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商到农耕的转变------大历史观下的殷周之变及其意义

作者：暗夜寻灯

当搞微观历史的学者，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评价殷周之变的时候，通常都认为殷与周的变化，是继承和发展的变化。

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看待这种变化的观点。一种是以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王晖等人所认为的商周文化迥然不同，变化巨大；这一派的观点叫做“迥异”说。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商周文化大同小异，有变化但大体上雷同；这一派的观点叫做“微殊”说。这一派的观点之代表人物是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人。在古代有孔子评述的“损益”说[ii]。孔子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汉代，《汉书·杜周传》有“文、质”说，认为“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所谓“文、质”大概就是指表面和内在本质的意思。但“文、质”在何处，汉书又说得模糊不清。

本文认为，商周之变是社会建构方法、国家建构方法的分叉之变；是中国历史在文明之初、建构国家之时走入不同的建构社会的方法之变。殷商建构社会的方法带有商业文明（Commercial  Civilization）的特征；而后周建构社会的方法是农耕的（Agrarian Civilization）方法和特征，完全的农业的意识形态（Agrarianism）导引的方法。这两种建构社会的方法，可以用描绘人口成长的逻辑斯蒂方程图形来示意，是不同建构社会方法的分叉。下图是逻辑斯蒂人口方程式和K值变化时的图形状态。图形的阴影部分表示社会进入混沌状态之后，两种建构社会的方法已经分辨不清的混沌特征。它表达了一个社会建构出来以后，两种方法的结果已经融合不辨，难以说清谁是谁非。但究其内在的逻辑，仍然可以知道两种社会还是有内在的不同。犹如放大的下边小细图，两者所处的位点还是根源不同。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就是价值观等判断不同引起的行为差异。

技术进步的相对系数K值在3.0、3.4、3.57等处发生上下线条分叉，从不同角度进入图形阴影所表示的社会混沌吸引子状态。笔者从大历史的观点认为，猎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行为及社会特性，在社会生物学上是方程中的人口相对成长率r和单位面积所能支撑的人口数目的相对系数K（亦即谋生技术和繁殖策略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的比值）上的两个分叉。人类总体来讲是猎食动物；但在比较不同地区和社会的时候仍然有相对的猎食与草食习性和程度上的差异。K值在3.0时的分叉是人类的草食倾向与猎食倾向上的行为分叉；3.4时候的分叉是直立行走后女性改变繁殖策略，倾向于找到能帮助自己养育后代的雄性对象的行为策略分叉；3.57是农耕与商业行为建构社会的一次策略分叉；3.5706的时候是一次权力文明与市场文明来建构社会架构造成社会一种混沌形态的分叉。

图形中的阴影部分表示各种策略在一个社会中出现的混合和混乱状态。下图放大细节，仍然可以在混合造成的混乱中找到规律并对行为加以归类。

·         K=3.0             猎食者/草食者

·         K=3.4             一夫一妻制的繁殖策略/混合繁殖策略

·         K=3.57            商业文明/农业文明（含游牧文明）

·         K=3.5706    市场文明/权力文明 

区分草食动物和猎食动物行为的许多指标之一是视此一动物如何对待自己的排泄物。因肉食动物的排泄物仍然带有多量的未消化完全的蛋白质而容易滋生病菌，动物们进化出来处理好自己的粪便的一种本能，就成为避免病菌等传染病在粪便上疯长传播给子代和社群的重要行为。如无尾蟋蟀（Anurogryllus muticus[iii]）虽然在社会属性上还处于萌芽期，但已经懂得对自己的粪便做卫生处理。人类当然是真社会型动物，从植食性的树栖猿类下到地面开始草食性生活，从地面直立瞭望到直立行走的时候延续了类似黑猩猩树栖时候的少量肉食特性，并开始大量捕猎、并像猎食动物一样学会了处理好自己的粪便。但在中国社会，清代末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入中国之后才在联军逼迫下开始在北京修建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这说明做为人类这一动物行为属性，满清子民虽然已经懂得做好个人卫生的粪便处理，但缺乏更高一个层级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的卫生行为比较起来依然倾向于草食动物随走随拉的特点；这就从另一侧面说明中国农耕文化虽然已经进入文明但仍倾向于草食动物特性[iv]，而不是猎食动物特性。

中国传统里没有社会这一概念。社会一词是清末由日本翻译英文而传入中国。与社会一词概念相近的中国传统词汇是江湖、天下。所以依照传统中国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就造成中国社会至今没有西方意义的社会一词的观念。这也可以从百度词条对社会这一词汇的模糊解释得到证明。

