一座新的城市更加的根本且艰难。

　　建设新区先解放思想

　　雄安新区顶层设计已然公布，但人们对于如何认识与建设雄安新区尚显模糊。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彼得认为，眼下应借鉴深圳特区当年的成功经验，率先开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再来一次大讨论，如此才能厘清思路、做好谋划，最终将雄安新区建设好。

　　朱彼得指出，当年深圳特区建设就进行了数年的思想解放，举国讨论。可以说，深圳的腾飞甚至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都得益于那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此，眼下雄安新区建设也急需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打破人们原始的思维惯性，勾画新的蓝图模型。

　　谈及雄安新区的定位，朱彼得认为，雄安不是一个功利性的新区，它绝不仅为了疏解首都的压力，而是与“一带一路”战略一样，都是中国要为国际社会做出一个城市综合发展的标杆和示范，其核心内涵就是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特别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朱彼得进一步说，借助雄安新区的标杆性建设，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向将得到新的引领，全球性的大城市病问题或可得到新的解答。

　　不走老路 行政市场缺一不可

　　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甫一出世就被官方打上不走“老路”的标签，“不会是又一个资本拉动的造城运动”的表态，引燃外界对改革的殷殷期待。

　　未来雄安的改革新路要如何走，目前官方透露信息不多，政府专家面对记者亦三缄其口不敢妄评，静待中央“白纸画图”。市场想像力却很丰富，比如新区将不设户口、不搞商品房、独立标准升学……，这些猜想未必会成真，但反映了人们对城乡地域差距、房价高企、教育不公等现实问题的改革期待。

　　从冻结楼市，到全国动员，各部委、央企迅速响应，雄安新区被打上了行政主导的烙印。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原主任李铁在解读高层意图时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行政化导致资源涌入北京，还是用行政的强制手段疏解更奏效。“如果完全交给市场，从现实操作的角度看，哪个单位和企业愿意搬出北京？”

　　不过，平地造城容易，用行政手段将非首都功能的机构迁到雄安，也可以实现，但即便机构过去了，人才也可能不会过去。行政手段提供“第一推力”，但之后雄安能否进入自我造血、自主运行，还需要有当年深圳那种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