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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怼政府
送交者: 云乡客 2020年03月20日18:13:28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这是一个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故事,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这是一个公民道德良心与政府谎言对决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叫 Katharine Teresa Gun ,事发时任职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英国的通信情报局)GCHQ,是一个普通话翻译官。她的职责包括翻译通讯情报,并将任何认为可能有益于客户的情报上报。GCHQ 的客户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她的丈夫是一个土耳其库尔德族人,故事发生的时候,正在申请永久居留。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夕,英国首相布莱尔倾向于支持美国的观点发动战争,在电视访谈中布莱尔被问到:那么你要如何说服人民群众呢?73%的反对率,还要发动战争?布莱尔的回答是:“如果现在的人在被问到,是否支持战争,我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处于战乱中。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如果联合国通过了第二决议,那么大众的观点可能会发生完全的转变。”

2003年1月31日, Katharine 发现工作指令中有一份简报主题为:对联合国RT行动中伊拉克问题/投票 以及相关贡献的反思( Reflections of IraqDebate/Votes at UN-RT Actions and Potential for Related Contributions.}。这份简报的重要性被设定为为“高”,机密等级是“最高机密”。简报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新闻处办公室主任 Def Chief of Staff (Regional Targets) Frank Koza 撰写。 

简报的内容是: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国家安全局正迫切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个人信息,当然除了美国和英国的,为了了解各成员国对于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决议的反应和意见。也就是说需要采取快速应对反应,特别是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应对措施,包括安哥拉、喀麦隆、智利、保加利亚、几内亚......

Katharine 觉得这份简报意图凭着拥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个人信息而去实现对美国目标有利结果的优势。美国国务卿希望发动战争,所以想要勒索中小国家,让他们投赞成票。她与同事谈论这份简报的性质,同事随即向主管提问“这份国家安全局的简报我们的人也同意了?”主管确认英方也同意的,所以才会发给他们。

Katharine 认为这样的做法违反公义,思考了两天之后,在2003年2月3日上班的时候复印了简报,裁掉原始文件抬头,只在背面手写发件人名字和单位,交给了她一位反战分子朋友 Jasmine,希望她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向新闻界披露。当时英国民众对于英国政府的参战意图本就普遍持反对态度。2003年2月15日,英国群众游行抗议由英国政府提出的开战决议,关于游行人数,警方说50万人,组织者说有两百万人。

Jasmine 把简报复印件交给著名记者及反战积极分子 Yvonne Ridley。Yvonne先把这份复印件交给“每日镜报”,该报社认为那是一份假文件,拒绝刊发。于是 Yvonne 再找到“观察家报”的记者马丁。

为了确认文件的真实性,先要确定 Frank Koza 这个人确实存在。马丁试图联系简报的撰写者 Frank Koza,但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新闻处接线员一轮太极,无功而还。马丁转而向国际安全顾问 Paul Beaver 求教。Paul Beaver 确认简报的用语可信,并指出其中的专业术语TOPI -Target of primary interest 及 QRC surge effort 快速应对措施 - 指高度强化的监视行动 “生产线”指情报来源。这些词汇都不是一般人会使用的。

“观察家报”驻华盛顿记者艾德的线人 Mel 、已退休的中情局特工(24年年资)告诉艾德,中情局里大多数分析师也不相信关于伊拉克有大杀器的判断。随后 Mel 用隐秘的手法提供了Frank Koza的分机号码,艾德联系上了 Frank Koza,虽然自报家门之后就被挂断了电话,客观上证实了确有其人。

在披露文件之前,“观察家报”还向英国国防、新闻、广播咨询委员会的威金森少将 Nick Wilkinson 寻求指引。威金森少将说:我认为所有以公众之名收集得到的情报,最后都应该被公诸于众,唯一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公布出去......我也一直认为,所谓的审查制度,只应建立在安全问题的考量上,而不是在该条新闻报道是否会让一个政府难堪上。

