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陳小魯生前常說“我就是瀟灑一點”，細想一下，如果他說的是“我就是力求超脫”，可能更合度些。按說“瀟灑”這樣的詞兒，和“質樸”（以及同類的“本色天然”和“性情中人”云云）一樣，本來不宜用於評價和形容自己。筆者這個想法起於幾十年前，當時動輒聞說“我們勞動人民”（或“無產階級”或“貧下中農”等等）如何之具備“樸素感情”，讀後聽後感受不能明說，但心下越來越確定：像“質樸”這樣的概念，一旦懂得，再用來要求自己就是一個低標準了。換言之，一個人，無論文化與否，一旦明了“質樸”所指為何，他或她就不可能再質樸了。旁觀陳小魯的人生閱歷，竊以為他不會不懂得自己應當以誠實為言——用“誠實”作標準（誰都知道那很高）要求於自我，做到沒做到讓人家說，至少，為人的出發點無咎。
從來沒見過陳小魯，知道他全從聽說，但不是文革中幾乎流布全國的那些有鼻子有眼的傳言。從當年北京八中的高中生口中，知道陳小魯對風行一時的中學紅衛兵在學校和社會上的很多行為（包括“西糾”和“聯動”成員所為）都認為是胡鬧，他不去沾邊。後來就只知道他“失蹤”了。直到文革後期及再以後，又陸續得知他的真正經歷。
看來，文革以後，直到“六四”發生之前，他還是有志於用世的，也許並不追求聞達，但仍願在政治改革中起積極的作用。對“六四”之變，他有不同意見，因此意欲有所不為，讓自己的公開身份悄悄避離了官場。
但是，從商，在陳小魯身份地位，卻無法視為超脫（即他的“瀟灑”和“自由”）。從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經江朱與胡溫，直到現在，“紅二代”和“官二代”中無論曾經是怎樣的學業和工作背景，幾乎人人都成了經濟長才，爭相出任這個那個公司的董事乃至“掛長”! 是為“改開”大潮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各種網文小編們樂用的這句濫俗完全適合描述這個現像）。陳小魯未能免俗，雖然他可能曾經努力要做到不俗。首先，他是高層世家，加料“紅二代”；其次，他曾供職於特權機關總參情報部（各國駐外使館的武官處都是情報處，這在外交界是公開的秘密）。這兩個背景使他在中國政治特權層浸淫很深，從商，絕不可能讓他從這兩個背景中洗脫，相反，只能加深疑雲疑霾。
陳小魯和“安邦”公司關係至深，這一點絕無可疑。他所堅持否認的，是他在“安邦”內部的位置，說白了，就是否認他是“安邦”的業主。其實，這後一點真相為何關係不大。而前一點給他帶來的（一生中最後一次）糾纏和麻煩卻正是值得關注的中國政治變動的風向標。
帶着權勢背景“下海”從商，此風起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這句名言聽起來是半句話，即只提“先”怎樣怎樣，既不講也不許問“然後”如何。得風氣之先的“紅二代”很自然地就把“先富起來”變成了公然的權錢結合。例如《財經》雜誌２００７年１月刊發的《誰的魯能》一文披露，有名的某“紅二代”的“二代”之發家有路，簡單地說就是通過銀行貸款，在某企業入股，其後在企業“轉制”時以極不相稱的低價買下巨量股份，股份（全部或部分）變現還清最初貸款自不成問題，一切洗白……其中哪一步都離不開以權勢推進。再說“安邦”，國內人皆知它之所以令人矚目，主要是其飛速“爆炸式”增長，正常經營不可能有那樣的效績，那只能是財富轉移的結果。
不管怎麼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改革的標語口號，也是“太子黨”—“紅二代”先前的共識。至於以後社會如何發展，制度如何改革，他們顯然談不上共識，而是人心隔肚皮，各有各的見解，各有各的盤算，外人只能猜想，無法準確判斷。然而，使“先富”階層利益固化的路線圖到底未能再由各路“太子”相安無事地進行下去。據黨媒傳出的信息，那“一部分人”中的一部分富可敵國，足以動搖邦本，再不中斷他們的發財過程，那就不是老百姓看着眼紅，而是黨和政府要眼紅頭炸了。到了這個坎上，莫說“安邦”，你就是給自己起名兒叫“安黨”，中央核心也要下手制裁剝奪。
這一役發展到目前，可以看出其動靜意義非輕。鄧設計師含糊設計的大項——一國兩制，政治改革（如不再一人終身領導，如黨政分開等等）——都要撤火更張，現在連市場化和“讓一部分先富”也要收縮回去，終於使多年來自詡瀟灑的人也受不住了。
他不幸猝然離去，讓家人和朋友震驚悲痛。接近他的人聆受過他的親和與識見，膚知其經歷的人感嘆他際遇不凡，與他相距甚遠的觀察者如筆者也不免同情。他曾經表示過終生信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筆者願相信這是他的初心。
比起個人能否超脫的問題，國家社會的前途安在更值得深思。胡耀邦對兒子說過“我們這個國家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趙紫陽曾表示擔心“我們現在不培育反對黨，一旦（社會）有事會很危險”。這些都是超越一黨之私的當國知言。“紅二代”整體而言志大才疏，見不及此，的無一個是男兒。所以還在為建立上下尊卑的等級社會忙得不可開交，“改革”雲者，若有底牌和自信，於今可見的來源就是這麼個古老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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