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进入大学后，没过几天，消息灵通人士就知道了系里许多新生的高考分数了。最高的是四班的季福全同学，后来知道是上海市理科第三名。第二是我，后来知道是上海市理科适龄考生（25岁及以下）第二名。他们也马上就知道了，老季是66届高三，而我是小学毕业。第一周的某一天上课前，考得也很不错的蒋善达同学问我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中学教师。他噢了一声，显然对这答案相当满意，就坐下来上课了。

我也不想多解释，其实慢慢的他们就都知道了。我爸爸是语文老师，我13岁那年就去世了。妈妈是英语老师，她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熬过文革，帮我这只知道十几个单字的“英盲”取得了42分的好成绩（参看本集《我的英语老师》），但对我的数理化高分确实不可能有任何帮助。我的“授业师傅”，就是那套著名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1977 年夏天，终于等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惊喜，又多少有些预料之中。尽管十六字令“自己报名，领导批准，文化考核，择优录取”中的第二条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还是免不了一阵激动。我马上拉着那时还能勉强走动的妈妈到学校的图书馆，赫然见到这17本书在那儿安静地等着我，再仔细一看数理化一网打尽，就马上全部抱回家。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是物理四册，化学四册(含有机一册)，代数四册，平面几何两册，三角，解析几何，立体几何各一册。以后下来的考试大纲说有机化学和立体几何是不考的。《五年树人》中谈到小学老师的辛勤培养，但如果没有这套书，或去得晚了几天被别人借走，单靠这五年小学，我敢肯定还是树不起来的。

书借回家后，我并没有马上开始学习。我先大约翻了一下。除了代数和物理的第一册开始几页还能看懂几行字，其余的全如天书一班。当时已经是八月份，离预定的11月份考试（后延至12月）只有三个月了。我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读这“天书”，实在没有这么坚强的毅力。那些日子，人在上班，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一天，我去开一扇窗，心不在焉的把手放在玻璃上推，结果玻璃碎了，右手顿时鲜血淋漓。厂里马上派人用三轮车（上海人称黄鱼车）把我送卫生院，消毒包扎后让我休息一天半。回到家后，因为没事干，我把这17本书翻来复去看了又看，但还是无从下手，有点象在黑龙江时一堆脏袜子没洗，要挑一双相对干净的拿出来再穿一次。最后我决定先看《三角》，选中它是因为它只有一册。《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尽管也是一册，但根本无法下手。就在这一天半里，我把《三角》几乎看完，并把习题全部做了一遍。说出来连我自己现在也难以相信，只有很少几题没做出（书后面有答案），我记了下来，后来去请教老师，应该没超过10题。

《三角》首战告捷使我信心大增，于是就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学习（不是复习）的数理化“铁人三项”。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时间表和学习大纲，三个月学六年的课程，再有经验的老师也无法替你规划。我从小喜欢数学，因为已经学了《三角》，就继续学数学部分。家里洗碗本来是我的工作，身体很不好的妈妈就替我承担了。晚上我至少要学到12点，妈妈早晨总是把早餐准备好，尽可能晚点把我叫醒。妈妈不可能帮我学习和做题目，但我借了她的光，实在做不出的题目可以问老师，数学部分都是问的汪正彦老师，花了他很多时间。平面几何都是证明题，没有答案可以帮助，做错了自己也不知道，汪老师就替我把这部分作业全部批改了一遍。

11月初，妈妈学校的老师组织了一次数学模拟考试，一百多人中，6人及格。我和插队10年的姐姐同时上榜，我还得了满分。由于是自学的，又是如此短的时间，题目是做出了，但书写很不规范。由于缺乏基本训练，或者说根本没有，有些题解得很笨。楼上的华士骧老师后来给大家讲解分析。最后一题（第7题？）是平面几何，华老师讲解时用了5-6个等式就解决了，我写了将近一页。华老师后来说，你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居然还是得出了正确的结果，真也是不容易。

这时候我觉得数学该歇一下了，尽管物理化学那年作为一门考，压力相对较轻，但是只有一个半月了（那时考试已延期至12月）！现在想来，这随意做出的决定（先学数学）实在是英明的不得了。物理和化学用到大量的简单代数运算，要不是先学了《代数》该怎么办。另外，物理和化学是实验科学。相对来说，数学更强调逻辑推理，这两个月“培养”出来的逻辑推理“能力”对学习物理和化学也有很大帮助。两三个星期后，学校又组织了一次物理模拟考试，这次只有4人及格，我和姐姐又同时上榜，我又是满分。几天以后，我参加了化学考试，这次没有及格，尝试了人生第一次“不及格”。

