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者，以上海為中心的吳越文化區也。 古代江南的開發雖晚於北方，但到北宋後期，江南已全面超過北方，占據全國經濟重心地位。有“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為證。蘇杭文化並對周邊地區具有強大的輻射作用。 從1860年開始，上海迅速走向繁榮，逐漸取代蘇杭，成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龍頭。 上海文化是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結晶，但其根源來自吳文化，吳人的特點就是上海人的特點。以上海為龍頭，杭州、寧波、南京、蘇州為副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已成為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其經濟規模超過了韓國和印度。 深厚、多元的江南文化哺育了上海的成長，而在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滋潤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上海城市，又對江南社會具有反哺作用。在近代百年中，上海都市文化對全國各地都有輻射影響，其中輻射作用最大的地區，就是江南。 江南元素：吳越文化的本土根脈 古代江南的開發，總體上晚於北方。漢代時期，江南還是地廣人稀的蠻荒之邦。經過東吳孫權數十年的開發，到西晉時期已出現“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的繁榮景象。唐代中期，國家財賦已日益仰仗江南的貢獻。到北宋後期，江南已全面超過北方，占據全國經濟重心地位。“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民諺傳誦數百年。 明中葉以來，江南“好泛濫百家之書”，出現了一批博學多能的士人。徐光啟是其中的傑出者，但不是惟一的。士人之間互相往來，相互切磋，形成了一種交互激盪的風氣。例如嘉靖年間的狀元常州人唐順之，對天文、地理、數學、曆法、兵法、樂律都有研究；安徽桐城人方以智、宣城人梅文鼎，他們兼習中西之學；江蘇吳江震澤人王錫闡，在數學、天文曆法方面的造詣不淺，還研究過中西曆法。 蘇州在江南區域中的地位相當重要，古時就有“天下四聚”之說，蘇州即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說，主要是對經濟特別是工商業繁榮而言的。那時的蘇州，商賈輻輳，百貨駢闐，以高度稠密富庶的人口支撐起來的商業，也表現出空前的繁榮。 杭州，素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文物之邦”等譽稱。唐朝滅亡後，中國進入了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地方割據、戰亂頻生。南方九國之一的吳越國，位於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蘇南和閩北。從公元886年開始，錢氏家族在這一地區統治了近百年。他們鼓勵農耕、修築水壩、興佛重教。在當時，吳越國是國運最長久、人民最安寧、經濟最繁榮的國家。而杭州，這個唐朝版圖上的三等小城，也一躍成為十餘萬人家的大都會，被稱為“東南第一州”。到北宋時，已是民物康阜，人煙浩瀚，蔚然而為東南重鎮。靖康之時，宋高宗改稱臨安。成為南宋都城後，杭州的人口逾百萬，興盛一時，可以稱得上是那個時代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時期的杭州作為浙江省會，居於大運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 “吳文化”的正式確立，可以從商末泰伯奔赴江南、建立吳國開始算起。此後吳和越這兩個國家逐漸形成，到春秋後期強盛起來，並相繼稱霸。但從文化上看，它們同屬於長江中下游文明，所謂的“吳文化”和“越文化”，同屬長江文明的支流，又經數番交融，要確切地區分這“兩種文化”幾乎不可能。因為這所謂的“兩種文化”除了可以從地域的角度去區分以外，其實質與特點並無太大的差異，這就是《越絕書》所說的“吳越為鄰，同俗為土”和“吳越二邦，同氣共俗”。連引人注目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劍”（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和“越王勾踐自乍用劍”（現藏湖北省博物館），其製作工藝水平和器物風格特徵也並無多大區別。 蘇杭文化對周邊地區具有強大的輻射作用。緊鄰蘇州的松江府，後來逐漸發達，兩者在地理上、行政上、經濟上的聯繫極為密切，文化上更是同出一源。只是蘇州作為中心城市，無論政治地位、經濟實力、市場繁榮、城區規模以及文化綜合優勢，都在松江之上。作為松江府轄下的一個商業小城的上海，始終仰慕蘇州，追隨蘇州：做學問要到蘇州去拜師，請戲班要到蘇州去迎接，連買珠寶首飾也要去找蘇幫珠寶商人。