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钱高泉

高泉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五几年参军去“抗美援朝”，结果是队伍还没有到东北，朝鲜战争结束了，就在半路上返回。

由于战争结束，于是他们那支部队就被整体解散了。高泉家里有一个严重风湿病的妻子，一个幼小的女儿。由于是“复员军人”就可以分得房子，于是我家被“土改”的一间二十多平方、一楼一底的房子就归他了。他从此时开始成了我家的邻居。

高泉家非常贫困，老婆好像是患类风湿关节炎，刚开始高泉嫂还会用一个小板凳当拐杖坐到我家门口晒太阳，和邻居聊天。慢慢的病越来越严重，到後来只能终日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女儿幼小，只有高泉一个劳力。

高泉的身体很健壮，动作干净利索，身手矫健。比如生产队麦田锄草，全队社员一字排开，每人两垄，他总遥遥领先第一个锄到头，回过来第二行，再回过去锄第三行，还能追上最慢的还在锄第一行的落後者。他的速度是人家的三倍。

比如砍柴，大多数人砍了一捆，还没有完全捆停当，看高泉已经捆好的三捆推下山去了。他的速度还是别人的三倍。

尽管他干的活比别人多得多，可是到晚上记工分，都和所有的“全劳力”一样，十分。

他还有很多种其他人怎么都学不会的绝活。

比如杀猪。别的屠工杀猪总有一个“上手”操刀，一个“下手”把猪死命按在杀猪凳上。而高泉不必两个人，他只要一人就能完成宰杀，哪怕是三百斤的大肥猪也难不倒他。他先拿了一把猪爱吃的青菜，把猪哄到大约半公尺高的台阶上。然後冷不防抓住猪的左前脚往横向一拉，猪就倒在台阶上。此时，他不慌不忙地左手继续紧拉着猪的左前脚，左膝盖压住猪的背脊，右脚踏住猪头，把咬在嘴里的尖刀紧握在右手，说时迟那时快，人们还没看清刀是如何刺进猪咽喉的时候，刀刃已经割断了颈大动脉，刀尖已经刺穿了心脏，血已经顺着刀子喷射出来。旁边的人赶紧把木盆接在猪血的瀑布末端。

高泉的另一个绝活是“捆绑犯人”，他拿一根小拇指粗的麻绳，走到“犯人”身後，让犯人跪下来，这边绕几圈，那边绕几圈，拍拍“犯人”的肩膀和胳膊，收紧绳子。他捆的人，不用说想跑，让你坐下就站不起来！解开绳子後一个钟头双手都回不来感觉。高泉不无得意地说，我还只用了六分力，如果我用上八分力，你的胳膊半年内就不能干活，如果我用全力捆你，那么，神仙也医治不了你的胳膊。

他在部队里是侦察兵，学过擒拿格斗，又学过埋伏侦查、捉拿俘虏。傍晚收工了，所有的社员都回家，可是高泉却悄悄消失了，他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原来他埋伏在玉米地里。到了天将暗的时候，果然有人来偷玉米棒，等小偷摘满篮子要回家的时候，高泉就像天兵天将下凡一样。突然出现在小偷的面前。小偷惊恐万状，磕头求饶。可高泉在任何时候都是冷酷无情的，没有一丝一毫可以通融的余地。于是就像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押着美国俘虏一样地得胜回朝。

大队不会亏待“保护集体财产”的积极分子的，有条例规定：抓住一个偷青的，可以得到5块钱奖励！要知道，在那饿肚子的时期，10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那时候一家人过年也不到十块钱，我在农村时，一次过年只有两块钱，四张五角。而且，那时候农民人家到哪里去挣十元钱？

高泉嫂子的病越来越重，而高泉却越来越少回家。後来老婆知道了他不回家的原因，但没有一点办法，只有天天躺着床上破口大骂：“个烂××呀，个烂××呀„„”

那时候我才十一、二岁，不懂。後来才知道是高泉在外面有了一个相好，还是个黄花大闺女。高泉嫂骂人的“××”是女人的生殖器。

高泉嫂的骂声一天比一天微弱，终于含恨而死。高泉和那个“烂××”结成夫妻。高泉女儿本来叫那女人“姐”，改成“妈”了。

那时候经常有民兵训练，高泉是理所当然的教练。他教民兵使用步枪、手枪、轻机枪、重机枪。教他们瞄准开枪，教他们投掷手榴弹，还有列方队齐步走。但是，他就只是一个教练员，却不是民兵连长，连一个排长、班长都不是。公社里把他当作积极分子，却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干部”。

