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 本来想写要点， 觉得时间不够，看了几句精彩文字想要编辑一篇， 又什么都舍不得。 所以就这样囫囵转载了。 文中最精彩的片段描述毛泽东在背景做北漂，挣8元钱一个月， 与8个人挤在10平米的房子里，办湘江评论的片段。 如果你没时间读全文， 我摘录了一段：激情篇

当时粉丝量排名前十的时评类新媒体《东方杂志》是一档很牛的、足以跟《新青年》媲美的杂志，在论述妇女权利问题上是这样说的：

“女权之兴非释放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其志故在兴全球争也，非兴同族同室之男子争也……”

有点文人的斯文和学究范儿。

同样是论及妇女权利问题，毛的风格是这样的：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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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毛主席教你几招！ 占豪编辑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纪念日。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和诗人，他的所思所想、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和生活仍然大有启发。

如今，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在每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千头万绪的各项事务常常使我们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然而收效甚微。

问题出在哪里？如何从“事倍功半”转向“事半功倍”？如何从碌碌无为走向人生的巅峰？

毛主席教你这么做。

文 | 金冲及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人们往往被一些日常现象牵着鼻子走，被动应付，辛苦忙碌而收效甚微，工作局面难有大的突破。问题出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看不清问题中什么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什么是次要的、处于服从地位的因素；什么是一时起作用的因素，什么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不能及时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也始终放在领导工作的突出地位。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拿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来说，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军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切断东北同关内的联系，将国民党军的重要精锐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这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毛泽东同志便下了大决心，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不惜冒巨大风险，远途奔袭锦州，“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要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是不可能的。果然，锦州一解放，东北同关内的联系一切断，长春和沈阳两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同志也总是要分清事情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他曾举黄河黄河急流中有经验的船夫为例说：在河中，他们平时可以很放松，一当将到藏有暗礁险滩的地方，就全神贯注地用篙子撑船躲开，如果船夫时时处处都很紧张，弄得很疲劳，真遇到紧要的时候反而会使不上力了。他主张，一个时期总要有个重点。1953年4月26日，他在致李烛尘的信中写道：“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这个道理，明白容易，真要做到却十分不易。毛泽东同志谈战争问题时说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段话是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夜说的，中国共产党正要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面对的任务十分繁重，繁重，既要以主要力量抓紧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随时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就能避免工作中走向另一种片面性。

2

抓紧不紧，等于不抓

做出正确的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是事情的结束，更加重要的是实行。毛泽东同志从来不是空谈家。对关系全局的工作，他在提出任务后，总是下大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实，一步紧跟一步，真正抓出看得见的结果来。

正确的决心有个前提，就是符合实际。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主张要“多谋善断”，说：“什么叫多谋呢？就是要听听各种不同意见。”“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善断。”

当情况已经弄清、决心已经下定以后，工作抓得紧不紧、狠不狠便成为关键。毛泽东同志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

毛泽东同志对主要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很紧。当任务确定后，他便全力以赴、雷厉风行，千方百计地采取有力措施来打开局面，绝不是空口说说了事，也不是老在那里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在随后的实践中，又全神贯注事情发展的情况，用心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加以推广；及时提醒注意解决可能妨碍任务完成的问题，纠正已经出现的偏差；旗帜鲜明地表扬批评，严格检查督促，在切实抓出成果来以前决不松手。因此，他所抓的事总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取得显著效果。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三反”运动时，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方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到运动后期，他又以很大力量来落实定案工作，确定具体的政策原则和处理办法，树立足以作为典型示范的案例，妥善处理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做好善后工作。善始善终，而不草草收兵。

这场运动前后共半年左右，对荡涤当时刚开始蔓延的贪污腐败行为、树立廉洁勤政新风起了巨大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在随后好多年间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同志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有抓得很紧，办成几件大事，确有实效，才能振奋人心，取得群众的信任，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当然，也不可能把弦一直绷得太紧，要有张有弛，毛泽东同志把这称为波浪式的前进。

