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傳甲老師是我小時候的“老朋友”。

“老朋友”不但是說我們的關係很鐵，而且他也是我當年朋友中年齡最老的一位，我那時8歲多，其他朋友都是同齡人，只有他，70多了。

與黃老師相識是當年芷江師範搬到七里橋的木油坡，文化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住在原來飛虎隊隊員住過的美式長平房裡，他住的那棟與我住的相鄰。

黃老師出生於1890年代，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到芷江師範做生物老師。當年沒有硬性的退休年齡之說，他喜歡教書，到了七十多了，仍然還不想退。黃老師慈眉善目，總是笑眯眯的。他不高，還不到1米65，小個頭。穿着很隨意，戴副深度眼睛，走路總拄一根拐杖。花白的頭髮，長長的鬍鬚，有點像齊白石老年那個樣子。

只要天氣好，他吃了晚飯就去散步。每次去散步時，總要叫上一些小孩子一起去，而我是每次都是召之即來。每天黃昏，我們三四個孩子屁顛屁顛地跟着拄着拐杖的老黃老師，在河邊的公路散步。

黃老師喜歡帶着我們沿着河邊的公路往七里橋大隊部，也就是日本受降紀念坊那邊走。不過那個時候，中美交惡，受降紀念坊早已無人管理，掩蓋在茅草之中。所以我當年不知道有這麼一個紀念坊。

公路兩邊是又高又直的白楊樹，黃老師走走停停，不時察看那些樹。我們問黃老師怎麼這麼喜白楊樹？他告訴我們白楊樹其實很有用，因為它們可以用來養柳蠶。

後來從我爸爸那裡知道，原來黃老師是中國當年的唯一的柳蠶專家。曾經在國家級專業雜誌上發表過柳蠶研究的學術文章。我在Google上查到他的《柳蠶的研究》發表在1963年8月的《中國科技》雜誌上。文化革命前，有兩個北大生物系的學生專門來芷江，跟他學養柳蠶做研究大半年，最後將研究結果寫成了他們的畢業論文。

據說黃老師教課有個特點，對學生的作業只要字寫得工整，寫得大，就可以得高分。那些寫得潦草，或者寫小字的學生就只能得低分了。可能是因為年齡大了，看潦草字，小字太費勁，他就給人打低分。結果上黃老師課的學生慢慢就都知道他的喜好，儘可能的把字寫得工整，寫得大。

黃老師一個人住在學校，家人不在身邊。我覺得他很可憐，曾經多次對父母說：“黃老師真可憐啊，一個人在這裡，也沒有家人陪伴”。我們家做好吃的時候，我都會提出給黃老師送一碗。有時候父母會答應，而送吃的的任務理所當然的就是我去做了。

黃老師總是笑呵呵的，像個老頑童，沒有一點孤獨寂寞的樣子。他房間一間是臥室，另一間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瓶子，裡面都是泡的柳蠶標本：卵，幼蟲，成蟲，蛹，蛾。書架上的書也基本上是生物和養蠶方面的。另外的架子放了一些化學試劑，藥品，染料之類。還有幾個酒精爐子，燒瓶，燒杯，試管，等實驗室的東西。牆上掛的是柳蠶生長的圖解。

很快文化革命開始了，很多小孩的父母受到衝擊。師範學校的課停了，大多數老師不是被趕走，就是自己躲避搬走了。剩下的小孩很少了，而且父母也不都像原來那麼爽快地同意他們跟黃老師去散步了。到了最後，就只有我一個小孩每天還跟着他散步。

於是，在紅衛兵造反派的響徹雲霄的革命口號中，只要天氣許可，人們總看到一老一小每天沿着舞水河畔的湘黔公路散步。一個童心不老，一個稚氣十足，在一起享受夕陽下的平靜。

每次散步，黃老師都會告訴我一些新的知識，慢慢的我對柳蠶也很了解了。柳蠶是野蠶，它們吃柳樹葉，白楊樹葉，還有其他的一些樹葉。白楊樹種植最普遍，公路兩旁都有，所以到處都可以養殖柳蠶。
柳蠶繭比家蠶繭大幾倍，灰顏色。柳蠶絲比家蠶絲粗，通過酒精蒸煮，拉絲，染色，可以得到各種顏色的蠶絲。可以織成絲布，繩子等紡織品原料。黃老師說過柳蠶絲的很多用途，我都不記清了。但記得他說柳蠶絲的拉伸強度比家蠶絲大很多，用它做降落傘又輕拉力又好。

他房間裡有很多染好的柳蠶絲，紅綠黃蘭都有。更像一個幼兒園教室，而不像臥室。

黃老師在房間裡放了一個打穀桶，就是過去農民扛到田裡收割水稻，人工打穀脫粒用的。上大下小，正方形口徑，每邊長度大約四尺，高兩尺多。春天來的時候，他帶着我把上一年秋天收集到的蠶繭放進打穀桶里，下面墊上舊報紙，上面用報紙蓋住。蠶繭里的蠶俑變成蛾子，咬破蠶繭，飛出來以後，雌雄交配，產卵在報紙上。蠶卵芝麻那麼大，密密麻麻一層灰色蠶卵，就象一層芝麻鋪在報紙上。