缺乏社会的观念，是草食行为的特征；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的特征。

农业生存技术造就的文明社会具有草食动物的特性，在世界上各个社会和地区分布大致相同。我的一位菲律宾朋友也曾经向我描述过菲律宾社会的类似情形。传统的菲律宾社会，男人只是下身裹着一块布；可以方便地走着路而忽然停下小便。

人类社会在早前的几百万年，都属于100人以下的小型社会，以采集狩猎经济为生。大多数时间人口只有30~40，或50~60之间的社会组成。自从一万四千五百年前的纳图福（Natufian culture）文化[v]之后，人类逐渐掌握了农耕和畜牧的技术。这种技术慢慢向四周扩散，向北到达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出现了哥贝克力石阵[vi]（Gobekli Tepe）等文明的预备期；向东扩散到了两河流域，产生了最早的两河文明。《圣经》中不断提到的城市杰里科（Jericho）、黎凡特（Levant）就处于纳图福文化（Natufian culture）的周边。

由于农业的兴起，促进了社会成员亦即人口的增加，可以使一些人不再从事食物的采集而去从事一些其它比如工匠、祭祀的工作。求生存与求繁衍随着分工系统也就开始增加人口和聚集的密度；逐渐形成了城市、国家，我们把这以后的社会属性向更高一个层级的演变叫做文明社会。

大历史的观点把人口在万人以上的聚集城市，叫做大型社会（complex society）[vii]，或复杂社会。从小型社会到大型社会的过渡，人类显然也只是在近代才出现了真正理想的飞跃。从图形上看是在K=3.57的时候人类进入大型社会。从小型社会[viii]到大型社会的中间这一段过渡时期也特别重要，需要把它单独列出来进行分析和研究。过渡社会（transitional society）中出现了图腾崇拜、半人半兽神崇拜、全人形人性神崇拜等。这段过渡社会正是人类的新石器发展发育时期。也是人类的信仰从万物有灵发育到图腾崇拜、又从图腾崇拜，发育到半人半兽神崇拜、最后到全人形人性神的神本崇拜时期 （全人形人性神指神具有和人一样的秉性和外形）。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这种神本崇拜，慢慢又从多神崇拜，演变出了一神崇拜；这是我们叫做的文明开端的时代。以后进入钢器和电子时代、硅技术时代，人们又从一神崇拜，比如中国的天子观念，（一种被赋予人间无上权力之后产生了类似神一样地位的变种的一神崇拜）走入了人文、人本主义的信仰时代。从纳图福文化开始到1840年代英国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形成，人类都在农业社会中演进；都属于神本时代（theistic era）。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类已经走在通向人本社会（humanistic era）的路径上；尽管迈进的时间先后和步伐快慢可以达到百年千年的差距，成就不一，但这种大的趋势已然存在。我们并把这种趋势视为一种历史洪流[ix]。

人文、人本主义的信仰，第一是把人当人。这句话的意思听起来简单，实际内容却是异常丰富。她要我们树立一种不要歧视任何人，不要看低任何人的世界观；并把她表现在对人和人性的认知上。她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跟你我他一样有同样的感知，有同样的自尊，有同样的人的基本需求。人文、人本主义信仰的第二个特征也是把人当人。这个意思是说不要抬高任何人，不要崇拜任何人。任何一个人都跟你我他一样有同样的感知，有同样的自尊，有同样的人的需求。第三，人文、人本主义也同样认知每个个体人的差异性。承认人在特定领域的能力差异；承认由个体差异在建构社会的时候所形成的“叨食顺序”（pecking order）；承认由“叨食顺序”演化出来的社会阶层观念（stratification）。但人类在建构社会的时候，即使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仍享有同样的在处理大众公共事务当中的相等的政治权力，比如制定公共政策的同等参与权力；所有人享有同样的进阶机会等。第四，人文、人本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生的才能；比如有的人舌头可以触摸鼻子，有的人耳朵可以震动；这些都是个人的突出才能。清楚理解这些不同才能对社会建构的意义，也就是不能让鱼去爬树，让鱼感到不能爬树而自卑。第五，人文、人本主义认为，单细胞生物演变成为多细胞的具有复杂分工组织的结构生物；各种动物演变出各种社会和社会组织 ，那么靠着社会的力量，人类能够建造文明，也就能靠着社会的力量，科技的探索发现与利用而实现神的超自然力量，比如今天的火星和星际探索，互联网所体现出的“千里眼”、“顺风耳”等。第六，人文、人本主义认为，无论 人如何接近神的力量，人也仍然只是这个地球上依赖大自然的筛选而出现的一个普通物种而已。把人和其它各个动物物种进行比较，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成员罢了；都受着DNA编码的操控和生物学本质的限制。因为我们发现的人类的所有本能和情感，都可以在其它动物的身上同样发现，比如母爱、比如同情心、同理心；甚至在其它动物身上发现的比如杀婴现象在人类身上也同样表现等等。

