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状瘟疫是习近平抓权维稳的对内生化战
关于新冠状病毒,许多异议人士认为这是“习特勒”清场美国的生化武器,并举所谓“迟浩田的内部讲话”为证,但所谓迟浩田“清场美国”的内部讲话,早被证明是中共国民间红色法西斯分子、马屁精何新的托名臭作,笔者也一再指出:
共产党政权是一种内向型的极权,不同于纳粹政权,中共政权尤其是个卖国维稳、吃里扒外的后清政权。
根据中共政权的这种性质,3月2日,笔者论证指出:新冠状病毒是中共用以有计划消灭老年人口的生化武器(参见拙作《新冠状病毒是大规模灭绝中国老年人口的生化武器》)。
现在综合判断,我仍然低估了习共的邪恶和狡诈,中科院武汉P4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状病毒,不仅仅是作大规模灭绝中国老年人口之用的,而是习近平全面抓权维稳的战略武器!
我们看看新冠状瘟疫的大爆发,带来了什么:
首先浇灭了习共一直扑灭不了的香港民运之火;之前习共动用港共匪警竭尽下三滥的暴力,都无法平息泛民的抗争,反倒引发了美国《香港法案》的出台,及越来越大的国际舆论谴责,习共和港奸政府惶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新冠瘟疫的爆发,令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豁然脱困;
其二,瘟疫平息了全国各地的维权抗争运动,大大缓解了经济不景气情况下,习共政权的维稳压力;
其三,瘟疫给了习近平加快回归毛泽东的最好理由和机会:
以“抗疫”为名,实行大范围的极权管控,恢复居委会的专政功能,复活“红袖套”群众监控,厉行严厉的言论信息管控,甚至实施断网,大搞“文革”式的假大空洗脑,经济上实行战时配给制,为回归计划经济的票据供应制热身...
随着新冠瘟疫的爆发,习共的回归毛泽东,取得了大跃进;
其四,瘟疫的爆发,给了习近平进一步抓权的机会:通过甩锅地方领导人,安插自己的亲信(典型如武汉和湖北),以“抗疫”的战时需要为名,进一步架空李克强和其他高层,加强了独裁;
其五,通过“文革”式的“抗疫”洗脑,大搞个人崇拜,通过甩锅和抹黑外国,营造愚民“幸福感”,成功地收获了神话党和“定于一尊”的效果...
显而易见,新冠状瘟疫爆发的最大获益者,是习近平及其派系,随着瘟疫的爆发,他们戏剧般地摆脱了困境,并且进一步地扩大了权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当然不是偶然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央视董倩的专访,在央视名妓就他去年12月隐瞒疫情的逼问下按捺不住,狗急跳墙地泄密说:“我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而1月20日正是习近平公开指示“抗疫”的日子;也就是说,武汉方面早就上报请示,下令捂盖子的是习近平!
与2008年胡面瘫拍板瞒报四川汶川地震警讯不同的是:习近平拍板捂盖子,是在明知道新冠瘟疫在武汉已经人传人的情况之后,仍故意隐瞒,比胡锦涛隐瞒地震预警更为恶劣,因为地震预警只代表发生的可能性(不一定发生),而习近平隐瞒的,却是瘟疫已经发生的事实。
习近平已知瘟疫蔓延,却仍然下令捂盖子,这不折不扣等于谋杀,反映出习近平担心的不是瘟疫爆发,而是瘟疫不爆发!就象“9.13”事件中,周恩来担心的不是林彪上飞机,而是林彪不上飞机。
综上可知,习近平要的就是瘟疫在中国的大爆发,唯有通过一场瘟疫,他才能脱困抓权。
又由习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淫的自供:自元月3日开始,就向美国(偷偷)通报疫情(同时国内广大屁民仍蒙在鼓里),可断:习共的新冠状生化武器对内,而不对外;但特疯子疏于防范、为保股市防疫过迟,导致新冠瘟疫在美国大爆发,这倒是习近平一伙始料未及的。
习近平虽然运用瘟疫战法,一时间风光无限,对付政敌招招占先,以大批武汉人、湖北人为炮灰,把亿万愚民玩弄于股掌,但他的回归毛泽东路线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了中烂海资本寡头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他们的里应外合反扑。
现在习近平正在效法斯大林,把国保系统打造成独立于公安和国安、直接听命于习近平个人的中国“克格勃”系统,以威胁党内政敌,目前正把任志强案办成铁案,痛加惩戒,以儆效尤,故任志强很可能象彭明那样“被病死”,以震慑党内高层。任志强案是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
但除非习近平敢象斯大林那样制造中国的“基洛夫谋杀案”,并以此为由对高层实施“大清洗”,否则他仍然处于危险当中,并且难有善终。
曾节明 2020.4.1春暖晴爽下午
(友请广大网友光临在下油管寒舍,不才虽口拙,但保证你能听到独一无二的东西,别人只有逻辑推理,寒舍既有逻辑推理,又有玄学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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