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六四30年反思（4）：责任

1989年全德国的媒体头版头条报道，德国把潜逃在南美几十年的纳粹一级战犯引渡回德国，判处死刑。我当时阅读德文报纸感到震撼，第二天上课时，感到大震撼，因为战犯就是我的教授的岳父。

上传播学概论课，一位自称不是“懦夫”的同学问：“您岳父就是一级战犯，您如何评价昨天的媒体？”

教授：“我是传播学者，不是历史学家，对纳粹战犯的定义和评价是司法部门和历史学家的工作。”教授还是那样从容镇静，使我感到更大的震撼。

德国人反思历史

2009年11月30日上午，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开庭审理89岁的纳粹嫌犯代姆扬尤克(John Demjanjuk)。二战结束后审理的最后纳粹大案之一。笔者与哲学系、历史系的那些教授们一起跟踪媒体，一起交谈，大家都觉得，审判一个89岁的老人，其意义是还原历史。

代姆扬尤克是乌克兰人，1940年加入苏联红军，1942年春在克里米亚半岛被纳粹德军俘虏，不久加入德国党卫军。德国慕尼黑检察院指控他1943年在波兰的索比布尔（Sobibor）纳粹集中营担任看守期间，参与杀害了29000多名犹太人。他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当运送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后，他就和其他看守一起把这些人赶到毒气室杀害。

二战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发表了他的《德国罪过问题》，帮助德国社会反思在纳粹极权时代所犯下的不同性质的责任和罪过。雅斯贝尔斯为德国人思考历史和历史影响提供了一套公共语言和概念工具。而且，他还特别把清晰的道德立场与政治建议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德国人帮助纳粹掌权，犯下的是“政治罪过”，德国人帮助形成新的极权政治文化，需要担负的是集体的“道德责任”。在德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明确提出“行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当事人强调当时的做法是服从命令或者当时国家的法律，属于行政范围，也并不能改变做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质，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担的罪责。

要灭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一个民族的记忆被抹杀了以后，这个民族可以说就消灭了。好比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历史一样，他就会很愚昧，就很容易被别人蒙弊，因为你没有历史的根基，没有文化的根基。所以还原历史很重要。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的族群犯了罪、做错了事，能够忏悔、能够改正，能够集体承担“道德责任”；有的族群做错了事却死不认错。所以忏悔精神很重要。

中国人推卸责任

1989年5月19日，在六四事件前夕，李鹏在电视上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引起首都大学生不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大学生表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5月20日，李鹏以总理身份签署国务院令，决定自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在此期间，李鹏曾多次在赵紫阳缺席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党内排名维持第二。

1989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发戒严令：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在“六四事件”后一段时间内，几个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中国留学生作《李鹏下台嵌字诗》，表达对其不满的态度。已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评价李鹏是“死硬分子”，在学潮中为了自己的四二六社论不被否定而使本可和平解决的学潮不得不暴力收场。另据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记载“（邓小平）在听了李鹏等人的汇报之后，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赵回忆录中直言李鹏及其手下‘阻挠、抗拒和破坏’赵紫阳化解对峙紧张的努力。”[1]由于李鹏在“六·四事件”时极力主张武力镇压，因此被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士、家属称为“屠夫李鹏”[2]。

“六四事件”亲历者陈一谘表示：

“我曾和李鹏有很多接触，他这样无德、无才、无能的人能当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当然他扮演了历史上一个很卑鄙的角色。我觉得他早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鹏之所以把我定为头号秘密通缉犯，理由是很可笑的，他认为我是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的‘黑手的枢纽’，其实我当时所做的事情，一方面和政府官员沟通，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一方面派联络员和各高校沟通，希望学生退出广场，总不希望流血的局面发生，谁知道中国还是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六·四事件”是中国人一个永远的伤痛，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中国人是忘不了这段历史的。[3]

在中共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披露邓早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前一天，就已将“六四”学运定性为动乱。他在前一天在寓所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及国家主席杨尚昆表示，学潮是“一场动乱”，“是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批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惟恐天下不乱。他还赞扬江泽民主掌的上海市当局处理学潮时，“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时，邓小平长女邓林到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六四事件”是那时领导人的集体决定，不应该说是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

不过，不管邓家人如何想漂白或者降低邓小平在“六四”开枪中的作用，用处也是不大的，因为当时能够最后拍板的惟有邓小平。

邓林对外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六四这件事是中共上层绝大多数人集体决定的，是得到中共党内政府内的广泛支持的，大家都有份。

是什么原因让邓家后人、李鹏等要推卸罪责，而推到集体决策上面？显然他们也深知，无论有任何理由，“六四”屠杀学生和平民都是不可被原谅的，面对那成千上万至今未能安生的冤魂，他们但凡良心未泯，都不愿直面惨剧。

那么，推到集体身上是否自身的罪责就减轻了呢？非也。自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东京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探索如何划定反人类的集体罪行中政策、命令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责任的标准。

注释：

[1]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050000/newsid_8052000/8052071.stm

[2]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the%20truth%20and%20victims/Authentic%20records%20of%20visiting%20the%20victims/authentic_04.htm

[3]https://www.dw.com/zh/%E9%99%88%E4%B8%80%E8%B0%98%E6%9D%8E%E9%B9%8F%E4%BC%9A%E8%A2%AB%E9%92%89%E5%9C%A8%E8%80%BB%E8%BE%B1%E6%9F%B1%E4%B8%8A/a-16839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