理解了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核心观念，我们回顾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能明白我们的先辈，由于没有认清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在五四运动的启蒙教育中，追求人文情怀的果，也就是科学和民主，而没有追求产生科学与民主的因，也就是人文、人本的诸种情怀。才使得我们在民初建立的第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很快被党争带来的军阀混战与自相残杀所替代。

直到胡温时代，才完成了从三千年的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个形态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这个转型，如果从同治中兴或者鸦片战争算起，经历了170年或150年。英国第一次工业化于1840年代出现之后的世界，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转型，都只花了30~40年，在1890年代完成。中国之所以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来做工业化转型，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的这种人文人本观念，在我们今日的社会建构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所致。这种观念的作用，就像蝴蝶的翅膀，在经过不断的传播和普及之后，才会对社会的建构发生影响。

由于认识不到人文、人本的意识形态转变，我们工业化的时间花了170或 150年的努力。同样也是由于认识不到人文、人本主义的实质，我们在今天由工业化社会向商业化社会的过渡中，依然存在着如农本时代那样对工业化生产、销售、流通、法律对行为的规范、法治仲裁的天平作用，市场行为规范和市场保护等等领域采取价值观方面的蔑视，出现无知、漠然甚至是有意识地阻碍和破坏。不能建立起来的这些社会架构，叫做商业化架构；其不能建立，又导致我们的社会无法由商业化社会，向知识 资本社会架构的演进[x]。本文以殷周之变社会建构的分叉历史，作为阐述上述社会建构意义的起点。

前边说完成了三千年的农业社会内部从成熟型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说法是从殷周之变的国家建立开始算起的。也就是大型社会的建构，以国家这种形式的建构完成为标志。从文明开端到完成国家形式的建构，这是大型社会建构完成的标志。

国家的出现，以专业化分工的军事组织戎和专业化分工的主管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祭祀组织的出现为标志。如古人所说：国之重器，在祀与戎。

小型社会与大型社会的不同，就在于信息交流不畅和政治的抬头与出现。在动物的小型社会中，政治只是处于雏形的隐逸休眠状态[xi]。人类政治发芽于过渡社会。

政治是指社会公共事务，比如道路、垃圾、排水、治安、纠纷仲裁等等由什么人来管什么事的分工。分工和分工细化，是社会演化由简到繁的标志。我们说一个社会越先进，就是指其分工越细化并且越合理。合理是指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对社会中的部分群体或 个体有利益而对社会整体有害。比如在由权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中，机构臃肿的分工过于消耗社会财富，就是对社会不利的分工。

在大型社会中，政治人物或分工内的部分主管意识形态和军事组织的人物，由于信息无法有效流通，必然造成公共信息隐瞒和为私利而对公众资源的滥用。这是人的自私天性和在小型社会中演化出来的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天性造成。在小型社会中，部落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在大伙儿的眼皮子底下。不合理的私利会立即受到警告和惩罚 。 大型社会中政治人物的这些谋私利的行为极端容易隐瞒。在现代的民主社会，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专门的信息公开法；政治人物借口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而隐瞒信息的举动，会被法律和法治经过的条文严格规范起来。

大型社会中这些政治人物为私利、为小集团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古代中国被叫做“结党营私”，是极不光彩的行为。结党营私发展到一定规模叫做“山头或山头主义”。各个山头为自己的利益而互相博弈、较真。在以市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中，同样的事情被规范在公开的竞争规则下较劲、竞争；而不是“田忌赛马”的、鬼谷子似的不公开的阴谋诡计。

我们把下述的方法，不但描述信息的性质，也要量化信息并分析信息的方法来做出对应的策略叫做量化分析法（Quantitative Analysis）。这种量化分析法让我们把一切竞争都限制在既定规则之下，实行公开、公平的竞争。对信息做出什么时候必须公开，公开哪部分信息，什么时候公开到什么程度等等都做成相应的法律规定以达到对全体社会的公平。在工商业社会，我们更需要这种对信息的量化分析；到了一定年份，所有信息必须全部公开。西方在康德哲学之后都完成了这种思想方法的意识形态转变，而今天的中国仍然习惯于一刀切的方法，也说明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社会其实没有什么质的改变。

有了以上的大历史观，我们回顾殷周之变的社会转型，就算是有了标尺。在下边的论述中，我也会穿插进有关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本文的论点。