2003年3月2日 “观察家报”头版发布文章,标题为“揭露:美国靠卑鄙行为 赢取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选票” 引起轰动,“观察家报”获得欧洲主流媒体的一致称赞,CNN NBC FOX 的早间新闻都想要采访文章作者。但是,这个热潮很快就被 Drudge Report 泼了一瓢冷水,该文的作者根据泄露文本的英式拼写习惯判断那是一份假文件。于是“观察家报”披露的那一份简报引起的公众关注戛然而止。关于这个反转的原因及,后面再做表述。

泄密事件带来“政府通讯总部”的一场大地震,由内安局的官员主持彻查泄密者的行动随即开始了。调查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如涉及泄密或者知情不报都会受到违反《官方机密法》的指控。鉴于美国官方极力隐瞒的态度以及顾及同僚们所承受的巨大压力,Katharine 决定挺身而出,说出真相。Katharine 立即被拘留关押,

被拘押期间,在接受苏格兰场调查人员的问询时,她强调自己的立场并不是为政府工作,因为政府有更替,因此她是为英国人民工作。她的工作是收集情报,以此让政府可以更好地保护英国人民。她认为自己收集情报不是为了让政府可以向英国人民撒谎。

由于首席检察官戈德史密斯勋爵需要时间审视案情,Katharine 在2003年3月17日被保释回家同时被告知,大约三个月后会重新被传唤回到警察局。到那个时候才会决定是否对她进行正式的指控。

在接受苏格兰场调查人员问询的时候,有一位政府指派的事务律师在场。问询之后,那位事务律师建议 Katharine 找一个更有经验的律师,譬如经常处理人权案或是与政治相关案子的自由组织律师。自由组织的律师通常是免费的。

当 Katharine 与自由组织律师首次面谈的当天晚上,苏格兰场的探员就到访她家,向她明确指出,在她签下愿意为政府通讯总部工作的协议时,就意味着她同意了自己的下半辈子必须一直遵守《官方机密法》。这份法规里的第一章第一条写明“如果一个人,不分男女,揭露了任何与国家安全或情报机构相关的信息,将属于犯罪行为。”因此,她不能和任何非政府通讯总部的人讨论任何与所泄露的文件有关的信息,也不能谈论她取得相关文件的途径以及该文件是由谁撰写的,所有这些信息都属于绝密级。所以向任何非政府通讯总部的人揭露这些信息,即使是律师,都将构成对《官方机密法》的进一步亵渎,会导致进一步的起诉,或者面临更长时间的监禁。简单来讲,如果你想向律师、媒体或任何人透露任何信息,你首先得要和政府通讯总部划清界限。

2003年3月20日,虽然没有得到安理会成员国的足够票数,也就是布莱尔之前所说的“第二决议”,美国仍然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英国首相布莱尔附议美国,因为首席检察官戈德史密斯勋爵告诉英国首相,即使没有通过第二决议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仍然是合法的。他认为联合国过时的决议内容已经不适用,除非有新的决议议题或是新的威胁,否则战争就是合法的。

六个月后,皇家检察署决定起诉Katharine,一时间关于她的报导铺天盖地,“观察家报”的报道角度是“Katharine Gun 因揭露美方在备战迁徙的腐败行径而受到指控,如今她的名人支持者们坚称,站在被告席上的人应该是布什和布莱尔”。名人支持者之一,泄露了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认为她的举动是“我所见过的最重要,也是最有勇气的情报泄露。没人有她这样的胆识。在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来临前,冒着自身危险揭露真相。如果及时的话,或许还能避免战争。”

正当 Katharine 面临起诉之际,她的丈夫亚萨尔的永久居留申请被驳回,勒令遣返原籍并立即驱逐出境。移民局官员认为Katharine被指控背叛了她的国家,因此不应该帮助她的丈夫。选区议员驳斥移民官员的说法,认为在 Katharine 面对指控的时候遣返她的丈夫,看起来像是国家欺凌行为!议员的坚持使得移民局官员同意重新审查亚萨尔的申请材料。

2004年2月25日,皇家检查署控告Katharine 的案件开审。检控官指控她违反1989年《最高机密法》的第一章第一条,在2003年1月30日到3月2日期间,明知法律却故意做出有违该法的行为,将最高机密的情报泄露出去。Katharine 否认有罪。通常,这个时候检控官接下来应该一桩桩、一件件地条陈被告的“犯罪事实”,然后再说明被告的行为触犯了哪一条法律。没想到检控官忽然做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起诉书上的罪名成立”的陈述,因此不再追究对被告的指控,也就是撤销控诉的决定。法官追问在被告已经坦白的情况下,为什么检方不打算提告?

