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是我儿时的一个玩伴，当年我妈妈在县妇联工作，我跟妈妈曾经住在县政府大院。他爸爸也在县政府工作，我们在一起玩过很多次。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因为他长得很白净，就叫他小白了。

小白与我同岁，但小几个月。长得很斯文，秀秀气气，白白净净的，性格很温和。他虽然话不多，但很友善，也很聪明。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我们不住县政府了，所以就见不着面了。慢慢就没有那么熟悉亲热了，偶然见到，也就只是笑一笑点点头。

他好像当年跟父母去过乡下很久，没有和我一起上城里的红卫小学。一九七二年芷江中学成立时，我进初一，他上的是初二。他当年应该是在农村开始上的学，因为城里小学是严格按照七岁才能上学的规定，但农村学校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我弟弟当年在七里桥芷江师范附小五岁就上一年级。

除了初一都是刚刚小学毕业，年龄相近。初二以上都是文革开始后受到影响的很多年级的混合，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与最小的差四五岁以上。因为没有书读，很多人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很多年。

小孩都喜欢与年龄比自己大的孩子玩，小白比我们高一年级，在他的年级里，他是最小的一个。但他对我们比他低的年级的人却是很有优越感的，所以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学校，过去也认识，但他从不和我们玩，与那些大他很多的同学一起玩，因为年纪小，他只是一个跟屁虫。

那时“读书无用论”当道，老师不敢教，也不敢管，学生无心学，只想玩。很多男生拉帮结派，学校里还算老实，但放学后便成了街上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大家都不敢惹。小白的父母当年常常不在家，不是因为送去五七干校，就是去斗批改工作队，所以没有办法管他。他与一帮比他大很多的混混在一起玩，喜欢热闹，喜欢新鲜，对那些恶作剧感兴趣。那些“大哥”们只是把他当小弟弟看，带着他玩。

文革以后，公安部门受到冲击后，很久未能恢复。加上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余毒对年轻人的影响，社会治安一直不太好。内心单纯，无人管教的小白就这样很自然地与街上混混天天混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但大多数是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没有达到严重的刑事犯罪的程度。所以还没有人被抓。直到有一天晚上，五六个混混看见一个姑娘，起了歹心，把她劫持到城边废弃的飞机坪边进行轮奸。小白当时也在场，他一直没有参与，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最后在几个“大哥”的反复怂恿下，好奇心和荷尔蒙的联合作用下，他最后也上去了。

这案子很快就破了，他们全部被抓。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严打”，对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处理必须从快从重从严。

宣判会就在学校进行。几个主犯包括小白都被五花大绑押解到学校礼堂台上。全校学生坐在台下，看着台上这些过去的同学们，低着头灰溜溜地一排站在台上，挂着“强奸犯”的大牌子，后面站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最瘦小的小白站在最右边，一张嫩稚而苍白的脸，细小的脖子上挂着有红叉的“强奸犯”大牌子。宣判结果：小白被判十二年，所有其他人被判二十年以上。那年小白十六岁。

这次宣判会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震撼。

我们继续读书，然后下农村做知青，考大学，毕业找工作。小白也逐渐在我记忆里遗忘了。

再一次见到小白的时候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当时我爸爸妈妈住在芷江二中，我有时回家探亲去看他们。二中门口是一个田径场，在田径场北边靠校门口有一个不大的烈士陵园，中间有一个高高的烈士纪念碑，上面刻有当年剿匪牺牲的解放军战士的名字和籍贯。校门口左边也就是田径场的东边是主席台。

有一次，我正从体育场往家走，走到主席台前面，看见一个人从田径场的东北边，校门口的右边的一排房子里迎面走过来。当走得很近的时候，我认出来了，这不就是多年未见的小白吗？长得高大壮实多了，脸上有棱有角，显得很沉稳，很严峻，就像那无声的烈士纪念碑。

我准备和他打招呼，但突然发现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直视前方，目不斜视地往前走着。在我犹豫片刻之时，他已经从我身边走过去了，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我没有怎么变，他不认识我的可能性极小。

这事又发生过几次。不论他是从烈士陵园那边走，还是从主席台这边走，每次他都是两眼直视，目中无人，毫无表情地走过。从不与我的眼神有过交集。

我于是找人打听了一下小白的情况。别人告诉我：小白因为表现好，获得减刑已经出狱多年了。听说他找了一个工作，是一种临时工，我碰到他的时候都是他去上班。他找了一个姑娘结婚了，据说有了孩子，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但他从不与人交往，不论是谁，路上碰见都是视而不见。

他穿的体面，脸上也很干净。走路时头挺直，不紧不慢，目视前方，眼神似乎可以透视身体，而前面的人好像不存在一样。神态既不像心如死灰，也没有丝毫活力。犹如一尊移动的菩萨，或一个会走的机器人，没有表情，只是在完成一种既定的程序。

他仿佛完全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里，严严实实地裹上了一副看不见的硬壳。我不敢冒昧地去打搅他的宁静。每次碰到他，只是默默地目送他从我面前走过，从来没有打过招呼。我想自己已经不在他的记忆中了，他的记忆系统已经完全清零，重置了（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