上海當時被稱為“小蘇州”、“小杭州”，可見蘇杭對她的影響。但是，到了近代太平天國戰爭以後，這種地位卻逐漸顛倒過來了。 歷史上的上海，處於傳統江南文化的邊緣地位。上海縣城在帝國的城市網絡中始終是一個邊緣角色，充其量不過是個“小蘇州”、“小杭州”而已。從經濟地理角度而言，上海距離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杭尚有相當距離，在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傳統社會中自然不占突出位置。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三重邊陲的上海，尚無法在以蘇杭為代表的江南主流文化方面有什麼建樹。 雖然在文化上處於邊緣地位，但由於優越的地理條件，上海在明清時期已經成為江南重要的商業市鎮之一。來自各地的商幫，如浙江的寧波幫、紹興幫，湖南的洞庭商幫，廣東潮州幫、福建泉漳幫等活躍在上海。上海城市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特徵也開始初露端倪。 文化事業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進步。例如作為草根的民眾文化和婦女的代表黃道婆，曾向海南黎族同胞虛心學習紡織技巧。回到家鄉松江後，銳意進取，改革松江的棉紡織技術。黃道婆將民間智慧運用到實際生產事業中去，展現了上海文化傳統中務實、講求實際的悠久傳承。 但真正發現上海這個天然良港的地理優勢的，是西方人。1832年東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號”來到以後，西方人開始意識到上海的重要性。船員胡夏米的報告指出：上海這一地區“在對外貿易中所擁有的特殊優越性，過去竟然未曾引起相當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雖然只是一個三等縣城，但卻是中國東部海岸最大的商業中心，緊鄰着富庶的蘇杭地區，由此運入大量絲綢錦緞，同時向這些地區銷售。從地形上說，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焦點，又是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心，具有廣闊的經濟腹地，這是中國其它任何一個港口都無法匹敵的。” 1846年，上海出口貨值僅占全國總量的16%，五年後，其所占的比重達到50%。到1863年，廣州口岸的進出口總值，已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開埠初期的上海，在進出口貿易、港口發展等方面顯示出勃勃生機，洋場的繁華已能與蘇、杭相媲美。 江南區域中心從蘇、杭轉移到上海，有一個漸變的過程，而19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時局的變動，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 上海由此成為最大的商埠、繁華的都市，其結果不僅吸引周邊經濟資源，也吸收周邊的文化資源流向上海，逐漸取代蘇州，成為新時代江南文化的中心。松江府城地位在上海之上，歷來以文學詩詞戲劇見長，嘉定為吳派學術重鎮，學者如林。但到了太平軍戰爭以後，這些地方滿目瘡痍，資源不可遏制地流向上海，以致本地人才凋零、著述寥寥，傳統文化優勢盡失，作為府城的松江地位日益下滑，與所屬各縣最終變為上海的附庸。 而上海除了免於戰火，還由於“江浙兩省富商巨族避亂而出，皆以上海為桃源。兩省精華薈萃於此”，寧波、蘇州、紹興等商人紛紛進駐上海。這種情況，加速了上海取代蘇州、成為長三角經濟中心城市的進程。20世紀初葉，“蘇州商市行情漲落，大致悉依上海市價為準。”人口狀況同樣顯示了兩者的興替。民國初年，上海的城市人口約200萬，而蘇州城廂內外總計才約17萬。 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經發展成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商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和集教育、出版、電影、廣播、娛樂等為一體的多功能文化中心，成為僅次於倫敦、紐約、東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所謂“東方的巴黎、東方的紐約”之譽。 作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崛起對整個江南地區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江南地區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與江南腹地的互動，並以一種新的經濟力量，重構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紀初期，就已有人把這種互動中的重構，不無誇張地稱為“普遍的‘上海化’”。