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一趟夹边沟-----3000右派在这里等死

去了一趟夹边沟-----3000右派在这里等死2010年7月我在去嘉峪关旅游时有心专程走访了“夹边沟”我第一次听说甘肃河西酒泉地区有个“夹边沟.

2010年7月我在去嘉峪关旅游时有心专程走访了“夹边沟”

我第一次听说甘肃河西酒泉地区有个“夹边沟”------是从我的一个同事口中知道的。他是个“甄别右派”-----文革之前对右派分子还未有摘帽，但是已经有了个“甄别”的过程，机关里也专设了个“甄别办公室”。即是把本单位过去划为右派的人重新审核一下，弥补，纠正了一些在反右斗争中明显被扩大化了的人先行纠正，把说了一些并非原则性的言论错误，一些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人……因反右的扩大化而卷入被定性为右派的人先行甄别出来！因此当时对这部分人暂称为‘甄别右派’！（文革之前整个政治大气候还仍然是坚持认为反右斗争就是没错！）这些甄别出来的人既没有公开给予平反，也没有宣布摘帽！只是说确实搞过头了，处分太重了，受委屈了……现在就复职回来工作吧，被教养的就一纸公文解除教养了事，被清洗回家的就招回单位复职工作……过去的事，就一风吹过吧，委屈了你就说声：“对不起搞错了，拉到吧……！” 这是纠正反右斗争扩大化先期的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纠偏过程！那些受害人能够盼到如此一日，行将脱离苦海，已是九死而获生——已经是感谢不尽了，激动得伏地涕泣不止了——那还有什么心思和胆子去要求公开正名，摘帽，赔偿……等等？

　　我的这个同事也是个甄别右派，也是从夹边沟活着出来的一个幸存者，夹边沟农场解散初他被遣送回了陕西老家，从工程师变成了农民。

　　据说他在反右初期大鸣大放时的言论是：“当干部就是图的个享受，级别越高享受越优，不然何必当干部？”就这样他被定为右派押送到夹边沟------

　　经过甄别后，通知他回来工作，被按排跟我住一个房间------当时本单位规定集体宿舍科级以下干部两人一间房，局处级才可以住单间。此人话很多，是属于那种有话憋不住，满嘴跑火车的一种类型……彼此冬日无聊，围炉夜话时聊到他在夹边沟的种种遭遇……当时我总是难以相信他描述的这些情况会是真的！

　　及至我许多年后我看到天津作家杨显惠写作的记实文学“告别夹边沟”，邢同义写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等一系列记实性文学作品，有时间，地点，真实人名……我才渐渐的明白这夹边沟的“故事”应当不是虚构的，真确有其事的！于是我萌生了想去夹边沟实地走一趟，看一看的念头！

　　　　2010年7月我在去嘉峪关旅游时有心专程走访了“夹边沟”。

　　在前往夹边沟采访之前我作了充分的资料查阅。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重镇酒泉以北三十余公里外的一片荒漠盐碱戈壁滩中，至于为何称之”夹边沟”本人无从考察。

　　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后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4月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获罪而被定性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气候干燥，全年几乎无降水，有限的农田已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稀稀拉拉的分布在荒漠上，一丛一丛的在沙漠风中摇曳。

　　事实上，这个农场自开办时起规划就最多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的土地收获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但1957年甘肃省当局却将三千余名右派源源不断地从省内各地押送至此实行集中劳动改造，当时就没有人想到（想到了也不敢说出来！）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在当时的你同情右派那你也就是右派的政治大气候下也不容许人提及，有关方面也不会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对这些右派分子今后的生死存亡视同对待阶级敌人，思想改造只不过是一个说法实则是一种肉体的消杀！

　　这些押送来此改造的右派分子在以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重体力的劳累史（挖排碱沟改良土壤），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他们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草籽，地鼠，爬虫，尸骨……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一名叫董坚毅的哈佛大学博士，52年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待遇回国报效祖国，57年因言获罪而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改，被活活饿死！其妻来探视，待寻得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其他饥饿的右派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于骨架之上。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个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却被硬栽到了他的头上，傅作恭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实在无法相信弟弟在信中的描述，因而没有及时的邮寄钱物和采取营救措施！

