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甲老师是我小时候的“老朋友”。

“老朋友”不但是说我们的关系很铁，而且他也是我当年朋友中年龄最老的一位，我那时8岁多，其他朋友都是同龄人，只有他，70多了。

与黄老师相识是当年芷江师范搬到七里桥的木油坡，文化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原来飞虎队队员住过的美式长平房里，他住的那栋与我住的相邻。

黄老师出生于1890年代，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到芷江师范做生物老师。当年没有硬性的退休年龄之说，他喜欢教书，到了七十多了，仍然还不想退。黄老师慈眉善目，总是笑眯眯的。他不高，还不到1米65，小个头。穿着很随意，戴副深度眼睛，走路总拄一根拐杖。花白的头发，长长的胡须，有点像齐白石老年那个样子。

只要天气好，他吃了晚饭就去散步。每次去散步时，总要叫上一些小孩子一起去，而我是每次都是召之即来。每天黄昏，我们三四个孩子屁颠屁颠地跟着拄着拐杖的老黄老师，在河边的公路散步。

黄老师喜欢带着我们沿着河边的公路往七里桥大队部，也就是日本受降纪念坊那边走。不过那个时候，中美交恶，受降纪念坊早已无人管理，掩盖在茅草之中。所以我当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纪念坊。

公路两边是又高又直的白杨树，黄老师走走停停，不时察看那些树。我们问黄老师怎么这么喜白杨树？他告诉我们白杨树其实很有用，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养柳蚕。

后来从我爸爸那里知道，原来黄老师是中国当年的唯一的柳蚕专家。曾经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过柳蚕研究的学术文章。我在Google上查到他的《柳蚕的研究》发表在1963年8月的《中国科技》杂志上。文化革命前，有两个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专门来芷江，跟他学养柳蚕做研究大半年，最后将研究结果写成了他们的毕业论文。

据说黄老师教课有个特点，对学生的作业只要字写得工整，写得大，就可以得高分。那些写得潦草，或者写小字的学生就只能得低分了。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看潦草字，小字太费劲，他就给人打低分。结果上黄老师课的学生慢慢就都知道他的喜好，尽可能的把字写得工整，写得大。

黄老师一个人住在学校，家人不在身边。我觉得他很可怜，曾经多次对父母说：“黄老师真可怜啊，一个人在这里，也没有家人陪伴”。我们家做好吃的时候，我都会提出给黄老师送一碗。有时候父母会答应，而送吃的的任务理所当然的就是我去做了。

黄老师总是笑呵呵的，像个老顽童，没有一点孤独寂寞的样子。他房间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瓶子，里面都是泡的柳蚕标本：卵，幼虫，成虫，蛹，蛾。书架上的书也基本上是生物和养蚕方面的。另外的架子放了一些化学试剂，药品，染料之类。还有几个酒精炉子，烧瓶，烧杯，试管，等实验室的东西。墙上挂的是柳蚕生长的图解。

很快文化革命开始了，很多小孩的父母受到冲击。师范学校的课停了，大多数老师不是被赶走，就是自己躲避搬走了。剩下的小孩很少了，而且父母也不都像原来那么爽快地同意他们跟黄老师去散步了。到了最后，就只有我一个小孩每天还跟着他散步。

于是，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中，只要天气许可，人们总看到一老一小每天沿着舞水河畔的湘黔公路散步。一个童心不老，一个稚气十足，在一起享受夕阳下的平静。

每次散步，黄老师都会告诉我一些新的知识，慢慢的我对柳蚕也很了解了。柳蚕是野蚕，它们吃柳树叶，白杨树叶，还有其他的一些树叶。白杨树种植最普遍，公路两旁都有，所以到处都可以养殖柳蚕。
柳蚕茧比家蚕茧大几倍，灰颜色。柳蚕丝比家蚕丝粗，通过酒精蒸煮，拉丝，染色，可以得到各种颜色的蚕丝。可以织成丝布，绳子等纺织品原料。黄老师说过柳蚕丝的很多用途，我都不记清了。但记得他说柳蚕丝的拉伸强度比家蚕丝大很多，用它做降落伞又轻拉力又好。

他房间里有很多染好的柳蚕丝，红绿黄兰都有。更像一个幼儿园教室，而不像卧室。

黄老师在房间里放了一个打谷桶，就是过去农民扛到田里收割水稻，人工打谷脱粒用的。上大下小，正方形口径，每边长度大约四尺，高两尺多。春天来的时候，他带着我把上一年秋天收集到的蚕茧放进打谷桶里，下面垫上旧报纸，上面用报纸盖住。蚕茧里的蚕俑变成蛾子，咬破蚕茧，飞出来以后，雌雄交配，产卵在报纸上。蚕卵芝麻那么大，密密麻麻一层灰色蚕卵，就象一层芝麻铺在报纸上。

