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凯登雇请训练公司开办了一次团队训练班。参训人士被要求画一张画描写自己。徐VP画了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鹏，大鹏下面画了一行墨点。徐对此画的说明是：我永远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能迅速飞达。不过在高飞的同时，会空投不少“麻烦”（shit）。

这话让人想起小说红岩里的国军少将徐鹏飞，本来他要去台湾，但临行前在重庆投放了一些shit，最后没有去成。角色的原型，国民党军统少将总务处长沈醉，在实际生活中被共军俘虏，关进了功德林战犯改造所。  

徐CEO在阿凡提惹的麻烦，跟他的前辈徐鹏飞在重庆惹的麻烦类似。对手卡斯提洛活像一只咬住咽喉不放的斗牛犬，坚决要求禁售阿凡提主要产品。产品被禁售，公司破产是唯一的结果。更严重的是，盗窃和使用商业机密是刑事罪，对徐来说，美国的功德林战犯改造所也已经在望。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毛泽东，一种是非毛泽东。毛泽东面对强大对手和绝境，会像中了六合彩，兴高采烈地战斗。失败和胜利并不重要，战斗才是乐趣的别名（大家看看老皮）。

论才能，徐堪比特工前辈徐鹏飞。论性格，徐的名字是毛泽东。对凯登斗牛犬卡斯提洛，他在公司会议上宣布要“斗到底”（fight to death）。阿凡提斥巨资组建了由明星律师组成的“梦之团”。明星不吃素。开工没几天，就引用各种法律，迫使法庭三换法官。顺带还搂草打兔子，拷问了检查官尤利乌斯.芬克斯坦本案公诉人的资格。他们成功地拖延了案子，給阿凡提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

徐同时雇用曾经为克林顿摆平白水麻烦的媒体专家Mark Fabiani为阿凡提打宣传战。在报纸登载了题为“丑陋的脸”的整版广告，刊出卡斯提洛扭曲的脸。广告词则是“凯登正用法律手段消灭聪明的商业对手”。不久，徐又成立了阿凡提慈善基金会，给穷学生奖学金，赠送贫困老人计算机。基金会以慈善的名义，为阿凡提做了1.4 million的广告宣传。

把小偷打造成道德模范能不能成功？难说。也有多年不工作，吃纳税人的把自己成功地打造成高山仰止的特瑞萨老妈的。问题是，这些都如同“中国好声音”等歌咏比赛中歌手出场前的锣鼓和灯光，决定不了分数。决定分数的是演唱。

法庭不会根据你发了多少丑化对手的广告断案。

轮到徐唱歌时，他唯一拿得出手的辩护，是1994年跟凯登签署的“免责协议”。律师团把这个东西用到了极限。提出了“仅限一次惩罚说”。指出阿凡提早在94年签协议时，已经一次性地买断了对于凯登商业机密的任何盗用，付过了赔偿。现在凯登再次兴讼，是所谓一错数罚，违反了基本法律原则。另一个不太拿得出手，但还是拿了出来的辩护，是盗用的代码不是关键性的代码，而且已经被阿凡提自己的代码取代了。新产品不包含任何凯登代码。

卡斯提洛针锋相对，提出“多次犯罪多次惩罚说”。认为免责协议仅仅覆盖协议以前发生的问题，对之后的盗用不适用。第二次代码盗窃发生在签署免责协议之后。这之后每一次使用盗码，或者每出售一份含有盗码的产品，都給凯登带来新的损失。而且新的产品仍然会对凯登造成伤害。因为虽然盗码被新码取代，但产品还在用凯登的思路。

卡斯提洛的意思是：被盗码“污染”的软件永远摆脱不了污名，应该禁售。他想说但没说的，则是“被盗窃污染的公司永远摆脱不了污名，应该禁营”。

Santa Clara的法官并不认同卡斯提洛。他掷下的判决是：阿凡提盗窃了代码，而且給凯登造成了损失属实，应予赔偿。但阿凡提经过“清污”，新产品已经全是自己的代码。禁售等于枪毙，不利于市场竞争。因此，不禁止阿凡提继续出售水瓶座。

这个判决給了徐一个喘气的机会。

但卡斯提洛立刻上诉第九巡回法院和加州最高法院。要求推翻地区法院的裁决。目前的局面是，徐成功地说动法官动了一次恻隐之心。但只要卡斯提洛的牙还咬在徐的咽喉上，徐的呼吸就仍然不属于他自己。

现在的悬念是：上级法院会怎样判，是支持还是反对禁售？是接受徐的“仅限一次惩罚说”，还是“多次犯罪多次惩罚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