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肯尼迪，耶魯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預測美國走向相對衰落的歷史學家。在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末期、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專著《大國的興衰》，縱論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間世界大國的興衰及其因果。該書面世後引發轟動和爭議，一時間洛陽紙貴，各國爭相翻譯出版，美國國會當時舉行數場聽證會，召他作證陳述。 當時只有42歲的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闡述的主要觀點包括：
——大國的興衰是相對而言的，取決於當時環境裡和其他國家實力升降的比較；
——興衰的主要和最終決定因素，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
——不斷擴展戰略承諾導致軍費攀升，最終使國家經濟基礎負擔過重，是一個大國走向長期衰落的開始；
——大國的興衰不是突變，而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
簡言之，大國興衰是與其競爭對手比較而言，而因對外黷武損害本國經濟，是500年來全球舞台上，一個個興盛一時的大國走馬燈般走向衰落的主要歷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霽的耶魯大學，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近兩個小時的獨家專訪。
大國興衰取決於經濟實力
第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圍繞肯尼迪至今仍不斷再版的這本著作展開。31年間，《大國的興衰》已翻譯成23種語言印行數百萬本，各種毀譽不絕於耳。那麼，倘若重寫此書，作者的主要觀點有無改變？
在雅致的耶魯大學歷史系小樓，如今已華發蕭疏的肯尼迪教授告訴本報記者，去年夏天，他完成了自己關於二戰海軍和海洋強國歷史的最新著作，有出版社約他為《大國的興衰》寫篇新的前言，他因此深思這個問題，“想了很多”。答案仍然是：書中主要觀點“不需要改變”。
他說，500年來大國興衰的歷史表明，大國相對的經濟實力與地位，與其相對的軍事實力或地位相關聯；而大國之興衰，最終、更重要、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是相對他國而言的經濟實力；“大國的經濟基礎決定和影響着它的相對地位”。在國際事務中，包括金融和技術實力在內的經濟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超越文化的理解與誤解。
他舉例說，中國在過去30多年裡經濟不斷增長。現在，到處聽見人們談論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對世界事務的影響。明智的人們會認識到，中國目前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其基礎是它的經濟成功。一旦中國經濟停滯或下行，人們也會懷疑中國在世界上相對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將減弱。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從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經濟逐年增長，如果這一態勢持續，日本將會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國。但事實上，《大國的興衰》出版兩三年後，即大約1990年，日本經濟停止增長，並從那以後長期停滯，日本的國際影響隨之走低。
肯尼迪教授說，一個大國，如果經濟健康強勁，就會興盛；如果經濟軟弱、停滯和受到削弱，就存在問題，其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就會下降，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雖然就此而言，不同的大國情況不同，並且技術進步的優勢、特定大國領導人相對而言的聰明敏銳、大國相對而言的社會內在凝聚力，這些都很重要，但“大國興衰的主旨是取決於經濟”。
美國衰落沒有簡單化答案
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在走向衰落嗎？肯尼迪教授說：“你們可能不會滿意我的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我們必須得觀望’。”
他說，以美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要就此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答案是極其困難的。美國經濟各類跡象並存，既有創新和科技進步、就業市場的復甦，又有在全球市場的失利和退卻，與中國、韓國、日本、德國的貿易逆差還將持續。許多跡象顯示，特朗普宣布新的關稅政策，不是在宣示美國的力量，而是在事實上承認美國人缺乏競爭力，反映出美國存在的巨大焦慮——不論投資比率、基礎教育、醫保總體水平還是技術培訓，都顯示出美國相對缺乏競爭力的跡象。相形之下，上世紀50年代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美國在這些方面遠比當時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更加強大、更有競爭力。