3

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要做好任何工作，都不能只靠领导者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智慧和努力，而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当然，群众路线不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它指的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里着重从工作方法角度谈谈它的意义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他在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又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经常在做出决策时反复征求在第一线的将领的意见。大家熟知，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等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毛泽东同志当晚为中央军委起草批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由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这些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事例。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拿工业来说，1960年毛泽东同志看了鞍山市委的报告后，充分肯定鞍山钢铁公司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把它称为“鞍钢宪法”。那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

拿农业来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大跃进”后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便是一再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他自己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农村进行调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听取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意见。他从中发现：“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他写道：“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他还指出：许多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这是一段很精彩又很中肯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以来包括他自己在内所犯错误的反思。

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必将一事无成，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目标。他要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延伸阅读：

“首席记者”毛泽东，居然是“新媒体”鼻祖

库叔今天要给各位库友介绍一下新华社的“首席记者”，也是级别最高的记者。他有时候彻夜为新华社写稿子，每天最多时能写三四篇，他的稿子十分接地气，同时又饱含睿智，充满激情。这位资深“新媒体”人作品的特点就是：有激情，有视野，有胆识，接地气！

这位“新媒体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人家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新媒体圈的大V了，做的公众号《湘江评论》也是粉丝无数，创立的“激情体”文章无论在可读性还是传播性上都秒杀掉其他新媒体好几条街，即使后来公众号被军阀封掉，也能够作为“特约记者”在诸如《大公报》的知名公众号上写文章，还注明“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足见“新媒体人”毛泽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新华社“首席记者”毛泽东是怎样成为一名“新媒体”人的。

文︱李逸博 李浩然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918年的中国社会就像是池沼里被搅浑的水，拼命的打着旋，涤荡着砂砾和泥土。各种势力和思潮激烈碰撞，此消彼长，各方军阀杀伐四起，争霸不断，政府也在频繁易主，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本来就凋敝的社会撒下一地鸡毛。

不会有人注意到25岁的毛泽东正从学校毕业踏入社会。这个来自乡村的大龄青年没有选择在湖南老家谋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作为师范类学校毕业的学生，当时完全可以在当地教个书，去大一点的城市当个编辑，或者托人找找关系，当个公务员。

“不安分”的他跟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一样，也向往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背着包袱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北漂”，并且集“北漂”人的所有窘迫于一身：

低职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15种报纸。 

低收入——月薪只有八块钱。这在当时是什么水平呢？

那时候鲁迅的收入平均下来每月大约有420元左右，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薪俸每月400元，蔡元培校长的薪俸每月更是高达600元，这些都是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像安稳的中产阶层如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月入数十元至百元不等……呃，高的不说了，看看下层民众吧，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工人每月十元左右，他们的生活尚且捉襟见肘。

月薪八元的毛泽东比上不足，比下竟然也不足！

低生活水平——低收入决定了低水平的生活，那时候毛泽东住在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一带的房子都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关键晚上想想还挺瘆人的。

“一间屋子半间炕”，一进屋就可以直接上炕了，屋里的陈设也是简陋至极，破碎的炕席，书和衣物没地方放，只能堆在犄角旮旯里。

你可能依然对此很不屑，“我也刚毕业，租的房子也就15平，大不到哪里去！”

大多了！你是一个人住，毛泽东他们是8个人！

那间房子当时是毛泽东跟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合租的，“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翻个身都要征得大家的一致同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不知道是怎么捱下来的。

住得狭窄，吃得更是糟糕。

据罗章龙回忆：“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

物质上是勒紧了裤腰带，而精神世界也是不断受挫。

一个初来乍到，职位低微的“北漂”人，受冷遇是免不了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他可是当时文化和知识界的大咖，大家蜂拥前来听偶像的讲座，而在提问环节，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人山人海中钻了出来，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

