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同样的天，东西方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西方天指的是唯一神，中国的天指是众神中一个最大的神——玉皇大帝。

西方人把宇宙的唯一神——基督教的上帝称为天、天父，即“高高在上”从而成为人的最高追求和信仰。

中国的天也是高高在上的，中国的天没有西方那么高。中国的成语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中国的天神只是高过人头3尺。中国的神无所不在，还处在万物有灵论的巫术思维阶段。

2.中国人讲的天是神圣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或自然神，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那种纯粹的自然。

请注意，在讲中国的自然的时候，跟西方的nature不一样。中国人讲的天，虽然意味着自然，但它有神圣的含义，这跟西方自然科学的nature是不一样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是经过“驱魅”的——通过驱巫运动消除了万物有灵论的巫术鬼魅。基督教把人抬得很高，上帝“创世”的后果是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打趴在地，只剩下一个神——上帝。所以，近代科学把物质看作是僵死的，物没有神灵，没有精气神了。这为现代科学奠定了世界观。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是物质的、机械的。所以现代科学才敢于拿一整套规律一揽子解决全部问题。

中国的天有时指地方；有时指天理；有时指规律或社会规则。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一套制度：“天不变，道亦不变”。人道跟天道同构，人就是按照天道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的。杨振宁认为，“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而“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天人合一实际上天人不分，以人的主观代替了天的客观，丧失了对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对待客观世界。

  3.中国的天虽然是自然神，但它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格神。孔子明确说过：“天何言哉”，断定天没有说话的能力，说明“天”是一个哑巴，必须靠天的儿子——王来做为“天”的代言人。
   
  中国人沾沾自喜地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精神是西方没有的。“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天我合一”。“我”在甲骨文通“杀”，就是扼杀自然，根本就没有任何敬畏自然与他人的意思。当王把自己当人，把所有的其他人都当“刍狗”的时候；“天人合一”就成了“天王合一”，合一后，王即由“人”升级为“天之子”。谁有权力，谁就可以改写历史，解释历史，就可以把他的称帝说成是替天行道，说成是天意，反正他有权。《易经》开篇一句话，“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这是说：天象的变异，预示着祸福将降临人间，只有圣人即圣王才能把握。圣王不但能够参透天道，还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
   
  西方自古就有独立祭司阶层执掌司法，从而可以批判现实、改进现实。然而，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天人相分、神人对立的历史阶段，所以缺乏对世俗生活的批判眼光。儒家将原始人对天的恐惧式的崇拜，引导为对君主的盲目崇拜。中国人把皇帝说的话（人理）当成天理，整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走近天理的方向感。比如，“杀人偿命”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天理，但是，摩西十诫第六诫说，“不要杀人”。所以“不要杀人”才是天理，而“杀人偿命”在西方是人理。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死刑，就是人类社会越来越趋向天理从而确立了“人权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人到现在也不明白天理和人理的区别。

4.西方的“天”是能言的。中国却是“天道无言”。
   
  在西方，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是用怨言创造了世界，这意味着，西方的的天神是理性神，从古至今贯穿西方社会都是理性神的精神。

  中国却是“天道无言”。老子的“道”是不可以说的，必须自己去体会，不用言说，说多了也没用，圣人最多是示范，行“不言之教”。这好比游泳或者骑自行车，“平衡技巧”只能自己去体会。可见，这个“道”不过是技巧窍门而已。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暗示：熟能生巧，心无全牛，只有骨肉皮而已，依然是技巧，没有发展出动物解剖学和原子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道不是西方的永恒的逻各斯。虽然，老子的道是永恒的“恒道”，由于避讳，“恒道”成了“常道”，最后堕落为生活技巧和长生术而已。

中国文化有“反语言”倾向，只重视内心体验和外部行动，语言当作一种临时的跳板，不可信，更不可执着。孔子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对语言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得意忘言”。禅宗则“不立文字”、“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儒、道、佛都把语言当成一种多余或误导性的刍狗，用完之后就彻底抛弃。在人际交往中，国人不重契约，只重默契，写在纸上的东西（文言）不兑现。反语言即反智，因为智慧须通过语言来传递。反智必然反科技，因为科技是智慧的一种。所以，儒、道、佛都反科技。
   
  “反语言”不仅反智反科技，而且提倡“不争”，反对言论自由，中国人成了“沉默的刍狗”，生命被剥夺了自由的能力，被剥夺了爱的能力，被剥夺了思想的能力，被剥夺了创造的能力，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被剥夺了审美的能力，被剥夺了科学思维的能力。

国人看不到西方社会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如果思维模式不改变，任你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何天翻地覆，最终会九九归元，换汤不换药。而思维模式的变革又主要着重于两方面，一个是建立理性精神，一个是发扬自由精神。没有逻辑理性，国人难以摆脱愚昧和暴力；没有平等自由，国人难以摆脱专制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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