　　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他原名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如今已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至今尚历历在心。

　　写《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一书的作者，和凤鸣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和凤鸣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的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

　　关押在夹边沟农场改造的右派不仅有知识份子精英也有参加过长征的革命老干部官锦文……等人，有留学国外的专家、学者陈世伟、章仲子、王惕夫；有傅作义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有陇上出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任光第；有兰州医学院教授刘奋举…………等等。来这里的右派哪一个不是蒙冤的？只是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划入右派！打入铁牢……哪里有诉说冤屈的地方啊？

　　思想改造只不过是一个藉口实际就是釆取肉体的慢性消杀……超时超负荷的劳役，没有任何的付食补充，仅一个月15市斤的粗粮……在死神的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在河西走廊冬天零下30度的严寒中……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身体热量散失，饥饿地等待着下一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他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他回忆说：“……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地窝子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不是毒药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都会出现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避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撕心裂肺的恸哭！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叶落归根！

　　啊，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段被刻意严密封陈起来的往事总归是无法埋葬的。往事不会就此灰飞烟灭！或迟或早，这些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从57年开始，这里羁押了3000名右派，至60年12月，仅有数百人生还。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可是中国的夹边沟那是真正的吃人啊！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迫害和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到达酒泉，我投宿于酒泉农垦局宾馆，闭门研究地图，查阅文献，但是在百度地图和买来的酒泉地图上怎么都找不到“夹边沟”！问宾馆的前台也是一问三不知！回说：“从来没听说酒泉有个夹边沟！”

　　我转而去公园找一帮上年纪的老头们打听：酒泉有个劳改农场过去关过右派分子的劳改场吗----？

　　辗转打听居然还真找到知道的人了！某老汉不仅告诉了我怎样走法还专门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到那里后找***，联系的电话号码也写上了，找到***后就说是酒泉的***老汉介绍来的就成了！（事后我思忖我遇到的这个老汉不会是一般的退休老人，一定是个老干部，不然林场不会那么顺利的接待我采访！）

　　（为保护当事人，我把便条打了马赛克！请各位谅解！）

　　皇天不负苦幸人！一切就绪-----去商场买了两瓶“酒泉酒”两条“阿诗玛”烟，十只葱油花卷-----装了一背包，次日一早搭班车到夹边沟国营林场-----班车在路口就转向了，还有很长一段荒芜人烟的戈壁滩需要步行穿越。

　　带着对逝去的许多怨屈的亡灵的祭奠之心我一路艰苦跋涉，强忍饥渴……背包里的十个白面花卷我一口都没有动它-------

                                  林场的场部

　　林场的场长看过我送上的便条后很客气的接待了我，并着手按排场员小刘领我去原来关押右派的地方。

　　就在林场场部的后面不远处，林场特意围起了铁丝网还做了门，平时上了锁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我为林场的管理人员点一百个赞！卓有远见地把现场保护起来了……

　　小刘打开锁，进入-----这一个个的洞穴都是当年关押右派的地方

　　一个个大坑-----埋葬右派分子的

　　这种土坑很多很多----

　　至今还可见裸露的死人骨骇----令人毛骨悚然

阴气森森

我进到洞穴里面还可见到洞壁上燃油灯烟熏黑的痕迹

     洞内洞外还可见到许多废弃物，破衣烂衫鞋袜被褥------

      这一个个大坑，一个个的小土包-----埋葬右派分子的

　　这种土坑很多很多----

　　至今还可见裸露的死人骨骇----令人毛骨悚然

　　废弃的酒瓶-----怨死者的后人祭奠亡灵时留下的

      怨死者的森森白骨-----触目惊心！毛骨悚然-------

　　难以安息的亡灵-----戈壁风吹走了表层的沙土--------我依稀听见了地狱里的哭声！

　　一个个屈死的灵魂------象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裸露的死人骨骇----！

　　　　戈壁风吹走了表层的沙土，裸露出裏尸的衣被……这里长眠着的亡者生前也许是一位怀着满腔热情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知识精英，可是他万万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依稀听见了地狱里的哭声！