其實“普遍”二字顯然是言之過甚，但有一點卻是可以確認的，上海對江南地區的輻射力，以及與江南的互動明顯增強。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蘇、揚餘風”，現在輪到蘇、杭來沐浴“海上洋氣”了；以前富庶莫過蘇杭稱雄天下，現在是“申江鬼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 上海的崛起給江南地區帶來了全方位的變化。市場網絡、產業布局、城鎮格局及社會生活，受上海強有力的牽引，發生着深刻的變遷，呈現出以上海為龍頭的一體化趨勢。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後的江南則成了上海的江南。 城市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城市也無法獨立存在。上海與之聯繫最密切的就是江南長三角地區。近代上海是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外來人口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移民的主要來源就是長三角地區。同樣，上海的商人、資本等也主要來自長三角。 上海吸收周邊文化資源，包括人才、資金、技術和設備。19世紀60年代開始，江南文化人才紛紛來上海謀生和尋求發展，有教師、醫生、文人、畫家、藏書家、戲曲名角等等，經師劉熙載、俞樾，學者嚴復、王國維，文人小說家王韜、沈毓桂、李伯元、吳趼人和林紓，畫家張熊、任伯年、吳昌碩、王一亭，藏書刻書家張元濟、丁福保，名醫費繩甫、丁甘仁、何鴻舫、陳蓮舫，蘇崑名角邱阿增、姜善珍、周鳳林，及蘇州常州太倉的評彈藝人等，可以列舉出一長串這樣的名單。這些人不僅貢獻自身的技藝，也帶來江南各地深厚的文化積澱。進入上海的資金有一部分投向文化市場，用於印刷、出版、教育、醫療、建築、園林、遊樂場、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館的經營和建設，南京的刻版技術、蘇州老牌的掃葉山房都轉移到了上海。頗受歡迎的《點石齋畫報》的畫師們，如吳友如、張志瀛、顧月洲等20餘人，原來都是蘇州年畫的畫師。直到民國時期，上海與周邊地區的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頻繁，可以說上海這個文化中心，是依靠不斷吮吸江南文化的乳汁成長的。 近代上海文化繼承江南文化的同時，又與它發生了較大的差異，顯示出某種嬗遞演變的軌跡。規範、改造、整合薈萃於上海的各種文化資源，並將其塑造為近代江南文化典型代表的力量很多，這些力量在不同時期發生作用的力度也視形勢而變化，但無處不在、無所不在的力量只能來自市場經濟。上海突飛猛進的市場經濟，突破了舊體制的束縛，達到了蘇州等城市所未曾經歷的場景。 近代百年間，從蘇州文化到上海文化，完成了傳統文化的更新換代。可以說，近代上海文化是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結晶，但其根源來自吳文化，吳人的特點就是上海人的特點。明清之際，蘇州是全國經濟文化中心之一，周邊地區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爭相模仿吳風吳俗。上海當時屬蘇州管轄，深受吳文化影響。 新一代的上海人，已不再是原來的吳人，他們形成了新的上海文化，包括精明求實的商人觀念、寬容趨新的文化觀念、獨立自主的國民人格和自覺的參與意識。不過，人們從那滿口的“阿拉”聲中，還能很容易地聽到來自蘇州的吳儂軟語。 在今日中國的版圖上，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是中國經濟的脊梁，而江南長三角地區，則是脊梁的中堅。滬、蘇、浙三省市，地域相連，文脈相通，經濟相融，人緣相親，習性相近。長三角以上海為中心，以杭州、寧波、南京、蘇州為副中心，匯集16個城市；並以全國2.2％的陸地面積、10％的人口，創造了全國22％的國內生產總值、24％的財政收入、28％的進出口總額。如果單獨統計，長三角已可列為世界第十一大經濟體，經濟規模赫然已超過韓國和印度。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強盛，有賴於一個或者幾個大城市群的興起。江南長三角的城市群，位於我國沿海開放帶和長江經濟帶的T型結合部，構成了“外通大洋、內聯腹地”的戰略樞紐點和中國第一大城市圈；樂觀地預測，以上海為龍頭的江南長三角，有可能成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實現共同依存、共同進步、共同繁榮。“上海為龍頭，蘇浙為兩翼。”國內外經濟學家斷言，“江南長三角”不僅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巨輪的領航者，而且極有可能成為世界經濟復甦與推進的“發動機”。 http://guoxue.zhyww.cn/201108/48932_2.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