一、殷商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

台湾大学吕世浩先生有公开课上认为中国历史有过三次巨变：

·         仰韶到龙山（巫祝巫觋时代）：从太平祥和、人人平等到战争遍地、阶级产生和血缘定命

·         战国到秦汉（贵族时代）：从宗法封建到布衣天子、布衣卿相

·         清末到今天（儒官时代）：从在朝为官、在乡为绅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

所谓巨变，吕世浩先生认为就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巨变，也就是本书所叙及的意识形态的演化史。吕世浩教授这样的总结显然太过简略。新石器的技术时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而这三个时期带来的人文与信仰活动也就是他所称的巨变、大历史观所认为的过渡社会从图腾、半人半兽神、全人形人性神信仰崇拜的巨变。哥贝克力石阵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或前新石器时代（proto-Neolithic Era），人类已经有了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现象。如同今天的墨西哥安第斯山上的居民崇拜秃鹰（Condor）为神一样。哥贝克力石阵是初起的动物崇拜时期的产物；即信仰这些动物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像墨西哥山地人崇拜秃鹰一样。在前新石器时代人们选择一图腾来崇拜，大多数是动物，少数在后来有崇拜植物的如竹子，或其它物品。据梁新宇先生所著的《姓氏名号内涵》[xii]，梁先生相信中国的天干是十个太阳的称谓（山海经里有十日国的记载；《左传·昭公七年》有“天有十日”说法）。这样我们可以依据神话学和人类学理论，推论天干的名称来源于十个崇拜太阳为图腾的部落。后裔射日的故事，可以看作是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因为神话学与人类学都认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欧赫美鲁斯（Euhemerus）的理论，认为神话是历史故事的浓缩。波斯顿大学的人类学家米希亚·蓝岛（Misia Landau）更发现科学描述的人类演化史都可以在神话与传说的隐喻中找到痕迹[xiii]。

过渡社会的图腾崇拜之后，人类的意识形态大约在新石器的中晚期，产生了人与这些超自然力量的动物结合的半人半兽神的信仰；也就是人类开始把自己加入到崇拜着的动物神的形象中，以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和地位；也就是把现实中的人赋予了某种超自然的神性。这也是人文人本精神反对的把他人或自己视为神的观念。但在那个组织社会化的时期，却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形容某人像虎一样地勇猛，就源于早期的这种与崇拜动物结合的观念。汉代的画像石，把伏羲与女娲兄妹刻画为带有蛇尾的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这种观念的继承和体现。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始祖比如黄帝、蚩尤在描述中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史记》中记载黄帝战炎帝于阪泉之野，“教熊罴貔貅驱虎”也非常符合神话学里，后一代的信仰主神役使或战胜前一代主神的规律。这条规律也在希腊神话中体现，比如许多被打倒或被打败、打死的生物或给英雄做帮手的生物都是全人形人性神之前的图腾形象或半人半兽形象；比较正面一点的比如半人半马形象的喀戎（Chiron）。虎豹熊罴貔貅等图腾神的部落，被半人半兽神的黄帝劳役和驱使，也非常符合大历史观的发育发展方法。

过渡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也是巫觋时代。掌管社会意识形态的都是巫师、萨满、扶乩、算卦之人。这些人在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成为了儒者；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前身也就是这些巫师等职业者。一年里春夏秋冬，随着农业劳动的季节都有春祭、秋祭、冬祭、夏祭等等典仪活动，都需要这类“知识份子”的职业人员来按照传统习俗和礼仪、仪式来进行。甲骨文中“受年”的卜辞比比皆是。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成为国王的特权。对于如何解释甲骨灼烧发生裂纹的涵义成为商王的特权。贞人只是做前期的灼烧的准备工作。

商王独享的这种祭祀权力，被后世形容为“绝地天通”。类似最后的满清皇朝，只有天子才有到天坛、地坛祭祀天地的权力。之前的巫师、萨满、算卦者可以在民间活动的时代，称为“家为巫史”的时代。

从家为巫史到绝地天通是意识形态演化的重大事件；不亚于今天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转变。

研究中国上古史非常有名的复旦大学杨宽教授有非常著名的论点，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来自殷周时代的神话，其中少数是出于虚构。。。。。。绝大多数原是殷人---东夷和周人---西戎的天神和祖先的神话。。。。。。”。从中国的神话中，可以窥见东夷和西戎两大文化区域的冲突[xiv]；而在当时的社会各个地区的信仰和神话有各个地区独有的特点。