　　裹尸的衣被----

　　埋人的大坑

　　这一堆一堆的坟墓格外清晰，这是屈死的右派分子的后人在若干年以后政治气候有所松动时赶来修造的，一个挨着一个…… 但是众多的那些连尸骨都无寻的孤魂野鬼呢------当地有传说，集体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尸坑旁，每到天阴雨湿之时，总会听到有鬼魂说话的声音，嘈嘈杂杂的似是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在说个不停……当路过的活人一声咳嗽惊动立马就重归寂静无声！人们言之凿凿……

　　废弃的粮库和农场办公室---------之一

　　废弃的粮库和农场办公室------之二

　　废弃的粮库和农场办公室------之三

　　废弃的农场医务室

　　废弃的粮库

　　夹边沟的地理位置：

　　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是甘肃省劳改总局于1954年7月开办的一个国营劳改农场，它的场部是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东北约30公里处，夹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东南面叫临水，北面叫北湾，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台的沙石山被称作毛家山。这里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面积约为200多平方公里，利用北大河水灌溉。由于清水河在这里流淌，所以沟渠纵横、田连阡陌。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靠近金塔县。这里的土地大多是劳改犯们在荒滩上开垦出来的，也有用古代存留长城的土填埋出来的。

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医生被留下来负责给这2000余名屈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性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致命的饥饿！

　　夹边沟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３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年１０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致命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７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

　　1960年４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９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1960年９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钻沙包”。

　　我把带去的酒，烟，花卷子……分别摆放在附近的死人坑边，把阿诗玛香烟整包整包的拆开撒向四方--------

　　他们不需要冥币，他们是饿死的，他们只需要食物--------

　　林场的小刘也帮助我向亡灵们洒酒-----------

告别夹边沟--------

　　当我归程行走在茫茫戈壁的路上时,身前身后总不时的会腾起一缕缕细小的旋风裹掖着沙土飞速旋转，跟随着我的脚步……来无影去无踪------忽而身前，忽而身后，忽而左，忽而右！伴随着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默默的在心里念说：没有了没有了呵……我的背包已经空了啊！我把带来的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留给你们了啊！

　　也许这些饥饿的屈死的游魂野鬼们在向我诉求：你回去后一定要把你看到的这一切向世人公布啊，让世人知道……！

　　-----我从心里默默的承诺：“我一定会的，一定一定一定……！”

　　真的，我无意渲染，也无意臆造-----那一缕缕的旋风真的很是怪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异现象么？

　　这就是我一定要写出这篇文字的动力！这已经是我能够为亡灵们做到的唯一了-----可惜我人微言轻-------但我总还是尽力的做到了：为你们而呐喊！-----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谨以此文告慰集体怨死在河西夹边沟荒漠戈壁中的2400多名至今都无法安息的右派分子的灵魂-----希望终会有一天……！

　　后记：

　　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多“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荒滩戈壁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散落在古战场上残存的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会有屈死在这里的亡者的亲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只能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而那些没有親人后辈来探望祭奠的屈死的灵魂就成了游荡的孤魂野鬼……。

　　当饥饿而死亡大规模来临时，每天都有成批的尸体……拿床单裹一下，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把尸体往里一扔，铲几锹沙子盖住了事……因为埋死人的活人自己也不知道明天是否就会轮到自己被埋了，今天虽还有口气活着……明天呢？他也已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啊！

　　这些共和国的知识精英，人材……他们放弃原有的优厚生活待遇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因几句坦言而遭苦难折磨至死……没有棺材，没有墓碑！

　　事件发生后的相关措施：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感谢每一位耐心的读完这篇长文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为那些被屈死的时至今日都难以安息的亡灵而呐喊……呐喊！

　　这段被刻意尘封起来的历史-----必须彻底解封！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记住历史……以告慰屈死的亡灵！

了一趟夹边沟-----3000右派在这里等死

去了一趟夹边沟-----3000右派在这里等死2010年7月我在去嘉峪关旅游时有心专程走访了“夹边沟”我第一次听说甘肃河西酒泉地区有个“夹边沟.