除了胡适这样的大咖，梁漱溟、罗家伦、傅斯年都没精力搭理他这个带湖南口音的小职员，这让只想求学的毛泽东有点小受伤。

也难怪，当时胡适也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而梁漱溟跟他同岁，罗家伦和傅斯年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这时候已经是坐拥百万粉丝的大V级别人物，年纪轻轻就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尊崇，平时也是一副先生的做派，怎么会随意与一个“不入流”的图书馆小职员论学谈道。

有人曾说，在北京做“北漂”，冬天不管穿多少衣服都会觉得冷，无论认识多少人都会觉得孤独，而对于这样一个没钱、没地位、未来看似也没什么希望的大龄“北漂”青年来说，这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更是爆棚的。

其实每个人也都有过这些个经历，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真没什么不同，青年毛泽东恐怕也会有迷茫的时刻。

由此来看，他离我们并不远。

然而，这种失落和无助的时刻恰恰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看似不经意，其实人生紧要的关键几步就是在这里。

毛泽东回忆起那段时间曾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季处严寒，心遭冷遇的“北漂”人毛泽东却看到了冰雪中包裹的春天，也是信心丝毫不减。

于是，他在此后利用自己图书管理员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更加“变本加厉”地向人请教问题，切磋学问，随着他久而久之的“纠缠”，很多人也感觉到这个图书管理员似乎还挺有料，人也还算谦虚，开始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薪资其实并不低，因为有一些隐形的福利：与大V交流切磋、在北大听各种讲座、泡图书馆。

而这也是一般人利用不起来的，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股“洪荒之力”在青年毛泽东的胸中慢慢酝酿。

在北京取够了经之后，“藏器于身”的他就回到湖南长沙要干一番事业，做什么呢？

投身那些稳定的职业肯定是不能了，不然北京就白去了，思来想去，最合适的莫过于做“新媒体”！

在当今，新媒体作为一种新文化产业，与网红、房地产中介并称贫寒子弟逆袭的三大利器，当时的“新媒体”也跟今天一样。

新文化运动之后，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报刊与传统报刊相区别，就成了一种“新媒体”。它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很大一部分都办得很糟糕，慢慢就成了没人阅读的“僵尸号”，但也不乏优质者，圈粉上万人，有人凭借一篇登在“新媒体”上的文章就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皆知，旋即跨入名流圈。

当然，新媒体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好平台了。

除了最有影响力的《新青年》，还有好多个门类：

嬉笑讽刺类——《自由杂志》

亲子教育垂直类媒体——《儿童世界》

都市名媛消费类杂志——《香艳杂志》

那种描述都市时尚生活的时尚博主类文章——《紫罗兰》、《礼拜六》

灵异亚文化类——《灵学杂志》

图画跟文字一样多的画报类——《良友》

......

那时候的“新媒体人”也是走标题党的路线，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其功力之深厚绝对甩出当今的标题党好几条街：

“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内容是当时的湖南省代省长何应钦给其母扫墓。

“丰子恺画画不要脸”——丰子恺的人物画，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维妙维肖。

“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反映物价上涨。

……

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就在这股全民大办“新媒体”的热潮中悄悄出现了。

作为一个新媒体，首先就是要有清晰的定位和受众群体，青年毛泽东的新媒体并没有选择做一些小文青的杂文、散文类内容，也没有去讨论学术、教育、生活这些，他还专门指出来“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狠狠箍住时代的痛点，直指时局！

心中藏着“洪荒之力”的青年毛泽东一开始就把杂志宗旨定位成了：鞭挞时弊、鼓吹革命、宣传新思想！

当时割据湖南的军阀是“狠人”张敬尧，别以为军阀不会在意这些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就在毛泽东开办《湘江评论》的一个月之前，全国最知名的博主之一陈独秀就因为发文章批判时局而被军阀抓进了大狱。

而青年毛泽东不但毫不在意这些，反而积极为陈独秀发声，在《湘江评论》出版的第一期，毛泽东就大声疾呼北洋军阀赶紧把陈大佬放出来。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在文末，近乎狂热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满是对自己偶像无故被抓的愤怒和不平，现在读起来都能感觉到那种“理直气壮”。