中国的历史进入商代，属于青铜器时代。从六千七百年前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的小段黄铜管，到四千年前龙山文化的小铜刀、小型铜容器，以及三千年前商代后期的大型青铜容器，或者叫礼器，我们可以看到青铜冶炼从萌芽到成熟的发育过程。殷墟的商代是其末期，是全人形人性神观念萌芽的时代。（可惜这个萌芽被西周打断而没有成长，导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就是从半人半兽神到全人形人性神崇拜的演化阶段。商代人只崇拜自己的祖先，称其为上帝，连神的这个概念都还没有。他们虽然也会在祭拜完了祖先之后，再祭拜一下日月山川，河谷星辰，但显然那都是为了自己的丰收而贿赂掌管这些事物的万物有灵的灵的。甲骨文中跟神的概念类似的，最常出现的字眼是“帝”。关于帝字的由来说法很多。我个人偏信帝字来源于花蒂比如莲蓬所寓意的多子多福观念。下边图解的帝字也很有道理，但这种三腿的小桌子无法放置大型的祭拜礼物，所以我还是偏向花蒂的意思。

帝字从蒂，音同，也寓意多子多福，由祖上的至亲传递而来。因花蒂产生的果实多含许多种子，所以有多子多福的祝愿。有人认为中华的华字，也是由花字谐音而来；也很有道理。郭沫若与王晖都解释甲骨文中的上帝、下帝非常贴切[xv]，认为上帝是古早的传说中的祖先而下帝乃父辈或者祖父辈；但认为帝与祖先就是至上神，却没有说明至上神并不是后来一神观念之后出现的全能神，是一个小小遗憾。区分不同时代同一词汇的观念差异，特别是在研究思想史的领域里，异常重要。青铜时代，还没有完全发育的至上神的观念，更没有全能观念。即使神话和文明发育健全良好的希腊社会，在青铜时期，也没有全能至上的神的观念。宙斯也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许多事项；为了寻求谁是推翻自己的神的命运答案，而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对命运的掌控，宙斯也力所不及。至上神不一定是全能神；宙斯是主神，不是至上神。全能神、至上神的观念是进入铁器以后出现的一神观念之后发展起来的。殷商人的上帝观念也应该如此，上帝具备一些超自然的能力，但也不是全能，也不是至上；应该与其它部落、其它王国所崇拜的神在同一个位置。上帝也不特指某一位祖先；但想象这位祖先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是可以肯定的。下帝乃至亲父辈或祖父辈，活着的王应该心里明白他没有超自然能力；只是作为一种崇拜父亲的尊称。这种对下帝的称谓是走向全人形人性神的萌芽。

《诗经》中商人的传说“食玄鸟之卵而生契”是一种把古早的祖先人与神圣动物结合的半人半兽观念的萌芽。发展到晚商，出现了上帝即祖先，下帝即父辈的观念。祖先不一定是人形人性；把祖先称为上帝、赋予神性，这也是从半人半兽神到下帝的全人形人性神的萌芽状态。

这里我们注意到了在先商时期，也就是商汤还未有夺取夏桀天下的时期，商这一部族还处于半人半兽神的意识和观念时期。这与商末的下帝，全人形人性神观念萌芽已经是不同的两个大 的巨变时代。

孕育西方文明的希腊历史，在公元前1600年，迈锡尼于今天的希腊半岛建国；公元前1100年，迈锡尼覆灭；希腊进入公元前900年的荷马时代。游吟诗人荷马传送的都是迈锡尼时代的故事（这点有争议）。荷马时代造出的全人形人性神与西周产生新的不同于殷商的带有人文色彩的今日中国文化的源头，大致在同一个时间横轴。后世的希腊城邦民主时代，自称自己是某个神与凡人结合的后代，也就是神话里的英雄的后代。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荷马时代的神话，也即人形人性神的精神和文化遗产。而公元前1600年建国的商朝，在前1046年被周灭亡。周人为解释自己灭商的合理性，而杜撰和编造了许多故事；并创立了不同于殷商精神的新的带有人文色彩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这就是我说殷周之变，是社会建构方法分歧改变的原因。

正如吕世浩教授所言，从仰韶到龙山的时代，是巫祝和巫觋的时代；到了商朝，巫祝巫觋成为商王的专职来解释甲骨龟裂的涵义，占卜成为商王独享的权力。

西周时代是开创至今为止的中国文化的时代。我们今天的所谓中国文化，虽然有些继承自夏，比如“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但大部分我们今天的文化都发源自西周和西周之后。虽然后世也吸取过其它的文化，比如五胡乱华而来的胡文化；秦至三国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等。但几近100%的文化都是从西周以后发展发育来的。中国现存的所有上古神话都是殷周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证明[xvi]。