他把產有蠶卵的報紙拿出來，告訴我怎麼剪成一寸見方的小塊，然後放入一個袋子裡。等到天氣晴朗的時候，我們拿着袋子，走到公路邊，用大頭針把小紙片訂在剛剛吐出綠葉的白楊樹上，一顆樹訂上三四片。幾天下來，七里橋一帶，兩三里路的公路邊的樹都被訂上了帶有蠶卵的報紙。

每天散步我們都去觀測紙片上的蠶卵。十幾天以後小蠶孵化出來了，慢慢地爬上長滿新樹葉的樹枝上消失了。

黃老師家裡留了少量的蠶卵，孵化後，放在大玻璃缸里，采樹葉回來養，用於近距離地觀測柳蠶的生長。

到了六月初夏，柳蠶長到家蠶那麼大，在樹上到處爬的時候，我們才又看到它們。

柳蠶生長在野外，為了保護自己，全身長滿帶很長的刺。身體是黃綠色，看上去很可怕。我開始不敢碰柳蠶，但黃老師告訴我柳蠶不咬人。他用手抓住柳蠶放到他手掌上，讓它在他手上爬，向我證明柳蠶不咬人。天天看黃老師抓柳蠶，看多了，我也就不怕了。後來，我也試着去摸柳蠶，最後也敢用手捉住柳蠶，讓它們在手上爬來爬去了。

柳蠶吃得多，長得快。它們很皮實，不怕風吹日曬雨打。但是怕鳥兒，因為會吃它們，尤其是幼蟲階段，最後能長到成蟲階段鳥兒就不敢吃了。到了秋天，柳蠶可以長到手指那麼粗，兩寸多長，老遠就可以看見它們在樹上爬。七里橋公路一帶的白楊樹，當時到處是它們身影。

進入深秋，柳蠶要吐絲結繭了。我們拿着籮筐，到樹上抓些柳蠶回來。他先在打穀桶里稀稀鬆鬆地放上一些麥秸杆，然後把柳蠶放入，上面蓋上報紙。柳蠶在麥秸杆之間爬，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它們就開始在麥秸杆之間吐絲結繭。

幾天功夫，麥秸上到處是柳蠶繭。我們把繭子扳下來，黃老師留下一部分繭子，為來年產卵用。其餘繭子，放入鍋里煮。煮了以後，用剪刀剪破繭子，去掉裡面的蛹，將繭子抽絲，染色。可能織布機太大，太麻煩，黃老師房間裡沒有織布機，不然他可以把蠶絲製成絲布。

大部分柳蠶還留在樹上，它們在樹上吐絲結繭。第二年開春它們在樹上變成蛾子，在樹上產卵，所以我們第二年就不需要再訂有蠶卵的報紙了，只需要在去年沒有訂過的樹上訂。

黃老師當年希望能在全中國的公路邊的白楊樹上都養上柳蠶。比起家蠶來，野外放養柳蠶需要很少的人力，也不需要蠶房。只需要秋天去收蠶繭和梯子，籮筐等工具, 但收穫將是很豐碩的。

黃老師一門心思研究柳蠶，從不過問政治，卻還是逃不過文革的衝擊。1966年，紅衛兵忙着串連，斗走資派，所以沒來驚動黃老師。但到了67年初，紅衛兵也來找他的麻煩了。紅衛兵讓他老實交待是不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他是一個老夫子，一輩子除了教書，沒有做過別的，所以不知道要交待什麼。紅衛兵說他不老實，他想了半天，最後說：“我有罪。我討了兩個老婆，違反了婚姻法，犯了重婚罪”。
原來他的大夫人婚後多年沒有生育，他後來又娶了二夫人，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這種事情在當時是被社會允許的。

紅衛兵見黃老師沒有什麼可交待的，後來就沒有再來找他了。

不過，這事讓他受到巨大驚嚇，促使他下決心退休。1967年夏，他申請退休回到洪江，和他家人團聚去了。

從此我很多年沒有再見到黃老師，直到1981年暑假，我利用暑假去洪江北大國政系79級同學薛紅家玩。到了洪江，我托薛紅的父母打聽黃老師。洪江是個小城，他們很快打聽到了。黃老師就住在不遠的地方，於是我專程去探望了十幾年不見的“老朋友”黃老師。

他住在一條小巷子裡，是一棟兩層樓的老木房，據說是他早年買的。他和他二夫人與當老師的兒子住在一起。他當時已年近九十，沒有見到大夫人，估計是先他而走了。

他兒子是中學老師，年近四十歲，有兩個女兒，十歲左右。房子不大，一家六口住得有點擠。老兩口住樓上，樓梯比較陡。我去的時候，他因為一年前一次下樓時摔壞了腿而不能再去散步了。每天沒有兒子的幫助不能下樓，大部分時間只好待在樓上，看看報紙，聽聽廣播。

見我來看他，他很高興，還記得我這個當年的“小朋友”。他精神很好，腦子很清楚。小黃老師人也很好，對父母很關心。只是感慨居住條件不好，不然地話，老黃老師也不會摔壞腿。他們留我在他家吃了一頓飯。

走的時候，黃老師執意要送我一支永久牌金星鋼筆，這是那個時候最好的鋼筆。還在卡片上寫了兩句勉勵的話送給我。

黃老師活到90年代初，以100歲高齡去世。我想如果不是摔壞了腿，如果他還能像在木油坡那樣天天散步，看他心愛的柳蠶，他一定會活得更長。

老朋友走了。很遺憾，他想讓全中國公路旁的白楊樹上都養上柳蠶的理想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