当时我在一家很小的纸盒厂工作，尽管爸爸还没平反，但由于自己工作努力，厂领导对我很信任，让我担任车间副主任（参看本集《I have a Dream》）。厂领导知道我没时间学习，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很不巧，厂里接到一笔很大的订单，其中有一项工艺厂里只有我一个人会。那天看到我的师傅来敲门，我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实际上“脱产学习”大概只有两天，但我对厂领导书记老陈和副书记老姜充满了感激。“考”完化学后已经没有几天了，语文和政治还根本没看，其实也根本不知道看什么，怎么看。只有让妈妈向老师们要了些讲义，胡乱看了几下，背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什么的。考试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我这跛脚鸭子就这么上架了。

4门课我得了283，事后妈妈看《北京周报》，北京大学的平均录取分数是280。数学和理化考得非常好，政治一般，但及格了。语文没有及格。许多人都准备了好几篇文章，对号入座，可我哪有让我奢侈的时间。当时语文的主体是作文，两个题目供选择。一个是记叙文，题目记不得了，论述文的题目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我稍作思考，很不幸地选择了后者，把文革中受的委屈一五一十全吐了出来。谢天谢地，老师没给我0分，记得语文总分是40多。由于爸爸尚未平反以及文革遗风犹存，我的名字根本没有和各高校招生的老师见面。事后，有关部门通过非正式渠道“不经意”透露出一些“理由”，其中之一是语文没有及格。更有甚者，说樊一中考的也不怎么样，物理（55/60）和化学（32/40）都没及格，真不知是真不懂还是装着不懂。我写信上诉，终于等来了回信，是由县招生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到我家宣读的，据说是上海市招生办公室主任亲自写的。信中说，“一个69届初中生考出了66届老高三的水平，很不容易。请今年再考，此类事不会再发生。”

有关部门说我因为语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固然是一个低劣的笑话，但我这次在语文上化了不少时间。很幸运，我那时的邻居辛冠东老师是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对我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非常同情。他把记叙文可能的题目给我分类并进行分析，他还教我题目不完全一样的话如何把准备的文章进行修改转换。我一共写了五六篇文章，他帮我仔细分析修改。其中有一篇是《我的妈妈》，为写人的记叙文准备的，辛老师看了后也很感动。后来我根据这篇写成短文《我家的阿庆嫂》，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了妈妈和外婆全家当年掩护地下党员的事迹。我把它贴在万维网，网友们都深受感动。辛老师反复告诫我，不要选论述文。考语文那天，妈妈紧张得不得了。看到有人回来，就马上问，作文考什么啊？当得知是缩写一篇短文时，妈妈松了一口气，她知道这是儿子最擅长的。我得了82分。辛老师后来告诉我，这超过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文系的大多数新生。

数理化三门课中，化学很明显最弱。当时学校组织的复习主要是密集考试，事后分析讲解。我要上班，两者都不能参加，就只能做妈妈向老师要的五六张化学“考卷”，做下来都不理想。还是靠妈妈，请来了叶珏芳老师。仲夏酷热，妈妈就把家里的小电扇对着我们俩吹，同时还准备了绿豆汤。经验丰富的叶老师一会儿就看出了毛病，我不懂漂白粉。只要是漂白粉或与氯根有关的题目，我都错了。而且不是一般的错，错得牛头不对马嘴。叶老师仔细讲解，我认真听讲，等到结束时，真是感觉脱胎换骨了。这一次，我化学得了95.5。

考试开始了，数理化中数学先考。一切都很顺利，结果在一道平面几何题上卡住了。我考试素质相当不错，冷静下来，把别的题目先做完，再回到这道几何题，还是不行。直到结束还是没有思路。我数学得了84分，就是说除了这一题，其余大概都对了。回家后，我的脸色难看得不得了。妈妈到底是个有经验的老师，马上安慰我，你已经尽了努力，考坏了妈妈也不会怪你。数学考坏了，争取把下面的物理和化学考好。我物理得了99分。

      尽管市招生办公室主任保证“此类事不会再发生”，但是77年的悲剧不幸还是重演了，重点学校发榜时我不在内。这次我比较警觉，马上写信上诉，总算在非重点高校招生快结束时，老师们有机会看到了我的材料。大部分非重点高校的老师看到这样的高分居然未被重点大学录取，很自然地怀疑这是个问题考生，拿起材料又无一例外地放下了。最后由于吴祥兴老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我才算进入了当时的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当时是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由于他的努力工作，爸爸当年参加的抗敌演剧队和新中国剧社先后得到平反。我入学后三个月，爸爸得到平反，并开了追悼会，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终于第一次为国家认可。胡耀邦同志担任组织部长的这一年内，夜以继日，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全家永远感激他。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他还是“慢”了些，“慢”了大约四到五个月。

      姐姐的女儿进高中时，妈妈让我写几句话勉励一下。我写道，“你妈妈、阿姨、和舅舅念书的年代，别人只要考100分，我们家的人必须考200分。你现在不用再考200分了，但趁年轻，多学点东西，总是有用的。”我继续写道，“国家有很多进步，也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再也不可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