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其文化传承自早先的克里特岛文明和迈锡尼时代的神话故事。希腊黑暗时期发育来的神话故事，左右了之后轴心时代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并成为今天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在同一时期的相当于希腊黑暗时代的中国西周，同样也出现并发育了周公所创建的新的一套文化体系，左右了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的中国文化的发育和传承。西方的这一时期由全人形人性神也无可奈何的命运之手，演化出现了逻辑学、哲学、数学等等启发现代科技之辉煌的观念；而中国这一时期出现的却是不同于殷商、另开炉灶的带有人文色彩的“德”、“神”、“天”、“易”的思想及观念。这些观念打断了原本殷商时代刚刚萌芽的全人性人性神的思想萌芽，导致后世的中国缺乏一个真正的宗教。由“易”而导致的“道”的观念，视后世的朝代循环为“天道”。而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观念的产生和演绎，都跟西周创立的“德”、“神”、“天”、“易”这些观念紧密相连。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认识到今日中国都是这些观念导致的结果。比如“德”乃社会型动物普遍存在的一种本能，战国后的普通百姓，比如陈胜吴广，自然也认为自己是有“德”之人，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也是自热而然地会在头脑中产生。

东亚民族有几个特点，其一是卵生文化；其二是多子多福观念；其三是祖先崇拜。这些都是非常古朴原初的先民观念；其中的祖先崇拜，可能有上万年的历史。

我们知道拜祖先的孝文化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东南亚、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屿的诸多原生态文化部落[xvii]。这个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演化趋同（convergent  evolution）。如果相隔遥远的两个地方地理与气候条件相似，那么他们在这两个地区演化出来的植物或者动物就会非常相似并且不具有任何血缘关系。另一个就是真的具备血缘关系，如4~5万年前东南亚的古代智人开始向北沿着今天已经被埋入海底的海岸线进入中国和向四处扩张到了太平洋岛屿的土著人（包括后来又从大陆返回到这些地区的南岛语系的各个族人）。中原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散布的岛屿极端不同，那么拥有相同的拜祖先的孝文化就极有可能源于同一批早期古代智人祖先。DNA的证据支持我们与太平洋土著同源的假设；那么我们进一步假设孝文化与拜祖先的风俗继承自四万年前共同的祖先也是合理合情的。

由于具有这个拜祖先的文化习俗，但却没有神的观念，所以商代人被汉代人戴圣骂作先敬鬼，后拜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戴圣根本不知道，殷商人就压根儿不懂什么叫“神”。“神”这个字最早出现于西周初期的《宗周钟》上，“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也有人认为宗周钟是更靠后的周厉王时代的作品，那就更符合大历史的规律了。汉代的戴圣对此一无所知；犹如今天的许多人拿《封神演义》做商代的历史。商代先敬拜鬼是事实，因为殷人继承着孝文化，只崇拜往生的祖先，像埃及人一样看重往生的世界。祭拜完祖先之后才去拜日月星辰。这里拜的日月星辰，与采集狩猎社会一样，拜的是灵。这是万物有灵论的继续，但在西周开始，把日月星辰不再看作是灵，而是看作了神。

神的概念出自西周。《说文解字》说它是从申字而来。申字又由电字而来；原来表示闪电的样子。甲骨文中多做这样的表示：

（铁云藏龟163.4）

把闪电的样子想象成具有超自然力的“神”来掌管，非常合乎逻辑；但殷商人显然也是如《宗周钟》上的顺序“皇上帝”和“百神”的先后顺序（先拜鬼，再拜神）。这里显然 “上帝”地位高于“百神”。殷商人祭祀祖先，然后再祭拜日月星辰，甚至闪电；希望带来“受年”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都不能表示他们已经有了今天我们说的“神”的概念。甲骨文中“申”字表示闪电的样子。《甲骨文字典》1599页，有关申字的13片甲骨编号：

①: 一期 京476               ②: 一期京71                  ③: 一期 甲 2415             ④: 一期佚256               

⑤: 一期 甲2293             ⑥: 二期 京325               ⑦: 三期佚261                ⑧: 三期 甲2492            

⑨: 四期 京38144          ⑩ 四期 后上xx（模糊不清）⑪: 四期 京4029            ⑫: 五期 后上186

⑬: 五期 甲64

在甲骨文中，“申”字多数表示的是地支纪年的意义，不见有表示神的意义存在。如合集14335、 5522、23155等等！[xviii]