我们也可以窥见出他的这份杂志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三个字：有激情！

他的文字迅猛、激烈、难以抑制，文字之间的缜密和气势犹如万辆战车滚将过来。

如果你把他文章中的那些感叹号去掉，会发现其实那种激情丝毫不减，分分钟就把人的情绪点燃，青年毛泽东的文字天然就是新媒体的风格。

到底是有多新媒体呢？

当时粉丝量排名前十的时评类新媒体《东方杂志》是一档很牛的、足以跟《新青年》媲美的杂志，在论述妇女权利问题上是这样说的：

“女权之兴非释放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使四百兆人无一非完全之人，合完全之人以成完全之家，合完全之家以成完全之国，其志故在兴全球争也，非兴同族同室之男子争也……”

有点文人的斯文和学究范儿。

同样是论及妇女权利问题，毛的风格是这样的：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女子，“烈女嗣”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重在一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妻良母”，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精神自由的恶魔！”　

是不是既视感十足？像是来到了妇女受苦受难的现场，而且这语言念给老太太听都能听懂，甚至直接拿来做游行示威的口号也完全可以，有着马景涛般的狂热和嘶吼，但却有理有据！

我们再看另一篇，是大牛博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小号《新潮》上的，也是当时的新媒体文章，论述了青年学生的自杀问题：

“……前清光绪三十三年，男四十六，女三十四，合计八十人。光绪三十四年，男五十三，女三十七，合计九十人。宣统元年，男五十九，女三十四，合计九十三人。宣统二年，男三十九，女二十二，合计六十一人。宣统三年，男五十八，女三十二，合计九十人。民国元年，男五十，女三十六，合计八十六人。民国二年，男女合计八十三人。民国三年，五十四人……普通说，夏季是“自杀季节”，因为太阳的光线刺激人的神经。挑拨人的感情，足以扰乱人心的安定，使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起一种变化。在这个时候，凡是生活上失意的人，绝望的人，或是对于人生问题怀疑的人，对于社会现状苦闷的人，往往被诱到死路上去……”

白话文新媒体写法，详细论述了青年学生自杀的数字、原因，甚至考虑到了光线对于自杀的影响，充满着严谨的学究气息，只是那一大串数字还有细致入微的原因分析也只能拿来给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了，普通人看了大概会晕。

再看看毛同样论及青年学生的文章，就是另一种画风了：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仇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子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

毛在《湘江评论》中评论辛亥革命：

“留学生的发纵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族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丘八”都出来了……

类似的还有很多，大多是这种文风，不一一细说了。

他的激情还表现在，有时候，整页上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别人家的杂志是这种画风，陈独秀是主编，但是最多一页上也就能看到4篇。

而他的风格是这样的，放眼望去都是“泽东”写的，遍布各个模块，简直全才！

这简直就是他的个人秀了，难以想象那种支撑下来的毅力和豪气，而且都是用满满的万马奔腾的语调来写，这只能说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内心澎湃的人，不然，顶多也就写那么几篇，一整本不太可能。

《湘江评论》另一个很突出的风格就是：有眼界！

作为一个在全国最高学府浸染了一年多，深入接触了里面所有教育资源的青年，毛泽东眼界是非常广阔的，他在新媒体上发的文章有评论阿富汗的，有讨论各国罢工的，有写威尔逊的，有议论协约国的……涉及全球局势的犄角旮旯。对于一个出身农村，从未出过国，在图书馆憋屈了一年之久的小职员来说，这好像是在意料之外，然而却又在情理之中！

因为，历来图书馆里都隐藏着最顶尖的人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天龙八部》里武功最强的人是谁呢？

少林扫地僧。而扫地僧一直是在藏经阁呆着，你以为他只是在藏经阁扫地吗？那就错了！

有眼界不但体现在能够足不出户就能知天下事，还表现在身无分文而心怀天下的情怀。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这里，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宣传了革命的正确主张，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与地主、军阀、资本家作斗争。