任何人都认为他是村治保主任，可是很遗憾，他从来不曾被选上生产队长。

文化大革命那会儿，造反，夺权，高泉是个最积极的人。可是他从来就不是“造反队长”。他对“阶级敌人”的凶狠任何人都望尘莫及。也只是让人家利用的一个小喽啰。

小孩子太吵闹，大人劝说无效，最後的绝招是：大喝一声，你再吵就叫高泉把你捆起来！此时，最冥顽的孩子都会立刻乖乖的安静下来。 为什么？个中道理不言自明，谁都怕他！

那个时期，“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动不动就是大批斗，大游街。一大批老头老太太头上戴着高帽子，或者剃了阴阳头，胸前挂块大牌子，写着××分子×××，前面两个叉是阶级成分，後面是姓名。姓名三个字一个横过来，一个横过去，还有一个倒着写。末了还有一个红叉叉。游街总是从长乐中学操场出发，步行，经过石阳，尤家村，杨家，砩前，南山水库大坝，寨岭头，黄家湾回到长乐。大约二十公里。每到一个村子都要下跪，磕头认罪。而红卫兵造反派们就在这些老头老太太周围唱歌、跳舞，高喊口号，欢呼雀跃。

我的妈妈也在这些“牛鬼蛇神”之中。一连三天游街，把脚走肿了，膝盖跪烂了，就偷偷在裤子里面缝上两块棉花，自以为可以保护膝盖，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逃不过钱高泉那火眼金睛，高泉走过来，厉声高喝：“不老实的地主婆，把裤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我妈妈强忍眼泪，掏出棉花，高泉一把抢过去把两头打个结，挂在我妈妈的脖子上，且勒令在游街结束前不准把胸前的棉花摘下！

何况他妻子在世时还经常得到我妈妈的接济，妈妈时不时的把我们小时候穿过的衣服送给他的女儿，有时候上海的大姨妈邮寄来糕饼糖果也会给他女儿分一点。高泉嫂子在任何时候看见我妈妈都是客客气气的，总是说，一直接受你们的帮助，而我们却不能有所回报，难以为情的呀。就算没有这些事情，我们总还是很多年的邻居吧，低头不见抬头见，没有亲情总该还有人情吧？

可是高泉为什么还是这么恨我妈妈？是他的“阶级觉悟”使然吗？

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一直得不出一个令我自己满意的答案。

一直到年近古稀时的分析使我恍然大悟：他的一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挤不进干部圈子，不能升官就是不能发财。他并不是忘恩负义仇恨我妈妈一个，而是对世间万物产生了无比憎恨。于是就把这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在那些“阶级敌人”头上。

所有熟悉他的人唯恐其反目成仇，特别是那些大饥荒时偷东西被他抓起来羞辱过的贫下中农，更是恨得牙根发痒，都对他又怕又恨而敬而畏之。上级领导都怕他，也顾忌他的民意反映而不敢提拔，对他避而远之。任何人都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高泉也因此而不能加入任何一个造反派队伍，也没有了参与造反派之间武斗的资格。

因祸得福，他没有在武斗中丧命。

後来，曾经被打倒的人重新掌握了政权，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从此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把重心移到发展经济上来”。于是就在中国大地上清理“三种人”“四种人”，这其实是一种疯狂报复和争权夺利的一个变种延续。

因为钱高泉算不上是一个对革命有“功”或有“过”的造反派，与“文化大革命胜利”後的争权夺利没有丝毫关系；曾经被打倒而重新站立起来的上级领导也没有对他怀有刻骨仇恨。所以他也不在张全千、茹长金、钱孝儒之流的该判该杀的黑名单之内。

因此，当全中国从疯狂中平静下来的时候，钱高泉居然也安然无恙。

我早已原谅了那些受煽动而积极斗争地主反革命分子、掠夺财产的人。在我下岗後，几次回老家在长乐街头偶然遇到钱高泉。我惊奇地发现，他竟是一个懂礼貌，知退让的老汉，丝毫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气焰。他也失去了杀猪宰牛做生意的能力。他的续弦妻子在我的一个同学开的小吃店干扫地擦桌子洗盘碗的差事，领取一份微薄的薪金。

钱高泉最终也没有过上他希望的富足生活，一直在贫病交加中过日子，直到默默无闻地死去。

我一直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如果高泉能够在一个提倡道德的社会中成长，能够在尊重道德的社会中生活，不是被“户籍”困死在这一块土地上，不是被困死在人家指定的行业而不得转变，而可以凭他的能力选择行业、选择地区、选择方式挣钱。凭他聪慧的头脑，过人的力量，敏捷的身手，必定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手。可惜人生不能推倒重来。

他从小到老都没有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不完美的教育造就出一个不完美的人生，而这个人的基因越优秀则在这种教育下越发邪恶。

如果这个人到临死能有反思，则也不失为一大幸事。

又一个问题：中国有多少个“钱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