申在西周之后世的金文中，因为已经创造了神字，而多不做神字解[xix]。而神的地位，显然是在帝之下的；因为从闪電到申，再到神是赋予自然界的灵以超自然力量；而帝乃祖先。尼采也认为神的起源，是从祖先演变而来。而后人供奉神也就是供奉祖先；因为祖先的成功造就了部落的延续和繁荣，所以后世与神的关系，也就是人与祖先的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子孙对祖先的敬畏感能够促进部落和家庭的延续和繁荣。这样看来就能够明白西方的神与殷人的帝是同一个概念。而做这一更改的，就发生在武王克商之后的自然灵成为天神观念之后。殷商时期已经有了西方神的观念的“帝”字，后来加的“神”字，显然是从西周开始加进来的。

天的概念在西周也与殷商不同。把天作为神，作为老天爷的概念，也是自西周以后开始出现在中原文化里的。天在甲骨文里，只表示我们现在说的“天下雨了”的物理的天的意义。把天做为老天爷，在甲骨文里没有这样的意思出现过。《尚书·商书·西伯戡黎》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是商纣王问的一句话。殷商时代是相信血统论的“血缘定命”时代。当有人突然跟商纣王提出“天命”观念的时候，商王在这里表现出了非常惊讶的反问。我个人觉得断句如下的话，这种第一次出现的天命观，让商纣王惊讶的表情栩栩如生：“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当然“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也可以表现出强烈的这种“血缘定命”，怎么可能在“天来定”的疑问。

虽然郭沫若先生有言，认为 “凡是殷代的旧有的典籍如果有对至上神称天的地方，都是不能信任的东西”，把《尚书·商书》的大部分都做伪作处理，但对《西伯戡黎》和《微子》两篇还是有某些可信程度的[xx]。原因在于虽然这两篇也是西周初年之作，但引用的殷末的话一般被认为是原话。

西周的时代与荷马的时代大致相当；荷马的流浪吟唱，塑造了全人形人性神的世界观和在后世的传播。如果没有“武王克商”这样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 ，已经把父王等称做“下帝”的殷商人发展出全人形人性神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大概率事件。可是自西周以来，为提出灭商的合理性，周人创造了许多新的观念。《后汉书·杜周传》的“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其说的理由和意义，也就在此。属于吕世浩教授认为的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巨变。

天为天神这一 观念可能取自再早的红山文化。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已经出现了圆坛祭天，方坛祭地这一现象。此一文化现象一直流传至今，比如至今平民的墓葬中封一坟头。在北京还有天坛与地坛两处清朝建筑。但在殷商，却没有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殷商的出土文物多表现一种神秘世界的怪异美感。

这怪异美感，被文化学界称作“狞历之美”的图案，吐露的是图腾崇拜时期的世界观。

近代的考古发现，比如在商代以前一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发现大量的玉琮来表示天圆地方的观念。玉琮是神权的象征。而这种观念的器物却不见在殷商的玉器出土中发现。殷商的玉器多以神怪异灵的动物形象出现；刻饰的纹路也多充满神秘的“狞历”的感觉。把天称为老天爷、天神这一概念，虽然在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司空见惯；但在殷商时期的中原文化中，却不见踪影。

而在更早的中国却存在着一个以环渤海湾地区为始发区，沿海岸线经山东到江苏、浙江、福建为辐射带的玉文化带。在此一文化带内，有明显的继承自红山文化的玉文化特征。其中的工艺和造型，并把玉做为权力和财富和信仰的象征，以及在西周开始兴起的礼文化，与后来再度兴起的秦汉玉文化都与殷商有明显不同。关于殷商的玉文化与环渤海湾玉文化带的不同，我在下一章节详细介绍。

殷商人除了没有天为天老爷的概念，也没有西周以后创造的“德”的观念，延续到今天还在被扩大和广泛运用的“德”的观念，是西周为解释“武王克商”的合理性而杜撰的。德直到今天也是提醒人内省的做人方法；这是中国文化建构社会的核心。这与希腊的人形人性神之道德污点接二连三地重复发生大相径庭。完全属于不同的社会建构法。现代的社会生物学认为道德和良心都是社会型动物天生具备的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本能[xxi]。依据社会型动物从独居到集群、到社群、到准社会属性、半社会属性、真社会属性，道德良心的意识和强度也从0依次递增。人类属于真社会型动物，道德和良心也就是每个人都具备、天生赋予的本能属性。只是，道德和良心是给与社会内部中同一利益群体的。即本能中的“我们”与“他们”观念。道德良心演化于小型社会，在今天的大型复杂社会中，道德和良心的运用更趋于基于“我们”和“他们”观念的运用和博弈的复杂性。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有别于大多数其它动物，不仅仅要与大自然博弈，也要与同类------人类各自行为所组成的无形的网博弈。这样人类才发育演化出了复杂的人文现象。（黑猩猩与猴子虽然也演化出了猩文或猴文现象，但他们都不是大型社会；因而没有人文社会的现象如此地复杂和错综交叉。）