检控官回答说:“被告提交了一份不常见的辩护报告。”

法官说:“是的,针对必要性的辩护。”

检控官:“我们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反驳它。”

法官:“为什么不能?她都已经坦白了。”

检控官无言以对。这时辩方律师 Ben 插话了,

他说:“因为,法官大人,我们要求公开的档案将会证明,这个国家参加了一场非法战争,并且很有可能让政府面临战争罪的指控。”

控方当然反对这样的说法,只说是不愿为无法成功检控的案子浪费公帑。辩方律师针对 Katharine 过去几个月不确定以及极度焦虑的经历,要求知道政府为什么撤销了这个案子?应该说公众也有知道的权利。检控官当然不会答应。

法官于是宣布 Katharine 无罪释放。

案情毫无前兆的大反转,令公众与媒体大为意外,只有与事件一直保持密切关注并参与其中的自由组织律师、《观察家报》的记者和编辑以及 Katharine 本人才能体会个中的艰辛。

当自由组织的律师们接下 Katharine 的案子之后,首先要拟定的就是辩护策略。第一项提案是延用1985年原国防部助理次官克莱夫·庞廷被控泄露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全部核心机密一案的判例,当时的陪审团以公众知情权的理由判他无罪。但是,撒切尔政府随后立即修改了《官方机密法》,因此自1989 年以后,公众利益到底是什么,全由英国政府说了算。

辩护方案二则是,承认为了拯救生命而泄露了一份简报(这一论点可以申请减刑)。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会留下犯罪记录。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会被迫承认,当政府撒谎的时候,情报机构里没有人有权利将真相告知英国人民。

第三个辩护方案是:该战争是违法的。由于对自身或其它人的生命产生紧迫威胁的时候,而且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能够阻止有人丧命。该次军事行动对成千上万的生命造成了迫切威胁。Katharine 是在试图阻止一场非法战争,她所做的事是必要的,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伊拉克人的生命。

辩护策略最终找到了一项直击控方要害的制胜要素,那就是是要求全面公开戈德史密斯勋爵在发动战争前的这一年给出的所有法律意见,如果他们不同意公开,就直接传唤戈德史密斯勋爵,还有布莱尔上证人台。但这个辩护策略有一个变数,如果不能证明戈德史密斯改变了他的立场,Katharine 就很可能会被判有罪。因此意味着一是押上一切,请求公开政府档案,抑或是承认有罪,并请求宽大处理?

最终辩护策略的制定基于自由组织律师和《观察家报》所做的大量调查访问工作。他们查到,戈德史密斯是在发动入侵前三天才做出军事行动合法的陈述,在 Katharine 泄露简报之前,他的立场并不一样。勋爵告诉首相布莱尔,如果发起军事行动,他认为政府将会面临非法行动的指控。有一份非常详尽的咨询文件可以证实这件事。直至 Katharine 在2月3日打印出那份简报的时候,他的立场还是那样。

然后在2003年2月11日,他去了一趟华盛顿,会见了布什、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和莱斯的代理律师John Ashcroft,Albert Gonzales ,William Taft,Jim Haynes,John Bellingger,之后立场就改变了。在9段简短的文字中,他写道“联合国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授权,可以重新被启用以合法化对伊拉克发动的新战争。”

当戈德史密斯勋爵终于开口说这场战争是合法的时候,他的副法律顾问Elizabeth Wilmshurst就辞职了。她在辞职信中重申了关于发动战争的合法性上的立场,那就是“在没有新的安理会决议之前,动用武力是不合法的。”

