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24——2018）：俠客笑傲江湖遠

文丨特約評論員 周志強（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離開了這個世界，去了清澈明靜的天堂。烽煙瀰漫的20世紀與激情洋溢的俠骨柔情，他留給了這個世界抗爭黑暗的悲壯蒼涼故事，在心靈間鏤刻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金庸去了，武俠的時代也似乎隨之結束！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個時代沒有英雄，文學就會給你想象英雄。金庸為孱弱的“東亞病夫”生產了壯美的武俠氣度和令人心折的崇高景象：郭靖的至剛至堅、胡斐的一往無前、陳近南的大義凜然、洪七公的磊落胸襟與黃老邪的潔身自好……



然而，金庸小說之境界並不僅僅在於這種“俠之大者”的痛快淋漓，更在於隱伏在俠骨豪氣裡面的一種“小人物的悲哀”。令狐沖在綠竹巷那哭不完的心事與琴曲中孤寂的悽美、陳家洛悲悼憂鬱的面容間蘊藏的世間悲苦、張無忌棲棲遑遑渺無前路的彷徨、楊過黯然銷魂掌隱喻的絕望、韋小寶無所用心狡詐卑鄙中透露的灰心，以及義無反顧的小昭、嗒然落地的程靈素、英姿颯爽的霍青桐、偏執無着的岳靈珊……金庸並沒有假情假意地給我們描述“偉人的江湖”，而是鋪開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的20世紀心靈地圖。

在《天龍八部》中，大俠蕭峰兩軍陣前自盡，曾經讓我唏噓不已也心扉震撼。原來在昏聵瘋狂的歷史中，既有袁崇煥砥礪奮進的美，也有袁承志獨身自好的情。金庸小說終究不是道德文章的說教和聖人精神的自戀，而是“千年暗室一燈即明”的勇氣和“不動即不傷”的哀怨。陽光和黑暗總是界限分明線條簡單，而“影子”的無處可去而必然要去的悲哀，才是20世紀——一個革命、激情和浪漫的時代裡芸芸眾生的素描。

不妨說，不是金庸去了，武俠的時代才結束了，而是金庸來時，就看到了一個武俠時代的結束。金庸小說的精神力量，不在於其揭示的英雄的豪氣干雲，而在於他寫出來的我們每個人的無能為力。

細看其曾經叱咤風雲的主人公，要麼是蕭峰一樣的“真實死亡”，要麼是以退隱的方式“象徵死亡”，就連韋小寶也悄然離開，不知所終。金庸把蘇東坡“江海寄餘生”的閒情逸緻，變成“小舟從此逝”的無語落幕。這不是“告別崇高”，也不是“獨善其身”，而是對中國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境遇的深刻了知：一方面是救濟天下的英雄錯覺，另一方面則是無力作為的卑微困窘。金庸小說中主人公的“死”或者“喻死”，不是為了製造悲劇，而是悲劇現世本身；不是為了批判，而是看到了批判者的孱弱；不是寫知識分子“世間不平事乃以劍消之”的狂想，而是寫這種狂想本身已經喪失了想象的土壤。

不妨說，時代無金庸，金庸有時代。

金庸不應該屬於我們的時代。所以，他在小說里寫了逍遙自在的桃花島、忘情俗世的忘情谷、無人能會的活死人墓、一騎絕塵的大雪塞北與杳無音訊的東南小島。金庸用桃花源的美麗，襯托無處私奔的精神絕境；用一去無消息的浩渺，渲染狡詐市儈的平生。

然而，金庸卻寫出了我們時代的內在精神史詩。無論怎樣萬千阻障和山高水長，依舊有執着堅定的信諾、至死方休的愛情、純潔無瑕的友誼和一笑放下的灑脫。金庸小說最終的魅力，不是其英雄感人和心靈創傷，而是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痴絕、不肯“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的獨立、於威嚴肅穆的權威面前嬉笑怒罵的脊梁和“不戀投來食”的尊嚴。

在一個實用主義當先、利己主義稱霸的時期，金庸小說把曾經主宰人類從洪荒蠻遠走到高樓大廈的“人的力量”，凸顯在字裡行間，刻寫在我們眉宇之間。

金庸去了。生命是卑微脆弱的，也是輝煌和勇敢的。金庸小說把這種卑微底色的勇敢寫了出來，在崇高里多了份蒼涼，在蒼涼里又平添幾分剛毅！這是一個經歷過戰亂、動亂和爆炸式繁榮的人，寫出來的那個世紀的邏輯，又是每一個平凡的生命所能想象的最偉大的自我。

在《鹿鼎記》後記里，金庸說，如果沒有意外，就不再寫武俠小說了，但是，生命中充滿了意外。我一直期待這個“意外”，不想卻等來一個武俠時代結束的今天。狂來說劍，怨去吹簫，金庸去了，但總有清涼明淨的眼眸，照徹昏暗世道的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