肯尼迪教授一再強調衰落的相對性，同時也繼續堅持他關於美國在走向相對衰落的觀點，主要依據是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的份額縮小。他認為，對美國領導人來說，主要挑戰就是如何成功地、智慧地處理美國這種相對衰落。
特朗普能夠領導美國戰勝這一挑戰，進而讓美國“重新偉大”嗎？從肯尼迪教授對特朗普的評價來看，顯然是困難的。在訪談中，肯尼迪教授多次點名或不點名批評特朗普。他說：“我們的領導人，從身體上、情緒上、從內心深處，確實沒有能力耐心。他從不讀書，就看福克斯新聞頻道，不看其他新聞報道，早上醒來就想搞點事情。”
肯尼迪教授使用“愚勇”（foolhardiness）一詞形容特朗普的執政特點，認為他“沒耐心”“不穩定”，政策訴諸波動的情緒和本能直覺，“經常冒犯美國的朋友和侮辱美國的競爭者”。但特朗普執政“不會搞垮美國，因為美國太強大，太有應變能力。但是領導人的一整套政策具有破壞性，使得我們生活在一個破壞性的時代”。
他同時指出，美國的相對衰落勢頭，並非不可逆轉。儘管未來50年裡，世界經濟的總體趨勢是東升西降——亞洲和非洲經濟份額相對上升，美國和歐洲經濟份額相對下降，但以美國經濟的多元和體量之巨大，也可能通過創新和技術進步，遏制並逆轉其相對的衰落。《大國的興衰》成書於上世紀80年代，但到90年代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經濟就曾連年較快增長，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相應有所回升。
所以，肯尼迪教授說，大國的興衰是相對的，對大國興衰的思考和分析應當加以條件限定。他認為，就目前而言，長期趨勢似乎是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將沒有過去高；大概率事件是，以經濟和軍事指數衡量，美國可能失去世界第一的位置；但美國不會因此失去大國地位，仍將在國際事務中極具影響力，因為它內在實力和資源規模非常巨大，特別是它能夠調動的各方面資源非常豐富。
美國朝野“滿腦子中國”
肯尼迪教授強調，中美關係“極為重要而複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中美是世界“國家叢林中兩頭最大的大象”。兩個大國的領導人傳遞給世界的信息，可能會被其他許多國家效仿或利用。
他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一方面，是將美國與其他國家經貿關係過分簡單化，將其當成有形的貨物交易，視之為非輸即贏的棋類遊戲；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於經濟考量，缺乏對中美關係複雜性的理解。對從中國進口產品大規模加征關稅，對美國的經濟地位來說，弊大於利；對中美相互理解來說，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美國政府停止對華接觸政策了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停止。”但他又說，如果幾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進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對話，兩國關係很棒，他也不會感到驚訝。
他說，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憑藉直覺執政，對白宮顧問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見感到沮喪。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對他點頭稱是、對外強硬對抗的人，他們的政策會相當有破壞性。
更重要的影響因素自然是一段時間以來，在美國朝野不斷興起風浪的新一波“中國威脅論”，肯尼迪教授說，如今，中國頻繁成為《經濟學人》等英美報刊的頭條或者特刊焦點。這讓他想到，百年前德國崛起時，在大英帝國的報章上、在當時所謂愛國民粹團體的政治議程里，也充斥着“德國威脅論”，因而產生這樣一句俗話“滿腦子德國”（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說“滿腦子中國”（China on the brain）。
肯尼迪教授說，目前美國朝野對華輿論的確過度誇張渲染，走得太遠、調門太高。那些民粹主義、咄咄逼人的反華辭藻，並沒有數據作為支撐，令美國擔憂的某些事情也還沒有發生。這些誇大其詞的論調，沒能理解中國的擔憂和弱點。
他指出，對很大一部分國際受眾來說，中國被描繪成一個過於高大的巨人。但與此同時，許多明智的中國人會說，我們實在並沒有這麼強大，中國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內部問題。“中國所有這些擔憂可能都沒有被（中國威脅論者）提到，那麼中國所有威脅也就可能被誇大”。
他說，和展望美國的相對衰落一樣，在談論中國和亞洲的崛起時，也同樣必需使用條件限定。中國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國也像日本一樣，已發現保持經濟增長的難度。他說，我們應謹慎使用預測性語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風向標是：中國經濟將繼續相對增長，即便不像以前那麼快，也會相對於美國在增長。