Elizabeth Wilmshurst 还对 Katharine 的辩护律师 Ben 说“ 戈德史密斯勋爵在前往华盛顿之前,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没有他直接的法律意见,证明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并且不会受到战争罪的审判,英国军队是拒绝发起入侵行动的。”

这就是辩护律师敢于与英国政府叫板以及获得胜利的原因。

这个案件中,英国政府败诉除了以上的软肋被抓住之外,还暴露出上位者的傲慢心态。Ken Macdonal 是皇家检察署的检察长,当他得知昔日的同事 Ben将会为Katharine进行辩护的时候,曾经与 Ben 做过接触,有如下一番对话:

Ken :安全部门一直在调查 Katharine 的案子。案子令英国丢脸,美国人也很不高

      兴。她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故意的叛国行为。

Ben :服从命令不是犯战争罪的借口。

Ken: 她有什么权利去质疑或是左右一个由民主选举出来的首相所指定的战略目标?

Ben: 她只是揭露了一个用违法行径来维护联合国的作战决议,而这项决议的结果,

     将为布莱尔提供完美的借口,把战乱的责任直接推脱给联合国

Ken: 我真搞不懂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能力纵观大局。

Ben: 所以即使你知道当局的决定是违法的,你也永远不会质疑他们吗?

这样的会面当然不欢而散。

案子结束之后,Ken 再次找到 Ben 说提起公诉不自己的本意,他必须听从首席检察官的决定。Ben 诘问他,检控署为什么要等一年的时间才提出检控,让 Katharine一直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Ken 说政府想杀一儆百。如果早一点撤销检控,不确定会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这个回答所收获的是 Ben 对他的极度鄙视。

电影《官方机密》Official Secret 就是根据上述真人真事改编而成。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好几个地方。其一是 Katharine 关于工作对象的论述,她说:“我的工作是收集情报,以此让政府可以更好地保护英国人民。我收集情报不是为了让政府可以向英国人民撒谎。”

还有英国国防、新闻、广播咨询委员会的威金森少将说:“......我也一直认为,所谓的审查制度,只应建立在安全问题的考量上,而不是在该条新闻报道是否会让一个政府难堪上。”

由于个人经历的缘故,我对影片中关于报社对待新闻素材的态度以及处理手法特别留意。《观察家报》原先与政府新闻办公室有很密切的联系,可以推测出来他们会不时接收政府部门的“喂料”,那是跑政府新闻的业内常态,关键是如何对待政府提供的这些资讯。在事件发生之前,《观察家报》高层对于政府关于战争的态度基本上是支持的。因此,对于是否刊发那份简报,报社内部有过剧烈的争论。最后。《观察家报》的记者、编辑、出版人为了公众的知情权,当然也是为了做一则好新闻,提升报社在业界的地位,他们与政府割席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拼写习惯”失误,竟使得一份有分量的报导文章被否定。虽然报社内部很快就查出来,是报社职员 Nicole 按惯例在发稿前使用了“拼写检查”,把原文中的美式拼写改成了标准的英式拼写。这是一个微小的错误,然而引发出一个严重的后果。当马丁提议到网上去澄清事件的时候,总编断然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认为那只会使得美国新闻界得以质疑《观察家报》是不是双倍押注在一份伪造的简报上,或者直接揶揄说这家报社的员工都是些无可救药的蠢货。

在我看来,狮心王的子孙毕竟没有接受过李厚吾宗主的教诲,因此底蕴不足。倘若这事放在别处,一招“临时工”就能产生乾坤大挪移的功效。主事者依旧光风霁月,无灾无难到公卿。

2010年戈德史密斯勋爵在Katharine 泄露简报期间,给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法律意见书被公开。意见书上,戈德史密斯勋爵非常清楚地写道“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发动战争将是违法的。”这是后话。

我们不能断定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还有没有对民众撒谎的政府,但我们能够推断,政府在遇到这样的状况时会更加小心谨慎甚至事先会制定某些反制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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