2010年7月我在去嘉峪关旅游时有心专程走访了“夹边沟”

我第一次听说甘肃河西酒泉地区有个“夹边沟”------是从我的一个同事口中知道的。他是个“甄别右派”-----文革之前对右派分子还未有摘帽，但是已经有了个“甄别”的过程，机关里也专设了个“甄别办公室”。即是把本单位过去划为右派的人重新审核一下，弥补，纠正了一些在反右斗争中明显被扩大化了的人先行纠正，把说了一些并非原则性的言论错误，一些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人……因反右的扩大化而卷入被定性为右派的人先行甄别出来！因此当时对这部分人暂称为‘甄别右派’！（文革之前整个政治大气候还仍然是坚持认为反右斗争就是没错！）这些甄别出来的人既没有公开给予平反，也没有宣布摘帽！只是说确实搞过头了，处分太重了，受委屈了……现在就复职回来工作吧，被教养的就一纸公文解除教养了事，被清洗回家的就招回单位复职工作……过去的事，就一风吹过吧，委屈了你就说声：“对不起搞错了，拉到吧……！” 这是纠正反右斗争扩大化先期的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纠偏过程！那些受害人能够盼到如此一日，行将脱离苦海，已是九死而获生——已经是感谢不尽了，激动得伏地涕泣不止了——那还有什么心思和胆子去要求公开正名，摘帽，赔偿……等等？

　　我的这个同事也是个甄别右派，也是从夹边沟活着出来的一个幸存者，夹边沟农场解散初他被遣送回了陕西老家，从工程师变成了农民。

　　据说他在反右初期大鸣大放时的言论是：“当干部就是图的个享受，级别越高享受越优，不然何必当干部？”就这样他被定为右派押送到夹边沟------

　　经过甄别后，通知他回来工作，被按排跟我住一个房间------当时本单位规定集体宿舍科级以下干部两人一间房，局处级才可以住单间。此人话很多，是属于那种有话憋不住，满嘴跑火车的一种类型……彼此冬日无聊，围炉夜话时聊到他在夹边沟的种种遭遇……当时我总是难以相信他描述的这些情况会是真的！

　　及至我许多年后我看到天津作家杨显惠写作的记实文学“告别夹边沟”，邢同义写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等一系列记实性文学作品，有时间，地点，真实人名……我才渐渐的明白这夹边沟的“故事”应当不是虚构的，真确有其事的！于是我萌生了想去夹边沟实地走一趟，看一看的念头！

　　　　2010年7月我在去嘉峪关旅游时有心专程走访了“夹边沟”。

　　在前往夹边沟采访之前我作了充分的资料查阅。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的重镇酒泉以北三十余公里外的一片荒漠盐碱戈壁滩中，至于为何称之”夹边沟”本人无从考察。

　　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后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1957年4月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在大鸣大放期间因右派言论获罪而被定性的“右派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气候干燥，全年几乎无降水，有限的农田已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稀稀拉拉的分布在荒漠上，一丛一丛的在沙漠风中摇曳。

　　事实上，这个农场自开办时起规划就最多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的土地收获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但1957年甘肃省当局却将三千余名右派源源不断地从省内各地押送至此实行集中劳动改造，当时就没有人想到（想到了也不敢说出来！）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在当时的你同情右派那你也就是右派的政治大气候下也不容许人提及，有关方面也不会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对这些右派分子今后的生死存亡视同对待阶级敌人，思想改造只不过是一个说法实则是一种肉体的消杀！

　　这些押送来此改造的右派分子在以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重体力的劳累史（挖排碱沟改良土壤），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他们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草籽，地鼠，爬虫，尸骨……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一名叫董坚毅的哈佛大学博士，52年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待遇回国报效祖国，57年因言获罪而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改，被活活饿死！其妻来探视，待寻得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其他饥饿的右派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于骨架之上。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个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却被硬栽到了他的头上，傅作恭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实在无法相信弟弟在信中的描述，因而没有及时的邮寄钱物和采取营救措施！