他把产有蚕卵的报纸拿出来，告诉我怎么剪成一寸见方的小块，然后放入一个袋子里。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拿着袋子，走到公路边，用大头针把小纸片订在刚刚吐出绿叶的白杨树上，一颗树订上三四片。几天下来，七里桥一带，两三里路的公路边的树都被订上了带有蚕卵的报纸。

每天散步我们都去观测纸片上的蚕卵。十几天以后小蚕孵化出来了，慢慢地爬上长满新树叶的树枝上消失了。

黄老师家里留了少量的蚕卵，孵化后，放在大玻璃缸里，采树叶回来养，用于近距离地观测柳蚕的生长。

到了六月初夏，柳蚕长到家蚕那么大，在树上到处爬的时候，我们才又看到它们。

柳蚕生长在野外，为了保护自己，全身长满带很长的刺。身体是黄绿色，看上去很可怕。我开始不敢碰柳蚕，但黄老师告诉我柳蚕不咬人。他用手抓住柳蚕放到他手掌上，让它在他手上爬，向我证明柳蚕不咬人。天天看黄老师抓柳蚕，看多了，我也就不怕了。后来，我也试着去摸柳蚕，最后也敢用手捉住柳蚕，让它们在手上爬来爬去了。

柳蚕吃得多，长得快。它们很皮实，不怕风吹日晒雨打。但是怕鸟儿，因为会吃它们，尤其是幼虫阶段，最后能长到成虫阶段鸟儿就不敢吃了。到了秋天，柳蚕可以长到手指那么粗，两寸多长，老远就可以看见它们在树上爬。七里桥公路一带的白杨树，当时到处是它们身影。

进入深秋，柳蚕要吐丝结茧了。我们拿着箩筐，到树上抓些柳蚕回来。他先在打谷桶里稀稀松松地放上一些麦秸杆，然后把柳蚕放入，上面盖上报纸。柳蚕在麦秸杆之间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它们就开始在麦秸杆之间吐丝结茧。

几天功夫，麦秸上到处是柳蚕茧。我们把茧子扳下来，黄老师留下一部分茧子，为来年产卵用。其余茧子，放入锅里煮。煮了以后，用剪刀剪破茧子，去掉里面的蛹，将茧子抽丝，染色。可能织布机太大，太麻烦，黄老师房间里没有织布机，不然他可以把蚕丝制成丝布。

大部分柳蚕还留在树上，它们在树上吐丝结茧。第二年开春它们在树上变成蛾子，在树上产卵，所以我们第二年就不需要再订有蚕卵的报纸了，只需要在去年没有订过的树上订。

黄老师当年希望能在全中国的公路边的白杨树上都养上柳蚕。比起家蚕来，野外放养柳蚕需要很少的人力，也不需要蚕房。只需要秋天去收蚕茧和梯子，箩筐等工具, 但收获将是很丰硕的。

黄老师一门心思研究柳蚕，从不过问政治，却还是逃不过文革的冲击。1966年，红卫兵忙着串连，斗走资派，所以没来惊动黄老师。但到了67年初，红卫兵也来找他的麻烦了。红卫兵让他老实交待是不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他是一个老夫子，一辈子除了教书，没有做过别的，所以不知道要交待什么。红卫兵说他不老实，他想了半天，最后说：“我有罪。我讨了两个老婆，违反了婚姻法，犯了重婚罪”。
原来他的大夫人婚后多年没有生育，他后来又娶了二夫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这种事情在当时是被社会允许的。

红卫兵见黄老师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后来就没有再来找他了。

不过，这事让他受到巨大惊吓，促使他下决心退休。1967年夏，他申请退休回到洪江，和他家人团聚去了。

从此我很多年没有再见到黄老师，直到1981年暑假，我利用暑假去洪江北大国政系79级同学薛红家玩。到了洪江，我托薛红的父母打听黄老师。洪江是个小城，他们很快打听到了。黄老师就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专程去探望了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黄老师。

他住在一条小巷子里，是一栋两层楼的老木房，据说是他早年买的。他和他二夫人与当老师的儿子住在一起。他当时已年近九十，没有见到大夫人，估计是先他而走了。

他儿子是中学老师，年近四十岁，有两个女儿，十岁左右。房子不大，一家六口住得有点挤。老两口住楼上，楼梯比较陡。我去的时候，他因为一年前一次下楼时摔坏了腿而不能再去散步了。每天没有儿子的帮助不能下楼，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楼上，看看报纸，听听广播。

见我来看他，他很高兴，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小朋友”。他精神很好，脑子很清楚。小黄老师人也很好，对父母很关心。只是感慨居住条件不好，不然地话，老黄老师也不会摔坏腿。他们留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走的时候，黄老师执意要送我一支永久牌金星钢笔，这是那个时候最好的钢笔。还在卡片上写了两句勉励的话送给我。

黄老师活到90年代初，以100岁高龄去世。我想如果不是摔坏了腿，如果他还能像在木油坡那样天天散步，看他心爱的柳蚕，他一定会活得更长。

老朋友走了。很遗憾，他想让全中国公路旁的白杨树上都养上柳蚕的理想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