殷商人没有“德”的观念，好人坏人也都是“定命”；都在于人身体里的那个魂和背后的那个灵。今天的社会生物学所解释的基因的编程。

“德”在西周开始被广泛推崇；甚至影响到了之后的对殷周早期神话的记载。神话被西周以来的世界观不断修饰，成为古代黄帝颛顼尧舜禹等等先王之所以成王的肇始和原因，比如被 史记沿用称呼的“木德”、“水德”等等，承继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因为“德”及“良心”是发育自千万年的小型社会，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人的本能，西周提倡“德”的观念，因而早就造成后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这种思想早在秦时就开始发芽长大，成为后世中国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煽动着的蝴蝶翅膀。

这种内省的“德”的文化对后世影响太大，以至于害怕揭露其漏洞造成中华文化体系可能崩溃的后世学者高呼《走出疑古时代》，而不敢或尽量避免揭露殷商及以前的历史，都可能是孔子之后的儒家伪造的。以至于许多中国文化的大学者和小“儒”家，竟不知《虞书》《夏书》都是伪造，而拿它来研究“绝地天通”、“天人合一”思想的意义和来历。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第1页， ISBN 7-01-003168-1

[ii]  孔子：《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iii]  爱德华·威尔逊《昆虫的社会》，重庆出版集团，第137页，ISBN 978-7-5366-8232-0

[iv]  暗夜寻灯：《文化漫谈之草食文化与猎食文化---从量词与集合名词看中西方文化对立的根源》

[v]  纳图福文化Natufian culture 12000BC ~ 9500BC，是由英国女考古学家朵儿喜·伽罗德于1930年代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拉马拉-比雷赫省的术巴市附近的术巴洞穴中发现。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有农业的证据。

[vi]  哥贝克力石阵Gobekli Tepe，又名哥贝克力山丘，位于土耳其东部乌尔法市郊十公里处。是人类史前建造巨石文明的最早证据。比英国的巨石阵早五至六千年。约距今一万二到一万三千年前。

[vii]  Valerie Hansen, Kenneth R. Curtis: 《Voyages---In World History Volume 1 to 1600》 ISBN 13:978-0-618-07723-6 第31页

[viii]  小型社会通常以其结束前的状态命名叫做部落社会（tribal society）；但细分起来它也是随着旧石器技术的演变而由几个组成社会建构方式的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是由家庭和其子代组成；第二个层次由几个家庭组成一个队群（band）;这是旧石器时代的主要形式。到了新石器时代，是由好几个队群组成一个宗族（clan）；在新石器中期是由几个宗族形成一个军群（troop）；在新石器晚期由几个军群形成一个部落（tribe）。部落时代是前城市时代的主要组织形式。以后的组织形式由邦国到国家是在铜石并用时代、或者青铜时代逐渐完成。过去的说法常把这一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程笼统称为氏族社会。本文作者注。

[ix]  历史是不是有发展规律，是不是有发展趋势可能是个争论的问题。但是站在本文所述的大历史的观念上，也就是，以百年、千年、万年为单位的时间变化点上，我们可以认为具有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是一定存在的。这些可以在我把混沌理论中的定理引入到人类史的现象里加以解释时得到证明。

[x]  这里为简述我想要说明的内容和意义，我制作了下边的表格，来阐述人类社会建构要素和其演变历史的粗略轨迹：                                             

[xi]  参见弗兰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

[xii]  梁新宇：《姓氏名号内涵》，2017，汕头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5828195 （页码不详，在“商代人用天干地支来命名”一节）

[xiii]  Human Evolution as Narrative, American Scientist, 72:262-268, 1984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264b/7de6ab144ae54f8c28e3502e9702da5e2076.pdf

[xiv]  杨宽：《先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6 ISBN 7-309-04883-0

[xv]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xvi]  杨宽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来自殷周时代的神话。”《先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6 ISBN 7-309-04883-0

[xvii]  请参考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

[xviii]  有人研究甲骨文，看到有神的意思的甲骨文字，请转告给我winstonywu@yahoo.com，谢谢！

[xix]  刘光：《补论金文 “申固”与“固”字的释读》：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0/20180524140410945496972/1527141869269.pdf

[xx]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xxi]  参考灵长类学家的演讲：《动物的道德行为》，弗兰斯·德瓦尔http://open.163.com/movie/2013/9/O/T/M97ITMKO9_M97ITR8OT.html

<span style="font-size:14px;font-family:"&color:#4E7953">http://www.jstor.org/discover/10.2307/41493105?uid=3739560&uid=2&uid=4&uid=3739256&sid=2110473148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