　　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他原名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如今已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至今尚历历在心。

　　写《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一书的作者，和凤鸣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和凤鸣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的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

　　关押在夹边沟农场改造的右派不仅有知识份子精英也有参加过长征的革命老干部官锦文……等人，有留学国外的专家、学者陈世伟、章仲子、王惕夫；有傅作义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有陇上出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任光第；有兰州医学院教授刘奋举…………等等。来这里的右派哪一个不是蒙冤的？只是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划入右派！打入铁牢……哪里有诉说冤屈的地方啊？

　　思想改造只不过是一个藉口实际就是釆取肉体的慢性消杀……超时超负荷的劳役，没有任何的付食补充，仅一个月15市斤的粗粮……在死神的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在河西走廊冬天零下30度的严寒中……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身体热量散失，饥饿地等待着下一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他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他回忆说：“……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地窝子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不是毒药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都会出现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避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撕心裂肺的恸哭！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叶落归根！

　　啊，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段被刻意严密封陈起来的往事总归是无法埋葬的。往事不会就此灰飞烟灭！或迟或早，这些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从57年开始，这里羁押了3000名右派，至60年12月，仅有数百人生还。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可是中国的夹边沟那是真正的吃人啊！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迫害和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到达酒泉，我投宿于酒泉农垦局宾馆，闭门研究地图，查阅文献，但是在百度地图和买来的酒泉地图上怎么都找不到“夹边沟”！问宾馆的前台也是一问三不知！回说：“从来没听说酒泉有个夹边沟！”

　　我转而去公园找一帮上年纪的老头们打听：酒泉有个劳改农场过去关过右派分子的劳改场吗----？

　　辗转打听居然还真找到知道的人了！某老汉不仅告诉了我怎样走法还专门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到那里后找***，联系的电话号码也写上了，找到***后就说是酒泉的***老汉介绍来的就成了！（事后我思忖我遇到的这个老汉不会是一般的退休老人，一定是个老干部，不然林场不会那么顺利的接待我采访！）

　　（为保护当事人，我把便条打了马赛克！请各位谅解！）

　　皇天不负苦幸人！一切就绪-----去商场买了两瓶“酒泉酒”两条“阿诗玛”烟，十只葱油花卷-----装了一背包，次日一早搭班车到夹边沟国营林场-----班车在路口就转向了，还有很长一段荒芜人烟的戈壁滩需要步行穿越。

　　带着对逝去的许多怨屈的亡灵的祭奠之心我一路艰苦跋涉，强忍饥渴……背包里的十个白面花卷我一口都没有动它-------

                                  林场的场部

　　林场的场长看过我送上的便条后很客气的接待了我，并着手按排场员小刘领我去原来关押右派的地方。

　　就在林场场部的后面不远处，林场特意围起了铁丝网还做了门，平时上了锁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我为林场的管理人员点一百个赞！卓有远见地把现场保护起来了……

　　小刘打开锁，进入-----这一个个的洞穴都是当年关押右派的地方

　　一个个大坑-----埋葬右派分子的

　　这种土坑很多很多----

　　至今还可见裸露的死人骨骇----令人毛骨悚然

阴气森森

我进到洞穴里面还可见到洞壁上燃油灯烟熏黑的痕迹

     洞内洞外还可见到许多废弃物，破衣烂衫鞋袜被褥------

      这一个个大坑，一个个的小土包-----埋葬右派分子的

　　这种土坑很多很多----

　　至今还可见裸露的死人骨骇----令人毛骨悚然

　　废弃的酒瓶-----怨死者的后人祭奠亡灵时留下的

      怨死者的森森白骨-----触目惊心！毛骨悚然-------

　　难以安息的亡灵-----戈壁风吹走了表层的沙土--------我依稀听见了地狱里的哭声！

　　一个个屈死的灵魂------象是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裸露的死人骨骇----！

　　　　戈壁风吹走了表层的沙土，裸露出裏尸的衣被……这里长眠着的亡者生前也许是一位怀着满腔热情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知识精英，可是他万万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依稀听见了地狱里的哭声！