肯尼迪教授還特別告誡，要警惕選擇性使用事實進行偏頗論證的習氣，謹慎辨析觀點背後的事實；“我們能製造各種數據顯示中國有50英尺（約合15.24米）高，也能製造更多數據顯示中國只有4英尺高（約合1.22米）”。
與此同時，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國諺語“無火不冒煙”，意即我們常說的“無風不起浪”。他說，在“中國威脅論”的喧囂背後，也存在毫無疑問的鐵的事實——連續30年，中國的經濟成功使它穩步獲取了全球製造的更大份額。
他說：“因此，是否中國在相對崛起而美國在相對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這是否讓美國人擔憂，就像歷史上其他任何頭號大國所擔憂的那樣？是的。新的中國海軍、空軍和武器、導彈系統是否帶給美國實力、效率和技術上的威脅？是的。中國和25年前相比，是否軍事上更有效和更強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認為，這種相對變化的發生，就是對美國的挑戰。中國在理解當前美國上存在問題。美國，包括有才智的美國人，對理解中國並確切衡量美國競爭力所面臨挑戰的規模上也存在問題。識別美國真正關切的領域，將其與誇張的中國述事區分開來，這是最為困難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會導致互信缺失，那麼增進中美交流就能夠改變中美關係現狀嗎？肯尼迪教授給出了雙重但並非模稜兩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說，美國也致力於擴大兩國學生和民間交流，比如高中球隊比賽、芭蕾舞演出等等。這些措施能夠成為兩國關係向前邁步的“突出進展”，因為它們能夠針對中美之間的歧異帶來更加現實主義的理解和交流。但與此同時，這些交流也難以消弭中美之間“真正的不同”。對待具體問題和國際事務，和中國相比，美國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態度”。“我們應當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觀，而不是簡單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為坐下來談就能相處甚歡”。他指出，中美需要釐清兩國的所有歧異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夠通過智慧的妥協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個這樣的領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關係邁出真正的步伐。
歸根結底，中美能夠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嗎？肯尼迪教授回答說，“這是一個大問題”，“從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難得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國和中國都是驕傲的、富有自我意識的主權國家。如今，在眾多行業中，中國都位居世界第二，並在取代美國的領先地位，而美國即便長期而言可能進行戰略收縮，也決計不會退出亞太，把勢力範圍自囿於加利福尼亞州至夏威夷州的東太平洋，這方面，“美國的心態是不可妥協的”。
不過，肯尼迪教授並不認為中美之間必然存在結構性衝突。他說，世界經濟——這是最大的結構，中美同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個世界經濟，從貿易、投資到製造，都是以令人滿意的速度增長，你會看到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相對上升，而美國的份額相對下降，但美國經濟也會繼續繁榮。這樣的世界經濟結構，既允許中國的相對增長，也允許美國相對而言和中國共享繁榮，而不必產生任何結構性衝突。簡言之，世界市場這塊大蛋糕越大，大國間的結構性衝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那樣，整個世界經濟的蛋糕變小，衝突的幾率肯定會增大。
無論如何，中美關係的發展，需要戰略耐心，特別是對特朗普的白宮，需要“儘可能的耐心”，而中國領導人懂得這一點。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歷史上有兩個富有戰略耐心的領導人例子。一是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明智而審慎，在統一德國後，非常密切地觀察俄羅斯、奧匈帝國等強權的動向。二是美國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耐心大戰略”，最近美國史學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書。
肯尼迪教授說，中美關係廣闊而複雜，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種帽子戲法，能夠使中美關係“突然轉型”，“如果雙方領導人都認識到，在世界大國事務中，最重要的單一問題是避免嚴重的中美對抗，那麼我們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