《民众的大联合》中，毛写到：“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有）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这样看来，《湘江评论》是一家有格局，有眼光的新媒体。

《湘江评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地气！

要做好新媒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内容写得有趣，即使这个内容是很严肃的，也让读者感觉到那股温度和亲切感，而不是冷冰冰的文字。

毛泽东一开始主编《湘江评论》时，就强调写的东西要让认识字的人看得懂、看得明白，不要成心让读者看不懂，那就是在搞事情，他刻意不使用“之、乎、也、者”之类的古文腔调，在《湘江评论》刊载的80多篇文章中，就有40多篇与当时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密切有关。

在《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他说：

“两星期里，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钟（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下面筑层。这点科学常识，谁也晓得……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毛泽东不光是写得好，对于新媒体的运营也做得好。

上面提到了毛泽东为陈独秀被捕的事情积极发声，甚至用他的“泽东体”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估计再高冷的偶像也会被粉丝这样的举动感动的痛哭流涕，何况陈独秀跟毛泽东在北大时候就有过一段交情，这样就算把两人的感情坐实了。

陈独秀可是当时最大的新媒体博主之一，拥有百万粉丝，等陈独秀出狱之后，也积极为他推广《湘江评论》，包括李大钊、胡适也为他的新媒体推广出了一份力量。

《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胡适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

有了大咖的推广和赞美，用百万级的大号去带这个刚创立不久的小号，这个新媒体涨粉就根本不成问题了。

这些人脉既是源于毛泽东在北大时候的经历，也是因为他“雪中送炭”的义气。

当然，他的新媒体也进行了商业化运营，打出了广告价目，明码标价。

再有激情的新媒体人也是要吃饭的！

这份《湘江评论》当然也是做得极为成功了，是当时阅读量极高的新媒体，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就销售一空，后重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自第二期改印5000份，并附有《临时增刊》，每次都是洛阳纸贵。

如果粉丝寥寥，军阀也就不过问了，可对一个“粉丝收割机”般的新媒体，军阀本来就无法容忍，毛泽东还毫不畏惧地不断挑衅，火上浇油，直接向湖南军阀张敬尧叫板——特载了一篇新民学会呈省长文：直言湖南省的言论不自由。

军阀岂容许被屡屡挑衅！

张敬尧终于坐不住了，强行把《湘江评论》封了号。可没过几天，市面上又出现了那种激情洋溢、煽动性极强的“泽东体”文章，果然又是“泽东”！靠前几期杂志已名声在外，成为大V的他又跑到其他杂志社去写了。

光写还不够，他还组织学生联合会进行示威游行，用行动对抗军阀。

然而，军阀就是军阀，他们信奉的是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张敬尧披挂上阵，骑马带领一连大刀队冲进会场内，强行驱散与会群众，辱骂殴打学生，当场殴伤数十人，并逮捕5人。

清醒的毛泽东也是渐渐认识到，新媒体的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拿着笔杆子的文弱书生终究不能对抗军阀的暴力，他也慢慢领悟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通过物质力量来摧毁。”

是的，物质的批判跟精神的批判要两手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尽管此后毛泽东一直奔波在路上，对抗军阀、抵抗国民党、打鬼子抗日、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再也没有从事过新媒体行业，可是，我们却能发现他其实又一直在从事着新媒体，一直在影响着一支军队，一国民众。

“泽东体”的新媒体语言都能够拿来系统地分分类编成教材了：

硬气激情篇

——当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说：“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都是耐人寻味，然而通俗易懂的文字，现在拿来用都不过时。

——当革命胜利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半个世纪之前的话，有的话语到现在还被很多新媒体文章时不时地引用。

广泛用典篇

——借李密《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通俗幽默篇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

……

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随便说一句话都很新媒体！

而从毛泽东无数次的失落和无助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只是用一种坚持自觉地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

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踏踏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