　　裹尸的衣被----

　　埋人的大坑

　　这一堆一堆的坟墓格外清晰，这是屈死的右派分子的后人在若干年以后政治气候有所松动时赶来修造的，一个挨着一个…… 但是众多的那些连尸骨都无寻的孤魂野鬼呢------当地有传说，集体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尸坑旁，每到天阴雨湿之时，总会听到有鬼魂说话的声音，嘈嘈杂杂的似是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在说个不停……当路过的活人一声咳嗽惊动立马就重归寂静无声！人们言之凿凿……

　　废弃的粮库和农场办公室---------之一

　　废弃的粮库和农场办公室------之二

　　废弃的粮库和农场办公室------之三

　　废弃的农场医务室

　　废弃的粮库

　　夹边沟的地理位置：

　　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是甘肃省劳改总局于1954年7月开办的一个国营劳改农场，它的场部是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修建起来的，离夹边沟村约有二里路程。在酒泉城东北约30公里处，夹山之南，北城之北。它的东南面叫临水，北面叫北湾，西北方叫新添墩。那座有烽火台的沙石山被称作毛家山。这里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面积约为200多平方公里，利用北大河水灌溉。由于清水河在这里流淌，所以沟渠纵横、田连阡陌。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靠近金塔县。这里的土地大多是劳改犯们在荒滩上开垦出来的，也有用古代存留长城的土填埋出来的。

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同样是右派分子的医生被留下来负责给这2000余名屈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性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致命的饥饿！

　　夹边沟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３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年１０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知识不甚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

　　致命的饥饿：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他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７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1960年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

　　1960年４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９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1960年９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死神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谁料得到的回答是：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埋人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人们称之为“钻沙包”。

　　我把带去的酒，烟，花卷子……分别摆放在附近的死人坑边，把阿诗玛香烟整包整包的拆开撒向四方--------

　　他们不需要冥币，他们是饿死的，他们只需要食物--------

　　林场的小刘也帮助我向亡灵们洒酒-----------

告别夹边沟--------

　　当我归程行走在茫茫戈壁的路上时,身前身后总不时的会腾起一缕缕细小的旋风裹掖着沙土飞速旋转，跟随着我的脚步……来无影去无踪------忽而身前，忽而身后，忽而左，忽而右！伴随着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默默的在心里念说：没有了没有了呵……我的背包已经空了啊！我把带来的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留给你们了啊！

　　也许这些饥饿的屈死的游魂野鬼们在向我诉求：你回去后一定要把你看到的这一切向世人公布啊，让世人知道……！

　　-----我从心里默默的承诺：“我一定会的，一定一定一定……！”

　　真的，我无意渲染，也无意臆造-----那一缕缕的旋风真的很是怪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灵异现象么？

　　这就是我一定要写出这篇文字的动力！这已经是我能够为亡灵们做到的唯一了-----可惜我人微言轻-------但我总还是尽力的做到了：为你们而呐喊！-----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谨以此文告慰集体怨死在河西夹边沟荒漠戈壁中的2400多名至今都无法安息的右派分子的灵魂-----希望终会有一天……！

　　后记：

　　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多“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荒滩戈壁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仿若散落在古战场上残存的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会有屈死在这里的亡者的亲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只能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而那些没有親人后辈来探望祭奠的屈死的灵魂就成了游荡的孤魂野鬼……。

　　当饥饿而死亡大规模来临时，每天都有成批的尸体……拿床单裹一下，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把尸体往里一扔，铲几锹沙子盖住了事……因为埋死人的活人自己也不知道明天是否就会轮到自己被埋了，今天虽还有口气活着……明天呢？他也已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啊！

　　这些共和国的知识精英，人材……他们放弃原有的优厚生活待遇毅然回国报效祖国……因几句坦言而遭苦难折磨至死……没有棺材，没有墓碑！

　　事件发生后的相关措施：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感谢每一位耐心的读完这篇长文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为那些被屈死的时至今日都难以安息的亡灵而呐喊……呐喊！

　　这段被刻意尘封起来的历史-----必须彻底解封！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记住历史……以告慰屈死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